抗战时期博山朱家庄据点、洪山口据点建撤时间考证（文/秦克铸）

抗战时期博山朱家庄据点、洪山口据点建撤时间考证

秦克铸

朱家庄据点与洪山口据点共同的地方在于都地处博沂路、博莱路、洪崮路交通要道上。

博沂路，起自博山,经过八陡、蛟龙、洪山口、北博山、下庄、松山岭、南麻、悦庄、诸葛,止于沂水,北与张店经博山至八陡的铁路相联,在沂水与益新公路（北起益都,南止江苏新沂,中经临朐、沂水、临沂、郯城,北联胶济铁路,南接陇海铁路）相交。博莱路有东西两线，西线从博山经八陡、蛟龙、三石马、和庄到莱芜，东线从蛟龙沿博沂路经北博山、谢家店、王家庄、南博山、常庄、响水湾、苗山到莱芜，从南博山往南经邢家庄、瓦泉、草埠，到蒙阴、沂水，这是博沂路西线。洪崮路，从崮山起，经朱家庄，到洪山口，与博沂路相接。抗日战争时期，鬼子沿胶济铁路经张店、淄川、博山，向南“扫荡”鲁中地区的泰山区根据地、沂蒙区根据地，朱家庄村西、洪山口村都是必经之地，其战略地位，敌我双方都十分清楚。要保证博沂路、博莱路、洪崮路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朱家庄、洪山口都是敌我必争之地。

朱家庄据点

据博山区教体局赵欣庆同志介绍，抗战时期朱家庄据点的位置在当时的朱家庄村东（现朱家东村）一户丁姓的村民院落中。据点建有两座炮楼，分别居于院落的东北角和西南角，两炮楼相距约30米。由于炮楼所处的位置在当时朱家庄村的最东端，东面即是旷野，视野极为开阔，站在炮楼上，通往东北方向崮山、东南方向邀兔崖、西南方向洪山口的山路一目了然，而且从这里往西正好对着村西的大湾崖桥，蛟龙到朱家庄、洪山口的道路尽收眼底。所以，朱家庄据点是控制洪崮路、博沂路蛟龙至洪山口段的绝佳位置。

朱家庄据点的重要性可以从两则史料中得到验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第113页昃继广的“民主战士抗日英烈——王其筍传略”记载，“1938年6月,日本侵略军菊池部一个中队,在伪军配合下,偷袭我抗日武装‘堂天道’。获可靠的情报后,王其筍亲自率领两个营的兵力配合八路军的主力,在洪山口大湾崖桥阻击敌人,杀伤日伪军数十人。获得轻机枪一挺,步枪10余支。”可见，大湾崖桥，是日军经过博沂路向博山南部山区根据地渗透、“扫荡”、蚕食的必经之路，而朱家庄据点正处于监视博沂路蛟龙至洪山口段，特别是大湾崖桥附近抗日活动的最佳位置。常连霆主编，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9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05）第686页刘惠之“抗战胜利前夕的博山工委”记载，“大约在1945年‘五·一’ 节前后的一个下午，我们经过详细研究，周密布置后，便由王化江作向导，我和警卫员李效德都化装成商人，由工委驻地出发，经邀兔崖西山到朱家庄东，绕过伪据点，翻过北山顶，天黑后到达岳家庄南峪口的一座小庙附近。”这说明，从下庄区根据地前往敌占区崮山区、岳庄矿区、西河矿区、八陡石炭坞矿区，都需要绕过朱家庄据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敌伪最早在这里建立据点的根本原因所在。

朱家庄据点的建立时间史志资料上没有记载，推测应该与洪山口、北博山据点建立的时间接近，即1939年6月。张敬焘在“博山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中回忆到，“1939年6月1日至7月14日，日军调集2万余人，以沂蒙北部国民党沈鸿烈的省政府驻地东里店为中心，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及多路逐段展开、逐段合击的形式，对鲁中山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日军借助其武器装备的优势，进展非常快，一路上安设大量据点，割断了我们鲁中和鲁东南、鲁南根据地的联系。”就是说，鬼子沿博沂公路向南扫荡鲁中根据地的时候，是一路扫荡推进，一路建立据点。朱家庄、洪山口、北博山据点等应该就是这时建立的。

