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万年何时入党问题的几点思考（三）

    王筱某既然不是在1927年11月底入的党，又是在何时入党的呢？通过以下盛北光的回忆，能说明这一问题。

    《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85页盛北光写的《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在阳谷县的组织发展活动概况》第89页写：

  《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85页盛北光写的《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在阳谷县的组织发展活动概况》第89页写：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鲁西中心支部决定让盛北光同志休学去安乐镇第二小学工作，联系翟子超同志，考察杨一斋（注：杨耕心）同志的思想政治情况。盛到安乐镇小学后，即与翟接上关系。经对杨政治审查，为杨接上了党的关系，并于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成立了安乐镇中共中心支部，也即中共阳谷县委。这既是中共阳谷县第一届县委会，也是阳谷县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的中共党组织。当时推选杨一斋同志为县委书记，盛北光同志为组织委员，翟子超同志为宣传委员。由此开展了阳谷、寿张地区党的工作活动。七月间为讨论政治形势问题，县委召开了一次党的扩大会议，韩子栋、申蕴璞、朱朗霄参加了会议。”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杨耕心（杨一斋）1928年坡里暴动后去东北，虽然在东北领导王月瀛、袁果等人从事党的革命活动。但1932年冬回到山东老家，已经失去党的关系，1934年1月党委派盛北光考察杨耕心，为杨接上了党的关系，并于1934年3月间成立了安乐镇中共中心支部，也即中共阳谷县委，杨耕心被选为中共阳谷县委书记。如果王筱某真是1927年11月底由杨耕心介绍他由共青团转入党的话。那么王筱某在1928年6月从聊中回到家，一直到1932年冬（这个时候杨耕心还没接上党的关系）又作为杨耕心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这中间四年半的时间，王筱某若一直为党工作，这期间王筱某跟我党谁联系的？给我党做了哪些工作？这都应当写清楚。王筱某若与党失掉联系，那么杨耕心在1934年1月后接上党的关系，3月被推选为阳谷县委书记，为什么不出证明给王筱某接上党的关系呢？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6页写：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6页写：“1933年冬假，韩子栋同志回家，主动向耕心同志和我提出，由他把我俩的组织关系作为单线领导转到中央北方局去。不久，北方局通过子栋同志转告耕心同志，能否到苏区党校学习。因耕心同志那时脚疾严重，没去成。这到底是真假呢？”

    《盛北光访谈录》第24页、第25页盛北光谈：

                                    第24页

    《盛北光访谈录》第24页、第25页盛北光谈：“1933年三师放寒假，我办了休学一年的手续，径直去了阳谷县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已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员翟子超同志见到我后格外亲切，我向他说明了到安乐镇筹建党的组织的来意后，他非常高兴。安乐镇当时只有我们二人是共产党员，由于人数少，还不能建立党组织，但在该校教书的杨一斋同志是1929年脱党的党员，我们决定对杨进行考察，如果杨没有变得消极，还愿意继续干革命，我们就给他接上党的关系，建立起党组织。我们经过二三十天对杨的考察了解后，得知杨正苦于找不到党。我们相互介绍后，即于二、三月间成立了党支部，我和翟推选杨为支书，翟为宣传委员，我为组织委员。”

    由此证明；王筱某写的1933年放冬假，也就是盛北光写的1933年三师放寒假的时间，这个时间盛北光已经到了阳谷县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了，并且很快的考察了在该校教书的杨耕心，给杨耕心接上了党的关系，成立了党支部并推选杨耕心为支部书记，翟子超为宣传委员，盛北光为组织委员。那么王筱某在《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我的回忆》第6页写：“1933年冬假，韩子栋同志回家，主动向耕心同志和我提出，由他把我俩的组织关系作为单线领导转到中央北方局去。不久，北方局通过子栋同志转告耕心同志，能否到苏区党校学习。因耕心同志那时脚疾严重，没去成。”这话还是真的吗？ 更为讽刺的是，《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89页盛北光写：“（一九三四年）七月间为讨论政治形势问题，县委召开了一次党的扩大会议，韩子栋、申云浦、朱朗宵参加了会议。”此时韩子栋不但知道盛北光、翟子超给杨耕心接上的党的关系，也知道杨耕心是阳谷县委书记，还知道以杨耕心为支书的党支部决定在1934年4月邀约王筱湖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那能是韩子栋1933年冬假后给杨耕心、王筱湖把组织关系转到中央北方局呢？王筱湖写假话时不但不止一次的挂上革命烈士杨耕心，这又挂上了韩子栋，可谓是用心良苦。

    再说了，王筱某写的1933年放冬假这个时间王筱某在哪里呢？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写的《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十七集第111页王际鲁写的《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第111页、第112页写：

                                   第112页

                                   第112页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写的《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十七集第111页王际鲁写的《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第111页、第112页王际鲁写：“1933年后，我们村小学被区公所占用了，这时王筱某也来到了我们村，当时他是区公所的雇员。……1939年底，日本侵略军占了阳谷城后，紧接着就把魔爪伸向农村，在青阳李修起了第一个据点，距我们石佛村仅7华里。”

    由此证明：王际鲁的家是阳谷县石佛村的，同时也证明了王筱某任国民党区公所雇员的开始时间是在1933年或1933年之前。1933年放冬假这个时间，王筱某不是在学校任职，而是在国民党区公所当雇员。

    《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85页盛北光写的《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在阳谷县的组织发展活动概况》第89页、90页写：

                                    第90页

    《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85页盛北光写的《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在阳谷县的组织发展活动概况》第89页、第90页写：“一九三四年三月中共阳谷县委建立后，以县委为领导核心，发起成立了“中坚社”。“中坚社”为党的外围组织，发起人除县委成员外，党外有王筱某、王伯谨、孙寒光（聊城人）等同志。“中坚社”联系进步青年和在乡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等，开展了发展组织的活动。当时发展的社员有杨玉珂、姚修文、赵凤升、李超等同志；一九三五年后，先后发展有张震声、杨宗汉、宋子美、裴广汉、杨桃林、李志深、魏宗尧、尹序贵等数十人。

    一九三三年寿张八乡师就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由于一九三三年省委遭到破坏，失去了与上级党的联系。一九三四年二月间盛北光同志同寿张八乡师党支部的王耀光、段延铭、沙延孝、司旭九、訾修林等同志发生了党的关系，此后该支部至一九三六年在阳谷县发展有孟广生、焦玉美、谷传會（即谷何）、孟广华、李子厚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五年夏，中共阳谷县委进行了变动，翟子超同志离开了阳谷，增补申蕴璞，朱朗霄为县委委员。此后，经过县委审查批准原参加“中坚社”的王伯谨、赵凤升、王筱某、杨玉珂、姚修文、张瑞珍、李超等同志先后转入党内成为共产党员。这期间刘健农（即刘学颜）同志在北京参加了共产党，朱克刚（即朱延聚）同志在济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盛北光证明了：一九三四年三月中共阳谷县委建立后，以县委为领导核心，发起成立了党的外为组织“中坚社”。成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时王筱某还不是党员哩，王筱某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加入的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也证明了王筱某是在1935年夏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转入党的。

    同时也批驳了，王筱某在《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我的回忆》第6页写的：“1934年秋，以耕心同志为首，另有盛北光、申云浦、翟子超（鱼台人）等同志和我，倡导发起组成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在安乐镇县立二高最后的一次会议上宣告成立。为了大力发展“中坚社”1934年秋末，耕心同志介绍与他一块任教的王伯谨同志加入了共产党，”的假话。王筱某围着“中坚社”写了一大圈子的假话，就是没写他1934年4月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加入“中坚社”，1935年夏由“中坚社”转入党内的真话。

（3）、《盛北光访谈录》第24页、第25页盛北光谈：

                            第24页   第25页

    《盛北光访谈录》第24页、第25页盛北光谈：“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一方面由于交不出1934年的入校学杂费，难以续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在其他地区和农村开展党的组织活动，另辟党的根据地，建立党的组织，所以党组织决定让我于1934年休学一年，离开三师去阳谷县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以任教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933年三师放寒假，我办了休学一年的手续，径直去了阳谷县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已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员翟子超同志见到我后格外亲切，我向他说明了到安乐镇筹建党组织的来意后，他非常高兴。安乐镇当时只有我们二人是共产党员，由于人数少，还不能建立党组织，但在该校教书的杨一斋同志是1929年脱党的党员，我们决定对杨进行考察，如果杨没有变得消极，还愿意继续干革命，我们就给他接上党的关系，建立起党组织。我们经过二三十天对杨的考察了解后，得知杨正苦于找不到党。我们相互介绍后，即于二、三月间成立了党支部，我和翟推选杨为支书，翟为宣传委员，我为组织委员。”

    《盛北光访谈录》第26页 第27页盛北光谈：

                                      第26页

                                   第27页

    《盛北光访谈录》第26页、第27页盛北光谈：“安乐镇第二小学党支部建立不久，大约是3月间，我们召开了第二次支部会议，也是县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县委会。会议研究了如何开展党的工作和壮大党组织的问题，当时会议认为，省委尚未恢复，全省还处于革命低潮，可暂缓发展党员，先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团结组织进步青年，进行政治学术研究，对其进行考察、培养，然后将他们逐步转入党内。于是决定成立“中坚社”。

  “中坚社”以党的组织为核心领导，为便于开展工作，另吸收几位党外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可靠人士做“中坚社”的发起人；并要求组织活动要严密，社章可以刻成“灰色”的。会议确定邀约1928年失去联系的共青团员王筱某与失去联系的党员孙寒光以及进步青年教师王伯锦、杨玉坤等四位同志做中坚社的发起人，计划以社的名义做掩护，针对全县和聊城、寿张开展党的活动。因此，会议将刚成立的党支部改组为中共阳谷县工作委员会，杨一斋同志为县委书记，翟子超同志为宣传委员，我为组织委员。1935年6月翟子超离开阳谷县，7月补申云浦、朱朗宵二同志为县委宣传委员。”

  盛北光在《盛北光访谈录》里证明了：1933年三师放寒假（寒假是一月到二月），盛北光去了阳谷县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盛北光在1934年的一二月份给在该校教书的1929年脱党的党员杨一斋（杨耕心）同志接上了党的关系。1934年的二、三月间成立了党支部，推选杨耕心为支书，翟子超为宣传委员，盛北光为组织委员。大约在1934年3月间召开了第二次支部会议，会议决定，先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会议确定邀约1928年失去联系的共青团员王筱某与失去联系的党员孙寒光以及进步青年教师王伯锦、杨玉昆等四位同志做中坚社的发起人，1935年6月翟子超离开阳谷县，7月补申云浦、朱朗宵二同志为县委宣传委员。在此盛北光确切地证明了，1934年3月以杨耕心为支部书记的党的支部会议决定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会议确定邀约1928年失去联系的共青团员王筱某，1934年3月间我党决定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时，王筱某早在1928年连共青团员都不是啦，早已成了社会人士了，更别说是共产党员啦。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2页写：“1927年7月下旬某天，正值我在聊中求学的假日，寅生同志偕同耕心同志突然来到我家（这时，我已由耕心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3页王筱某在《我的回忆》中写：“1927年11月底。耕心同志通过鲁西县委将我从聊城调回家，作为他发动组织坡里暴动的通讯联络助手。同时，他介绍我转了党。”既然1927年11月底杨耕心介绍王筱某由共青团转了党，那为什么1934年3月以杨耕心为支部书记的党的会议决定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时，“会议确定邀约1928年失去联系的共青团员王筱某与失去联系的党员孙寒光以及进步青年教师王伯锦、杨玉昆（杨鼐）等四位同志做中间社的发起人”呢？当时杨耕心是支部书记，如果王筱某真的是1927年11月底由杨耕心介绍由共青团转入党，那么1934年3月以杨耕心为支部书记的会议确定邀约怎么不说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王筱某呢？而是说1928年失去联系的共青团员王筱某呢？由此也证明了，王筱某不是1927年11月底由杨耕心介绍由共青团转入的党，而是1927年6月入团，1928年与共青团失去联系，只当了几个月的共青团员就成了社会人士啦。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的《我的回忆》第4页写：“1932年冬，耕心同志和我重聚在家乡，都当了小学教员以作掩护，又作为耕心同志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王筱某1927年6月加入共青团，1928年脱离共青团，只当了几个月的共青团员，1932年冬杨耕心从东北回到家乡，这个时候王筱某脱离共青团已4年啦，仅仅是一个社会人士，怎么能说又作为杨耕心同志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呢？杨耕心1932年冬从东北回到家，1933年三师放寒假盛北光到了阳谷县的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发展党的组织，考察了1929年与党失去关系多年的杨耕心二三十天才给杨耕心接上了党的关系，1934年三月间成立了党支部，杨耕心任党支部书记。王筱某写的1932年冬，......又作为耕心同志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那个时候杨耕心还没有党的关系哩，王筱某怎么能又作为杨耕心同志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的呢？

