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万年何时入党问题的几点思考（二）

二、谁证明曹万年是在1927年入党？

     （一）李士钊根据访问材料写曹万年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没访问曹万年的家人。

    《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217页李士钊写的《曹万年略传》第217页、第218页

                        第217页

                        第218页

    《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217页李士钊写的《曹万年略传》写：“曹万年（1890—1936）又名曹化龙，山东省阳谷城北四十里郭店屯西曹庄人。公元一八九0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中。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二十五岁，曾应招去法国当华工，在大战中担任后勤方面的劳动工作。在法国住了五年头，一九一九年由欧洲回国。

    曹万年在法国的五年中，接触了中国留法进步青年，受到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使他在政治上有了革命的倾向。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高潮转入山东后，曹万年到处宣传‘正大光明’，有的人认为他有精神病。但是地下共产党人却注意到他是有强烈的革命要求的，鲁西县委建立后，他的亲戚、共产党员杨耕心便开始对他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继而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郭店屯的旅店里和县委机关开过几次会，他和韩建德等人在郭店屯一带的几个村子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并积极组织农民武装力量，积极准备武装占领坡里教堂，进而建立鲁西北工农革命政权。”

    第218页写：“1964年6月根据1964年5月在阳谷坡里第三中学（教堂原址）访问，以及郭店屯小韩庄、曹庄两位烈士的家属所提供的材料写成”

 《曹万年略传》摘抄与分析如下：

    1、《曹万年略传》李士钊写：“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二十五岁，曾应招去法国当华工，公元一八九0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中。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二十五岁，曾应招去法国当华工，”还写：“曹万年在法国的五年中，接触到了中国留法进步青年，”

     曹万年去法国的时间？以上材料：杨绍英证明曹万年在三十而立之年去的法国，曹万年1890年生人，即1920年去的法国；曹庄的曹保善、曹万齐、后梨园的王月瀛、曹万年的孙子曹秋元都证明曹万年是1925年回国的，曹万年在法国5年是没有异议的，也证明了曹万年是在1920年去的法国。

    曹万年的家是穷人家？还是有家主？曹万年是去法国当华工？还是留洋？以上材料，王月瀛回忆：“曹屡次对我说：‘你别看我是富人子弟，我始终与穷人站在一起。’” 冯文英说：“曹万年去法国时，曹万年的家是富户。”因为，冯文英（冯德华即冯华的女儿）的奶奶跟曹万年是姊妹。冯文英的叔叔冯德月2017年古历9月22日逝世，时年97岁，她叔叔临终前还说：“那时候俺老娘家是富户，门嵌子老高。”冯文英怀疑，曹万年去法国时他家里的生活是富裕的，那为什么还要去法国做劳工呢？曹万年回国后，特别是他1928年阴历的腊月23日被捕后，家人为了救他打官司花了不少钱，曹万年的家里就穷下来了。

    以上材料，曹庄的曹保善、曹万齐证明曹万年：“他个人一会说在法国留洋，一会说在英国留洋。”证明曹万年本人说是留洋。

    2、《曹万年略传》李士钊写：“曹万年一九一九年由欧洲回国”

    以上材料：曹庄的曹保善、曹万齐、后梨园的王月瀛及曹万年的孙子曹秋元证明曹万年是在1925年回国。

    3、《曹万年略传》李士钊写：“曹万年在法国的五年中，接触了中国留法进步青年，受到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使他在政治上有了革命的倾向。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高潮转入山东后，曹万年到处宣传“正大光明”，有的人认为他有精神病。但是地下共产党人却注意到他是有强烈的革命要求的，鲁西县委建立后，他的亲戚、共产党员杨耕心便开始对他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继而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郭店屯的旅店里和县委机关开过几次会，并积极组织农民武装力量，积极准备武装占领坡里教堂，进而建立鲁西北工农革命政权。”

   （1）、李士钊旁证了曹万年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李士钊写“曹万年在法国的五年中，接触了中国留法进步青年，受到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使他在政治上有了革命的倾向。”曹万年不仅仅是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使他在政治上有了革命的倾向。而是他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士钊旁证了曹万年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宋励华也证明：1927年曹万年对他说：“我是共产党，在法国参加的。”

    (2)、李士钊旁证了曹万年回国后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李士钊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高潮转入山东后，曹万年到处宣传“正大光明”，有的人认为他有精神病。但是地下共产党人却注意到他是有强烈的革命要求的，鲁西县委建立后，他的亲戚、共产党员杨耕心便开始对他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继而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李士钊的这段话旁证了，曹万年回国后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到处宣传党的主张，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在当地很有影响。

  （3）李士钊写的曹万年1927年入党证据不足。李士钊写：“一九二七年......地下共产党人却注意到他是有强烈的革命要求的，鲁西县委建立后，他的亲戚、共产党员杨耕心便开始对他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继而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冯子肃证明周恩来总理向他打听曹万年，周总理是1924年9月从法国回到祖国的，证明曹万年是在1924年9月之前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宋励华证明曹万年曾对他说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王月瀛证明1926年阴历的11月14日曹万年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曹万年在1926年阴历的11月14日发展王月瀛入党之前，已经发展了胡楼的胡廷连、胡学敬、胡学善、胡守正等人入党，这时间都早于1927年，怎么能是1927年曹万年由杨耕心介绍入党呢？

    杨耕心和曹万年是亲戚不假，那也是由于他们两家都跟王月瀛家有亲戚才论起来的，杨耕心是王月瀛的姑表姐夫，曹万年是王月瀛三姐夫曹万林的堂哥。王月瀛回忆，1925秋曹万年叫王月瀛跟杨耕心取得联系，1925年10月王月瀛跟杨耕心联系上。从此，曹万年才跟杨耕心联系上，王月瀛就给杨耕心和曹万年之间传个话、递个信。曹万年考验了王月瀛一年，于1926年阴历11月14日（阳历1926年12月18日）曹万年才介绍王月瀛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月瀛入党后便成了杨耕心和曹万年之间的党内秘密通信员。当时党的活动是地下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秘密的。

    以上多人证明：曹万年在结识杨耕心之前的1924年9月之前在法国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4、《曹万年略传》李士钊写：“曹万年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在郭店屯王家包子铺中被捕。”

    曹庄的曹保善、曹万齐、曹万年的孙子曹秋元都证明曹万年是在1928年腊月23（阳历1929年2月2日）郭店屯集上一个小酒铺里被捕的。

    5、李士钊写：“1964年6月根据1964年5月在阳谷坡里第三中学（教堂原址）访问，以及郭店屯小韩庄、曹庄两位烈士的家属所提供的材料写成。”

    曹万年的妻子在1956年正月二日逝世，曹万年的儿子曹永华在2002年12月15日逝世，也就是说在李士钊访问之前曹万年的妻子已逝世了，李士钊访问时的38年之后曹万年的儿子曹永华逝世，李士钊1964年访问时，曹永华的身体还是健康的，李士钊没访问他，因为曹永华证明其父曹万年是在法国参加的中国共产党。《阳谷文史资料集刊》（上）第170页杨绍英写的《坡里暴动的韩建德、曹万年》第172页写；“具其子曹永华谈，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组织”。这就证明了李士钊写的：“1964年6月根据1964年5月在阳谷坡里第三中学（教堂原址）访问，以及郭店屯小韩庄、曹庄两位烈士的家属所提供的材料写成。”是不真实的，在曹万年1927年由杨耕心介绍入党这个问题上也是不成立的。再说了，曹万年是革命烈士，韩建德不是革命烈士，怎么是两位烈士家属呢？

  （二）、阳谷党史办公室证明曹万年1927年10月由杨耕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初被捕，1936年3月牺牲。

      《聊城人物大辞典》第213页：【曹万年】（1890.7—1936.3）阳谷县曹庄人。1927年10月由杨耕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在阳谷县北部组织武装。1928年1月14日，根据鲁西县委指示，参加领导了阳谷县坡里农民暴动，任暴动武装第三司令，因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暴动武装于2月6日主动撤出教堂，转移到河北大名一带，不久溃散，曹返乡隐蔽。1936年初被反动地主告密被捕。3月死于国民党滋阳（今兖州）狱中。

  《聊城人物大辞典》

                        第213页

    已由多人证明曹万年是1924年9月之前在法国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书上写的1927年10月由杨耕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曹万年被捕的时间是1928年腊月23日（小年下），并不是书上写的1936年初被捕。因为《聊城人物大辞典》记载的曹万年简历与曹万年的实际简历有出入，笔者找到《聊城人物大辞典》主编吕保明主任，问曹万年的简历是根据哪些资料写成的？

《聊城人物大辞典》主编吕保明主任证明材料：

    吕保明主任写：“我曾在原地委党史办公室工作近二十年，根据有关党史办上报的资料编了几部材料，其中阳谷的曹万年材料是遵照阳谷党史办上报材料编选出版的。特此言。

 中共聊城地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吕保明 章”

    那么，阳谷县党史办提供上报给聊城地委党史办：曹万年1927年10月由杨耕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哪方面的资料呢？这个问题搞清楚了，能证明曹万年真实的入党时间，请阳谷党史办出示证据！

  三、王筱某证明曹万年是绿林武装首领、是“匪”

（一）王筱某证明曹万年是绿林武装首领、是“匪”：

《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二期 一九八二年

                         第28页                                                      

                        第30页

     《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二年第28页王筱某写的《杨耕心烈士传》第30页写：“一九二七年十月，杨耕心通过家中长工杨保善结识了活动在阳谷聊城交界的绿林武装首领韩建德、曹万年。经了解他们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是些杀富济贫，嫉恶如仇的刚直汉子，本质是好的。在杨耕心的说服教育下，韩等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以洗去匪名。”

    （二）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等证明曹万年不是绿林武装首领更不是“匪”：

  《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

                          第7页

                        第10页

   《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7页《聊城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鲁西中心县委早期活动情况片断》一九二七年十月在聊城成立的中共鲁西中心县委书记张干民同志的四封信第二封信第10页写：“在那地附近，我们发展了党及农会组织。由于党的宣传教育，这些农民曾自动提出来要打倒洋人，拆毁教堂，打土豪，分田地，泄怨恨口号，充分流露出反抗压迫的心情，县委根据当地党群组织情况（那时这个村附近约有五、六十名农会会员），即准备在这个地方发动群众组织暴动。适当地有一支潜伏武装，揭示着杀富济贫的名义，在那一带流动，其领导人叫韩建德，原是农民，被逼上梁山。韩建德与杨一斋同志家有亲戚关系。借着这个关系，以政同志就设法把韩找到他家，动员他走正道，参加革命。他很同意，以后熟了，就派聂子政同志到韩的武装内作政治工作。”

