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枪打李奉奎”的那些人与事（文/秦克铸）

李奉奎叛变投敌情况，王子通（王泰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忆东石马党支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片断”中回忆，“1941年9月3日（准确时间为1941年古历九月初六，公历10月25日——秦克铸注）,敌人袭击博山抗日民主政府时,经建科长李振之被俘后叛变,充当了日本特务,随后他的儿子我村党支部组织委员李奉奎步其老子后尘投敌。这两个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经常带领宪兵队到东石马、盆泉、沙井一带袭击抓捕共产党员和抗日民主人士。尤其是东石马党支部――这个负有重任、在敌人据点包围下与敌坚持斗争的战斗堡垒,成了他们父子破坏的重点。李奉奎曾先后七次带宪兵队到东石马抓共产党员、抗日家属及青壮年80多人。1942年1月28日,李奉奎带宪兵队到东石马抓走共产党员李宗刚、李开三等9人,后经托人送礼才赎回来。1942年2月,李奉奎将李东鲁家属陈东兰和他的女儿抓去作人质,威逼李东鲁投降,但终究是狂犬吠日,枉费心机。1942年6月,李奉奎父子带领完兵队埋伏在盆泉村的魏家林中,将支部交通员王以道、李允梓抓去当了劳工。（直到）1948年8月,二人有幸从万人坑里逃回来。”

李振之、李奉奎父子对博山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特别是博山南部抗日民众对之恨之入骨。1943年春天,李奉奎在博山县城骗娶了一个小老婆要回家上坟。博莱县委、县政府了解情况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除掉这个民族败类。这一事件，在当地人口中叫“枪打李奉奎”。

史志资料中“枪打李奉奎”的不同说法

1、中共博山区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博山地方党史讲稿》（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05）第116页记载，“由县公安局派了两名年轻力壮、英勇果断,并有一定经验的工作人员,星夜赶到东石村,在李奉奎必经之路上隐蔽起来。翌晨,太阳刚出山,李奉奎和他的小老婆在亲友的陪同下,有说有笑地向回城的路上走去,行至关帝庙的大门前,我公安局两个工作人员,立即跃到李奉奎的面前,架着李就向山路上跑去,到了盆泉的南山下时,处决了这个罪恶累累的民族败类。”

这段记载说明：“枪打李奉奎”由两人完成；逮捕李奉奎的时间是“翌晨,太阳刚刚出山”；地点是在“回城的路上”“关帝庙门前”；处决李奉奎的地点是“盆泉的南山下”。

2、《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淄流滔滔》（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06）第177页李东鲁“敌穴锄奸记”记载，“一九四三年春天,李奉奎从博山县城里骗娶了一个小老婆,雇了一辆三轮车,很阔气地回乡‘光宗耀祖’。恰巧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叔父（这个区的分区委书记)因到家乡一带活动,听到这件事后,就在家乡党支部的掩护下,摸清了李奉奎安排的活动和离开东石村的时间路线,并立即向县委作了报告,县委得悉后,当即决定把这个奸贼锄掉。当天晚上,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县公安局两个年轻力壮、英勇果断,而且富有敌区活动经验的小伙子。他俩星夜赶到东石村,在村东大路北的一座关帝庙里,找了一个宜于观察村中大街情况的地方隐蔽下来,等待着这个叛徒。”“翌晨,太阳刚出山,李奉奎得意忘形地和他的小老婆在亲友的陪送下,有说有笑来到了村东关帝庙的大门前。正要话别上车时,两个铁大汉唰的一下从庙门的数十层台阶上冲到李奉奎面前。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两人把李奉奎的左右臂一架就下了大路。陪送他的人们在惊慌中一哄而散。新娘子一声尖叫,就吓瘫在路旁。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架着李奉奎飞一般的横越过了几片麦田和春地,插上了田间小路向南急奔而去。等爬上南山翻过了封锁线,直到盆泉村的南山峪时,驻扎在西石村和北博山的伪军,才得知李奉奎被抓走了的消息,慌忙出兵来追。其实,这些狗咬狗的东西,追击也不过是应付公事,枪打得很紧,步子却迈得很慢。可是,枪声却给李奉奎带来了可以得救的幻想。他在强押之下不想跑,而又不敢不快跑,穿的新婚鞋子也跑掉了一只,当时一付狼狈相真是可笑。这时,两个小伙子觉得任务完成,万分高兴,但也累得筋疲力尽,口渴舌干,心想再翻过一道山岭就是我占区了,这个叛徒的生命已完全操在我们的手里,便放下他喘口气。可是,这个叛徒虽是年轻,但跟他父亲一样既奸又滑。他见此景也就一头倒在地下,唧唧哼哼,装死不肯起来,企图拖延时间,以挽救他的狗命。这时敌人追赶的喊话声、枪声越来越近,两个小伙子因为在执行任务时,已有令在先,抓不到活的,即抓死的,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两人当机立断,掏出手枪,就把这个家伙送他去西天了。然后,两人安然返回了根据地。”