（4）《谷山烽火》第128页 申云浦 盛北光 杨鼐写的《中共阳谷县安乐镇支部与中坚社》第128页—131页写：

                                   第128页

                                   第129页

                                  第130页

                                 第131页

《谷山烽火》第128页：

  中共阳谷县安乐镇支部与中坚社

         申云浦  盛北光  杨鼐

  一九三二年、三三年间，山东省委连续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山东党组织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但是，阳谷党的活动并没有停止，我们一方面进行党的活动，一方面积极寻找上级党的关系。

  当时，在聊城省立第三师范积极活动的阳谷的共产党员有申云浦、盛北光、朱朗宵等同志；在寿张省立第八乡师活动的阳谷的党员有王福昌、段延铭、司银章等同志；另外，还有在安乐镇县立第二高小教书的金乡县的共产党员翟子超同志和阳谷坡里暴动失败后与党失掉关系的老党员杨耕心同志，根据上述情况，中共聊城省立第三师范总支决定让盛北光休学一年，到安乐镇县立第二高小教书，以联系翟子超，考察杨耕心，如能给杨耕心恢复关系，即在安乐镇建立党的组织，以此为中心开展党的活动。

  一九三三年冬放寒假时，盛北光到了安乐镇第二高小，与翟子超同志接上关系后，即共同考察杨耕心。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发现杨不但没有消沉，而且正在想方设法寻找党的组织。于是，盛和翟就给杨耕心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一九三四年三月初，在第二高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安乐镇支部，推选杨耕心为支部书记，盛北光为组织委员，翟子超为宣传委员。

  一九三四年四月初，中共安乐镇支部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党的组织活动问题，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日寇侵占，热河、察哈尔也相继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关内，平津形势危急，全国人民反帝救亡情绪高涨，而蒋介石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后尚未恢复，我们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聊城三师党组织虽然继续活动，但都是学生，流动性大，一毕业就分散了。因此，为了更好地进行党的工作，团结进步力量，壮大革命队伍，领导群众开展反帝救亡运动，我们决定以安乐镇党支部为领导核心，成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等待和上级党接上关系以后，将符合党员条件的社员转入党内，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向阳谷全县和寿张、聊城等县进行发展组织的活动，故会议确定安乐镇党支部也就是阳谷县委。

  中坚社是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为了掩护党的组织和更广泛的开展社会活动，中坚社的发起人确定除党支部的成员为领导核心外，还吸收了思想进步的王筱湖、孙寒光、王伯谨、杨鼐等四位党外人士作发起人。盛北光和翟子超起草了社章。社章定的宗旨是：联络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研究社会科学（即马列主义），开展反帝救亡活动，社员间互相帮助，介绍职业等；另外，还有若干条款：如社员入社手续（由二人介绍入社，过组织生活）、社员的权利和义务、社员守则、奖励制度、组织形式及按期缴纳社费等。

  中坚社的社员发展很快，一九三四年发展的社员有姚修文、赵凤升、申子君、李超、郑痴夫等同志；一九三五年后，先后发展了张振声、杨继坤、蒲吉五、张冠军；涂士淇、宋子美、李志深、魏宗尧、杨桃林、裴广汉、杜思文、张金容、谷传曾、尹序贵、杨宗汉、周之厚、焦玉美、孟广生等三、四十人，分布在安乐镇、阿城镇、七级镇、王家营、城关镇一带。

  中坚社首先创办了油印的社刊——《中坚》。中坚社的主要活动是开展读书活动，传阅《政治经济学教程》（李达、雷仲坚合译）及摘录党刊与进步书报上的文章刊印《中坚》阅读，在社内进行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为党的发展准备后备军，在阿城镇还办了一个晨光书店，作为中坚社的联络点，书店由杨鼐同志负责，卖一些进步书籍，联络进步人士和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为了启发群众的爱国思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在安乐镇第二高小和阿城镇经常组织一些群众大会，以演文明戏的形式进行宣传；还发起过捐款筹款运动，以支援喋血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抗日联军及各地的抗日将士。

  一九三五年七月，阳谷县委进行了改组，翟子超同志离开了阳谷回金乡县工作，除杨耕心同志仍为县委书记、盛北光同志仍为组织委员外，增补了申云浦、朱朗宵二位同志为阳谷县委宣传委员，继续领导开展党、社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后，同阳谷县委发生领导关系的地下党员有：安乐镇一带杨耕心、赵凤升、王筱湖、申子君、武子升、顾寿祯、顾幼清（女，即顾洁一）、郭景河等，阿城镇一带杨鼐、杨玉珂、张冠军、杨诚斋等，七级镇一带姚修文、周之厚等，王家营一带王伯谨、张振声、杨继坤、宋子美、李超等，城关申云浦、朱朗宵、孟广生、焦玉美、余德芳（女）、猛子华（女）、谷传曾、杨少岩、李子厚等。另外，寿张省立第八乡师党支部有王福昌、段延铭、沙延孝、司银章、司传兴等，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党支部有盛北光、钱杰东、王连级等，以及冠县和堂邑的党员钱伯升、夏孟、鲍廷干等。这样，寿张、聊城、堂邑、冠县一度都以阳谷安乐镇为中心开展党的工作。一九三六年春，我们终于与上级接上了关系，此后开展了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先锋队（简称民先）的活动，中坚社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宣告结束。

  《谷山烽火》第128页，申云浦、盛北光、杨鼐（杨玉昆）共同写的《中共阳谷县安乐镇支部与中坚社》一文证明了：“一九三三年冬放寒假时，盛北光到了阳谷县安乐镇第二高小，与翟子超同志接上关系后，即共同考察杨耕心。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盛和翟给杨耕心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一九三四年三月初，在安乐镇县立第二高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安乐镇支部，推选杨耕心为支部书记，盛北光为组织委员，翟子超为宣传委员。

  一九三四年四月初，中共安乐镇支部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党的组织活动问题，......我们决定以安乐镇党支部为领导核心，成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中坚社的发起人确定除党支部成员为领导核心外，还吸收了思想进步的王筱湖、孙寒光、王伯谨、杨鼐（杨玉昆）等四位党外人士作发起人。......一九三五年七月，阳谷县委进行了改组，翟子超同志离开阳谷回金乡县工作，除杨耕心同志仍为县委书记、盛北光同志为组织委员外，增补了申云浦；朱朗宵二同志为阳谷县委宣传委员......。一九三五年后，同阳谷县委发生领导关系的地下党员有：安乐镇一带有杨耕心、赵凤升、王筱湖......。阿城一带杨鼐……。一九三六年春，我们终于与上级接上了关系……中坚社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宣告结束。”

   领导中坚社的阳谷县委的宣传委员申云浦、组织委员盛北光、中坚社发起人杨鼐（杨玉昆）都证明在1934年4月初成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吸收了思想进步的王筱某、孙寒光、王伯谨、杨鼐（杨玉昆）等四位党外人士作发起人，一九三五年后同阳谷县委发生领导关系的地下党员其中有王筱某、杨鼐。由此证明：党外人士王筱某在1934年4月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1935年才是党员，王筱某写的1927年11月底由杨耕心介绍由共青团转入党是假的。

                        说明：

    《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45页申云浦写的《鲁西平原的革命火种和抗日枪声》第48页写：“一九三四年，盛北光在阳谷安乐镇小学教书时，老党员杨一斋（耕心）领导着建立了安乐镇临时中心支部，党员有盛北光、申子君、翟子超，后来发展了武子升，恢复了王筱某的关系。”

  一、申云浦写的：“恢复了王筱某的关系”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

     1、《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2页写：“1927年7月下旬某天，正值我在聊中求学的假日，寅生同志偕同耕心同志突然来到我家（这时，我已由耕心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第3页王筱某写：“1927年11月底，耕心同志通过鲁西县委将我从聊中调回家，作为他发动组织坡里暴动的通讯联络助手。同时，他介绍我转了党。”；第4页王筱某写：“我的身份当时没明显暴露，开学后便又回到聊中。1928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的队伍占据了聊城，继而鲁西，华北都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我在聊中还差半月没毕业，即被迫走向了流亡的道路。1932年冬，耕心同志和我重聚在家乡，都当了小学教员以作掩护，又作为耕心同志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第6页王筱某写：“1933年冬假，韩子栋同志回家，主动向耕心同志和我提出，由他把我俩的组织关系作为单线领导转到中央北方局去。不久，北方局通过子栋同志转告耕心同志，能否到苏区党校学习。因耕心同志脚疾严重，没有去成。”

    按王筱某写的，王筱某从1927年11月底由杨耕心介绍由共青团转入党，1928年6月一直到1932年冬又作为耕心同志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这中间4年半的时间王筱某一直在流亡的道路上。没脱党，也没和党失去联系。1933年冬假，韩子栋回家，主动提出把杨耕心和王筱某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央北方局，不久北方局通过子栋同志转告耕心同志，能否到苏区党校学习。至此，按王筱湖的说法，杨耕心和王筱某的组织关系已转到中央北方局了。王筱某根本不用申云浦等党的组织给他恢复党的关系，一直是党员，并且在1933年冬假后其组织关系转到了中央北方局。那么，申云浦写的：“恢复了王筱某的关系。”这句话在王筱某看来是多余的。

    《阳谷党史资料》第四期第5页，阳谷党史办根据申云浦同志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报告的第二部分的录音整理的《阳谷党史概况》申云浦说：“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咱们阳谷县、聊城县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共产党员王寅生、赵以政等回到家乡开展党的工作，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聂子政、张干民、袁寿宸、王筱某、宋励华等。”这不能证明王筱某是1927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则能证明王筱某是1927年加入共青团的共青团员。其实王筱某1927年的共青团员也不是王寅生或赵以政介绍的，是杨耕心介绍的，盛北光证明王筱某1928年就与共青团失去联系。

    2、《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89页、第90页，盛北光写的《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在阳谷县的组织发展活动概况》写：“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鲁西中心支部决定让盛北光同志休学去安乐镇第二小学工作，联系翟子超同志，考察杨一斋同志的思想政治情况。盛到安乐镇小学后，即与翟接上关系。经对杨政治审查，为杨接上了党的关系，并于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成立了安乐镇中共中心支部，也即中共阳谷县委。这既是中共阳谷县第一届县委会，也是阳谷县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的中共党组织。当时推选杨一斋同志为县委书记，盛北光同志为组织委员，翟子超同志为宣传委员。......一九三四年三月中共阳谷县委建立后，以县委为领导核心，发起成立了“中坚社”。“中坚社”为党的外围组织，发起人除县委成员外，党外有王筱湖、王伯谨、孙寒光（聊城人）等同志。......一九三五年夏，中共阳谷县委进行了变动，翟子超同志离开了阳谷，增补申云浦、朱朗宵为县委委员。此后，经过县委审查批准原参加“中坚社”的王伯谨、赵凤升、王筱湖、杨玉珂、姚修文、张瑞珍、李超等同志先后转入党内成为共产党员。”由此证明王筱某1935年夏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转入党内，而不是恢复的党的关系，因为王筱某1935年夏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转入党内之前根本不是共产党员，怎么恢复党的关系呢？

    3、《盛北光访谈录》第26页、27页盛北光谈：“安乐镇第二小学党支部建立不久，大约是3月间，我们召开第二次支部会议，也是县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县委会议。会议研究了如何开展党的工作和壮大党组织的问题，当时会议认为，省委尚未恢复，全省还处于革命低潮，可暂缓发展党员，先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团结组织进步青年，进行政治学术研究，对其进行考察、培养，然后将他们逐步转入党内。于是决定成立“中坚社”。

    “中坚社”以党的组织为核心领导，为便于开展工作，另吸收几位党外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可靠人士做“中坚社”的发起人；并要求组织活动要严密，社章可以刻成“灰色”的。会议确定邀约1928年失去联系的共青团员王筱湖与失去联系的党员孙寒光以及进步青年教师王伯谨、杨玉昆等四位同志做中坚社的发起人。”由此证明：王筱湖1928年就与共青团失去联系了，早已成社会人士，何谈共产党员？何谈恢复党的关系？