   这不明确了吗，张干民写的那时这个村附近约有五、六十名农会会员，还有一支被逼上梁山的韩建德领导的杀富济贫的潜伏武装。也就是说，在当地除了被逼上梁山的韩建德领导的一支杀富济贫的潜伏武装外，还有约五、六十名的农会会员，这五、六十名农会会员也都是杨耕心和曹万年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

    据冯文英的奶奶（冯文英的奶奶是曹万年的姊妹）说：“曹万年去法国时，曹万年的家是富户。”冯文英的叔叔（曹万年的外甥）2017年古历9月22日逝世，时年97岁。她的叔叔临终前还说：“那时俺老娘家是富户，门嵌子老高。”

    王月瀛在《革命史自传》中写：“我姐姐家在曹庄（注：王月瀛曹庄的这个姐夫曹万林是曹万年的堂兄弟），他家最穷，有时到她那里常与她院中的曹万年结合。曹屡次对我说：‘你别看我是富人子弟，我始终与穷人站在一起。’我认为穷人生就的穷骨头，他说：‘穷并不是生就的。’我当时年小，对有家主的阶级本质还认识不清，就说：‘他剥穷了人，咱离的远一点，他捞不着下刀不就行了吗？’曹说：‘不是那样的剥，你家借过账没有？’我说：‘借过，顶少月利三分至四分，到头来算给他二亩地。’他说：‘这就叫剥削。’有时候他还拿出很多活教材来教育我，他说：‘你知道你姐姐家怎样穷的吗？我们一样分家，她如何穷了？她也是被咱三大爷、二大爷还有我家剥削的。几家中都数五叔小，他不会照管家，没钱用就借钱，欠账多了就给地，慢慢的把地卖给了我们三家。别说你舅，你看他们都是自己弟兄还谁也不顾谁。’他越说我越喜欢，越愿意和他接近。

    1925年秋季，有一次他问我：‘你王家与九都杨王家是不是一家？’我说：‘是一家，还有孝服哩。’他说：‘你王家和杨兰亭有亲戚么？’我说：‘有我表姐姐许配他大儿子杨一斋（杨耕心）为妻，那人不大好说话。’他说：‘那人比我还好，他反对他父亲，一切为穷人着想，你不用认为他是坏人，从今以后咱共同为穷人谋幸福，好让穷人翻身，不挨饿。’

    1925年古历十月间我与杨耕心结合上。我院中王金河二叔在杨一斋家扛活，有时我就借我二叔为名到他家里。他指导我有空时多看狭义小说，《侠五义》、《大八义》、《小八义》、《响马传》都可看。总之，要多接受一些杀富济贫，杀贪官，除恶霸的思想。有时我们也谈谈穷人的苦处及为富不仁者的残酷。由于他们的教育，使我对有家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促使我倾向于革命，走上革命的道路。”“在1926年古历11月14日，在曹庄曹万年的喂牲口棚里参加了共产党。介绍人曹万年。1927年为党内通信员，跟杨一斋联系，1927年1月——1927年底参加北坡暴动，"

    王月瀛不但证明了曹万年家在当时来说是富户，还证明了1925年秋曹万年就叫王月瀛跟杨耕心联系，1925年古历十月间曹万年通过王月瀛跟杨耕心联系上了（注：曹万年是王月瀛姐夫曹万林的堂哥，杨耕心是王月瀛的姑表姐夫）。1926年古历11月14日，曹万年介绍王月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梨园村王道生1970年5月2日证明：“我26年在天津当工人回来，在家里织了一年布，后来杨一斋、曹万年也到这里来过几次，也谈了共产党的好处和党的性质，因我是工人（证明是在26年织布期间），他们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由此证明了杨耕心（杨一斋）、曹万年1926年在当地从事党的活动的情形。

    曹万年1920年去法国，1924年9月之前在法国加入的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回国后就积极开展党的工作，背着他从法国带回来的那个背搭子，到处以给人看眼病为名，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群众闹革命，发展党员，以壮大党的力量，曹万年介绍了胡廷连、胡学敬、胡学善、胡守正、王月瀛等多人入党。1927年腊月22日曹万年率胡廷连、胡学敬、胡学善、胡守正、王月瀛等近百人攻进了坡里教堂，曹万年是我党坡里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曹万年1928年腊月23日被捕，1936年3月牺牲在狱中。建国后冯子肃到北京开会周总理还向冯子肃打听曹万年。

    以上事实证明：曹万年的家在当时来说是富户，不存在被逼上梁山的问题，不是绿林武装首领，更不是“匪”。曹万年是1924年9月之前在法国参加的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积极为党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并介绍多人入党，是我党坡里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革命烈士！

     所谓“绿林”是指聚集山林间的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武装集团。曹万年手中没有武器，他介绍的共产党员和发展的农会会员手中也没武器，这些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在坡里暴动之前抢劫过谁家的财物？曹万年的绿林武装在哪里？没有“绿林”何谈首领？曹万年是富人家的子弟何谈被逼上梁山？何因为“匪”？需他洗去什么“匪”名？为什么周恩来总理向冯子肃打听曹万年？为什么曹万年1925年回国后积极开展党的工作、组织农会？为什么胡廷连、王月瀛都证明在坡里暴动之前曹万年介绍他们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坡里暴动失败之后反动当局逮捕他？为什么他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这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有个正确的解释，以澄清王筱某对革命烈士曹万年的侮辱。

  （三）、曹万年在坡里暴动期间是第一司令？还是第三路军司令？

    1963年王月瀛写的《革命史自传》第4页写：“1927年年底，以杨一斋为主的阳谷县共产党，发动了北坡李庄暴动，攻打洋堂。我那时给曹万年当警卫员。当坡里暴动时他任第一司令员，韩建德、王芝本、王朝据都是付司令员，”中共聊城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8页，张干民写的《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阳谷坡里暴动的历史背景及经过简述》第11页写：“坡里暴动原计划在腊月三十日乘地主欢度春节，人马嘈噪之际攻其不备，一举占领教堂。但韩建德未按计划办（聂子政说服他不听）提前行动（具体的时日忘了）占了教堂，把教堂的枪缴了，洋人也关起来了，打开谷仓把粮食分给穷人。攻教堂时是聂子政同志带着农民和韩建德一同进去的。农民都持着扎枪，本打算攻进教堂夺快枪，但大部分快枪都被韩建德部下夺去了。……一攻进教堂后，韩建德的伙伴就有了不同的想法，主张‘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以封建会门的招牌和群众见面，而聂子政同志坚持用革命者名誉出现。”在攻进坡里教堂的第二天（腊月二十三）傍晚申仲铭（申兰生）进入教堂。《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8页张干民写的《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阳谷坡里暴动的历史背景及经过简述》第11页写：“当时有的同志附和他们（韩建德伙伴）的意见（申兰生同意他们的意见）”；《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57页申仲铭写的《阳谷坡里农民武装暴动的回忆》第63页写：“由聂子政同志提议：‘要组织起来’！大家一致公推韩建德为司令，对外公开总领一切，特别是军事和作战的任务。参谋长还是老参谋长程宗岳，其余各路支队司令、队长由曹万年等担任。”《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57页申仲铭写的《阳谷坡里农民武装暴动的回忆》第64页写：“我再追忆那天晚上第一次骨干会议，这个会开得很好，大家很高兴，使我终生难忘。当要公推司令时，王朝举首先说：‘推我们的二哥建德当吧，他是我们的秦琼秦二哥呀！’不知谁插了一句：‘你呢？’他爽当地回道：‘我是程咬金，让我当个副的吧！’”就这样，进攻坡里教堂时的副司令韩建德被“选”为总司令，进攻坡里教堂时的副司令王志本被“选”为第一路军司令，进攻坡里教堂时的副司令王朝举被“选”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军司令，进攻坡里教堂时的第一司令共产党员曹万年被“选”为第三路军司令，共产党员催存厚被“选”为第四路军司令。宋子美证明材料写：“参加这次暴动的人均有总司令韩建得，王志本（一路司令）王朝聚（二路司令）三路司令曹万年党催存厚，”《谷山烽火》第29页杨明坤、孟昭军整理的《党领导下的山东最早的一次农民暴动—坡里暴动》第36页写：“韩建德为总司令，聂子政（党员）为政治委员，程宗岳为参谋长，宋子美（党员）为参谋主任，王志本为第一路军司令，王朝聚为第二路军司令，曹万年为第三路军司令，催存厚（党员）为第四路军司令。”

    1970年3月张干民《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与阳谷坡里暴动》，聊城县档案局、聊城县档案馆编印的《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与阳谷坡里暴动的史料》第60—70页，张干民同志回忆当时县委总结坡里暴动的教训时指出：“一是对韩建德的武装未能统一领导起来，几乎是分头作战，因而影响了以后的行动，闹成分裂。二是过分相信了韩建德。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结果靠不住。”由此揭示了两个问题：