与《中共博山地方党史讲稿》的记载相比，李东鲁的回忆更详细，情节大同小异。略有不同的是：该文提到了李奉奎“衣锦还乡”的情报来源于时任夏庄区分区委书记的李奉奎的叔父；参与抓捕李奉奎的是两个“铁大汉”；枪打地点为“盆泉的南山峪”；还提到“西石村和北博山的伪军”“出兵来追”。

3、常连霆主编，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9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05）第602页记载，“一九四三年春,李奉奎在博城骗娶了一个小老婆,回乡来大办喜事。他的亲五叔共产党员李鹏万(当时化名的之)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给我县公安局报信,并约定时间、地点,要县安局派人抓捕李奉奎这个民族败类。县公安局立即派焦念生、黄迤约（应为黄廷约——秦克铸注）两位同志去执行这一任务。焦、黄两人年青力壮,机智勇敢又富有敌区斗争的经验。他们星夜赶到东石村,隐蔽在村东的关帝庙里,准备在叛徒出村返回博山城时进行截袭。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只见李奉奎一身新郎打扮,带着他的新娘,由其家人及亲友们陪同,大摇大摆的从村里出来。他得意忘形,一路上有说有笑,大有‘衣锦荣归’的派头。不料,走到关帝庙前突然有两个彪形大汉挡住去路,两枝黑油油的枪口对着他的脑袋。这一下可把他吓得魂灵出窍,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他来不及张口求饶,焦、黄二人已将他五花大绑,抓住他的手臂,像老鹰叼小鸡似的,架着直奔村的南山方向而去。同行的新娘和亲友们被这一场面吓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一个个哭丧着脸,灰溜溜地溜回家去。”“焦、黄两位战士架着叛贼,越过高低不平的田野,跨过纵横交叉的阡陌,翻过高高的南山,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盆泉村的南嵧,再翻过一座山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两位战士见任务即将完成,不觉松了一口气,只感到浑身疲乏,口干舌燥,想坐下来休息一下找点水喝。谁知李奉奎突然躺倒在地,装起死来了。这个家伙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到了根据地肯定逃不脱人民的审判,再加上听到远处隐隐传来的枪声,妄想等伪军前来救他,因此赖着不走拖延时间。两位战士反复向他交代政策也无济于事。这时远处的枪声仍在继续,说明敌人正在追赶我们,出于无奈只得随机应变,将他就地正法。”“我们抓了李奉奎,使石马、北博山一带的敌伪慌了手脚。他们怕在这光天化日下,从他的防区内抓去了人,无法向主子交代,只得派兵分两路追击。但伪军和那些叛徒、特务原来就有矛盾,因为叛徒、特务一来防区,他们不但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反而还会增加许多麻烦。所以我们抓叛徒、打特务，伪军也在暗暗欢喜，谁也不愿插手干预。”