朱家庄据点建立后一直存在，而不像有的据点只是在大“扫荡”期间存在，因为敌伪要保持博沂路蛟龙至北博山、下庄段的常年畅通，必须始终在这里保持一定的“护路”力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第61页刘惠之“忆博莱县下庄区的对敌斗争”记载，“这一年（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公开投降）的10月6日,伪三方面军另一个独立营以叛徒孙黎为营长,带着两个连90多人住进了青杨杭,也安了据点。至此,在我下庄区的31个行政村中,就有西石、中石、淄井、朱家庄、洪山口、北博山、辰巳山、南博山、下庄、上庄、青杨杭等十几个村成为敌人的据点。”从刘惠之的回忆看，朱家庄据点从建立一直到1945年5月以后都是存在着的。

兵力配置情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第61页刘惠之“忆博莱县下庄区的对敌斗争”记载，“日寇一个小队住在北博山,对周围其他据点进行控制。该村还有伪警察所、伪区公所、伪警备队等,是博山日伪军住在该区的中心巢穴。这样,敌人就把从博山至沂水的南北公路线全部打通,可以左右逢源,互相策应,横行霸道了。”刘惠之还把绕过朱家庄据点称为“绕过伪据点”。根据这些信息分析，朱家庄据点应该没有鬼子驻扎。最近得到的台湾“国史馆”解密档案中，由国民党中央组织战地党务处于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1943年3月）汇辑的的《山东敌伪概况》记载，博山县的朱家庄，驻扎有伪军10人，配枪械10支（石马驻扎警备队、守备队，鬼子20人，伪军20人，各配枪械20支；北博山驻警备队、守备队，鬼子10人，伪军30人，鬼子配枪械10支，伪军配枪械24支；淄井炮楼驻扎伪军10人，配枪械7支；邀兔崖驻扎伪军10人，配枪械8支），更从侧面证明，朱家庄据点的确没有鬼子驻扎。但具体兵力配置情况，前后应该不同。国民党“国史馆”的档案是1943年3月的情况，考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打通北平到广州和南宁的交通线，陆续从华北抽调兵力，发动对正面战场新的进攻，以增援太平洋战场，到1943年华北各据点鬼子汉奸的兵力配置情况应该比据点刚刚建立时大为削弱，这从北博山据点的驻扎情况也可以看出。换句话说，朱家庄据点建立时的兵力配置情况可能比1943年3月的统计数字大一些，估计至少有十几到二十几个人。

朱家庄据点被攻克、袭取的时间应该是1945年8月中旬。至少1945年“五.一”前后，朱家庄据点还没撤离。据现在掌握的史料推测，朱家庄据点是与北博山、洪山口、蛟龙、石马据点同日（即1945.8.18）被从下庄趁势北上的博山县地方武装攻克的。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博山区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08出版）第493页记载，“1945年8月上旬（此处有误，应是8月中旬——秦克铸注），博山县委书记李东鲁调集1个营的兵力,配合主力部队,从下庄区、池峰区向博山城逼近,经过7天的战斗先后攻克了北博山、洪山口、石马、蛟龙、源泉、崮山等日军据点,全歼了二郎山(在源泉)守敌。后会师于八陡,古领了黄家大洼(黑山)随后配合部队于8月23日解放博山城。”孙悦欣主编《博山地方武装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12）第180页记载，“1945年8月上旬（此处有误，应是8月中旬——秦克铸注）,博山县委书记李东鲁调集1个营的兵力,配主力部队,从下庄区、池峰区向博山城逼近,经过7天的战斗,先后攻克了北博山、洪山口、石马、蛟龙、源泉、崮山等日军据点,全歼了二郎山(在源泉)守敌。后会师于八陡,占领了黄家大洼(黑山)。随后配合部队于8月23日解放博山城。”《中共博山地方史》（第一卷）第278-279页记载，1945年8月17日，博山县委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博山县地方武装兵分两路由池冯区、下庄区向博城进发。8月18日下午，在得知增援日军（驻八陡日军两个班）被截击后，日军驻源泉分遣队（驻二郎山据点）投降。与此同时，博山县大队、区中队先后袭取了博城郊区其它几个日伪军据点。所以，朱家庄据点被攻克、袭取的时间应是八月中旬而非上旬。