    一是，分头作战。《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42页郭庆江写的《中共鲁西县委领导的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阳谷坡里暴动史迹片断》第55页写：“最后一次战斗，在我方临撤退的一天，这一次的战斗最激烈，上午八点敌人选拔了八百人，从东南两个方向向我进攻，炮声枪声密集响成一片。我方首先是曹万年同志要求领兵出击（注：郭庆江称曹万年同志，证明了曹万年在坡里暴动期间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因他执意要出战，就由他带领二十几个人，进行出击，战斗中有一个战士脚部受伤，接着曹万年头部受伤。由战士把他救回来的。我方改由崔泽民指挥战斗，到上午十一点左右，敌军已和我迫近，我方考虑，在这种形势下，如果采取以前的方式，向敌人冲杀是不利的，即撤回固守，查看动静。”由此看出在这关键时刻韩建德是不出兵的。曹万年为什么要带着二十几个农会会员及他发展的共产党员迎战八百多敌人呢？因对韩建德的武装未能统一领导起来，几乎是分头作战。《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42页郭庆江写的《中共鲁西县委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阳谷坡里暴动史迹片断》第49页写：“第一大队长：杨万奎。第二大队长：王德五。第三大队长：杨□□。第七大队长：霍然。第八大队长：孙大安”《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42页郭庆江写的《中共鲁西县委领导的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阳谷坡里暴动史迹片断》第51页写：“在起义农民武装开始在郭店屯集结，向德国天主堂进发之前，据说只有不到一百人。武器除一两支手枪之外，另有六七十支红缨长矛。”坡里暴动的第二天晚上申仲铭进入教堂，暴动武装进行选举，组建了四路军，八个大队，也就是每一路军辖两个大队。曹万年是第三路军司令，辖第五大队和第六大队，曹万年在攻打坡里教堂时带进去的共产党员胡廷连、胡学敬、胡学善、胡守正、王月瀛等和农会会员总共五六十个人，分成两个大队，每个大队也就是二十多个人。曹万年是带着其中的一个大队二十多个人迎战八百多敌人的，他也只能带着他发展的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迎战，因为对韩建德的武装未能统一领导起来，几乎是分头作战，因而影响了以后的行动，闹成分裂。在进攻教堂时，教堂内的快枪都被韩建德的人抢去了，曹万年及他带领的这二十几个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手中没有一支快枪，是手持扎枪迎战拥有洋枪洋炮的八百多敌人的，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42页郭庆江写的《中共鲁西县委领导的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阳谷坡里暴动史迹片断》第51页写：“到二月七日撤出坡里时为止，总人数不足三百人。”从1928年1月14日暴动武装攻打坡里教堂，经过二十几天的战斗、扩军，到2月7日暴动武装撤出坡里教堂时，坚持下来的暴动武装人员不足三百人，除行政人员外，八个大队，每个大队也就是二十至三十多人。

    二是，分裂。《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57页申仲铭写的《阳谷坡里农民武装暴动的回忆》第73—74页写：“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这一夜加紧前行向西北走，大家未作一刻休息。中夜过了堂邑到达冠县境，途中韩建德下马拉着我和聂子政同志说：‘看来我们是要长期打游击了。’他又笑着说：‘你俩不惯拉杆子，跟着我们都不方便，起不了很大作用。你们回去，先到聊城找党机关作个报告，看下一步怎么办？’”王月瀛在1963年写的《革命史自传》中写：“这次暴动失败，起义军撤到临清东北一带就被敌击退（注：王月瀛是曹万年的警卫员）。”由此可见，暴动队伍是分两路从坡里教堂撤退的，一路是韩建德、申仲铭、聂子政及韩建德的杆子，撤到冠县境内，申仲铭、聂子政退出；另一路是以曹万年为首的共产党员及农会会员，撤到临清东北一带被击退。的确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33页郭庆江写的《我的政治经历回忆录》第36页写：“中共鲁西县委领导的‘阳谷坡里农民武装起义’失败后，原县委书记张干民调回省委工作，申兰生（注：申仲铭）被开除出党。”

    《谷山烽火》第103页山东省《给东昌信之二》写：“（一）政策上的失误——中央屡次指明土匪是土地革命的副力，前届常委接到你们韩某占据坡里之信后亦曾给你们详细分析韩某帮匪内部组织关系及其趋势。并听干民说东渠亦是决定：‘利用土匪骚扰的当儿轰动起群众来’，但这只可说你们在名词笼统的接受了利用土匪的指导，实质上还是‘想以土匪来轰动群众......替天行道’的幻想和军事投机主义，与八七会议以前想的利用蒋介石冯玉祥及国民党......及拉拢小资产阶级一样。”第104页写：“据干民同志报告，分粮所到之众，共计不下四千，并且群情汹涌，并大声明叫分哪家哪家粮食，在此情形下只要我们同志参加在分粮的群众中，领着他们自动的去分，便能使群众力量扩大，并且可以趁此杀豪绅焚地契，进一步召集农民代表会接受乡村政权，使土匪屈服或与之决裂而解决之。土匪也无可如何，并且干民说土匪也不干涉。县委竞绝对注意不到此点，而只督促加入土匪队伍的同志去施舍式的分，命令式的去分。斗（发）动群众莫非还要使群众守土匪的纪律，使土匪来领导群众么？......（二）政策错误的影响极其危急——社会上及党内。此次事变在社会上较有资产的人都模糊的知道 C P勾结土匪而失掉信仰，一般农民则只知道是土匪分粮而不知道有 C P，同志及农会会员因感觉到 C P与土匪毫无区别，并无解放民众之正确的出路，会趋于消极灰心。干民说XX地方同志已有这种现象。这是你们的最大的危急。”

  《谷山烽火》第100页《给东昌信之一》写：“韩某我们不能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土匪首领看，他很有些手段而且圆滑，他联系我们和他联系朱广泰等会首的目的一样，”第101页写：“韩某曾一度与我们发生关系的字样，是绝对不允许露出来。在农会中也必须把我们参加这行动的意义和退出的原因给他们说明，不然他们会由不了解而以致误会的。”

    由此：证明了，曹万年是我党坡里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析了，共产党员曹万年怎么由第一司令（总司令）被“选”为第三路军司令的，及暴动队伍的领导权旁落在韩建德手里的经过和所产生的后果。连参加坡里暴动的共产党员郭庆江都称曹万年同志，你王筱某凭什么写共产党员曹万年是“绿林武装首领”、是“匪”啊？需要革命烈士曹万年洗去什么“匪”名啊？

     四、王筱某证明曹万年、王月瀛不是共产党员，王月瀛没参加坡里暴动。

（一）、 王筱某证明材料：

 王筱某1956年6月16日给王月瀛写的证明：

中共阳谷县委组织部：

    关于王月盈同志的历史问题，前以给你部出过一份详细材料，他是四零年四、五月间在阳谷老三区入党介绍人是杨英民（早已脱党）和我，曹万年不是共产党员二七坡里暴动王并没有参加，他的第二次参加工作是阳谷县委书记杨昌同志拉出接收，此证。

               王筱某

                         6、16、

王筱某同志系正式已是监察室付主任

             该材料供参考

  1956年6月16日王筱某给王月瀛写的这份证明包括3个内容：

    （1）、王筱某证明：“曹万年不是共产党员”。曹万年还不是共产党员哩，那么王月瀛写的第一次入党时间是在1926年阴历11月14日由曹万年介绍入党就是假的了。

    （2）、王筱某证明王月瀛：“二七坡里暴动王并没有参加，”

    （3）、王筱某证明王月瀛：“他是四零年四、五月间在阳谷老三区入党介绍人是杨英民（早已脱党）和我，”在这里王筱某指的是王月瀛第二次入党时间及入党介绍人。（注：这一问题跟坡里暴动及曹万年没关系，放在后面说。）

   （二）曹万年是在1924年9月之前在法国加入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多人都证明了的，不再复述。

   （三）、  王月瀛第一次入党的时间及参加坡里暴动的情况：

 1、胡廷连的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

证明王月瀛参加坡里暴动及旁证是党员的材料

      胡廷连的证明材料

    民国十六年腊月坡里暴动，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及搜查德国教堂里的枪支，参加暴动的人曹万年、胡学敬、胡学善、守正、申兰生、王朝聚、王月盈和我，还有徐登朝部下的士兵（齐鲁志愿军）也参加了一部分，大体有六七十人。收集枪支十余支，粮食当时分给群众吃了。暴动时因时局紧张不能停身，便四散奔逃，我便赴天津去了。

    能知道的当时共产党员，聂子正、申籣生现在北京。可是我没有与他两在块开过会，只是听曹万年说过。同时我也是共产党员，那时曹万年发展的我们四人胡学敬、胡学善、胡守正（现在都死啦）我一下东北关系也失掉了。根据当时情况王月迎是个共产党员，因他是曹万年的心腹人，跟子打散后，传个秘密话送个信等，当时王月迎同志才十六、七岁，年纪很小，所以我没有与他在一块开过党员会，也不知道他是谁发展的，也可能是曹万年，暴动后我们都分散啦。

 证明人  胡廷连  12/4

    胡廷连证明了：“参加暴动的人曹万年、胡学敬、胡学善、胡守正、申兰生、王朝聚、王月盈和我，还有徐登朝部下的士兵（齐鲁志愿军）也参加了一部分，大体有六七十人。”坡里暴动失败后，聊城地区国民党进行清党，我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认为参加坡里暴动的人员在阳谷活动已无条件，决定凡参加坡里暴动的党员，各自离开原地，隐蔽起来，以保存骨干力量。胡廷连去了天津，王月瀛在1963年写的《革命史自传》中写：“曹指示我北上天津。”都去天津，这难道是巧合吗？胡廷连去天津也应该是曹万年安排的，因为都是曹万年介绍入党的党员。

    胡廷连旁证了曹万年介绍王月瀛入党：“根据当时情况王月迎是个共产党员，因他是曹万年的心腹人，跟子打散后，传个秘密话送个信等，当时王月迎同志才十六、七岁（注：王月瀛挨饿饿的显小，1907年生人），年纪很小，所以我没有与他在一块开过党员会，也不知道他是谁发展的，也可能是曹万年，暴动后我们都分散啦。”

2、郭庆江、盛北光、宋子美、申仲铭证明王月瀛参加了坡里暴动及王月瀛担任党内通信员的材料：

（1）郭庆江证明材料：《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 

                       第42页

                      第52页                      

                       第53页 

    《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42页郭庆江写的《中共鲁西县委领导的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阳谷坡里暴动史迹片断》第52页、第53页写：“当我起义农民武装占领坡里之后，九都杨的地主杨兰亭为首，便自动结合起来和我们对抗，他们计划从阴历元旦的晚上开始，严密的设防；并想凭借这三个土圩子不分昼夜地轮班守卫，......当时我们的杨耕心同志正在被他的父亲监视在家不得自由。他父亲所筹划的罪恶勾当，他是完全知道的。当我起义武装在隐蔽的情况下进入该村时，杨耕心同志和他们取得联系，并把他父亲的反革命措施，写成详细的书面材料交给我去的人带回来。