这段记载照搬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李东鲁的“博山十年战斗生涯”，连黄廷约的名字搞错了都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李奉奎回乡是为了“办喜事”；李奉奎的亲五叔共产党员李鹏万不仅搞情报、报信，还约定抓捕时间、地点，是抓捕李奉奎的谋划者、参与者；负责抓捕的两位同志是焦念生、黄迤约（应为黄廷约）；抓捕带回根据地过程中，石马、北博山一带的伪军，曾派兵分两路追击。

4、中共淄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李继善、王连迪主编，牟玉章、张广海编辑《闪光的脚印》（山东省出版总社淄博分社,1987.12）记载，“李奉奎虽然是罗锅腰猴子眼,其貌不扬,却有一套勾引女人的手腕。他在博山城不久,便骗了个小老婆。他洋洋自得,回乡大办喜事，张灯结彩,吹吹打打,搬亲邀友,设宴请客。广大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李奉奎那憨厚耿直、一身正气的五叔、共产党员李鹏万却心中暗喜。他明里张罗喜事,暗里却派人把详情报告了博山工委书记李东鲁和县公安局。县公安局立即派出焦念生和黄午约（应是黄廷约）抓捕李奉奎。”

这段记载证明：李奉奎回乡是为了大办喜事“显摆”；李奉奎的亲五叔李鹏万的确是抓捕李奉奎的谋划者、参与者；实施抓捕李奉奎的人是县公安局的焦念生和黄午约（黄廷约）。

5、冯梦令主编《淄博文史资料（第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11）魏怀隆、魏兴隆、魏坤隆“写村史发现的史料”记载，“李振芝投敌以后,其子李奉书（应是李奉奎——秦克铸注）也跟着投入了日寇的怀抱。这小子是东石村(现属博山区石马镇)的支部书记（应是党支部组织委员——秦克铸注）,其危害也是不小。这时,我县政府根据地党员干部和群众恨的咬牙切齿,下决心不惜代价干掉这两个可耻的叛徒。但是狡猾的李振芝自知恶贯满盈,从不轻易露面。我们派出去的便衣探听到了叛徒李奉书（李奉奎）结婚,要回家去焦家峪给他姥娘家上坟。我县政府派了四名便衣,夜间来到东石村庄西头土地庙里等着逮捕李奉书（李奉奎）。但天刚明,就有个老头拾粪来到土地庙里,怕走露了风声,就没有让这个拾粪的人再出来。下午3点钟左右,李奉书（李奉奎）同一伙人骑着自行车耀武扬威地出了村,4个便衣突然从庙里窜出来,一脚将车子撞倒,把他嘴里塞上了一块手巾,一溜烟往南直奔葫芦棚山岭。到了葫芦棚岭顶,只见淄井、石马、北博山等据点里的鬼子汉奸一面打枪一面追。”“我们4个便衣连拖加抬一直顺着盆泉庄东的开阔地来到东峪岭。他们的任务是抓活的,但是这时敌人已经越来越近,我们其中一个便衣已挂了彩,李奉书（李奉奎）这个家伙又死活不走,实在不好办,来到风暴峪顶上的牛栏旁边,他们几个简单的商量了一下,就把这个可耻的叛徒处决了。”

这段记载，明显的错误是把叛徒的名字搞错了，与之前的记载不同的是：李奉奎“衣锦荣归”是结婚“去焦家峪给他姥娘家上坟”；“枪打李奉奎”的任务由政府派出的四名便衣执行；抓捕地点是东石村庄西头土地庙；时间是下午3点钟左右；李奉奎一伙人是骑着自行车；追击的是淄井、石马、北博山等据点里的鬼子汉奸；在盆泉的东峪岭我们其中一个便衣已挂了彩；枪决李奉奎的地点是风暴峪顶上的牛栏旁边。这段记载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枪打李奉奎”由四名便衣执行；抓捕时间为上坟时的“下午3点钟左右”；抓捕返回根据地过程中有一名便衣“挂了彩”，但挂彩的便衣是谁没有说。