洪山口据点

洪山口村因地处洪福山口而得名。洪福山，位于蛟龙村以南、洪山口村以北，北对紫罗山（朱家庄北山），南与北博山村南的辰巳山、村北的九龙山相望。博沂路、洪崮路分别从洪福山山脚下的西侧、东侧绕过。整座洪福山，大体呈南北走向，主峰海拔452米。南侧山坡植被丰富，密茂葱茏，北侧三岭两峪，坡缓田阔，适于种植。因该山远远看去似似卧虎，故又名白虎山或虎山。

洪福山西侧是博沂公路，博沂路西侧是葫芦棚（东石马南山、西岭），所以，洪福山西侧的博沂路是被两山夹峙，是博沂路上的要冲关隘。洪福山东侧是洪崮路所在，洪崮路以东是青龙山（三皇庙所在的山，也叫黄栌岭、东岭），也是两山夹峙，扼洪崮路要冲，只是地形地势没有洪福山西侧那么险要。

洪福山北侧、西侧，金丝河绕山而过，至洪山口村西折向东南方向流去，在这短短的几华里金丝河上有三座桥：洪福山西北侧，朱家庄村西入口处，有一座古今沿用的石桥，名曰“大湾崖”桥，据传系道人王来素所修，桥墩厚重坚固，桥身由巨大条石垒砌，金丝河上游之水流经桥下；洪山口村西北有座利涉桥，史志资料记载，该桥长5.6米、高3.85米、宽2.2米，单孔石拱，跨径2.8米；村东南还有座云仙桥，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续修博山县志》记载，“云仙桥,在洪山口庄东南首,明万历、清·康熙重修”，原系3孔跨径不一的石墩台石拱桥，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被洪水冲毁,重修后为单孔石拱桥，跨径3.0米，长9.9米、高3.95密、宽4.6米。这三座桥所处的地方现在看算不上沟深桥窄，甚至已经被冲积、垃圾填平，不见踪影，但抗战时期这三座桥确是博沂路必经之处，一旦被破坏，博沂路通行就会中断。

    洪山口村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抗战时期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关隘。鬼子占领博山后，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和中共博山县委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使爱国群众组织的“堂天道”洪山口坛主王寿卿首先率众接受四支队整编，影响带动了博莱蒙边区九道联合抗日，推动了鲁中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发展。这一壮举，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史》以及地方党史中都载有光辉一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07）第77页王寿卿口述、李障天整理的“山东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的诞生”记载，“抗战开始的时候,我（王寿卿）从烟台回到博山的洪山口家乡,那时,洪山口没有入道,处在敌伪(驻八陡)与‘堂天道’活动的地区之间,驻扎郭庄的吴丁章（吴鼎章）部,常来扰乱、绑票、下独条(送条子要粮要款),全村人民,不堪其害,为了抗拒吴丁章（吴鼎章）的扰害,自动组织起来,选我为代表,率领全村四十七人,去投‘堂天道’,在池上大庙,参见道长吕灵阳,要求入道。吕灵阳看我们来意诚恳,又懂得一些抗日道理,就高兴地收留我们为道徒,指定我为洪山口村的坛长,自成一连,与邻村朱家庄、北博山谢家店等合为一营。起初我是营的参谋,后为营长,以后又升为团长。领导博山县境的‘堂天道’道众。在日本鬼子不来骚扰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对付吴丁章（吴鼎章）和他的‘游击队’。”