    4、1990年6月的《谷山烽火》一书第128页，申云浦、盛北光、杨鼐（杨玉昆）共同写的《中共阳谷县安乐镇支部与中坚社》（注：查所有《阳谷党史资料》都没记载该文，唯有阳谷党史办整理出版的《谷山烽火》一书有记载）第129页写：“中坚社是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为了掩护党的组织和更广泛的开展社会活动，中坚社的发起人确定除党支部成员为领导核心外，还吸收了思想进步的王筱某、孙寒光、王伯谨、杨鼐（杨玉昆）等四位党外人士做发起人。”130页写：“1935年后，同阳谷县委发生领导关系的地下党员有：安乐镇一带杨耕心、赵凤升、王筱某……。”在这里申云浦也确认了王筱某在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时是党外人士。1935年后王筱某才是地下党员。

    申云浦否定了他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的《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45页写的《鲁西平原的革命火种和抗日枪声》第48页写的：“一九三四年，恢复了王筱某的关系。”这一说法。

    这不很明确了吗，王筱某是1927年6月加入共青团，1928年与共青团失去联系，1934年4月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1935年夏由中坚社转入党内为共产党员。

    二、杨鼐即杨玉昆。《阳谷党史资料》第三期第77页《阳谷县抗日武装沿革》第79页写：“二区、1939年冬至40年初区长杨玉坤（杨鼐）”。

（5）《阳谷党史资料》第七期第1页朱朗宵写的《中共阳谷县委的创立及活动》：

                                  第1页

                                  第1页

                                  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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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页

                           第4页                         

  《阳谷党史资料》第七期第1页朱朗霄（朱保明）写的《中共阳谷县委的创立及活动》第1页、第2页写：“如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员有：“王寅生、朱景容、杨一斋（注：杨耕心）等；共青团员有：王筱某、申梅贞、申怡之等；于一九三二年又产生了一批共产党员：有申云浦、盛北光和我，在北平参加共产党的有：韩子栋（韩庄人《红岩》上的华子良）和刘学彦（小刘庄人）等。”

    朱朗宵证明了，王筱某是二十年代的共青团员而不是共产党员。

    《阳谷党史资料》第七期第3页、第4页，朱朗霄（朱保明）写的《中共阳谷县委的创立及活动》写：“在这一形势下，阳谷安乐镇的申云浦、盛北光和我于一九三二年在聊城师范经孙芳茜、田保善（外号田秃子）和谢鑫鹤等同志的先后介绍入党。”

    “一九三二年在聊城师范参加了共产党的申云浦同志、盛北光同志和我在一九三三年后，由于形势发展地需要，为了扩大党的革命活动，中共聊城师范总支部决定让盛北光休学去阳谷安乐镇开展工作。盛北光同志于一九三三年冬到了阳谷县安乐镇第二高小，到校即和中国共产党员翟子超同志接上了关系，又给参加坡里暴动的老共产党员杨一斋同志恢复了组织关系，为了加强党的革命工作，遂于一九三四年四月间盛北光、杨一斋、翟子超三同志协商在安乐镇第二高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也就是中共阳谷县委。推选杨一斋同志为书记，盛北光为组织委员，翟子超同志为宣传委员，建立了阳谷县最早的党组织。一九三五年夏，我在聊城师范毕业，到阳谷乡师教书，申云浦同志则因共产党嫌疑被学校除名，并于一九三五年春到阳谷城里私立崇实小学教书。这时阳谷县城的革命活动和安乐镇的革命活动密切配合，于七月我们聚集在安乐镇第二小学举行党员会议，改组了阳谷县委，仍以杨一斋同志为县委书记，盛北光同志为组织委员，申云浦同志和我为阳谷县委宣传委员。”

    朱朗宵证明了，盛北光是1932年入党，也证明了是盛北光考察的杨耕心，及给杨耕心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阳谷县委成立后杨耕心为阳谷县委书记，盛北光为组织委员，翟子超为宣传委员。还证明了1935年7月阳谷县委改组，杨耕心仍任县委书记，盛北光仍任组织委员，申云浦和朱朗宵任宣传委员。。

（6）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十七集第111页王际鲁写的《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

                                  第111页

                                  第112页

                                  第112页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写的《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十七集第111页王际鲁写的《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第111页、第112页写：“1933年后，我们村小学被区公所占用了，这时王筱某也来到了我们村，当时他是区公所的雇员。……1939年底，日本侵略军占了阳谷城后，紧接着就把魔爪伸向农村，在青杨李修起了第一个据点，距我们石佛村仅7华里。”由此证明，王际鲁的家是石佛村的，同时也证明了王筱某任区公所雇员的开始时间是在1933年或1933年之前。王筱某在1933年或1933年之前已进入国民党区公所当雇员啦，怎么能象王筱湖在《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4页写的那样：“在1932年冬，耕心同志和我重聚在家乡，都当了小学教员以作掩护，我又作为耕心同志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的呢？

    综上所述：当时的阳谷县委组织委员盛北光、宣传委员申云浦、宣传委员朱朗宵和中坚社发起人杨鼐（杨玉昆）都证明了王筱某是二十年代的共青团员（王筱某写1927年6月加入共青团），1928年脱离共青团成为社会人士，1934年4月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1935年夏由“中坚社”转入党内成为共产党员。而王际鲁则证明王筱某在1933年或1933年之前已任国民党区公所雇员。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王筱某在《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3页写的：“1927年11月底，耕心同志通过鲁西县委将我从聊中调回家，作为他发动组织坡里暴动的通讯联络助手。同时，他介绍我转了党。”；第4页写的“1932年冬，耕心同志和我重聚在家乡，都当了小学教员以作掩护，又作为耕心同志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第6页写的“1933年冬假，韩子栋同志回家，主动向耕心同志和我提出，由他把我们俩的组织关系作为单线领导转到中央北方局去。不久，北方局通过子栋同志转告耕心同志，能否到苏区党校学习。因耕心同志那时脚疾严重，没有去成。”是假的。王筱湖编造这一系列的假话，一下子把他的入党时间提前了8年。

    王筱某1927年6月加入共青团，1928年脱离共青团，1934年4月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1935年夏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转入党的一个共产党员，证明1924年9月之前加入党的共产党员曹万年，和1926年阴历11月14日由曹万年介绍入党的共产党员王月瀛，在1928年坡里暴动时不是共产党员，是没有资格的。

    王筱某不仅在他写的《我的回忆》一文中写他1927年11月底由杨耕心介绍由共青团转入党，而且在网上也写：“1927年6月加入共青团组织，同年底转入中国共产党。”王筱某只字不提他1928年失掉共青团关系成为社会人士，1934年4月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1935年夏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转入党的事，对他这种不实行为，却没人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去澄清事实。过去和王筱某有关系的大汉奸王奎一、郭培德、邵金庆以及长期伪装与王筱某友好的靖堤口村的鲁西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头王慕桥，都先后受到人们的惩罚，带着沾满人民群众鲜血的双手去见了阎王，王筱某却一路高歌挺进了中央水利部。

    王筱某虽然在中央水利部是个副地级干部，但中央水利部的牌子大，他一回到家乡便趾高气昂，指手画脚，唯独他是真理，说起假话来脸不变色心不跳。而同村的王月瀛，心地实在，对党忠诚，对自己的革命历史一年不拉地都写出来交给党，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身上落下70多处伤疤，敌人的一块弹片一直长在腿里，解放后又带病拼命地工作，这样的人反倒被王筱某狠狠地咬了。不但咬了王月瀛，就连1926年介绍王月瀛入党的曹万年烈士也被王筱某咬得体无完肤，一直带着被王筱某扣上的绿林武装首领、“匪”的帽子不得解脱。阳谷县城谷山路老县医院南小广场有个纪念碑上有几个字写的绿林好汉曹万年韩建德，气得曹万年的孙子曹秋元带了几个人把那个纪念碑砸啦！，给烈士的后代带来多么大的痛苦！

 六、阳谷抗日三区队拉起时间  王月瀛第二次入党时间

（一）、 王筱某给王月瀛写的两份假证明：

   1、1956年5月9日王筱某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

 中共阳谷县委组织部：

    来信所询关于王月瀛同志的历史问题，今就我主观记忆所及答复如下：

    （1）我曾记得王月瀛同志于九一八事变前即在东北当铁路巡警（他可能叫铁路警察）一直干到三九年冬末，他才由京汉线，邯郸以南的某个车站跑回来（那时他干的啥职务我记不得了，需由其本人详细交代）之后，他随即同我们在一起拉阳谷县抗日老三区区队，我们几个人于四零年春天才将区队拉起来，他那时虽对拉区队起了一些作用，但那时的区队副并不是他（是李贯一同志任区队副）他可能于四零年到的下半年担任的三区区队副，他那时也没参加党，他参加党的时间是在四零年的三月（或四五月）地点是在三区的某村，介绍人可能是我和杨英民（杨早已脱党）当时他加入党的详细经过我确实忘了，他于四零年春夏之交间参加共产党是肯定的。如他填表写的入党时间是三九年三月，那他是以旧历的民国卄九年三月之说。

    （2）据我了解他没有参加过我党与二七年冬末发动的阳谷县坡里暴动，当然那时他也不是共产党员。

    （3）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是三九年的十二月，即是从他参与拉三区队算起才对，关于他于四八年到五零年在家休养一节，那时他是在六团任副营长因受伤后可能是经上级批准的（这一问题岳舜卿同志知道最详细）他于五一年又重新参加工作，据说是由前阳谷县委书记杨昌同志拉出来的，总因我和王月瀛同志从四二年的夏天即不在一块工作了，他以后的问题我已是听说怎样，故不便把他肯定下来，以上意见仅供你委参考。

       此致    

                    王筱湖

 王筱湖同志中共党员监察室副主任所写负债供参考

 中共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1956年5月9日                                       

   2、1956年6月16日王筱某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

中共阳谷县委组织部：  

    关于王月盈同志的历史问题，前以给你部出过一份详细材料，他是四零年四、五月间在阳谷老三区入党介绍人是杨英民（早已脱党）和我，曹万年不是共产党员，二七坡里暴动王并没有参加。他的第二次参加工作是阳谷县委书记杨昌同志拉出接收，此证。

           王筱湖  

                         6. 16

 王筱湖同志系正式已是监察室付主任 

  该材料供参考”

    王筱某1956年5月9日和1956年6月16日1个月零7天的时间给王月瀛写的两份假证明，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内容：

    一、曹万年不是共产党员，二七坡里暴动王月瀛并没有参加，当然那时他也不是共产党员（注：王月瀛第一次入党）。

    二、王月瀛于九一八事变前即在东北当铁路巡警，一直干到三九年冬末，他才由邯郸以南的某个车站跑回来之后，他随即同我们在一起拉阳谷县抗日老三区区队，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是三九年的十二月，即是从他参与拉三区队算起才对。他参加党的时间是四零年的三月（或四五月）地点是在三区的某村，介绍人可能是我和杨英民（杨早已脱党）当时他加入党的详细经过我确实忘记了，他于四零年春夏之间参加共产党是肯定的。

    三、关于他于四八年到五零年在家休养一节，那时他是在六团任副营长因受伤后可能是经上级批准的（这一问题岳舜卿同志知道最详）他于五一年又重新参加工作，据说是由前阳谷县委书记杨昌同志拉出来的，总因我和王月瀛同志从四二年的夏天即不在一块工作了，他以后的问题我已是听说怎样，故不便把他肯定下来。

   （一）、曹万年、王月瀛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王月瀛是否参加了坡里暴动？

    王筱湖证明：“曹万年不是共产党员，二七坡里暴动王月瀛并没有参加，当然那时他也不是共产党员。”曹万年1924年9月之前已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回国后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介绍了胡廷连、胡守正、胡学敬、胡学善、王月瀛等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阴历11月14日王月瀛入党之后就担当起了曹万年、杨耕心之间的党内通信员，1927年1月至12月坡里暴动筹备期间王月瀛一直跟着曹万年、杨耕心活动，他们联络他就给他们送信，他们开会他就给他们站岗放哨。1927年腊月22日夜，暴动武装攻打坡里教堂时，曹万年担任暴动武装的第一司令员（总司令），王月瀛是曹万年的警卫员。曹万年率近百人的暴动武装攻进坡里教堂后，王月瀛受曹万年委托到九都杨给杨耕心去送信，并从杨耕心处带回给曹万年的信，王月瀛也受胡廷连的委托到胡楼给胡承修的父亲去送信，并参加政治处给群众分粮的活动。此问题已由曹保善、曹万齐、宋励华、冯子肃、胡廷连、王月瀛、曹永华、曹秋元、郭庆江、宋子美、盛北光、申仲铭等人从不同角度证明了的，本文已有详述，不再复述。王筱某不了解坡里暴动情况，竟然证明坡里暴动队伍攻打教堂时的第一司令员的警卫员王月瀛没参加坡里暴动。王筱某1935年夏由“中坚社”转入党，竟然证明1924年9月前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万年和1926年阴历的11月14日由曹万年介绍入党的王月瀛坡里暴动时不是共产党员，有资格吗？