6、李志三同志2016年清明期间整理的王泰亨（王子通）回忆录“东石党支部斗争纪实”中这样记载，“1943年春季，我分区委书记赵明远（李鹏万、赵的之）大义灭亲，亲自带队在东石村逮住了罪恶累累的党内叛徒、民族败类李丰奎，因在返回途中，中石、北博山据点伪军出动营救，在盆泉河滩边我1名特工人员负伤，李丰奎自以为来了救兵，因故死命拖拉不走，随被武工队员就地枪决，济南解放后大汉奸李振之从济南押回，在北博山召开了万人大会枪决正法，至此李振之父子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这段回忆，与“党史讲稿”、李东鲁回忆录不同的地方在于：明确提到赵明远“亲自带队”；“中石、北博山据点伪军出动营救”；“我1名特工人员负伤”；枪打地点是“盆泉河滩边”。这段记载也证明，李奉奎的亲五叔亲自带队执行抓捕任务，抓捕返回根据地途中，确实有一名队员负伤。

7、秦克新、秦克明、秦克铸著《山.海.人——追忆我们的父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08）岳彤云写的“序”中追忆秦宗宜的口述：“1943年春，枪打李奉魁，我方有一武工队员腿部受伤。背回来后，岳长祥去老姑峪请来一位军医。其人为掩护自己，头戴毡帽，身穿棉大袄，扎包処腰。拿着一杆长烟袋，烟锅有小酒盅那么大。两鬓白发飘垂，上面的虮子成串。他把伤员伤口处理了一下后，叫我将他送往莱芜文字现八路军地下医院。我和你振田爷爷不敢耽搁，人命关天啊。时值深夜，夜莺哀嚎，空山狼吼。脚下跟头跘拉，山路崎岖难行。又得不时窥探左右，恐有敌情——害怕碰见汉奸侦探，心中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虽然寒气袭人，但是冷汗还是浑身往外冒。走到莱芜文字岭上，见一大树。按照暗号，向南138步，东折267步，再向南106步，又向东78步，见一方形石板，大约一平方米左右。用石头敲了三下，这是暗号。连敲好几次，才有了动静。推开石板，下到三米深的洞里——这就是我党的秘密地下医院。昏暗的油灯下，横七竖八躺着好多伤员。医生将伤员收下，我们便连夜赶回了咱们村，圆满完成安全护送伤员的任务。这个事今天一说，就和昨天发生的一样。”岳彤云又说，“说起这深夜送伤员，还是先生领着交通员去敲开我大伯的门，约上他一块去的。”

岳彤云追忆的这段秦宗宜先生的回忆，说明：“枪打李奉奎”时，我方的确有一名队员腿部负伤送到南沙井村，由“青抗先”队长秦宗宜领着敲开岳长祥家的大门，又有秦宗宜、黄振田深夜把伤员送到文字现八路军地下医院救治。但这名伤员姓甚名谁不知道。

8、“铁血网”2018年9月12日贴出一篇文章“怀念我的爷爷孙传周”，文中说，“为震慑敌伪，打残了孤悬在外的驻淄井村‘大东顶’据点伪军唐玉祥部。锄奸科战士黄廷约、焦念生、任一民在东石村关帝庙枪杀了带着小老婆和几十名伪军回家上坟的铁杆汉奸李丰奎。”

这篇纪念文章是西石马老八路孙传周的孙子根据孙传周的回忆写的。文章再次证明：李奉奎回乡是“回家上坟”；抓捕李奉奎的地点是东石村关帝庙；最宝贵的是讲到了参加“枪打李奉奎”的锄奸科战士是黄廷约、焦念生、任一民三个人。其中，任一民的名字是第一次出现在有关“枪打李奉奎”的材料中。