    根据杨耕心同志的书面报告，我起义部队为了打击地主阶级的反动凶焰，准备给他们当头一棒。他们准备在阴历除夕设防，我们必须走在他们前头，于是我们准备在阴历除夕的凌晨向他们发动了进攻。”

（2）、申仲铭证明材料：

《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

                         第57页

                          第62页

                           第65页

                         第67页

    《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57页申仲铭写的《阳谷农民武装暴动的回忆》第62页写：“一九二七年农历丁卯年腊月二十三这天下午（是旧俗‘送灶’的节日），我从聊城会后骑毛驴回家，当将要走到郭店屯北二里许道旁，忽然闪出一人，上前拦着我的驴头，见是杨一斋同志。他悄悄地对我说：‘昨天（即腊月二十二日）晚上坡里打响了。正等你，我们同去吧！’”第65页写：“坡里起义的第三天，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王寅生、中共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同志都由聊城赶来，立即成立了‘东临地区革命委员会’。首先要发布告，揭明我们的政治主张。”第67页写：“其次，我们坚决要在教堂开仓放粮。”第67页写：“头一天，附近群众初次来领人数不多，一天只放了几十石；第二天传开了，来的人渐多了；第三天甚至拥挤起来。很是热闹、......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到第五，六天头，来的群众忽然减少，甚至断绝。后来得知东临道尹陆春元听说大怒，认为这还了得，赶紧调兵遣将，把他东临道几个县的军警团队都抽调来，开始攻打教堂，这样断绝了内外的交通，四周封锁，村民进不来，”

（3）、盛北光证明材料：

                          第9页

                          第26页

                          第27页

    《谷山烽火》第9页盛北光写的《阳谷县农民运动与鲁西党的早期活动》第26页、第27页写：“在韩建德率队占领了教堂后，杨耕心同志按原计划领导党支部发动贫雇农进教堂，打开粮仓进行分粮。由于时间短，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再加上宣传教育工作一时跟不上，群众不了解坡里暴动真象，表示观望犹疑，在这种情况下，杨一方面领导支部发动群众，一方面大造声势，在夜半人静，分头到各村喊口号：“共产党来啦！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坡里开仓放粮啦！......”引得群众议论纷纷。于此同时，杨首先把自己家的枪支（汉阳造步枪）拿出，号召农民拿起枪来，并带领佃户和贫雇农分自己家里的粮食。当即被其父杨兰亭（后来为开明人士）得知，把杨禁闭在家中。由此，刚刚发动起来跃跃欲试的群众，遭受了致命的打击，没有及时武装起来。

（4）、宋子美第一份证明材料（县委派人来代笔写的）：

    宋子美第二份证明材料（宋子美本人写的）：

   注： 宋子美给王月瀛出的两份证明材料笔迹不一样，第一份证明材料的时间是4月12日，没有年份。笔者发现，胡廷连给王月瀛出的证明材料的时间也是4月12日，也没有年份。经笔迹比对，出自同一天的不同人的两份证明材料竟是一个人写的（宋子美的家后宋堤口村，在胡廷连的家胡楼村的西北方向，两村相距二十多华里）。宋子美在给王月瀛写的第二份证明材料中写：“今证明王月瀛同志于1927年参加坡里天主教堂大暴动一事，于今年四月县委派人来到我家了解该同志曾经作暴动工作是否属实等等。”原来胡廷连给王月瀛出的证明材料与宋子美第一份给王月瀛出的证明材料都是县委派来的人代笔写的。故宋子美给王月瀛出的两份证明材料的笔迹不一样。代笔者为什么不把年份写上呢？不得而知，根据推测是1956年。因为，1956年3月19日准备提拔王月瀛为阳谷县公安局政委（原件附后），开始政审。

 宋子美的第一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

    自从民国十六年七月间在上级开会给我们的任务到坡里去暴动，方式是联络各地英雄，目的推翻军阀统治，自养口号是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并联合申县朱庆庄会道门头王朝聚，集合在杨家庙，曾参加坡里暴动的于腊月二十日夜追去七棵手枪，首先到孔营把禅佛扣着啦。收集大枪六七十支枪，仓库粮食接济了穷人，为了杀富济贫。参加这次暴动的人均有总司令韩建得，王志本（一路司令）王朝聚（二路司令）三路曹万年党催存厚，王德五，参谋长，程宗月参谋三位宋子梅、赵芪任振高党员有宋金川（宋历华）现在河南焦作矿务局局长，聂子正，杨一斋，郭庆江，申佰谨，王筱某等七人。当时参加暴动的人很多但不记得见过王月迎同志，只是年前腊月在城里遇见了月迎同志说他在坡里......的也跟着暴动来问我一、说记不清。同时他从东北回来后便跟着王筱某当菜買，后来当了三区区副，那时我正在连干大队任政治部主任我们不是一个单位，他是否那时是党员我不清楚。可是王筱某确能了解（水利部主任）。

             宋子美             12/4

 注：以上省略号是有几个字看不清

 宋子美的第二份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

阳谷县委组织部负责同志：

    今证明王月瀛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参加坡里天主教当天暴动一事，于今年四月县委派人来我家了解该同志曾经作暴动工作是否属实等等，因我部占领教堂后受军阀军的威胁，情况吃紧，在内中未见该人，故今年未敢盲目证明，原因时间很长，一时难以想到，待以后反复回想，为了不埋没每个革命同志的工作成绩想起我率部赴四乡收集枪支武器，由王营村回坡里时路径王营村西南，遇见王月瀛同志去给九都杨村杨一斋同志去送信，（杨一斋同志是当时革命领导）现今才想起此人在暴动者之一，特此证明。

                             此致

   胡廷连、 郭庆江、宋子美、盛北光、申仲铭证明了王月瀛参了加坡里暴动及党员身份

    胡廷连证明：参加暴动的人曹万年、胡学敬、胡学善、（胡）守正、申兰生（申仲铭）、王朝聚、王月盈（瀛）和我，还有许登朝部下的士兵（齐鲁志愿军）也参加了一部分，大体有六七十人。那时曹万年发展的我们四人胡学敬、胡学善、胡守正。根据当时情况王月迎（瀛）是个共产党员，因他是曹万年的心腹人，跟子打散后，传个秘密话送个信等，也不知道他是谁发展的，也可能是曹万年。

    郭庆江证明：“当我起义农民武装占领坡里之后，九都杨的地主以杨兰亭为首，便自动结合起来和我们对抗。他们计划从阴历元旦的晚上开始，严密的设防；并想凭借这三个土圩子不分昼夜地轮班守卫，......当时我们的杨耕心同志正在被他父亲监视在家不得自由。他父亲所筹划的罪恶勾当，他是完全知道的。当我起义武装在隐蔽的情况下进入该村时，杨耕心同志和他们取得联系并把他父亲的反革命措施，写成详细的书面材料交给我去的人带回来。”这个从坡里教堂带着曹万年交给他的信在隐蔽的情况下去杨耕心家送信的人就是王月瀛，王月瀛并从杨耕心那里带回杨耕心写的材料交给了曹万年。因为杨耕心的妻子是王月瀛的姑表姐，王月瀛进入杨耕心家容易，还因为王月瀛是我党的领导人杨耕心和曹万年之间的党内秘密通信员，在此之前王月瀛就多次给杨耕心和曹万年送信，多次出入杨耕心和曹万年的家。

    宋子美证明：王月瀛在坡里教堂受曹万年指示，带着曹万年写给杨耕心的信，去九都杨给杨耕心送信，走到王营村西南，遇见了率部赴四乡收集枪支武器的宋子美（从坡里到九都杨路过王营村西南）。

   盛北光证明：杨耕心被他父亲禁闭在家的时间是坡里教堂开仓放粮的头几天。

    申仲铭证明：攻占坡里教堂是1927年阴历12月22日夜，24日开始开仓放粮，放到第五，六天头的时候因为东临道几个县的军警团队把坡里教堂围困起来，群众没法到教堂领粮了。放粮的第五天是阴历的12月28日，第六天头是阴历12月29日早晨或上午的头半晌。

    也就是说，杨耕心被他父亲禁闭在家的时间是在坡里教堂开仓放粮的头几天，在杨耕心被他父亲禁闭期间，曹万年派王月瀛给杨耕心去送信（王月瀛是曹万年和杨耕心的党内通信员），王月瀛走到王营村西南，遇见了率部赴四乡收集枪支武器的宋子美，王月瀛从九都杨回坡里时带回了杨耕心写给曹万年的信，暴动队伍才知道了杨耕心的父亲组织人员计划从阴历元旦的晚上开始，严密设防，并想凭借三个土圩子不分昼夜的轮流守卫，因而暴动队伍决定在年三十晚上进攻九都杨的三个土圩子。郭庆江、宋子美、盛北光、申仲铭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约而同地把王月瀛在坡里暴动期间一次给杨耕心送信的活动清晰地表述出来。这充分地证明了王月瀛参加了坡里暴动及在坡里暴动期间王月瀛的党内通信员的身份。

    综上所述：胡廷连、郭庆江、宋子美、盛北光、申仲铭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角度相互印证了，王月瀛1969年在《革命史自传》中写的：“在1926年阴历11月14日，在曹庄曹万年的喂牲口棚里参加了共产党，介绍人曹万年。 1927年为党内通信员，跟杨一斋联系，1927年1月—1927年底参加北坡暴动，在政治处有胡楼的胡守正、胡庭连为领导，我当通信员。”

   五、王筱某是否算参加了坡里暴动及入党情况

（一）、坡里暴动期间真实的王筱湖

     1、王筱湖的回忆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湖写的《我的回忆》第3页写：“1927年11月底，耕心同志通过鲁西县委将我从聊中调回家，作为他发动组织坡里暴动的通讯联络助手。同时，他介绍我转了 党。为了躲避他父亲的监视，我俩多在夜间进行活动。不久，他父亲又严加制止在他家招待各地来的活动分子，从此即在我家设立了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我担任通讯联络工作。”按王筱湖的说法：王筱湖1927年11月底转人党内，在他家设立了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他担任通讯联络工作。事实真是这样吗？其实不然。