洪山口加入“堂天道”不久，日伪势力就盯上了这支抗日力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07）第86页王寿卿口述、李障天整理的“山东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的诞生”记载，“这支抗日武装力量的形成,引起了日寇和汉奸的注意。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住在八陡的日寇一个中队和伪军几百人纠集起来,进犯洪山口,声言要‘消灭自卫团,活捉王寿卿’。敌人的凶焰,并没有把我们吓倒。我们周密计划,层层设防以迎敌,大伙斗志旺盛,信心很强。终因我方力量太弱,又加夏庄、郭庄两营人集合误期和袭击敌人未成而失败。鬼子扫荡洪山口,放火烧了我家与邻居的房子,使自卫团经受了一次战斗的锻炼。群众看到,凭自卫团的现状对付敌人是不行的,必须进行组织整顿,加强装备,提高战斗能力。而上级与地方党组织,对于这支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成长,给予了极大的关怀。”

关于“洪山口战斗”，张勤等编著《亲历抗战：百位在浙抗日老战士口述》（研究出版社,2006.12）第20页翟翕武（浙江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口述的“为和平而战”这样记载，“我的老家在山东淄搏市博山区北博山镇洪山口村,那时大约有两百多户人家,1000人左右。‘七七’事变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的9月4日，驻扎博山的日军和伪军第一次下乡扫荡。全村都逃到附近山沟里避难，有30人没来得及跑,藏在我家后山的破窑洞里。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他们用麦草堵住洞口掩护。可最终难敌敌人的狡猾,鬼子发现洞里有人就一把火将草点燃。逃出来的一个人,被日军用刺刀当场刺死,还有一个跑出来后也被炸死了，剩下的28个统统被烧死了。”“我全家和其他村民在山沟里躲了大半天,直到敌人走了才出来。到家,就听到后山传来许多人嚎啕大哭的声音,我立刻跑去看，只见打谷场里摆满了烧焦的尸体,有老人，小孩,妇女,我的同学和小兄弟也在里面,有些人已经辨认不出来了。那个情景真是惨不忍睹,我的眼泪一个劲地流。当时,我就下决心参加抗日游击队,为国家为父老乡亲报仇。”

鬼子的暴行没有吓到英勇的博山人民，反而激起了更加强烈的反抗。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淄流滔滔》（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06）第112页陈相周的“争取罡风道的始末”写道：“为了打击敌人,我们更加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以小的战斗练兵,以大的战斗消灭敌人,补充武器。我们经常神出鬼没地在八陡-交龙（蛟龙）的太古石桥-交龙（蛟龙）-洪山口-燕家林和由博山的山路到莱芜的青石关,以及石炭坞-八陡之间的公路上伏击敌人。由于我们的队员都是这一带的人,情况十分熟悉,加上老百姓和我们一条心,敌人每一次出动,我们都能及时得到准确情报。”

翟纯生主编中共淄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著《中共淄博地方史（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06）第234页“第三、四支队和淄博军民的抗日斗争”记载：“1939年2月15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一部在廖容标、林浩率领下,夜袭八陡及蛟岭（蛟龙）之敌,消息为敌人探知,敌人遂将兵力集中于博山县洪山口设伏。第四支队一部袭入八陡街后,见敌人守备空虚,便将敌人数处据点烧毁。撤出之际,忽听八陡东南方向炮声激烈,判断我军已与蛟岭（蛟龙）之敌展开激战,即前去增援。行至洪山口,中了敌人伏击。幸亏前哨部队警戒严密,及时发现敌人,部队当即占领村口,集中兵力向敌人冲锋,始得占领道旁有利地形。战至天明,第四支队援军赶到,在我军夹击之下,敌人狼狈逃回蛟岭（蛟龙）。由八陡村来援之敌200余人,亦被击溃。此次战斗,毙伤敌80余人,破坏公路10余里、洪山口桥1座。胜利消息传到淄川、益都边区根据地后,各界群众纷纷组织慰问团,携带慰劳品慰问第四支队将士。”