    （二）、1、王月瀛怎样走过的东北十年路？

    王筱某写：“我曾记得王月瀛同志于九一八事变前即在东北当铁路巡警（他可能叫铁路警察）一直干到三九年冬末，他才由京汉线，邯郸以南的某个车站跑回来之后，他随即同我们在一起拉阳谷县抗日老三区区队，”

    王月瀛资料摘抄：

    王月瀛写：“这次（注：坡里））暴动失败，起义军撤到临清东北一带就被击退。1928年7月间曹万年告诉我说：‘像咱这样的在周围村庄东躲西藏的不行了，都得走，外出吧，咱们分散活动吧，你先上天津隐藏一个时期，互相通个信，以后信上见吧。’还嘱咐我：‘穷人者都有穷骨头，无论搞什么事别忘了你是穷人就行，时时刻刻别忘掉为穷人着想，要团结穷人，要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要掌握土匪，他们基本是咱武装斗争的武器，革命工作是艰苦的，为了革命、为了人民要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1928年古历8月间，我和王道生、王贵生结伴去天津。”

    王月瀛写：“1929年1月，在天津生活难以维持，要饭赴东北，在本村杨安顺处起身走的。1929年3月在抚顺老虎台（注：煤矿）当土工两个月，被土工头子坑了（白干）与本村王金亮讨饭奔盘石县统治沟（注：筒子沟），找我三姐及姐夫曹万林，没找到。找到本村族中三叔王金山带到吉林省阜鱼县（注：扶余县）我大姐家为农。住了5天后，六月到阜鱼县（注：扶余县）西吉厂子与刘士美接上头，刘士美是黄庄人，在那里当水泥班把头，到刘士美处给他当记工员，两个月后联合结义换帖六名：刘士美、金朝明、金丕臣、郭振山、葛宝安和我。水泥班散了以后，在本县李家油坊卖零工。上述情况由邵家楼刘照检作证。”

    王月瀛写：“卖零工后，与侯营张庆云、王立元在哈尔滨北十道街开饭铺两个月，因联系群众，90元的资本都叫群众吃光。1929年11月间，在哈尔滨生活难以维持，听说苏联铁路要人，因生活所迫，当天就考入铁路巡警，两个月的路警训练班未毕业，与本村王春生借了8元钱，上段参加苏联铁路巡警。有本村王春生作证。”

    王月瀛写：“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铁路巡警第一段南岗（注：岗）车站（注：哈尔滨站）服务。1930年3月，去铁路总局送邮件时，与杨耕心见了面，他在路局邮局服务。怕暴露目标，只问了杨耕心一句话：‘你知道曹万年的下落么？’第二次见面谈了谈离别后的情况，向他汇报了一下离别后的工作。他对我说：‘哈尔滨现有咱四人：申兰生（申仲铭）、是国际协报大主笔，小冯（冯子肃）在海军。’

    1930年3月下旬，调我到哈尔滨江北对青山火车站服务。1931年我给杨耕心汇报了一下情况，杨说：‘要大肆活动，多联系咱山东人，多团结山东人小挑小贩。’当时山东人中大约有500余个小商贩，挑其中最可靠的当了我的情报员，主要与刘士美、郭振山等人联系。当年古历五月间国民党税捐局大肆征税，小商贩生活痛苦不堪。在此情况下我们领导小商贩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反苛捐杂税斗争。斗争激烈时，我与路警池秀亭打了税务局长，这一次反苛捐杂税斗争胜利了。在对青山这几年来，联系老乡，联系对青山的贫苦群众。那个时候只要对青山的穷人向我借钱，我就借给他，我在对青山群众中威信特别好。上述情况有扳道夫杨才作证，还有对青山本街理发手艺人张印龙作证。”

    王月瀛写：“‘九一八’事变后，有联系的‘土匪1’12起，总计有730余名。以刘士美为主每年给我哈洋1000余元，再加上我自己每月薪金38元，总计每年收入1500元左右，作为活动经费。

    到了1932年春季，结义大哥刘士美来对青山车站找我，在我处住了四天，他说：‘以后咱卖苦力的山东人吃不开了，日本人用刺刀刺肚子，不知那一天，咱叫日本人用刺刀捅了！’我说：‘那怎么办呢？’大哥说：‘我们想了个办法，在双城堡左右有丁超、李杜与日本人作战，日本人甩掉的枪不少，我们想去起一部分枪（七八十支枪）拉‘土匪’，我们一面扩大队伍，一面打日本！’

    到了1932年冬季，他又回到我那里去，他说：‘在8月间，绑了一个三等面装的大掌柜的，给了7麻袋金票要把人输回去。我们把松花江两岸、柳河两岸的土匪都集中在一起，十二帮土匪联合起来共有1600余人。连买枪加起枪人人有枪，有迫击炮1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20余挺，你去任参谋长。’我急去路局找杨耕心汇报，杨早已离开路局不知去向。我回来对刘说：‘你赶快回去把军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活动，以缩小目标，保存实力，等青纱帐起来再对日敌作大型斗争。’他不听我的意见，两天后回到他那个抗日救国义勇军司令部，刘士美为司令。刘士美走了五天后，有人过来联系说，抗日救国义勇军刘士美，叫鬼子把他们拧到哈尔滨市东郊黄山嘴子老山头中间，与敌激战一天多，全部被鬼子消灭了，大哥刘士美受重伤，二哥金朝明、三哥金丕臣牺牲，连贴的四哥郭振山被俘。我接到信后，急雇马车到庙台子东江湾去接，走到后刘士美已死多时。

    1933年三月，我叫九都杨村“土匪”头杨广田、杨化盘去林木店车站活动，住了两个多月，他们把当地省委委员王二板镢的孙子绑住，搞他万余元，把他孙子搞死了。把他孙子一搞死风声很大，看得出来路警领导人对我很反感，我预感到在对青山不能存身了。不几天路警闫所长对我说：‘月瀛，虽然说你是个三级巡警，每月11块金卢布，合大洋37元钱，你在对青山住了这好几年也没剩下什么钱，你挣了这几年的钱都到哪里去了？你那些老乡都来找你，好像你挂了招待山东人的牌子，都叫你的老乡给吃光了，我想你在对青山不会搞好了，你别在这里惹事啦，把你调到深山里去吧，你也好落几个钱，你同意吗？’我想，上边的人已经把我号上了，在此也没有什么好事办了，于是我说：‘我同意’。”

    王月瀛写：“1933年阳历7月间，叫我去路警学习班学习了三个月，同年10月，我被调到中苏边境绥芬河警务段第二分所，到站后我在拌子厂、道木厂、车辆厂站岗。那里有一位巡警李辻农，他家是边农，他会说苏联话，我也多少会点苏联话，他老家是山东黄县的，跟我是山东老乡，我们二人关系很好，我一有空就与他交谈，后来我知道他和他老婆都有苏联大照。

    1934年3月17日，苏联退出满洲国后由日本人掌握。在1934年日本接收后，拿着中苏铁路人员都有三分共产党嫌疑。到古历十一月间，李辻农全家到苏联去。日本人认为他是共产党。当时凡是老中苏铁路人员都有三分共产党嫌疑，都被审讯了一遍。李辻农走后三天，日本人把我五花大绑，吊起来严刑拷打三天，硬说李辻农走我知道，说我私通共产党。无论他们怎样用酷刑，我始终没变节、没投降，就是一句话‘不是道’，汤警官说情最终把我放开。此后日本对我们这些老中苏铁路人员监视得更严了。”

    王月瀛写：“1935年3月16日，中苏铁路苏联人员就大批回国，到3月24日苏联人就全部撤出回国。3月27日调我到北安铁路分局北安警务段龙门车站派出所。到段后，看到龙门车站院外共有七户人家，还有一座赵家店。赵家店开在爱护村，店主赵喜才老家郓城人，老金是阿城人，回民。店内住的人多半是在龙门山伐木头的工人。

    我除接车外，一有时间就到店内进行活动，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久了，他们就跟我说龙门山里有抗日联军游击队，日本鬼子不断进行讨伐扫荡，那支部队是由总指挥、政委杨靖宇和司令赵尚志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听说抗日联军主任姓邱，连长王洪昌。

    1936年3月就听说抗日十大联军不断地到龙门山上来宣传抗日救国，我想与联军接头，就叫赵喜才去山上搞一下情况。古历5月间十大联军来的龙门山，当日叫赵喜才见了十大联军十支队的邱指导员。赵喜才一谈我的工作作风和让他前去取得联系的目的，邱指导员很喜欢，约定六月十八日早十一点在龙门山东南距离车站七华里的一座小山上会谈。逾期我与赵喜才到山上去，等了不到20分钟，邱带一人也来了。当时布置我工作，随介绍我抗日联军同志刘尚阁长期在我手下作联系工作，再叫我有忠实可靠的人找两个，有赵喜才，又找金海山，我手下现有联络员三个，任务是哪时（注：敌人）来了送情报，以后以我的名义召集了十五名工人，在龙门山上以发木材搞生意为名，没有由北安镇金庆芳面房搞白面500斤、玉米面3500斤，油盐等物资，每月如此。春冬两季还给部队搞些衣服等。开始还好办些，通过车站脚行头头刘宽同志给买，由他安排地方存放，1937年刘宽同志去世，我就亲自去买，在我家存放。为此，我的工作引起了个别人注意，他们怀疑我通抗日联军。

    1937年12月间，敌人到龙门站扫荡，敌人230余名，派人送情报，刘尚阁回来说；‘邱主任计划打他一下。’12月27日早晨，日军出发一小队，总人数43名，内有两名高丽翻译。由于情报送的及时，专叫金海山带路，刘尚阁前走。走到龙门山东北山沟内，约各半小时日军全部被消灭，获得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四挺，弹筒两个，其余是步枪。从消灭敌人以后，有日特务赵国章报告赵喜才通匪，报告我私通十大联军。没有一个月就把赵喜才捉到北安宪兵队受酷刑，两个月放回。把赵喜才捉走后不到十天又来一个日本警长。他把我叫到他屋里，一句话未说，打我70多个嘴巴，把我的脸打青，嘴打得流血。敌人1938年1月间向我下了毒手，叫我脱了棉衣，在屋外作体操，两手上举冻直，把我推到雪窝里，把两手两耳冻伤很重，二十余天才好，敌人想尽千方百计治。。我于死地。

    1938年4月间，敌人又把我两腮打了几十下，两脸青黑发紫，眼都打青。当时我想，工作已经暴露了，再继续工作下去没有好。随时叫刘尚阁去联系。当时邱主任没过来，在5月间邱主任拉回来了，我叫刘尚阁去联系，说明我的情况和要求。我的要求是要是我的工作暴露了，要求跟着联军走上工作。邱主任允许后，邱计划五月十九日去龙门车站时来接我。五月十八日下晚被日本人派我到小兴安车站助勤三天，于是急派刘尚阁回去回报，要求5月21号再来摸。5月19号晚邱指导员（部队职务，对外称主任）带领抗日十大联军第八小队30多人，将龙门车站打开，五个日本人杀了四个（那个没找着），房屋焚烧，缴获八支三八式枪，两支匣枪。把日本特务赵国章活捉住开膛、扒心，把他两眼都抠出来，为民报仇除害。几年的上段情况有咱县定水镇区定水镇街洪恩龙、洪恩照作证。此段情况还有聊城县朱老庄区张横村楚润生作证。

    1937年38年这几年，活动了三列工人（运）工人车，因黄金子和爱辉中间，日本人修了一个军事秘密基地。修完后把工人全部打死。哪列车运工人车，我就偷偷的去发动工人。三列车工人在陈青车站，有的在孙吴车站跑的。

    1937年5月间，发动跑的劳工高堂路跑到龙门西南山坡，病在山坡不能动转。我与龙门站工务段吴头前往西南山坡打野猪去，看到一人在山坡躺着，当时问他：‘你还有气吗？’他会说话，当时我动员吴头，我与吴头二人把高堂路架到平板车上，推到站，到我家住了一天，下晚送到爱护村赵喜才他叔父屋，与他叔父同居一房，我买药买白面供给他。病好后，又与他在公路段找的临时工人。上段情况由高堂路作证。他是聊城县朱老庄区杨集公社高庄人，现在西安建筑公司当保卫员，他家可能知道他住址。

    在1938年去车站接我，又一次暴露。有路警杨春普问我：‘抗日联军有你的厚人吗？那天他叫我领着到你门前联军问：谁在这屋里住？杨说：王月瀛。联军说：快走，别下着大嫂。’关于此情况找刘向阁商量两次，联军也没有过来。”