     2、坡里暴动期间王筱湖不是共产党员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湖写的《我的回忆》第3页写：“1927年11月底，耕心同志通过鲁西县委将我从聊中调回家，作为他发动组织坡里暴动的通讯联络助手。同时，他介绍我转了党。” 

  《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85页，首任阳谷县委组织委员盛北光写的《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在阳谷县的组织发展活动概况》第89页写：“一九三四年三月中共阳谷县委建立后，以县委为领导核心，发起成立了‘中坚社’。‘中坚社’为党的外围组织，发起人除县委成员外，党外有王筱湖、王伯谨、孙寒光、（聊城人）等同志” 第90页写：“一九三五年夏，中共阳谷县委进行了变动，翟子超同志离开了阳谷，增补申蕴璞、朱朗宵为县委委员。此后，经过县委审查批准原参加‘中坚社’的王伯谨、赵凤升、王筱湖、杨玉珂、姚修文、张瑞珍、李超等同志先后转入党内成为共产党员。”

     《谷山烽火》第128页，当时的阳谷县委组织委员盛北光、宣传委员申云浦，以及和王筱湖在1934年4月，同时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加入我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的杨鼐，共同写的《中共阳谷县安乐镇支部与中坚社》第128页写：“一九三四年四月初，中共安乐镇支部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党的组织活动问题。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第129页写：“我们决定以安乐镇党支部为领导核心，成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中坚社是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为了掩护党的组织和更广泛的开展社会活动，中坚社的发起人确定除党支部成员为领导核心外，还吸收了思想进步的王筱湖、孙寒光、王伯谨、杨鼐等四位党外人士作发起人。”第130页写：“一九三五年后，同阳谷县委反生领导关系的地下党员有：安乐镇一带杨耕心、赵凤升、王筱湖、申子君、武子升、顾寿祯、……。”

    由此证明：王筱湖不是1927年11月底转入党内的共产党员，而是1934年4月王筱湖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加入我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1935年夏由“中坚社”转入党内成为共产党员。

      3、王筱湖家不是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王筱湖也没担任通讯联络工作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湖写的《我的回忆》第3页写：“不久，他（杨耕心）父亲又严加制止在他家招待各地来的活动分子，从此即在我家设立了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我担任通讯联络工作。”

   杨耕心的家，当时是大户人家，有看护院子的，杨耕心的父亲是他家里的主人，杨耕心在他家招待各地来的活动分子，多人频繁地进出他家，他爹叫进门吗？不仅是“不久”之后，就是“不久”之前，杨耕心的爹也不叫这么多不明不白的社会人士进他家的门。杨耕心做到的是对在他家扛活的作工作，或在他家的外边作革命工作。

    王筱湖在《我的回忆》中写：“从此即在我家设立了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我担任通讯联络工作。”首先，王筱湖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何谈在他家设立了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其次，当时他家也是个大户人家，他家到底有多大？这样说吧，2012年我院中叔叔领着我到附近各村，找老人调查我父亲的过去，当我的车开到前梨园村东二里多地的郭店屯南边的南北小公路上时，叔叔叫我停车，叔叔站在公路西边路边上，面向西指着前边一大片地对我说：“你看了么，西边这一大片子地，都是筱湖家的，那年他回家来，我陪着他到处转转，转到这里时，他指着这一片子地说：‘这些地都是俺家的。’”叔叔对我说：“你说都到了这个时候啦，还提那干啥？！”叔叔还对我说：“前梨园拆了，不是往东盖呀，要占着他家的地啦，还是我给他做的工作，我对他说：叫他们盖吧（盖房），给他做通工作后才动工盖的前梨园唻。”前梨园整个村子盖起来，只占王筱湖家那一大片地的一角。前梨园家东那一块地，只是王筱湖家里地的其中一块，王筱湖的家在前梨园村西一里的后梨园村，至于后梨园村有多少王筱湖家的地，我不知道，其他村是否还有王筱湖家的地我也不知道。我原来只知道前梨园村家东的地是前梨园村的地，不知道是王筱湖家的地。我看到，后梨园村家后靠西边的胡同口两边，至今还立着两块王筱湖家的上马石。《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7页王筱湖回忆：“敌人只能每天强迫拆运一次，一直持续了3个月，才把我家的墙根拆光运完。”王筱湖家的家业到底有多大，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他爹能供养他上学，他爹就是他家的主人，在他家设立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在他家招待各地来的活动分子。他爹叫人家进门吗？假设王筱湖家里是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他家里谁是党员？办公地点设在王筱湖家的哪间房子里？联络站站长是谁？站内有几个联络员？各是谁？有谁去过王筱湖的家里？假设王筱湖担任我党的通讯联络工作，王筱湖当时不是党员，怎么担任的党内的通讯联络工作？王筱湖是有家主的儿子，能给杨耕心、曹万年到处跑着送信？传话？谁委托过他？往哪里送？送给谁？跟谁联系的？这一系列的问题，王筱湖没写，别人也没回忆，送信的与被送信的都没写，难道1927年11月在党外人士的王筱湖家设立了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是真的？！难道我党叫一个社会人士的王筱湖担任党内通讯联络工作也是真的？！

     （二）、坡里暴动期间我党的通信员是谁？

    王月瀛回忆：“1925年秋季，有一次曹万年问我：‘你王家与九都杨王家是不是一家？’我说：‘是一家，还有孝服哩。’他又说：‘你王家和杨兰亭（杨耕心的父亲）有亲戚么？’我说：‘有，我姑表姐许配给他大儿子杨一斋为妻，不过那人不大好说话。’他接着说：‘那人比我还好哩，他反对他父亲，一切为穷人着想，你不要认为他是坏人，从今后咱共同为穷人谋幸福，好让穷人翻身，不挨饿。’”

    王月瀛回忆：“1925年（旧历）10月间，我借找王金河（后梨园村人在杨耕心家扛活）为名到我姑表姐家，见到了表姐夫杨一斋。还好，他很愿意跟穷人接近，还对我说：‘要多接受一些杀富济贫、杀赃官、除恶霸的思想。’”因为王月瀛和曹万年、杨耕心有亲戚关系，从此他就给曹万年和杨耕心之间来回地传话、送信，他们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党经过一年对王月瀛的考验。王月瀛回忆：“在1926年旧历11月14日，在曹庄曹万年的喂牲口棚里参加了共产党，介绍人曹万年。1927年为党内通信员。跟杨一斋（杨耕心）联系，1927年1月——1927年底（旧历）参加北坡暴动。在政治处有胡楼的胡守正、胡廷连为领导，我当通信员。”

    王月瀛回忆：“至1927年年底，以杨一斋为主的阳谷县共产党，发动了北坡里庄暴动，攻打洋堂。我那时给曹万年当警卫员。当坡里暴动时他任第一司令，韩建德、王芝本、王朝据都是副司令员。”

    宋子美回忆：“今证明王月瀛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参加坡里天主教当天暴动一事，我率部赴四乡收集枪支武器，由王营村回坡里时路经王营村西南，遇见王月瀛同志去给九都杨村杨一斋同志去送信。”

    由此证明：1925年秋之前，王月瀛结识了他姐夫曹万林的堂哥曹万年，1925年秋曹万年叫王月瀛跟王月瀛的姑表姐夫杨耕心联系，1925年10月王月瀛跟杨耕心联系上。从此，因为亲戚关系，他就给曹万年和杨耕心之间来回地传话、送信。我党经过一年对王月瀛的考验，于1926年旧历11月14日，曹万年介绍王月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王月瀛便成了曹万年和杨耕心之间的党内通信员。1927年1月至12月，坡里暴动及筹备期间，王月瀛不但是曹万年和杨耕心之间的通信员，杨耕心、曹万年也指使他给其他人送信。杨耕心、曹万年他们开会都是王月瀛给他们站岗放哨，还是他们的警卫员。暴动队伍攻打坡里教堂时，曹万年是暴动队伍的第一司令，王月瀛是曹万年的警卫员。坡里暴动期间曹万年叫王月瀛到九都杨给杨耕心去送信，途中遇见宋子美。暴动队伍政治处负责人胡廷连，也派王月瀛给胡楼村胡承修的父亲去送信。

    在坡里暴动筹备期间，中共鲁西县委委员袁果在王月瀛家里住过一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忘记196几年了）不冷不热的季节，袁果在某天的下午后半晌来到了阳谷县后梨园村王月瀛的家里。王月瀛的二女儿清楚地记得：父亲看见袁果很高兴，并叫我喊他大爷，我想别的亲戚都是上午来，这个亲戚咋这下午来吔？都快天黑了。晚饭后父亲和袁果大爷在当院里各坐一个小板凳，我在父亲身边听他们说话，听后才明白，袁大爷坐汽车一天到不了我家，头一天从他家坐汽车到聊城，在聊城住一夜，第二天再从聊城坐汽车到我家，要想一天到我家，就得坐一段汽车，走一段路，两段路远处差不多，走哪一段路都行。他们还聊了当年参加坡里暴动的那些人现在的情况，如谁谁死了，还活着的有谁，各在哪里？现况如何等。又聊了两人各自逃到东北后分别在杨耕心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的情况等等。第二天吃吧早饭，袁果大爷就带着我父亲给他备好的途中吃的等东西就走了，他可能是想当天回到他家，所以走得这么早。

    综上所述：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要是有的话，就是在王月瀛家里的那几间住着家人的小破屋子里，也没人称之为“联络站”，谁有事谁找他，他们不找王月瀛，杨耕心、曹万年也得叫王月瀛找他们去。王月瀛整天跟子杨耕心、曹万年跑，不是给他们送信，就是给他们站岗放哨。为此，王月瀛才是坡里暴动期间我党的通信员。

       （三）、申仲铭回忆坡里暴动的三种版本不期而遇

    既然王筱湖在坡里暴动期间连党员都不是，更谈不是在他家设立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他担任通讯联络工作啦。为什么申仲铭在他的有的回忆中还写：王筱湖同志家已成了党的联络站，王筱湖同志当时是党的得力联络员呢？显然，申仲铭在写回忆坡里暴动的时候，是和王筱湖交流过的，那时候的党员还是保密的，王筱湖说了，申仲铭就信啦。申仲铭在回忆中的前言中写：“因此，我联系几位老战友，尽可能对证材料，力求翔实。”