“枪打李奉奎”相关问题探讨

1、哪些人参加了“枪打李奉奎”？

综合各种材料可以肯定：参加“枪打李奉奎”锄奸行动的有四个人，他们是：李奉奎的亲五叔李鹏万，焦念生，黄廷约，任一民。

李鹏万（生卒年月不详），又名赵明远、赵的之，原博山县东石马村人，李振之（原博山县经建科科长，1941年10月25日在杨峪突围中被捕叛变投敌）、李玉声（抗属，东石马村“两面政权”村长）亲五弟，李奉奎亲五叔。博山县早期共产党员。1941年夏之前，在博山县委工作。1941年夏，原博山县四区分为夏庄区和金山区，赵的之先后任夏庄区、金山区分区委书记。1942年8月，夏庄区、金山区撤销，博山县四区建制恢复，改称夏庄区，并入博莱县，赵的之任夏庄区分区委（副）书记。期间，曾遭李振之夺枪苦逼去博山当汉奸，被赵的之机智骗过。1943年春，李奉奎回乡结婚祭祖，被在家乡一带活动的赵的之得悉,赵的之在东石马村党支部的帮助下,摸清了李奉奎安排的活动和离开东石村的时间路线,立即向县委作了报告,并亲自带队抓捕李奉奎，是为“大义灭亲”之举。其它情况不详。

焦念生（生卒年月不详），博山区石马镇焦家峪村人，中共党员。1943年春，任博莱县公安局侦察队队长、便衣队队长。建国前夕南下广东，曾任高要县县长等职务。其它情况不详。

黄廷约（生卒年月不详），博山区石马镇中石马（黄家庄）村人，中共党员。1943年春，任博莱县公安局政卫队指导员。建国初期南下湖北，曾任湖北省组织部副部长，省军分区政委。其它情况不详。

任一民，查遍史志资料，没有查到博莱县、博山县政府、公安部门“任一民”的任何资料。笔者在“读秀”上查到多个“任一民”，遗憾的是进一步考察后竟没有发现其中任何一个的生平履历中有博莱县、博山县的经历。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笔者忽然想到了撰写《金牛山绑票案中的那些人与事》时，曾根据夏新生回忆录中的瓦泉“于凤岗”查到南邢村抗日村长“于奉刚”的事。笔者由此猜想“任一民”也可能是“谐音”。循着这个思路，笔者查到了原博山县、博莱县的“任毅民”。经过深入考察，发现“任毅民”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查找的“任一民”。笔者通过淄博师范老校友任钊，得到了任毅民同志后人的联系方式。2021年1月14日，笔者来到任毅民同志的后人原淄博矿务局石谷煤矿职工任永利的宿舍，与任永利同志进行了交谈，查看了“任毅民”同志的身份证件、工作证件，综合各种文献资料，弄清了“任毅民”同志的生平：

任毅民（1918-1987），男，博山区博山镇夏庄村人，原名任继巽。1939年参加革命。1939年3月30日“太河惨案”发生后，曾作为“博山民众请愿团”七人代表（王寿卿,博山洪山口人,堂天道大师兄,道会门武装的负责人;李东鲁,博山石马人,博山县委青年部长，公开身份是抗日青年救国团团长;任毅民,博山夏庄人,当时负责对八路军的联络工作;郑文炳,教师,博山郑家庄人;崔瑞堂,博山工会负责人; 其余两人刘同英、郑俊英是群众代表），前往沂水高浒向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长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递交《请愿书》，再到东里店（大王庄）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请愿（详见山东省淄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9.11出版的《淄博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4页；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08出版《博山区志》第13页），要求严惩制造“太河惨案”罪魁秦启荣。1942年11月底，任毅民曾作为地方干部参加了郇振民壮烈殉国的那次反扫荡战斗，侥幸突出重围（详见马洪新《1942年底的一次反扫荡战斗回忆》）。1943年春，任毅民同志在（博莱）县里做敌工工作（详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1995.08出版《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第62页刘惠之文章“忆博莱县夏庄区的对敌斗争”）。1945年8月，任毅民同志任淄博特区行政专员公署秘书（详见中共淄博市组织史资料编委会1986.06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淄博市组织史资料（征求意见稿）》第24页；中共淄博市组织史资料编委会编1986.06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淄博市组织史资料（征求意见稿）》第15页）。1947年7月，任毅民同志参加南麻战役时再次受伤，时任连指导员。1948年8月，任毅民同志参加了济南战役，任前方民站处秘书（详见崔介著1994.10出版的《拾遗集》第608页）。全国解放后，任毅民同志历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山东省水利厅水利科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文革中，任毅民同志受到冲击，1978年退休，后转离休。1987年，任毅民同志在博山西冶街住处病逝，享年69岁。