   2019年5月17日笔者到龙门火车站，80多年过去了仍能看到被大火焚烧的痕迹和水塔上的枪眼：

    在老龙门车站铁路与公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一位六十多岁执勤的老头对我说：“那个时候活着的鬼子给被杀死的鬼子当官的坟前立个石碑，当兵的坟前插个木牌，都是用日文写的字，前些年还有哩，水塔东北那一片子都是坟。这里不光是你来，日本人也来，他们在坟前磕头，走时还在坟前抓把土包起来带走。前些年才把石碑推倒，木牌子拔了，坟也平了。”我说：“他们侵略咱，他们还来认祖宗哩。我要是和他们不期而遇了，我得扇他们耳光！”

    阳谷县定水镇洪恩龙、洪恩兆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

 阳谷县定水镇洪恩龙、洪恩兆的证明材料： 

    我是顶水镇，洪恩龙年64岁贫农，党员，现任大队革委员4队兼保管。

    我是顶水镇，洪恩兆年65岁 贫农 社员

    我们是1937年春天到东北龙门车站当铁路临时日工

    那时王月盈在北黑线老龙门车站当路警，该站约有四、五个路警兵。警长是日本人。有一次日本鬼子叫路警在二尺雪地中下操不知怎的叫鬼子一脚踢到王月营冻在雪地上可把王月盈己个冻坏了。我们对他说咱干这干啥，他说“别慌”

    有一次抗日联军袭击龙门，王月营他可能摸音，可能是王月营通信勾来的。不然为什么打龙门车站头一天就调往小兴安车站去了，他要在龙门就麻烦了。这战役打死两个日本人（打死一个老段长叫志神代打死一个巡长）

    还听说头一年打龙门时打死21个鬼子，是否与王月盈有联系我们不知道。

    见过王月盈家里的粮食叫刘向阁送给了抗日联军了。工人怀疑王月盈怎么吃这么多粮食呢？工人背地里长说。刘向阁在联军内，王给刘向阁有联络。

    在龙门车站时将一个日本特务赵国章逮去砍死了，因抗日联军吃过赵的亏所以逮着杀了。

    我们是37年去的，王月盈在38年阴历七八月间由鬼子将他调到关里来了，在那个站上当路巡我们就不知道了。

      顶水镇 洪恩龙章

                洪恩兆章 

                                   1970.5.12     

      此材料属实  可做参考 

                             70.5.12日  定水镇大队革委 章

    洪恩龙、洪恩兆不但证明了王月瀛在龙门火车站当路警时，因做革命工作受到日本鬼子的怀疑被打，也证明了王月瀛为抗日联军作内线工作的表面的部分情况，还证明了王月瀛写的：“1938年7月5日，我和我家属从龙门车站上的火车。”的时间关系。

    王月瀛写：“在此情况下与敌展开斗争，状寒腿走路困难不站岗。摸龙门后又去龙门一个日本警长叫伊藤，他稍会说中国话。住了没有一个月，伊藤说：‘王，你的腿怎样？’我说：‘受寒，北方很冷，不能好。’伊藤说：‘好办，我的说话。’当时我叫赵喜才往山里取联系，未联系上。

   我记得七月五号上的火车，七月二十三四号到章德府车站下车，现在的安阳火车站。住了一个月，这天我休息，我换上衣服到车站去玩，叫车站站岗的日本兵把我暴打一次，打的我上下满身青。到第二天早六时还得上班站岗。到了当天晚，叫我与铁路巡警裴玉民到车站西南道木厂站岗。当时裴玉民问我：‘你有病吗？’当时我脱下衣服叫他看。我说：‘在苏联铁路作过事，不管你在哪一部门工作，都有三分共产党嫌疑，早晚是在他们手里，不如早给他对命，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得一个。有机会我就搞死他，不然他们早晚要把我搞死。’裴玉民深思以后一直问我：‘你是真的吗（指共产党）？’又说：‘我也挨了他们很对打骂，有仇不报非君子，明天咱去城里找个地方详细谈谈。’到第二天下班后，喝酒中裴说：‘要想报仇容易，现在安阳附近有三个抗日司令员都与我有交情。’酒后裴叫人去找李司令，约期见面，从那以后我俩就计划怎样暴动，怎样里应外合，半月时间计划妥当，到（1938年）9月29日这天，田、谢二位司令没去，李副司令去了，我们边喝边谈，谈了摸车站的计划，预计能杀死90个鬼子。此后裴玉民喝醉了，到我家喝水，他对我的妻子说起醉话来，他说：‘别看你白面剪鬓的，活不了三天。’我的爱人听到后，想起我在东北做的那些事，他哭了一天多，直问我做的啥事。我看哪天暴动没定下来，又怕暴露了给党带来损失，请了三两天假，带妻回到老家。上述情况由内黄县，我记得不是裴家楼就是裴家油坊裴玉民作证。还有咱县陈华锋县长他岳父，当时在章德城里作内线工作，他就是李副司令，他还可能记的，他也是内黄县人，现在住上海陈华锋处。”

    这就是王月瀛在坡里暴动失败后，按照党的指示离家出走，他不管是走到哪里，不管是环境多么恶劣，不管是联系到党还是联系不到党，他始终牢记党的教导，只要有一口气就与敌人拼死地斗争，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毅步伐，一步一个血的脚印走过了东北十年路。

    （二）、2、阳谷抗日三区队是何时拉起来的？

  王筱某给王月瀛出的假证明：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是三九年的十二月，即是从他参与拉三区队算起才对。他参加党的时间是在四零年的三月（或四五月）地点是在三区的某村，介绍人可能是我和杨英民（杨早已脱党）当时他加入党的详细经过我确实忘记了，他于四零年春夏之间参加共产党是肯定的。王筱某把阳谷抗日三区队拉起来的时间写成1939年12月。那么王月瀛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就由1938年11月份变成了1939年12月份，王月瀛的第二次入党时间也就由1939年3月份变成了1940年的三四月份，王月瀛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与第二次入党时间都往后推了整整一年。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也由李贯一、杨英民变成了王筱某、杨英民啦。更严重的是王月瀛原来填的档案资料就成了欺骗党啦，得改。那么，阳谷抗日三区队到底是王筱某写的1939年12月份拉起来的？还是王月瀛写的1938年11月份拉起来的就成了问题的焦点，必须弄清楚：

    王月瀛写：“1938年10月20号左右到家后不几天，婶母病故，三天发丧，在发丧的这几天里，有本村的王道生、刘窑村的刘润清、刘清滨给我谈起本地的斗争形势，他们说：‘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是专打小日本的，最近小鬼子很猖狂，跟着八路军干吧！’我说：‘干’1938年11月1日，经徐翼批准，刘润清拉队伍，准备插入以徐芳德为首领的地主民团内部做工作，掌握他的武装，搞他一部分武器。徐芳德部是一个非常顽固的民团，常年驻阳谷半街楼村。依照党的决议，叫我带领一部分人参加徐芳德部活动。当日我集合了32人，连我在内33人。我们头一天（1日晚）住左洼，天明（2日早）住刘庄。第二天夜间（2日夜）在半街楼。徐芳德顽固民团住半街楼前街围子里，当夜围子门紧闭。出发前说好的有半街楼村的徐清洲做徐芳德的工作，叫他把我们收下，但这时连徐清洲也不见了。我们向徐芳德喊了几次话，但里边没有回应，我们离围墙近了，他们就开枪打。我们33人共有一支日本匣枪，三粒子弹，两粒皮头。根据当时情况，我们是无法打进去的。我决定，从半街楼连夜出发住高庄，天明（3日早）解散各自回家，听命令集合。那天（3日）日本扫荡，又隔了一天（4日）。（5日）李贯一对我说：‘还得干！’我说：‘干！你们串连人吧，在我家集合。’那天当夜（5日晚）在我家集合十一人，连我十二人，我记得出发前交给我们三支钢枪，路过九都杨村，杨继坤交给我们四支枪，头一天（5日夜）住高庄，当时明确咱们是抗日第三区队，李贯一的区队副，刘润清王道生的指导员，我任司务长。到了第二天（6日），叫我与王棚岺往坡里庄、郑庄扩大人，有坡里庄的张二萝卜一同去吴堤口郑庄。当时（6日）扩大三十二人，带到高庄东头，跑了十七名，其余都归区队。

    1939年二月间，区队扩大到五十人，在这个时间，我向李贯一提出几次意见和要求，我参加党生活，我说：‘我1926年11月14日在曹庄曹万年吸收我参加的共产党，我被杨一斋（注：杨耕心）领导过，’我找他几次，他说：‘关于你的情况我向领导汇报一下，看怎么办。’没隔大些天，李贯一给我说：‘曹万年为革命牺牲了，杨耕心也音信全无，我党的组织原则，六个月不交党费自行脱党。他俩有一个也好办。’我给他说了几次在东北的活动情况，在杨一斋的指导下，始终没忘掉党的工作。他说：‘那也不行组织原则问题。’他又说：‘领导说，你可以重新参加党过党的生活，没有后补期是可以的。’我说：‘你给党入党介绍人。’他说：‘还得两个介绍人。’我说；‘那个找谁？’他说：‘我给你找一个，杨指导员杨英民吧。’1939年3月5日，在韩庄举行了我入党仪式大会。关于重新入党的问题，有李贯一、杨英民作证。关于我在三区当司务长，区队集合一些情况，有刘润清、王道生作证。现在党的杨英民活着，李贯一牺牲了。

      1939年4月间，在王堤口与日军作战，李贯一、王道生都负重伤，由杨指导员和我负责三区队。当时环境恶化，二、三、四区队集中一块活动，临时成立县警卫连，补纪五（注：蒲吉五）任县一科科长，兼警卫连连长，我任指导员，有补纪五作证。

    1939年5月间，领导决定我到二军分区受军政训练，在校任一排排长，第一班班长。有教导队教导员林莆作证，现在天津车辆长住，他是厂长。

    1939年9月毕业后，专属王笑一专员委任我到阳谷抗日第三区队，任区队副。”

    1938年11月5日，阳谷抗日三区队成立，李贯一任区队副。1939年4月间阳谷抗日三区队在王堤口与日军作战，李贯一、王道生负重伤，由王月瀛代三区队区队副。1939年7月李贯一伤好后在四大队跟徐翼打沙镇。1939年8月李贯一任谷山游击队指导员（阳谷党史资料第七期第14页证明），1939年9月阳谷县抗日政府成立，李贯一任阳谷县抗日政府警卫连连长，1939年9月17日王月瀛任阳谷抗日三区队区队副。李贯一、王月瀛的任职时间都早于王筱某写的阳谷抗日三区队是1939年12月份拉起来的。

    1938年10月，我党的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决定党的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广泛地发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更多的抗日根据地。

    阳谷县定水镇的洪恩龙、洪恩兆1970年5月12日证明：“我们是37年去的（注：龙门火车站），王月瀛在38年阴历七八月间由鬼子将他调到关里来了，在哪个站上当路巡警我们就不知道了。”

    洪恩龙、洪恩兆证明了王月瀛是在1938年阴历的七八月间离开了龙门火车站。同时也印证了王月瀛写的：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四日被调到章德府车站，服务三个月内与路警裴玉民计划暴动没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三四号借故离开章德府火车站，十月二十号左右回到家乡，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自己家中首拉起阳谷抗日第三区队的时间关系。

      阳谷县后梨园村王道生1965年7月2号证明原件复印件：

            对王月营同志的证明

    今证明王月营1938年旧历十一月间参加我抗日第三区队任司务长，1939年任区队副，特此证明，当时我在抗日第三区队任副指导员，现在我在家为农。 

          此致      

                        敬礼

山东省阳谷县郭店屯后梨园  王道生 章  

                              1965年7月2号 章

    1938年任阳谷县抗日 三区队政治指导员后梨园村王道生证明了王月营1938年十一月间参加我抗日第三区队任司务长，1939年任区队副。否定了王筱某写的阳谷县抗日三区队是1939年12月拉起来的。同时也否定了王筱某写的王月瀛：“他可能于四零年到的下半年担任的三区区队副，”的假话。

  阳谷县黄庄的冯高升、汤庆友1970年5月12日证明：“三区队是38年11月间建立的区队。” 

  阳谷县刘窑大队刘玉清1970年5月12日证明：“三区队的成立是在38年末尾成立的，是先搭起个架来。”

  阳谷县陈集大队刘贵岭1970年4月9号证明：“我叫刘贵岭在1938年在抗日三区队跟王月营当警卫员，”

  阳谷县刘窑村刘润清1970年5月12日证明原件复印件：

                               证明材料

    我叫刘润清，男，现年63岁，贫农成分，家系阳谷县安镇刘窑村，现在住聊城搬运三队工作，我是1937年经王生介绍参加共产党。

    我在1938年阴历10月至11月和王筱胡王道生（阳谷安镇区梨园村）李贯一（石佛区李那里）等一块拉起抗日三区队，一直干到1939年春天，因李贯一同志合不来，后离开三区队就到抗日四大队去了。