    王筱湖1927年还不是共产党员哩，怎么可能王筱湖同志家已成了党的联络站呢？！怎么可能王筱湖同志当时是党的得力联络员呢？！经查，竞查出申仲铭回忆坡里暴动的三种版本。

     第一种版本

    1979年10月第一版，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37页，登载的申仲铭写的《山东阳谷县坡里庄暴动的回忆》，一九七九年三月写于北京西郊。

    一九八0年五月一日印刷的，《阳谷县文史誌（三）》坡里暴动，第1页登载了申仲铭写的《山东阳谷县坡里暴动的回忆》，一九七九年三月写于北京西郊。

    1982年9月印的，《聊城地区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第88页，登载了申仲铭写的《山东阳谷县坡里庄暴动的回忆》，一九七九年三月写于北京西郊，一九八二年七月略有修改于北京团结湖。

    这三本文史资料或党史资料，登载的申仲铭写的《山东阳谷县坡里庄暴动的回忆》，都载有申仲铭写的：“一九二七年农历（丁卯）腊月二十三这天下午，我从聊城骑毛驴回家，走到郭店屯北二里许，从道旁忽然闪出一人，上前拦住我的驴头，见是杨一斋同志，他悄悄地对我说：‘昨天（旧历二十二）晚上坡里打响了，正等你，我们同去吧！’这本是党早就决定了的，由我和聂子政、孙大安三同志进入教堂，在起义部队中工作。没有二话我俩先到梨园王筱湖同志家。梨园离郭店屯一二里，离坡里庄不过八、九里，地点适中，这时王筱湖同志家已成了党的联络站，王筱湖同志当时是党的得力联络员。我们三人吃了晚饭，乘夜进入教堂。从此我个人就留在教堂内工作，王、杨二人另有任务离开了教堂，各自去做党交给的工作去了。”由此，申仲铭便成了王筱湖在《我的回忆》中写的，1927年11月底转入党，在我家设立了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我担任通讯联络工作的唯一旁证人。

       第二种版本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印刷的《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3页，申仲铭写的《阳谷坡里庄暴动回忆》即第二种版本，该版本与第一种版本比较。

    第一种版本的题目是 《山东阳谷县坡里庄暴动的回忆》小标题是：

            前言

     一、当时的革命形势

     二、怎样占领坡里教堂的

     三、起义军的政治措施

     四、边打边谈

     五、大风夜中撤出 ，北上打游击

       第二种版本的题目是《阳谷坡里庄暴动回忆》小标题是

     一、进占教堂

     二、起义军的政治措施

     三、边打边谈

     四、大风夜里撤出

    第二种版本与第一种版本相比较，第二种版本修改了 题目；删除了小标题的前言及一、当时的革命形势；将第一种版本小标题二、怎样占领坡里教堂的，修改成一、进占教堂；将第一种版本小标题五、大风夜中撤出，北上打游击，修改成四、大风夜里撤出。

    第二种版本的内容较第一种版本修改了很多，仅举有关王筱湖的内容如：

    第二种版本《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3页申仲铭写：“一九二七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下午，我从聊城骑毛驴子回家，走到郭店屯北二里许道旁，忽然闪出一人，拦住我骑的驴子，一看是杨耕心（字一斋）同志，他悄悄地对我说：‘昨天晚上坡里打响了，正等你，我们同去吧！’这本是中共鲁西县委早决定了的，由聂子政、孙大安和我，还有郭庆江、宋占一等同志进入暴动起义部队工作。我俩先到梨园王筱湖同志家。王筱湖同志是党的得力联络员，他家已成了联络站。当晚，我和杨耕心、王筱湖二同志一起进入教堂。我留在教堂内工作，王、杨二同志因另有任务离开了教堂。”仅这一段话，篡改率达百分之五十左右，关键是第一种版本申仲铭写：“这本是党早就决定了的，由我和聂子政、孙大安三同志进入教堂。在起义部队中工作。”第二种版本篡改为：“这本是由中共鲁西县委早决定了的，由聂子政、孙大安和我，还有郭庆江、宋占一等同志进入暴动起义部队工作。”

    不仅如此，连第一种版本申仲铭没写的内容，第二种版本又增加上了两项内容：1、《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8页写：“杨耕心同志、王筱湖同志以及宋历华同志的任务是在外联系外围武装，收缴地主枪支，扩大我们的政治军事影响。”2、《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8页写：“王筱湖、宋历华同志等虽也掌握附近村庄一些红枪会及武装群众，但因为教堂外围被官军隔断，也难以应授。”问题是，连王筱湖自己都没写，别人也没回忆，编者就按自己的意图增加上了。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印刷的《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3页登载的，申仲铭写的《阳谷坡里庄暴动回忆》落款是（选自《光嶽春秋》）一九八一年七月第一次出版的《光嶽春秋》第27页登载了申仲铭写的《阳谷坡里庄暴动回忆》。《光嶽春秋》这本书是聊城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负责编撰的，据说当时是出版局高局长组织的，他找了几位非出版局的懂点历史的非写史专业人员，让其分别组织材料，出本书。故《光嶽春秋》这本书既有征集的材料，也有编写的文章。所谓“光嶽春秋”，“光嶽”就是聊城，“春秋”指春季和秋季，泛指岁月，即“聊城岁月”。

    出版局不是写史的部门，随意性较大。《光嶽春秋》第27页登载的申仲铭写的《阳谷坡里庄暴动回忆》，与第一种版本申仲铭写的《山东阳谷县坡里庄暴动的回忆》题目不一样，小题目也不一样，内容更不一样。其内容连删除的、加修改的、带增加的，篡改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五之多。且该文没有申仲铭的说明，没有当时的革命形势，没有出处，也没有落款时间，更没有申仲铭让其修改的授权委托书。这样的文章是编者根据其粗略的历史知识、多人的回忆，加上编者的意图等，凑合到一块而写成的文章。像这样的文章原则上是不能借用申仲铭回忆的名义的。这样的文章参考价值不大，不属于历史资料，仅属于文学作品。就这样的文学作品却被阳谷党史办选中了，登载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上。从而，被篡改后的申仲铭写的《阳谷坡里庄暴动回忆》，堂而皇之地登上了阳谷县党史的殿堂。使一个没参加坡里暴动的王筱湖，瞬间就变成了参加坡里暴动的英雄。

       第三种版本

    1979年10月第一版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1980年5月1日印刷的《阳谷县文史誌（三）》

    1982年9月印的《聊城地区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以上三个历史部门，都登载了申仲铭写的《山东阳谷县坡里庄暴动的回忆》落款时间都是一九七九年三月写于北京西郊，1982年9月印的，《聊城地区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期，还注明了：一九八二年七月略有修改于北京团结湖。

    这三个历史部门（即第一种版本），都载有申仲铭回忆中的一段话：“一九二七年农历（丁卯）腊月二十三这天下午，我从聊城骑毛驴回家，走到郭店屯北二里许，从道旁忽然闪出一人，上前拦住我的驴头，见是杨一斋同志，他悄悄地对我说：‘昨天（旧历二十二）晚上坡里打响了，正等你，我们同去吧！’这本是党早就决定了的，由我和聂子政、孙大安三同志进入教堂，在起义部队中工作。没有二话我俩先到梨园王筱湖同志家。梨园离郭店屯一二里，离坡里庄不过八、九里，地点适中，这时王筱湖同志家已成了党的联络站，王筱湖同志当时是党的联络员。我们三人吃了晚饭，乘夜即进入教堂，从此我个人就留在教堂内工作，王、杨二人另有任务离开了教堂，各自去做党所交给的工作去了。”由此，申仲铭不仅旁证了王筱湖1927年是共产党员，还旁证了王筱湖参加了坡里暴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这三本历史书出版或印刷的时间不同，却申仲铭写回忆的落款时间都是一九七九年三月写于北京西郊呢，1982年9月印的《聊城地区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期，还注明了：一九八二年七月略有修改于北京团结湖呢？因为，那时候各历史部门都在写史，不是说各写史的部门都转载历史部门已编辑的书籍，而是各写史部门都分别给申仲铭去信征稿，那时申仲铭还健在，申仲铭为了省事，就印出来，谁来征稿就给谁寄一份。有时发现不妥之处，如他看到别人的回忆了，又想起来什么啦等，就改改再寄出。所以，申仲铭在不同时期寄出的有关坡里暴动的回忆资料，有的内容不尽相同，但落款时间是一样的如：

    1979年10月第一版山东《文史资料选集辑》第七辑；1980年5月1日印刷的《阳谷县文史誌（三）》，都登载了申仲铭写的《山东阳谷县坡里庄暴动的回忆》，落款时间都是一九七九年三月写于北京西郊，其内容基本是一样的。

    1982年9月印的《聊城地区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登载的《山东阳谷县坡里庄暴动的回忆》的落款时间是，一九七九年三月写于北京西郊，一九八二年七月略有修改于北京团结湖，其内容的确有所修改。但没修改申仲铭回忆的有关王筱湖的内容。

    综上所述：申仲铭回忆资料的落款时间，不是重要的参考指标，重要的参考指标是登载申仲铭写的，有关坡里暴动的回忆的书籍的出版或印刷时间，出版时间或印刷时间越晚，申仲铭回忆的坡里暴动的情况越真实。这三个文史资料及党史资料单位，登载的申仲铭写的《山东阳谷县坡里庄暴动的回忆》在前言中申仲铭写的：

1979年10月第一版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37页

申仲铭在前言中写：“因此，我联系几位老战友，尽可能对证材料，力求翔实。但大家都老了，记忆力衰退，难免有错误的地方；我也年过七旬，在写作时尝感力不从心，文中如有舛误之处，希望知者指正。”也都是一样的。

    可是，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共聊城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出版的《党史资料》第二期第57页，申仲铭写的《阳谷坡里农民武装暴动的回忆》（即第三种版本）第58页

     申仲铭在前言中写：“因此，我又和几位老战友，尽可能对证材料，回忆考订，以求实在。但是大家都老了记忆力已非昔比，难免有误；我今年已七十三岁，在写作上会感力不从心，所写如有不准确和错误之处，希望有关同志给予指正。”落款时间：编作者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文章最后落款时间：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日修订于北京西郊。