根据“任毅民1943年春在（博莱）县里做敌工工作”的经历，以及参加“枪打李奉奎”的人员均是当地熟悉东石马环境、李奉奎本人的博莱县籍县政府、公安局工作人员，完全可以肯定，“任毅民”就是西石马老八路孙传周后人记述文章中的“任一民”。

2、抓捕李奉奎的地点在哪里？

综合博山风俗推测，李奉奎新婚回乡祭祖，应该是先到李氏祖陵，再到其姥娘家。李奉奎姥娘家是哪里不清楚，李氏祖陵在东石马村东，村东的关帝庙是李奉奎祭祖的必经之地。故而，抓捕李奉奎的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东石马村东关帝庙大门附近。

3、抓捕李奉奎的时间是“翌晨,太阳刚出山”还是“下午3点钟左右”？

考虑到博山新婚祭祖风俗（通常是在下午），考虑到将李奉奎从东石马村东关帝庙带到盆泉南山下淄河滩并不需要太多时间，再考虑到伤员到南沙井村的时间为傍晚或晚上，送文字现八路军地下医院的时间为深夜，抓捕李奉奎的时间以“下午3点钟左右”比较可信。

4、哪里的敌人（伪军）出动追击？

就抓捕地点而言，距离蛟龙据点最近，最先得到消息的必是蛟龙据点的鬼子或汉奸。但明知道抓捕人员从东石马村东向南山根据地方向奔去，蛟龙、西石马据点的汉奸得到消息再追必是“马后炮”；中石马、淄井据点的伪军数量较少且只具备“守备”、监视功能，派兵追击的可能性也不大，放枪“送行”应付上边部署是可能的；北博山据点伪军人数多，是中心据点，从（通过电话）得到消息到出动前往盆泉方向“截击”“堵截”，时间、距离都是可行的。所以，出动伪军追击抓捕人员的应该是北博山据点的伪军。

5、有无队员受伤？谁受了伤？打伤我方队员的子弹来自哪里？

可以肯定，抓捕行动中，我方队员有1人受了枪伤，受伤的地点在枪毙李奉奎的地点附近，因为有队员受伤，既要将李奉奎带往根据地，又要为救治伤员争取时间，会变得非常困难，如果李奉奎不配合，就地枪决李奉奎，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就成为必然选择。鉴于各种史志资料中，大多只提到黄廷约、焦念生两人，且从没有回忆材料说焦念生、黄廷约两人中有人负伤，可以肯定，“枪打李奉奎”中，我方负伤的锄奸科战士应该是很少有人提到的“任一民”（任毅民）。打伤任毅民的子弹可能来自于北博山出动的追击伪军的“流弹”，也有可能来自淄井炮楼伪军的有目标的射击。到过淄井炮楼的一定知道，淄井炮楼正对着盆泉南嵧，抓捕人员的撤离路线，过了盆泉北山进入淄河滩和金山北坡，均在淄井炮楼的视线范围以内，从炮楼到盆泉南嵧口的河滩，直线距离很近，且视线极好、居高临下，轻机枪、三八大盖都能够得着。