    我和王筱胡、王道生一块拉起的抗日三区队，当时共有20至30个人，在安镇区梨园集合成立的，王筱胡是区队长，李贯一的区队付，王道生的政治指导员，我的军事指导员，李志深的秘书，邵 ？ 的通讯员，王月营是司务长，张继山小队长（坡里）还有当战士的，有刘贵岭、刘希东（刘窑村人），其他的同志想不起来了，上述同志和我同待到39年春天，以后的情况（三区队）就不知道了。

山东省聊城县搬运三社  革命委员会 章   70.5.12

           证明人：刘润清  章  

                             70.5.11

    1938年任阳谷县抗日三区队军事指导员刘窑村的刘润清证明了，阳谷抗日三区队是在1938年11月拉起来的，也证明了阳谷抗日三区队集合成立的地点是在阳谷安乐镇区梨园，更确切地说是在后梨园村王月瀛的家里，还证明了阳谷抗日三区队成立时参加的人员及分工及王筱某是阳谷抗日三区区长。

    阳谷县武将台村，亓武克1970年5月11日证明：“1938年10月阳谷抗日四区队成立，王志恒任区长，李鸿甲任区队副，我作助理员工作，40年离开抗日四区队，41年底（旧历年）在阳谷敌工分站工作，同时一块在敌工分站工作的有冯德华退休干部在北花园住，顾寿祯（专区干部疗养院）等。在阳谷工作直到1949年才离开阳谷。我记得阳谷抗日三区队与阳谷抗日四区队成立的时间差不多，也是1938年成立的，王筱湖的区长，李贯一的区队付，李志深的助理工作。刘泽民的政委主任（书记）。”亓武克证明了，阳谷抗日三区队是在1938年成立的，也证明了王筱某1938年三区队成立时是阳谷抗日三区区长。

    《阳谷党史资料》 第五期第17页鲁谷民写的《徐翼同志二三事》写：“一九三九年初，敌顽与我斗争的形势严峻，你来我往出现了犬牙交错的形势。我方力量一时尚处薄弱之际，由阳谷的三青团县书记长、少校副官、特务焦冠军，带领顽军郭安仁部，将我第四区小队七名战士及其区队长李鸿甲包围，捕获后全部活埋。这个事件严重的挫伤了我军民的士气，使形势暂时对我们不利。而徐翼同志当时正在建设四大队，力量尚弱，但他斗争的意志十分坚强，对战胜顽敌充满了信心。他告诉同志们说：‘我们要在三个月左右，活捉焦冠军，为烈士报仇，为聊、阳、阿人民除害。到那时在给被杀的烈士召开追悼会，以鼓励抗日军民斗志。’果然在这以后的三个月，就活捉了这个欠了我们血债的坏蛋，正法了。徐翼同志这才和县委、县政府一道召开了追悼李鸿甲及其他被害烈士的追悼会。”由此证明了亓武克写的阳谷抗日四区队是在1938年10月成立的，李鸿甲及四区队王瑞民指导员等七位烈士是在1939年初牺牲的。同时更进一步证明了，阳谷抗日三区队是在1938年11月成立的。

     烽火公安网站2012年《李贯一烈士——阳谷县公安局长》记载：“李贯一，1918——1943，男，汉族，山东省阳谷县郭店屯后李村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组织了抗日第三区队，任副区队长，这支队伍是阳谷的很重要的抗日武装，素质高，战斗力强。”由此证明，阳谷抗日三区队是在1938年11月成立的，李贯一任区队副。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阳谷县组织史资料》（1926—1987）第25页写：“阳谷县三区公所，1938年11月，建立三区公所，是我县第一个（注：亓武克证明四区队1938年10月成立，三区不是第一个）区政权组织，由王筱湖任区长，驻地郭屯一带。”由此证明了阳谷抗日三区是在1938年11月建立的。

    《谷山烽火》第243页李一丁写的《七年忆略》写：“（抗战期间县长兼大队长，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由此证明，阳谷县区武装的正职都是由行政正职兼任。

    《阳谷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3页《阳谷县抗日武装沿革》第16页写“一区、1943年成立区队，区长（兼区队长，下同）魏则先，”由此证明，二、三、四……区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区长兼区队长。

   《中共阳谷县党史大事记》1925—1949.9（征求意见稿）第18页写：“一九三八年”。第22页写：“下半年，阳谷县委书记申云浦布置有基础的乡区夺政权，十一月三区（郭店屯一带）在安乐镇（注：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后梨园属于安乐镇区，以上刘润清的证明也可以证明此事）建立了我党掌握的政权，王筱湖任区长，李志琛任助理，蒲吉伍任区委书记，其他还有李贯一、王月营等。这是鲁西建立较早的红色政权。”由此证明，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阳谷县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在有基础的乡区夺取政权。1938年11月阳谷三区抗日政权成立，王筱某任区长，还有李志琛、蒲吉五、李贯一、王月营（注：瀛）等。

    《山东党史资料》增刊 在京山东老干部党史座谈会专辑第13页《关于鲁西聊城地区党的情况》申云浦同志讲：“一九三八年“红五月”突击发展党组织。鲁西的那几十个县，大部分建立了工委和县委。那里有党组织，那里就要武装，那里就有政权。”

    以上各种资料证明，阳谷抗日三区及三区队是在1938年11月同时成立的。成立的地点，《中共阳谷县党史大事记》1925—1949.9（征求意见稿）写的是在安乐镇，刘润清1970年5月12日证明阳谷抗日三区队成立的地点是在阳谷安乐镇区梨园（注：前、后梨园对外称梨园），王月瀛在1969年写的回忆资料中写：“李贯一给我说：‘还得干’我说：‘干！由你们串连人吧，在我家集合。’那天当晚在我家集合十一人，连我十二人。”几方面相互印证了，阳谷抗日三区队成立的地点是在安乐镇区后梨园村王月瀛的家里。同时也证明了成立阳谷县抗日三区队的发起人是李贯一、王月瀛。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及不同的历史资料都证明阳谷抗日三区队是在1938年11月成立的，成立的地点是在后梨园村王月瀛的家里，王月瀛当时任该区队司务长。那么王月瀛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是1938年11月是准确无误的。而王筱某给王月瀛写的：“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是三九年十二月，即是从他参与拉三区队算起才对。”的假话不攻自破。

   （二）、3、王月瀛何时第二次入党？入党介绍人是谁？    

    王筱某写：“我曾记得王月瀛同志于九一八事变前即在东北当铁路巡警一直干到三九年冬末，他才由京汉线，邯郸以南的某个车站跑回来之后，他随即同我们在一起拉起阳谷县抗日老三区区队，……他参加党的时间是四零年的三月（或四五月）地点是在三区的某村，介绍人可能是我和杨英民（杨早已脱党）当时他加入党的详细经过我确实忘记了，……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是三九年的十二月，即是从他参与拉三区队算起才对，”

    王筱某写：王月瀛1939年12月参与拉起阳谷抗日三区队，1940年三月（或四五月）王月瀛由杨英民、王筱某介绍加入共产党。王月瀛则写：1938年11月参与拉起阳谷抗日三区队，1939年3月由杨英民、李贯一介绍加入共产党。

    在王月瀛何时参加革命工作和何时第二次入党问题上，王月瀛和王筱某的共识点是：阳谷抗日三区队拉起来的时间就是王月瀛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阳谷抗日三区队拉起来的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就是王月瀛第二次加入共产党的时间。事实已经证明了阳谷抗日三区队是1938年11月在王月瀛的家里拉起来的，那么王月瀛在阳谷抗日三区队拉起来的第二年即1939年3月第二次加入共产党即是不争的事实。

    王月瀛第二次的入党时间叫王筱某证明的往后推了一年不说，王筱某还顶掉了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李贯一，他摇身一变倒成了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这入党介绍人是已经形成的历史事实，怎么能随便更换人呢？王筱某说：“介绍人可能是我和杨英民”入党的介绍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能模棱两可呢？并且写：“当时他加入党的详细经过我确实忘记了，”王筱某根本不是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怎么能知道王月瀛入党的详细经过呢？！

    王筱某给王月瀛写的两次假证明，都写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杨英民早已脱党。杨英民脱党不脱党跟杨英民是党员的时候介绍王月瀛入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至于杨英民到底脱党没脱党，也不是王筱某一个人说了算的。王筱某两次的证明材料都写杨英民脱党的言外之意，就是表明在王月瀛第二次入党这个问题上，唯一可信的就是他王筱某了，因为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李贯一至1943年就已经牺牲了，王月瀛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杨英民虽然健在但早已脱党，杨英民现在说的话是不可信的。所以王筱某就把李贯一顶了，他变成了王月瀛的入党介绍人，以此来陷害王月瀛。王筱某到底是不是王月瀛第二次的入党介绍人呢？这也得让事实说话。

    王月瀛1951年12月20日填的政权干部鉴定书原件复印件：

成分：新中农

文化程度：高小程度

有何疾病：二等残废甲级，内部受伤，气管炎，心脏病

爱人姓名及职业：王月华 纺织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工作：1938年在本村与王筱某共同拉起第三区队。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1939年3月5日在韩庄，李贯一  杨英民二人介绍。

参加工作后受过什么处分及奖励原因如何？1945.1在阳谷城南五（注：吴）堂战斗中以少抵多得到最后胜利，得到县府及县委会决议登报表扬，叫付政指把稿丢了。

  说明：1、王月瀛在1951年12月20日填表的时候，他的第二次入党介绍人填的李贯一、杨英民。如果真是王筱某，他就填王筱某了。因为王月瀛不知道有人会给他出假证明，更不知道假证明从哪方面出。

  说明：2、王月瀛本来是贫农，为什么填新中农呢？因为土改后分了三间房，就成了新中农啦，在他填的另一张表上可以看出来原因。

夫或妻姓名：妻王月华

现在住处及职务：农村妇女随机关住

家庭经济状况：

解放前或土改前：解放前和土改前是贫农

 解放后或土改后：土改后公家给房三间是新中农

他填的表中的“新中农”就是由此而来的

  阳谷县前梨园村杨英民1965年7月1日证明原件复印件：

     兹证明：王月瀛同志在1939年三月份我与李贯一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任三区队政治指导员，我在39年2月份到职时他早就在三区队工作，任司务长，在40年7月份我离区队，到抗大二校学习，那时他已任区队副，三八年十二月份三区队成立，当时有王道生等同志可以证明。

    证明人，山东省阳谷县前梨园村人，现年44岁，曾任冀鲁豫军区警卫连指导员，49年在警三团，40年在196师586团任供给员，现在河北天安县食品公司经理。

              证明人 杨英民  章

                              1965年7月1号

  王月瀛第二次入党介绍人杨英民证明了，1939年2月任阳谷县抗日三区队政治指导员的杨英民在1939年三月与李贯一介绍王月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证明了王筱某不是王月瀛第二次入党的介绍人，否定了王筱某写的王月瀛在1940年三月（或四五月）入党的假话。

  王月瀛1951年12月20日填的政权干部鉴定书，及王月瀛第二次入党介绍人杨英民都证明了王月瀛是在1939年3月份第二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入党介绍人是李贯一和杨英民。而王筱某写的王月瀛参加党的时间是在四零年三月（或四五月），介绍人可能是我和杨英民的证明是假证明；杨英民还证明了1939年2月之前王月瀛早就在三区队工作，任司务长。由此也证明了三区队成立的时间是在1939年2月之前，而不是像王筱某写的三区队成立的时间是在1939年12月。

   （三）、1、王月瀛是营长？还是副营长？

    王筱某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关于他于四八年到五零年在家休养一节，那时他是在六团任副营长因受伤后可能是经上级批准的”1945年7月23日阳谷县各区队除留一个班外，其余升级编为冀鲁豫军区一分区六团二营。三、八区队编为二营四连；二、七区队编为二营五连；一、九区队编为二营六连。原阳谷县县长岳舜卿任六团团长，原阳谷县抗日第五区队指导员于军任二营教导员，原阳谷县抗日一、九区总区队长王月瀛任二营正营长兼六连连长。王月瀛在1963年《革命史自传》中写：“1945年7月23号，我任六团二营六连连长，兼二营正营长，1945年8月17日任六团三营营长。”六团二营营长由孙延庆接任，孙延庆在1946年1月12日强攻聊城南门时牺牲；1945年11月，冀鲁豫军区一分区六团改编为冀鲁豫军区一分区基干二团，王月瀛任基干二团三营营长；1946年11月，冀鲁豫军区确定以冀鲁豫一分区境内黄河为界，成立一、六分区，黄河以西地区为六军分区，原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基干一、二、三团改为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基干一、二、三团，王月瀛任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基干二团三营营长；1947年2月，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进行整编，六分区基干第二团改编为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第三团，王月瀛任冀鲁豫军区独一旅三团三营营长；1947年8月，冀鲁豫军区独一旅升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11纵队31旅，原独一旅三团升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11纵队31旅93团，王玉儿伤好归队后任93团机炮营营长；1948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王月瀛任中原野战军11纵队31旅93团机炮营营长。王筱某写的王月瀛：“关于他于四八年到五零年在家休养一节，那时他是在六团任副营长”根据什么？王筱某1942年8月就调离阳谷县了，之后王月瀛和王筱某就天各一方啦，王筱某是没有资格证明王月瀛1948年到1950年的历史的。