关于这次战斗，中共淄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淄博革命历史资料选（难忘的八年抗战）》第43页选录了原载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大众日报》第一版的“洪山口敌我激战”，报道中说，（1939.2）“十六日晨一时我四支一营与×支×团一营分两路进袭博山南八陡蛟龙之敌,在洪山口与敌伪四百余名遭遇,敌当即分一部,向我猛击,我军沉着应战,遽行逆袭,当毙敌日军八名,伪军十六名,负伤者不计其数,敌被迫退入村内,我军追踪,攻入街坊,演成巷战,撕杀肉搏愈形激烈,我黄营长曾一度被俘,挣扎衣裂得脱,反将二敌击毙,×排长生擒日兵一名当场击毙,六时许敌不支退至村外高地,我军全体战士莫不振奋异常,勇猛扑击,次第将高地夺获,此时我四支部,乘机进占蛟龙,敌因阵地相继陷落,一时溃不成军,节节败退,适敌援军赶至,战事复趋剧烈,敌伪一再反攻,终不得逞,鏖战至午我军始安然返防。是役我军牺牲十一名,伤二名,战后据县府探报,敌前后运回死尸计四汽车,为数在四五十左右。”

鉴于洪山口所处的特殊位置，为保证博沂路畅通无阻，鬼子在这里安设了据点，修建了炮楼。据洪山口村的崔奉忠（1945年生）老人回忆，洪山口的鬼子据点(炮楼)位于洪山口村东南村外，正对着北博山方向，距离洪崮路与博沂路交叉路口很近。这样，通过这座炮楼，敌人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博沂路洪山口到北博山段以及洪崮路洪山口前坡路段（三皇庙到北博山路段）。

洪山口据点的建立时间应该是1939年6月。如上所述，张敬焘在“博山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中回忆到，“1939年6月1日至7月14日，日军调集2万余人，以沂蒙北部国民党沈鸿烈的省政府驻地东里店为中心，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及多路逐段展开、逐段合击的形式，对鲁中山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日军借助其武器装备的优势，进展非常快，一路上安设大量据点，割断了我们鲁中和鲁东南、鲁南根据地的联系。”就是说，鬼子沿博沂公路向南扫荡鲁中根据地的时候，是一路扫荡推进，一路建立据点。朱家庄、洪山口、北博山据点等应该就是这时建立的。

张勤等编著《亲历抗战：百位在浙抗日老战士口述》（研究出版社,2006.12）第22页翟翕武口述“为和平而战”中说：“我的原名叫翟修慎,字思永,意为‘为人慎学、慎修、思永’。1939年6月,我在全区乡、镇、村长和村指导员大会上被选举为博山县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时改名叫翟翕武。因为在选举前后,我的老家洪山口村已沦陷为敌占区,我怕连累家人,便和动委会的干部商量改名为翟翕武,‘翕’者,和也,意为‘为保卫和平而战。’”1939年6月，洪山口“已沦为敌占区”，意味着敌人已经在洪山口建立了据点，这与张敬焘的回忆是完全吻合的。

洪山口据点的兵力配置情况。张勤等编著《亲历抗战：百位在浙抗日老战士口述》（研究出版社,2006.12）第22页翟翕武口述“为和平而战”回忆到：“自从1939年我被选举为博山县第四区区长后,我家除了要遭受日本鬼子的迫害外,还要受到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伪军的迫害。伪军们分驻在北博山镇和石马镇两个中队,并安设了据点,建了碉堡围墙,他们对抗日家属的摧残,并不亚于日本鬼子,不同的是,他们主要敲诈钱财勒索百姓,我的父亲、大哥、二哥都被伪军抓去数次,直至倾家荡产,对方才肯罢休。”这段话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北博山据点、石马据点建立的时候，洪山口据点还没有建立。其实不然，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洪山口据点建立以后，并不具备搜捕、关押、审讯的条件。也可以这样说，洪山口据点的职能就是保证博沂路、洪崮路畅通无阻，而不是搜捕、关押、审讯被捕人员，被捕人员的关押、审讯还是要到规模比较大的据点，或者叫“中心据点”，比如北博山据点、西石马据点、蛟龙据点等。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洪山口据点的兵力配置还是比较弱，或许就像朱家庄、淄井据点一样，平时没有鬼子驻扎，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伪军“看护”着，监视着。