     很明显，一九八四年四月出版的载有申仲铭回忆资料的前言，跟1979年10月第一版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980年5月1日印刷的《阳谷县文史誌（三）》、1982年9月印的《聊城地区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期，载有的申仲铭回忆资料的前言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前言是：“我联系几位老战友，尽可能对证材料，力求翔实。”一九八四年四月出版的申仲铭的回忆资料的前言是：“我又和几位老战友，尽可能对证材料，回忆考订，以求实在。”：

    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共聊城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印的《党史资料》第二期第57页申仲铭写的《阳谷坡里农民武装暴动的回忆》写得很全面，并且有附录：一件通缉令。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共聊城市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印的《党史资料》第二期第62页

    申仲铭写：“一九二七年农历丁卯年腊月二十三这天下午（是旧俗“送灶”的节日），我从聊城会后骑毛驴子回家，当将要走到郭店屯北二里许道旁（那时虽也有了汽车大道，不过是不太宽的土道），忽然闪出一人，上前拦住我的驴头，见是杨一斋同志，他悄悄地对我说：‘昨天（即腊月二十二日）晚上坡里打响了。正等你，我们同去吧！’这本是党早决定的，由我和聂子政、孙大安三同志进入教堂起义部队工作。没有二话我俩一同先到梨园王筱湖同志家落脚。梨园离郭店屯只有二里，离坡里庄也不过十四、五里，我们三人吃了晚饭，乘夜进入教堂，从此我个人就留在教堂内工作，杨一斋因另有任务出来，各自做自己党所交付的工作去了。”这是在申仲铭整篇回忆文章中唯一的一段有关王筱湖的回忆。

    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共聊城市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印的《党史资料》第二期第57页，申仲铭写的《阳谷坡里农民武装暴动的回忆》，与1979年10月第一版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41页、1980年5月1日印刷的《阳谷文史誌（三）》第7页、1982年9月印的《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一期第92页，分别登载的申仲铭写的《山东阳谷县坡里庄暴动的回忆》内容基本一样。

1979年10月第一版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41页

    申仲铭写：“一九二七年农历（丁卯）腊月廿三这天下午，正是旧俗“送灶”的日子，我从聊城骑毛驴回家，走到郭店屯北二里许，从道旁忽然闪出一人，上前拦着我的驴头，见是杨一斋同志，他悄悄地对我说：‘昨天（旧历廿二）晚上坡里打响了，正等你，我们同去吧！’这本是党早就决定了的，由我和聂子政、孙大安三同志进入教堂，在起义部队中工作。没有二话，我俩先到梨园王小胡同志家。梨园离郭店屯一二里，离坡里庄不过八、九里，地点适中，这时王小胡同志家已经成了党的联络站，王小胡同志当时是党的得力的联络员。我们三人吃了晚饭 ，乘夜即进入教堂，从此我个人就留在教堂内工作，王、杨二人另有任务离开教堂，各自去做党交给的工作去了。”相比较，不但题目不同、前言不同，而且内容顺应前言的不同而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注：1982年7月1日印刷的《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登载的《阳谷坡里庄暴动的回忆》系文学作品，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1）、由到王小胡同志家，修改成到王筱湖同志家落脚

    之前，申仲铭写：“没有二话，我俩先到梨园王小胡同志家。”

    之后，申仲铭写：“没有二话我俩一同先到梨园王筱湖同志家落脚。”

    不同之处：申仲铭写的，我俩先到梨园王小胡同志家，与我俩一同先到梨园王筱湖同志家落脚，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前者，到梨园王小胡同志家有可能是因为工作，也有可能是到王筱湖家歇歇。后者，到梨园王筱湖同志家落脚，落脚的意思是临时停留，其近义词是歇息或者停歇。就是说杨耕心和申仲铭在郭店屯感到累了，想就近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再往坡里庄赶路。于是，他们就找到了离郭店屯最近，离坡里庄也不远的后梨园村王筱湖家。他俩只是为了歇息一下，跟工作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2）、申仲铭删除了关于王筱湖参加坡里暴动的内容

    之前，申仲铭写：“梨园离郭店屯一二里，离坡里庄不过八、九里，地点适中，这时王小胡同志家已成了党的联络站，王小胡同志当时是党的得力联络员。我们三人吃了晚饭，乘夜进入教堂，从此我个人就留在教堂内工作，王、杨二人另有任务离开了教堂，各自去做党所交给的工作去了。”

    之后，申仲铭写：“梨园离郭店屯只有二里，离坡里庄也不过是十四、五里，我们三人吃了晚饭，乘夜即进入教堂，从此我个人就留在教堂内工作；杨一斋因另有任务出来，各自做自己党所交付的工作去了。”

    不同之处：申仲铭将：“梨园离郭店屯一二里，离坡里庄不过八、九里，”修改为：“梨园离郭店屯镇只有二里，离坡里庄也不过十四五里，”；删除了他之前写的：“这时王小胡同志家已成了党的联络站，王小胡同志当时是党的得力联络员。”；将他之前写的：“王、杨二人另有任务离开了教堂”修改为：“杨一斋因另有任务出来”；将之前的：“各自做党所交给的工作去了”修改为：“各自去做自己党所交付的工作去了”，申仲铭写的“自己党”指的是什么？杨一斋是共产党员，申仲铭当时是知道的，杨一斋去做自己党即共产党交付给他的工作去了。至于王筱湖不是共产党员，顾名思义，王筱湖自己的党是哪个党呢？

    这不很明确了吗，申仲铭又和几位老战友，尽可能对证材料，回忆考订，以求实在。发现王筱湖欺骗了他，才修改了他关于坡里暴动的回忆资料，还原了历史真相。经过申仲铭修改他写的坡里暴动的回忆资料，更进一步地证明了王筱湖即不是1927年的共产党员，也不是党的得力联络员，王筱湖家更不是党的联络站。这正与盛北光、申云浦、杨鼐共同证明的，王筱湖不是1927年的党员相吻合。

    《盛北光访谈录》第27页

    盛北光谈“会议确定邀约1928年失去联系的共青团员王筱湖”。由此证明：在坡里暴动期间王筱湖是共青团员，王筱湖从坡里教堂里待了一会出来后，共青团再联系王筱湖就联系不上了。从此，王筱湖就与共青团脱离关系了。坡里暴动失败后，参加坡里暴动的人员四下里躲藏，就不用联系啦。

    （四）、坡里暴动失败后

    坡里暴动失败后，暴动人员的花名册被敌人得去，反动当局在阳谷大肆捕捉共产党和坡里“教匪”，凡是参加坡里暴动人员家里都被反动当局查封，门上贴上封条，参加坡里暴动的阳谷邢二及其儿子被陈二杠子逮住，把邢二一刀一刀地零刀割啦，把“通匪”的孙二憨油炸啦。阳谷参加坡里暴动的人员因时局紧张在家不能存身，便四散奔逃，整个阳谷一片白色恐怖。

    1928年6月19日，领导坡里暴动的鲁西县委委员赵以政同志在聊城南关城门外英勇就义。赵以政同志牺牲后，聊城地区国民党进行清党，我党认为参加坡里暴动的人员在阳谷活动已无条件，决定凡参加坡里暴动的党员，各自离开原地，隐蔽起来，以保存骨干力量。杨耕心、申仲铭、袁果、胡廷连、王月瀛等人先后逃往东北，冯子肃、冯华（冯德华）逃往上海，后冯子肃又逃往东北，曹万年和其他参加坡里暴动的人员也离家外出躲避起来。坡里暴动失败后，参加坡里暴动的人员都死的死、逃的逃，这时王筱某在哪里呢？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4页写：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4页写：“1928年春，坡里暴动失败后，……我的身份当时没明显暴露，开学后便又回到聊中。”王筱某这时又回到聊中上学去啦。由此证明，被敌人得去的参加坡里暴动人员的“花名册”上没有王筱某。

    （五）、王筱某不了解坡里暴动的情况

 《聊城地区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第28页王筱某写的《杨耕心烈士传》第30页写：

   《聊城地区党史资料》一九八二第二期第28页王筱某写的《杨耕心烈士传》第30页写：“一九二七年腊月二十二日，起义军占领了坡里教堂，暴动成功。杨耕心白天在外联络农民协会、积极分子，并动员一些红枪会支援暴动，夜晚到教堂指导工作。杨耕心指示起义队伍壮大武装力量。在三十晚上收缴地富的枪支，并带头收去了家中的两支钢枪。为扩大政治影响，杨耕心还指示开仓放粮、张贴布告。”

    《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57页申仲铭写的《阳谷坡里农民武装暴动的回忆》第65页、第67页写：

                         第65页

                        第67页

  《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57页申仲铭写的《阳谷坡里农民武装暴动的回忆》 第65页写：“坡里武装起义的第三天（注：腊月二十四日），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王寅生、中共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同志都由聊城赶来，立即成立了‘东临地区革命委员会’首先要发布告，揭明我们的政治主张”第67页写：“其次，我们是坚决要在教堂开仓放粮。”

    《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第42页郭庆江写的《中共鲁西县委领导的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阳谷坡里暴动史迹片断》第52页、第53页写：

                         第52页

                         第53页

   《党史资料》第二期一九八四.四 第52页写：“当我起义农民武装占领坡里之后，九都杨的地主杨兰生（亭）为首，便自动结合起来和我们对抗，他们计划从阴历元旦的晚上开始，严密设防，并想凭借这三个土圩子不分昼夜地轮班守卫，”第53页写：“当时我们的杨耕心同志正在被他的父亲监视在家不得自由。他父亲所筹划的罪恶勾当，他是完全知道的。当我起义武装在隐蔽的情况下进入该村时，杨耕心同志和他们取得联系并把他父亲的反革命措施，写成详细的书面材料交我去的人带回来。”