    （三）、2、王月瀛受伤后，何时复出的？

    王筱某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他于五一年又重新参加工作，”这也是不对的。

    王月瀛1950年填的两份《干部鉴定表》：

       王月瀛写：“1950年2月，阳谷县县委书记杨沧同志把我叫去工作，3月在县委工作组担任组长，四月间在本县四区（注：七级）任公助。”王月瀛1950年填的这两份《干部鉴定表》证明了王月瀛写的是真实的。为了多方求证，王月瀛的二女儿真实的出生时间是1950年11月25日，给大她十岁的姐姐打电话（有录音）问：“我出生的时候咱爸爸在家吥？”答：“不在家，在七级哩（注：四区区政府驻地），半夜里咱娘叫我去喊咱老双大奶奶。”王筱某写的王月瀛：“他于五一年又重新参加工作”是假话。王筱某1942年8月调离阳谷县，是没法证明王月瀛1951年在阳谷县工作情况的。王筱某写：“总因我和王月瀛同志从四二年的夏天即不在一块工作了，他以后的问题我已是听说怎样，故不便把他肯定下来，”不能把他肯定下来，你写干什么呀？王筱某仅凭听说就可以在证词中乱写吗？也怪了，王筱某听说的都是假的，这符合客观事实吗？只不过是为他写的假话打掩护罢了。那么，王筱某把他1935年夏由“中坚社”转入党，写成他是1927年底由共青团转入党；把1938年11月拉起来的阳谷县抗日三区队写成是1939年12月拉起来的等等，这都是王筱某亲历亲行的事怎么也都写成假的啦？可见王筱某内心深处有多么的黑暗、险恶！

    （三）、3、王筱某和王月瀛啥时不在一块工作的？

    王筱某给王月瀛出的假证明：“总因我和王月瀛同志从四二年的夏天即不在一块工作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17页写：“1941年秋末，阳谷县委抽调我到冀鲁豫区党委轮训队学习，由我区助理员李志深代理区长。”第18页写：“1942年2月我返回阳谷三区时，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第19页写：“1942年8月我调离阳谷，担任光杆一人的聊西办事处主任，带着8位战士组成的武工队，钻进聊西、聊南敌伪顽统治区开展工作。”

    《聊城党史资料》第五期第142页崔振武写的《关于聊西办事处的活动简况》写：“一九四0年齐匪（注：齐子修）占领聊西后，我们为开展对敌斗争，即建立了聊西办事处。刘泮溪为主任（一九四一年病故在莘县牛王庄），后张化南为主任。因齐匪和日本侵略军联合对我，活动猖狂，办事处的人员根本不能进入聊西办事处辖区开展工作，因经常驻在莘县境一区域内，寻隙夜间到聊西辖区开展动员群众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二年聊西办事处便撤销了。”也不知王筱某在1942年8月担任光杆一人的聊西办事处主任，带着8位战士组成的武工队，钻进聊西、聊南敌伪顽统治区，是怎样开辟工作的。

   实际上，王月瀛和王筱、某真正在一块工作，接触比较多的时间，是从1938年的11月阳谷抗日三区队拉起来，到1940年春王月瀛被徐翼任命为阳谷抗日三 、六、八区队总区队副止，算起来也就是一年零一两个多月的时间。1940年春王月瀛被徐翼任命为阳谷抗日三、六、八区总区队副后，就带领三个区队的抗日武装，直接受徐翼指挥，但跟时任三区区长的王筱某也时有接触。直到1941年秋末，王筱某被抽调到冀鲁豫区党委轮训队学习，由三区助理员李志深代理三区区长后，王月瀛和王筱某之间就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了。王筱某在1942年2月返回阳谷三区时，王月瀛在1942年的2月初，就被调到阳谷县敌工科任副科长去了，负债七级、郭店屯和郭培德等处敌伪工作，之后虽然工作有多次变动，但都没回到阳谷抗日三区队。王筱某写的：“因我和王月瀛同志从四二年的夏天即不在一起工作了。”是不正确的，准确时间是1941年秋末王筱某和王月瀛在工作上就没有任何联系了。

    王筱某在1个月零7天的时间里给王月瀛写的两份证明，全是假的，这难道不是恶意陷害王月瀛吗？！

     以上诸多事实证明了：曹万年1920年去法国，1924年9月之前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回国后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介绍了胡廷连、胡守正、胡学敬、胡学善、王月瀛等多人入党，1927年腊月22日任坡里暴动武装的第一司令，率胡廷连、王月瀛等近百人攻进了坡里教堂，1928年腊月23日被捕，1936年3月牺牲在滋阳（今兖州）监狱。

    王月瀛1926年阴历的11月14日由曹万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曹万年和杨耕心之间党内通信员。1928年1月14日跟着曹万年、杨耕心参加坡里暴动。坡里暴动失败后反动当局到处抓、杀坡里“教匪”，王月瀛在家不能存身，1928年8月按照党的指示离家出逃。1929年11月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南岗火车站当铁路巡警，之后跟在中东铁路邮局当邮务员的杨耕心联系上，在杨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1932年冬杨耕心回山东老家。王月瀛又跟东北抗日联军联系上，给抗日联军购大批的粮食、衣物、送情报等，由于王月瀛给抗日联军送的情报及时、准确，抗日联军两次杀死鬼子40多个。1938年10月20号左右回到山东老家，1938年11月5日夜在自己家参与拉起阳谷县抗日第三区队。由于去东北王月瀛失掉党的关系，1939年3月5日由李贯一、杨英民介绍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12月16日，王月瀛带领阳谷抗日三、六、八三个区队全体指战员，在身无棉衣、头无帽子、脚无鞋袜的情况下，在阳谷县张秋东南窦营冒着小雪，脚丫子踩着冰凌茬子与日军展开激烈搏斗，获得全胜。冀鲁豫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刘志远、政委石新安在全分区 大会上给予表扬，他们说：“阳谷抗日三、六、八区队真是我党铁军！”；1945年正月初四，王月瀛带领阳谷抗日一、九区队在阳谷城南吴家堂与敌战斗，以少胜多得到最后胜利，冀鲁豫日报登报表扬；1946年8月7日 ，王月瀛带领冀鲁豫一分区基干二团三营其中的一个连激战聊城西关吕祖庙，两个半小时打死敌人90余名，打下敌机一架。《人民日报》9月29日刊载了“聊城伪军出扰被歼近百” 的报道；1947年6月23日夜王月瀛率冀鲁豫军区独一旅三团三营一举打下梁山的鹅鸭厂村，1947年7月1日王月瀛在郓城西北刘庄高粱地一棵大柳树上用红旗指挥三营割裂围歼郓城之敌，1947年7月15日王月瀛带领冀鲁豫军区独一旅三团三营在万福河打阻击战（立功），他身上被敌子弹穿了7个眼，其中一颗子弹从他右锁骨打进去从他左后背穿出来 穿透他两叶肺血流如注，其中一片弹片扎进他的腿里，他重伤不下火线，万福河阻击战被围攻羊山的野战军各纵队的同志誉为：“万福河北岸的一道铁墙”。鲁西南战役王月瀛带领的500多人的一个营只余6个人，刘伯承司令员把独一旅割裂包围郓城之敌的行动称作：“敢干”，把万福河阻击战称为：“能战”；1948年6月16日，王月瀛带领中原野战军11纵队31旅93团机炮营跟着粟裕司令员打豫东战役（立功），他在担架上指挥战斗40余天，7月7日豫东战役结束，部队用担架把他送到冀鲁豫军区卫生部，1948年8月27日他趴在马背上由部队人员送他回家。王月瀛跟着毛主席共产党驰聘沙场，一路拼杀一路血，在屡次的战斗、战役中获得多枚军功章，身上落下70多处枪伤、弹皮子伤伤疤，被子弹穿透两叶肺后落下的肺病一直不好，有时还吐血，一块弹片扎进腿里一直未取出来。

     七、王筱某为什么要说假话

 360网截图

   “王筱湖，山东阳谷县郭店屯乡人，1927年6月加入共青团组织，同年底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底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坡里暴动，历任阳谷县游击总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阳谷县第三区区长，冀南邮政第一分局局长，冀鲁豫边区筑先县第一副县长，东阿县副县长，平原省齐禹县县长等职。”

  （一）、用假话抬高自己：

王筱某伪造个人历史，编造假的档案资料，改写阳谷县的真实历史。

    1、王筱某加入共产党的时间是假的。王筱某写他1927年11月底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是假的，盛北光、申云浦、朱朗宵、杨鼐都证明了王筱某的实际入党时间是1935年夏由我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转入党，王筱湖把入党时间往前提了8年（前已详述）。

     2、王筱某算不算参加了坡里暴动？ 坡里暴动时，王筱某说在坡里暴动后期他家是联络站，他是联络员，但没有说出事实来，也没有旁证；在坡里暴动的第二天晚上他随着别人去了一趟坡里教堂，呆了一会就出来了；坡里暴动失败后，反动当局按照得到的坡里暴动人员的花名册大肆捕捉“坡里教匪”，参加坡里暴动的人员死的死，逃的逃，但王筱某又回到聊中上学去了，证明被敌人得去的坡里暴动人员的花名册上没有王筱某。在打坡里教堂和保卫坡里教堂的时候王筱某是没有参加的。王筱某仅凭在坡里教堂内呆的那一会就写他参加了坡里暴动，王筱某到底算不算参加了坡里暴动（前已详述）？

    3、王筱某隐瞒他1933年或1933年之前已任国民党区公所雇员的历史。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写的《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十七集第111页王际鲁写的《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第111页、第112页写：

                                   第112页

                                   第112页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十七集第111页，王际鲁写的《在抗日战争岁月里》第111页、第112页写“1933年后，我们村小学被区公所占用了，这时王筱某也来到了我们村，当时他是区公所的雇员。……1939年底，日本侵略军占了阳谷城后，紧接着就把魔爪伸向农村，在青阳李修起了第一个据点，距我们石佛村仅七华里。”石佛村的王际鲁证明了王筱某1933年后随着国民党的区公所也来到了石佛村，当时王筱某是区公所雇员，同时也证明了王筱某任国民党区公所雇员的开始时间是在1933年或1933年之前。王筱某隐瞒了这段历史。

    4、王筱某当了三个月的阳谷县抗日游击总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土匪攻城，没放一枪就跑了，从此阳谷抗日总队就不存在了。王筱某的简历写：‘’历任阳谷县抗日游击总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给人的感觉他是一个能征善战的人，其实不然。

    《阳谷党史资料》第九期第27页王昆写的《回顾我在阳谷县战斗的四年》第27页写：“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时候，党派徐茂礼到阳谷任县长，……于同年十一月在阳谷城西街路北范家祠堂成立了阳谷县抗日总队。”第29页写：“一九三八年二月间，土匪布永言率领土匪多人攻打阳谷，扰乱县城。……我抗日总队改为阳谷保安营，由郭安仁任营长（后来变成顽固派），”

    《阳谷党史资料》第四期第5页申云浦（注：当时的阳谷县委书记）写的《阳谷党史概况》第9页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聊城政训处（实际是共产党的办事机关）进驻安乐镇。筹建阳谷抗日政权，县长徐茂里，县独立营（注：县抗日游击总队）长宋励华，县特务大队长赵小舟，副大队长顾寿祯，指导员黄主一，……（除徐茂里外都是共产党员），可惜时间不长。”

    《黎玉回憶录》第108页写：“范筑先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任用我党派出的张郁光为他的总参议，张维翰为政治部主任，姚第鸿为政治部付主任，齐燕铭任参议；、报社总编辑，并委任了6个共产党员为县长。”范筑先当时是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辖12个县。由此证明：有的县，派去的县长不是共产党员。黎玉旁证了申云浦写的徐茂里不是共产党员的事实。