迄今为止，我们还未查到关于洪山口据点兵力配置方面的史料，但根据其功能定位应该与朱家庄据点差不多。这也可以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第62页刘惠之的“忆博莱县下庄区的对敌斗争”得到验证。据刘惠之回忆，（截止1943年10月）“在我下庄区的31个行政村中,就有西石、中石、淄井、朱家庄、洪山口、北博山、辰巳山、南博山、下庄、上庄、青杨杭等十儿个村成为敌人的据点。日寇一个小队住在北博山,对周围其他据点进行控制。该村还有伪警察所伪区公所、伪警备队等,是博山日伪军住在该区的中心巢穴。这样,敌人就把从博山至沂水的南北公路线全部打通,可以左右逢源,互相策应,横行霸道了。”这样看来，洪山口据点的确是附属于“中心巢穴”北博山据点，其职能就是“监视”博沂路、洪崮路，据点里的驻扎人员没有参加野外作战的职能，故而其兵力配置应该是只有伪军，人数也不会很多。

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常根据治安情况将华北各地区分为“治安区”（我们称之为敌占区）、“准治安区”（我们称之为游击区）和“非治安区”（我们称之为根据地），并在不同类型的地区实施不同的治理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加强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份证办法和户口调查，实行连坐法，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以禁绝抗日活动。同时，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以强化奴化统治。总的说来，在“治安区”是以“怀柔”为主，所以很多敌占区的老百姓甚至觉得鬼子并没有宣传得那么坏。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制造无人区，广修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以推广其占领面，封锁抗日根据地。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38年11月，蛟龙据点还没有建立，“堂天道”被八路军改编为“山东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的诞生”不久，当时的洪山口还应该属于我们的根据地，鬼子在这里实行的就是三光政策。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07）第87页王寿卿口述、李障天整理的“山东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的诞生”记载，“大约在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间,泰安军分区在莱芜县召开的团长会议上,正式为自卫团烦发了委任状和关防。正在这一天,我（王寿卿）家来人哭诉鬼子汉奸又把我家房子烧了。我安慰了家里来人,我说,房子烧了更好,没有牵挂,好专心打鬼子。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议总结发言时说,‘我们抗日救国,一定要坚定不屈,大家都要向王寿卿同志学习,他家里房子被鬼子烧了,家里来人在院子里哭,可是他说,房子烧了没有牵挂,好专心打鬼子。’张经武同志在会议上表扬了我,又在会议期间找我谈活,他问我,你看抗日胜利还得多长时间?我回答说,多长时间我说不准,不过,我这一辈子是打谱献身革命了。总指挥笑了笑说,‘决心挺好,胜利要不了一辈子,解决中国问题,有二十年,就可以是人民的天下了。’”按道理，到1943年，洪山口已经是彻底的“治安区”（敌占区）了，但鬼子汉奸在洪山口却一点也不“怀柔”。据翟翕武回忆，“后来几年,日军不断到村里抓人,1943年,在洪山口一次就抓了11个,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叔父。日本宪兵队把他们抓去后刑讯逼供,可什么线索也没捞到,就将这11个人统统丢进枯井里弄死了,据说之前就有不少其它村的人惨死在那口枯井里。”这说明什么？说明洪山口虽然有敌伪据点，但却不是敌人的天下。

洪山口据点的攻克、袭取时间在《中共博山地方史》上有明确的记载，那就是1945年8月中旬。

权威的《中共博山地方史》（第一卷）第278-279页记载，1945年8月17日，博山县委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博山县地方武装兵分两路由池冯区、下庄区向博城进发。8月18日下午，在得知增援日军（驻八陡日军两个班）被截击后，日军驻源泉分遣队（驻二郎山据点）投降。与此同时，博山县大队、区中队先后袭取了博城郊区其它几个日伪军据点。故，洪山口据点被攻克的时间应是1945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