    《谷山烽火》第9页盛北光写的《阳谷县农民运动与鲁西党的早期活动》第26页、第27页写：

                        第26页

                        第27页

  《谷山烽火》第9页盛北光写的《阳谷县农民运动与鲁西党的早期活动》  第26页、第27页写：“在韩建德率队占领了教堂后，杨耕心同志按原计划领导党支部发动贫雇农进教堂，打开粮仓进行分粮。由于时间短，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再加上宣传工作一时跟不上，群众不了解坡里暴动真象，表示观望犹疑。在这种情势下，杨一方面领导支部发动群众，一方面大造声势，在夜半人静，分头到各村喊口号：‘共产党来啦！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坡里开仓放粮啦！……’引得群众议论纷纷。与此同时，杨首先把自己家的枪支（汉阳造步枪）拿出，号召农民拿起枪来，并带领佃户和贫雇农分自己家里的粮食。当即被其父杨兰亭（后来为开明人士）得知，把杨禁闭在家中。由此，刚刚发动起来跃跃欲试的群众，遭受了致命的打击，没有及时武装起来。”

    申仲铭证明：坡里教堂在腊月二十四日开始开仓放粮。盛北光证明：坡里教堂开仓放粮后，群众不了解坡里暴动真象，表示观望犹疑，在这种情势下，杨耕心一方面领导支部发动群众，他先把自己家的枪支拿出，并带领佃户和贫雇农分自己家的粮食，一方面大造声势，在夜半人静，分头到各村喊共产党来了！坡里开仓放粮了！等口号。怎么能象王筱某写的那样：杨耕心夜晚到教堂指导工作呢？杨耕心在腊月二十四日坡里教堂开始开仓放粮不几天因拿出自己家中的枪支，带领佃户和贫雇农分自己家的粮食当即被他父亲禁闭在家。之后，杨耕心更不能象王筱某写的那样：夜晚到坡里教堂指导工作，也不能在年三十晚上带头收去了家中的两支钢枪。其实，杨耕心被其父禁闭在家后是通过王月瀛来回地送信指导坡里暴动的。郭庆江写：他们计划从阴历元旦的晚上开始，严密设防，并想凭借这三个土圩子不分昼夜地轮流守卫。当时我们的杨耕心同志正在被他父亲监视在家不得自由，……当我起义武装在隐蔽的情况下进入该村时，杨耕心同志和他们取得联系并把他父亲的反革命措施，写成详细的书面材料交我去的人带回来。宋子美也证明了王月瀛给杨耕心送信。由此证明：王筱某是没参加坡里暴动的，参加坡里暴动人员的花名册上没有王筱某的名字也证明了这一点，王筱某是不了解坡里暴动的情况的。

  综上所述：王筱某写：“在我家设立了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赞，我担任通讯联络工作。”盛北光、申云浦、杨鼐都证明王筱湖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何谈中共鲁西县委在他家建立了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何谈他担任通讯联络工作？退一万步说，他担任通讯联络工作，谁联络的他？他联络的谁？他没写，别人也没写，没有任何证据与旁证，难道这是真的？唯有王筱湖在暴动队伍攻进坡里教堂的第二天傍晚受杨耕心、申仲铭邀约，晚饭后陪他们二人进入坡里教堂，在教堂内呆了一会就出来啦。这是真的（有旁证）。但是王筱湖从坡里教堂出来后（当时王筱湖是共青团员）共青团再联系王筱湖就联系不上了，失踪了，正如盛北光在《盛北光访谈录》里谈的那样：王筱湖1928年与共青团失去联系。坡里暴动失败后，反动当局根据得去的参加坡里暴动人员的花名册到处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坡里“教匪”，参加坡里暴动的人死的死，逃的逃。这时，王筱某在哪里呢？王筱某在《我的回忆》中写：“我的身份当时没明显暴露，开学后便又回到聊中。”由此说明，参加坡里暴动人员的花名册上没有王筱某。再者，王筱某写的有关坡里暴动的回忆也不真实，因为没参加坡里暴动，不了解坡里暴动的真实情况。但王筱某硬说他参加了坡里暴动。王筱某只是在暴动队伍攻进坡里教堂的第二天傍晚受杨耕心、申仲铭的邀约，晚饭后陪杨耕心、申仲铭去了一趟坡里教堂，在那里呆了一会就出来了。这难道算参加了坡里暴动？一个共产党的党外人士，冒充共产党员，编造一系列假话，这算不算欺骗党？！

    王筱某就凭夜里在坡里教堂内呆的那一会就说他参加了坡里暴动，也是凭夜里在坡里教堂内呆的那一会就证明王月瀛没参加坡里暴动。参加坡里暴动的上百人，王筱某夜里在坡里教堂内呆那一会能见到几个人？难道，王筱某在那一会里没见到的人就等于没参加坡里暴动吗？

（六）、王筱某何时参加的中国共产党？

1、王筱某写：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2页写：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2页写“1927年7月下旬某天，正值我在聊中求学的假日，寅生同志偕同耕心同志突然来到我家（这时我已由耕心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3页写：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3页写“1927年11月底，耕心同志通过鲁西县委将我从聊中调回家，作为他发动组织坡里暴动的通讯联络助手。同时，他介绍我转了党。”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在写的《我的回忆》第4页写：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4页写：“1928年春，坡里暴动失败后，……我的身份在当时没明显暴露，开学后便又回到聊中。1928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的队伍占据了聊城，继而鲁西、华北都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我在聊中还差半月没毕业，即被迫走向了流亡的道路。1932年冬，耕心同志和我重聚在家乡，都当了小学教员以作掩护，我又作为耕心同志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6页、第7页写：

                         第6页

                        第7页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6页、第7页写：“1933年冬假，韩子栋同志回家，主动向耕心同志和我提出，由他把我俩的组织关系作为单线领导转到中央北方局去。不久，北方局通过子栋同志转告耕心同志，能否到苏区党校学习。因耕心同志那时脚疾严重，没去成。……1934年秋，以耕心同志为首，另有盛北光、申云浦、翟子超（鱼台人）等同志和我，倡导发起组成党的外为组织‘中坚社’，在安乐镇县立二高最后的一次会议上宣布成立。为了大力发展‘中坚社’，1934年秋末，耕心同志介绍与他一块任教的王伯谨同志加入了共产党，”

    假设王筱某说的他1927年11月底由杨耕心介绍他转了党是真的，那么他1928年6月从聊中回到家，一直到1932年冬又作为杨耕心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这中间四年半的时间，王筱某如果没跟党联系，就等于脱党，如果跟党联系了，为党作了哪些工作？跟谁联系的？由谁证明？这一系列的问题王筱某都没写，只是以“被迫走向了流亡的道路”而了之。这不得不使人怀疑，王筱某1927年11月底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

    王筱某写：“1933年冬假，韩子栋同志回家，主动向耕心同志和我提出，由他把我俩的组织关系作为单线领导转到中央北方局去。不久，北方局通过子栋同志转告耕心同志，能否到苏区党校学习。因耕心同志那时脚疾严重，没去成。”王筱某这话是否真呢？

    王筱某写：“1934年秋，以耕心同志为首，另有盛北光、申云浦、翟子超（鱼台人）等同志和我，倡导发起组成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1934年秋末，耕心同志介绍与他一块任教的王伯谨同志加入了共产党，”王筱某这话是否真呢？

2、  以下资料证明王筱某不是1927年的共产党员：

  （1）、《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一第一期 刘子蔚口述：

                         第73页

                         第74页

                        第75页

    《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73页，刘子蔚口述李士钊记录《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聊城三师地下革命活动片段》第74页、第75页写：“一九三二年春天，省团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中共山东省委机关被破坏，平原中心县委书记段尔平也叛变了。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老田（他说是组织部长）到聊城三师来找我联系。他先找到后期一年级（八级二班）的学生桑艮阳（肥城县人，三师前期师范初七毕业，一九三二年秋天升入后期师范）和孙芳茜（阳谷人，八级二班），然后才找到我接关系的。老田来找我是事先通过马云祥（当年是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学生）、李振山（当时是济南齐鲁高级中学学生）和三师学生于泮清等人的关系介绍而来的。我们四个人都见过老田，老田指示在聊城三师成立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领导鲁西北聊城、临清的山东省立第二、第十一中学和聊城的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包括寿张的山东省立第八乡村师范）等处的地下革命活动。书记由我担任，组织委员是桑艮阳，宣传委员是孙芳茜。

    中共总支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各学校中发展党员，凡属于地方党的党员都交出去。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的两年中，聊城三师先后发展了三十几个党员，如申云浦（阳谷人，曾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现任贵州省副省长）、谢鑫鹤（博平人，已故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副部长）盛北光（阳谷人，曾任中共贵州省委秘书长，现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人，都是那个时期发展的党员，但多数党员我不和他们直接出面接头。”

    以上刘子蔚证明了1932年至1934年的革命形势及盛北光的党员身份。

（2）、《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 盛北光写：

                         第85页

                        第88页

                         第89页                               

    《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85页盛北光写的《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在阳谷县的组织发展活动概况》第88页、第89页写：“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阳谷县已有十余名共产党员，但均在外地读书和工作活动。一九三三年只有一名共产党员翟子超同志（金乡人）来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工作，还有一名失掉关系多年的党员杨一斋（注：杨耕心）同志，也在该小学任教。一九三三年中共山东省委被破坏，除消极脱党和变节者外，在聊城师范中共鲁西中心支部工作活动的阳谷县党员还有：盛北光（即盛广灿）、申蕴璞（即申景瑋、申云浦）、朱朗霄（即朱保明，安乐镇人，一九三七年后脱变）三同志；在寿张第八乡师中共党员支部有：王耀光、段简三（即段延铭）、司旭九（城东司营人）等同志；在北京的阳谷县的党员有韩子栋同志（城北韩庄人）。

     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秋冬时期，申蕴璞、朱朗霄在安乐镇发动了秋收运动。盛北光在熬盐场一带发动了秋收运动和盐民运动，并组织有“穷人社”，社员有李金贵、王汝祥（？）王金印、陈怀科、陈怀林等。韩子栋在韩庄一带也发动了盐民运动。”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盛北光不但没写王筱某是共产党员，就连杨耕心在1932年也与党失掉关系多年。 盛北光证明了，一九三三年中共山东省委被破坏，除消极脱党和变节者外，在聊城师范中共鲁西中心支部工作活动的阳谷县党员及在外地活动的阳谷党员都没有王筱某。盛北光还证明了，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秋冬时期党员从事党的活动的也没有王筱某。由此说明，王筱某说的在1927年年底由杨耕心介绍他由共青团转了党，不是真的！王筱某不但在1927年11月底没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还不是共产党员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