6、我方队员受伤、枪决李奉奎的地点在哪里？

我方队员受伤、枪决李奉奎的地点不太可能是“风暴峪顶上的牛栏旁边”。因为如果是在风暴峪顶上的牛栏旁边的话，那么翻过山就是根据地，且一路下坡，根本不必绕道南沙井村。笔者认为，关于我方队员受伤、枪决李奉奎的地点，王子通、李东鲁的回忆比较可信，即地点在“盆泉（村西的）河滩边”，或“盆泉村的南嵧”，或盆泉村的“南山下”“南嵧”（盆泉村西往南的南嵧）嵧口的淄河河滩，从这里沿淄河河滩往西几华里路就是南沙井村。根据南沙井村“青抗先”队长秦宗宜回忆，这次行动是前一天半夜从南沙井村“伪保长”岳长祥家（传说与李东鲁家有亲戚关系，是南沙井村的“抗日堡垒户”）出发的，村党组织、“青抗先”队长秦宗宜事先知道这次行动，原计划抓捕李奉奎后直接送根据地，由于任毅民受伤，计划有变，先把伤员送到距离最近的南沙井村救治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7、参与救助我方伤员的有哪些人？

参与救助我方伤员的，除了焦念生、黄廷约外，至少还有南沙井村的岳长祥、秦宗宜、黄振田，以及从老姑峪请来的化妆的八路军军医、文字现岭上八路军地下医院的医务人员。从老姑峪请来的化妆的八路军军医、文字现岭上八路军地下医院的医务人员，现在已无从考究。岳长祥、秦宗宜、黄振田情况如下：

岳长祥（1903—1981），男，汉族。入党时间、介绍人不详。1947年土改复查时因是“献田户”被劝退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两面政权“保长”，表面上是敌伪任命的保长，实际为共产党的地下“堡垒户”。任职期间，倾力支持抗战，为抗日出钱出力，管饭放哨，多次掩护我党我军行动，掩护八路军伤员，其住家经常作为党组织活动基地，其本人亦多次为此遇险。1941年4月博山县独立营炸神头发电厂，1943年春博山县公安局惩处叛徒李奉奎，我方人员都是在他家待机，从他家出发，完成任务后回他家休整，曾多次掩护我方伤员。

秦宗宜（1918—1989），男，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10月，由本村第一个共产党员赵炳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任村青救会长兼“青抗先”队长至1945年。1945-1949年，任村青年团长兼农救会长。建国前，带领青救会、“青抗先”、农运组织，积极开展对敌斗争，配合部队作战，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维持后方治安，承担战时勤务，加强青年的军事训练及政治教育，不断输送队员参加部队，壮大子弟兵队伍。解放后，历任盆泉乡民兵队长、副乡长、乡长、乡支书，郭庄人民公社党委委员、工业部长兼公社制修厂书记。1962年病退。1984年从北博山乡退休。

黄振田（1921—1995），字种玉，男，汉族，中共党员。青年时代，思想表现进步。1939年6月，由本村第一个共产党员赵炳焘介绍入党。入党后不久，加入“青抗先”，担任村治安员。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完成党交给的传递情报、运送伤员等各项任务。建国后，1949-1950年，任青年团长，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9年被选为村党支部委员，后被公社党委调至公社砖瓦厂任厂长。1961年，临危受命调回本村任党支部书记至1967年。1968年，为培养新人，主动要求担任副书记，全力支持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的工作。1983年主动卸任党支部副书记职务。1984年退休。

    还原“枪打李奉奎”的那些人和事，是一件极其严肃严谨的工作。根据以上还原的历史及家父秦宗宜的生前口述，笔者曾撰写了“惩处叛徒李奉奎，家父深夜救伤员”，详见“烽火home”，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