    《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45页申云浦写的《鲁西平原的革命火种和抗日枪声》第58页写：‘’本来这个游击营（注：阳谷抗日游击总队）就靠不住，因为枪是摊派来的，人也是摊派来的，派壮丁搞起来的。”

    《阳谷党史资料》第三期第35页李旭东写的《为抗日救国而斗争》第37页写：“一九三七年冬，……阳谷县长是徐茂里，政训处主任是徐明和黄主一。……阳谷县武装以宋丽泉（注：宋励华）为游击总队队长，兼第一大队长，郭安仁为第二大队队长，岳舜卿为第三大队队长，以下设中队，第四中队长是熊义伍同志（即张介民，文化大革命是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当时我曾任第四中队政治指导员。”第38页写：“一九三八年古历二月二日夜，布永言率土匪夜攻县城，午夜之后，我四中队北门岗哨报告说土匪破城而入，县武装和县政府都出东门而走了。……熊队长闻讯即传令整队北门集合，”第39页写：“熊队长一见我就痛哭着说战斗情况，全部为匪缴械，并牺牲三同志，岳舜卿被俘，”

    《阳谷党史资料》第四期第21页马波生写的《收编布永言的阳谷战斗》第25页写：“西门的枪声手榴弹声更加密集，战斗更加激烈。”第26页写：“天快亮了，城内枪声又响起来，我估计赵（注：赵小舟）、熊（注：熊义吾）两部很可能困在城内。”第27页写：“这次战斗，我队连守西门的部队，共损失七十多人，……熊义吾部驻城东八里营的第二天即被敌人包围……高唱着抗战歌曲，揭下围墙上的砖和敌人拼。终因寡不敌群，部队被消灭，熊义吾同志被俘。”

    阳谷县武将台村亓武克（亓学珠）1970年5月11日证明：“1938年10月阳谷抗日四区队成立，王子恒任区长，李鸿甲任区队副，我作助理员工作，40年离开抗日四区队，……我记得阳谷抗日三区队与阳谷抗日四区队成立的时间差不多，也是1938年成立的（注：阳谷抗日三区队是1938年11月5日在后梨园村王月瀛的家里成立的），”

    《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91页冯子肃写的《抗日战争时期阳谷革命活动的回忆》第93页写：“三九年我们的四区队刚成立（注：当时的四区队助理员亓武克证明四区队是在1938年10月份成立的），就被他们全部消灭，区队副李鸿甲和六七个战士被他们活埋在七级南三合庄（注：四合庄），姚皋的姚继凤、梨园的王指导员（注：后梨园村王瑞民，时任四区队指导员）也被他们枪杀了。”

    《阳谷党史资料》第五期第17页鲁谷民写的《徐翼同志二三事》写：“一九三九年初，……由阳谷的国民党三青团书记长、少校副官、特务焦冠军，带领顽军郭安仁部，将我第四区小队七名战士及区队长李鸿甲包围，捕获后全部活埋。”

    《阳谷文史资料》第十八集第15页李鸿鹏、于令让、于令泗口述整理的《回忆李鸿甲烈士》写：“三九年旧历年末，……腊月初一（注：旧历1938年腊月初一即阳历1939年1月20日）早晨，突然听村外过队伍，李鸿甲和弟弟李鸿鹏、亓学珠（注：亓武克）、等同志到庄北面墙缺口处观望，”第16页写：“实际在这天天刚明时，国民党县政府保安营二百余人就包围了焦庄，……当天晚上，国民党阳谷县长陈庆元、公安局长李秀峰、保安营长郭安仁，坐在昏黄的灯下，对李鸿甲同志进行审问。”第17页写：“敌人还把李鸿甲之弟李鸿鹏吊到梁上打一顿棍子，……临走前的天夕，（腊月初三）（注：1938年腊月初三即阳历1939年1月22日）令四合庄老百姓在村后挖了一个一仗见方深八尺的大坑，出发时队伍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似的，押着李鸿甲……等五人，然后推到土坑里活埋了。”

    《阳谷文史集刊》（上）第74页李程九写的《阳谷县抗日战争片断回忆》第75页写：“1937年12月范筑先派共产党员徐茂礼任阳谷县长，秘书熊仲符，随之建立阳谷县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宋励泉（注：宋励华）（共产党员），下设三个大队，其中，一个大队大队长是岳舜卿……。1938年旧历二月初二夜，布永言率千余名土匪自城东北角偷袭了阳谷城。我们的队伍和县长徐茂礼撤出，黄主一等政治部的同志和整训班的学生以及地方绅士申鸿渐等被围在城内。……徐茂礼因失守县城被撤职，在城外拉小组，后在济南叛变投敌。”第104页写：“伪区长……郭安仁”

    经过以上几个人的回忆证明：1937年阴历11月范筑先派徐茂礼（不是共产党员）任阳谷县长。随后，成立了阳谷抗日游击总队，其枪是摊派来的，人也是摊派来的，派壮丁搞起来的。阳谷抗日游击总队下设三个大队，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宋励泉（宋励华）为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兼第一大队大队长，郭安仁为第二大队大队长，岳舜卿为第三大队大队长。1938年阴历二月初二夜，布永言率千余名土匪偷袭阳古城。战斗十分激烈，马波生部和守西门的部队损失七十多人；赵小舟、顾寿祯所在的特务大队在西街顽强战斗；阳谷抗日游击总队第四中队总队长熊义吾、指导员李旭东也参加了战斗，熊义吾部最后战到弹尽粮绝，部队被消灭，牺牲三同志，熊义吾被俘；阳谷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岳舜卿被俘。其余的县武装和县政府没放一枪都出东门而走了，阳谷抗日游击总队成立了三个月就这样被布永言的土匪打散了。当了三个月的阳谷县抗日游击总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的王筱湖，在土匪偷袭阳谷城之夜一枪没放就跑啦。

    原阳谷县长徐茂礼因失守阳谷县城被撤职后在城外拉小组，后在济南叛变投敌；1938年4月中旬，范筑先又派国民党党员张维痒来阳谷当县长，张维痒把阳谷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阳谷保安营，营长郭安仁（原阳谷抗日游击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1939年1月22日，郭安仁带领保安营活埋、枪杀了我阳谷抗日四区队区队副李鸿甲、指导员王瑞民等7位革命同志。1939年8月，日本鬼子侵占阳谷后，郭安仁任伪区长。

    5、王筱某去了“支援”就是“支持”没写出具体事来，是虚的。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15页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15页写：“直到1938年底，我们主要是支援范筑先的扩军。当时，阳谷境内经常有笵司令所属的两三个支队，因而我们对抓自己的抗日武装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1939年秋，我们才支持徐翼同志在聊、阳、阿三边拉起东进纵队第四大队。日寇占据阳谷城后，我们即掌握了吕仁道离开阳谷时储存起来的枪支，又进一步认识到抓抗日武装的重要，即大力支持了谷山游击队成立。”

    王筱某写：“直到1938年底，我们主要是支援范筑先的扩军。”范筑先司令1938年11月15日牺牲后换成陷害范筑先司令的大汉奸王金祥了，1938年底范筑先还需要王筱某支援扩军吗？1938年底王筱某支援的是范筑先的扩军还是王金祥的扩军？

    王筱某写：“直到1938年底，……当时，阳谷境内经常住有笵司令所属的两三个支队，因而我们对抓自己的抗日武装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王筱某1938年11月5日就当上阳谷县抗日三区区长兼区队长了，怎么到了1938年底王筱某对抓自己的抗日武装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呢？这话假得无与伦比。

    王筱某写：‘’1939年秋，我们才支持徐翼同志在聊、阳、阿三边拉起东进纵队第四大队。”《东阿县党史资料》第二辑第9页，苏民同志写的《关于东阿县的武装建设问题》写：“从我们地区讲，四大队从三八年建立起，参加战斗最多，纪律也好。我常在四大队，我是地委民运委员，徐翼是军事委员。”由此证明：四大队是1938年建立的，王筱某写的1939年秋我们才支援徐翼拉起四大队靠谱吗？连四大队拉起来的时间都不知道，你拿什么支持了四大队的拉起呢？那么，王筱某写的“支援”、“支持”也就是个虚词啦。  

     6、王筱某任阳谷三区国、共两面区长，兼阳谷抗日三区队区队长，和大汉奸郭培德、王奎一是拜把子兄弟。

    （1）、王筱某在1938年11月任阳谷县抗日三区区长兼区队长（前已详述）。

    （2）、王筱某在1938年11月当上了阳谷县抗日三区区长兼区队长，但他却写1939年：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15页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15页写：“1939年秋，……当年冬，我们的抗日三区队也拉起来了。”

    王筱某在1956年5月9日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是三九年的十二月即是从他参与拉三区队算起才对。”

    王筱某在《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15页写的阳谷县抗日三区队拉起来的时间是1939年冬，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是阳谷县抗日三区队拉起来的时间是三九年十二月，比阳谷县抗日三区队实际拉起来的时间往后推了整整1年。为什么王筱某把自己的入党时间往前 提了8年，而把他当阳谷县抗日三区区长兼区队长的时间往后推了1年呢？王筱某往前提8年的党龄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把他担任阳谷县抗日三区区长兼区队长的时间往后推1年是为了陷害王月瀛。因为，1938年11月5日晚上阳谷县抗日三区队是在王月瀛的家里拉起来的。由于坡里暴动失败王月瀛遵照党的指示逃到东北而失掉党的关系，1939年3月王月瀛由阳谷抗日三区队副李贯一、指导员杨英民介绍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阳谷县抗日政府成立，李贯一调阳谷县抗日政府警卫连任警卫连长，1939年9月17日王笑一专员任命王月瀛阳谷抗日三区队区队副，1940年春徐翼任命王月瀛阳谷抗日三、六、八区三总区队副， 王月瀛的革命历史与阳谷县抗日三区队紧相连。 王筱某把阳谷县抗日三区队拉起来的时间往后推了一年，那么王筱湖证明王月瀛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和第二次入党的时间 也随之往后推了一年。王筱某不顾历史真相，突破道德底线，不但陷害了王月瀛，还篡改了阳谷县的革命历史。

    （3）、王筱某1939年2月任国民党的阳谷县三区区长，啥时不干的没写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13页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13页写：“1939年2月，我从国民党反动派邵汉卿的任内夺到了第三区抗日区长的职务。这时，三区区委书记是蒲吉五同志。从此，阳谷第三区（辖沙土集、草寺、定水镇、石佛、郭店屯、四甲李、杨集7个行政乡）即成了鲁西少有的红色区政权。”

 王筱某1938年11月当上了阳谷县抗日三区区长兼区队长，但不在中共阳谷三区区委。

《阳谷党史资料》第七期第9页蒲吉五写的《我在阳谷工作的回忆》第12页

   《阳谷党史资料》 第七期第9页蒲吉五写的《我在阳谷工作的回忆》第12页写：“盛北光见了我说：坏了，坏了！王金祥把韩金河拉走不知去向了，笵司令可能已阵亡了……我和宋励泉（注：宋励华）留在阳谷县做地方工作。……回县后不几天，李贯一同志也从四支队回来和宋子美组成三区委，我为书记。”

    蒲吉五证明了：1938年11月15日范筑先牺牲后，蒲吉五回到阳谷后组建中共阳谷县三区区委，由李贯一、宋子美、蒲吉五组成，蒲吉五为书记。1938年11月5日就当上阳谷抗日三区区长兼区队长的王筱某，在1938年11月15日之后组建的中共阳谷三区区委，王筱某竟然不是中共阳谷县三区区委成员。

    王筱某写：“1939年2月，我从国民党反动派邵汉卿的任内夺到了第三区抗日区长的职务。这时，三区区委书记是蒲吉五同志。”王筱某1939年2月当上了国民党的阳谷三区（王金祥1938年11月15日已投靠日寇，所属各级政权已是伪政权，阳谷三区已是伪区）区长，王筱某怎么能写：这时，三区区委书记是蒲吉五呢？蒲吉五在1938年11月15日后任的是中共阳谷县三区区委书记，那是共产党的职务，王筱某1939年2月当的是国民党的三区区长，是国民党的官。国民党的三区区长能跟共产党的三区区委书记蒲吉五相提并论吗？

    王筱某在1933年或1933年之前已当上了国民党区公所雇员，1938年11月5日又当上了阳谷县抗日三区区长兼区队长，但不是中共三区区委成员。1939年2月又夺到了阳谷县国民党的三区“抗日”区长的职务，国民党的阳谷三区在1938年11月15日王金祥投靠日寇后就变成伪区了，王筱某在国民党的三区添上个“抗日”二字怎么解释？王筱某从1933年或1933年之前在国民党区公所干雇员一直到1939年2月又夺到国民党三区区长，王筱某在国民党区公所已经混了七八年了，已经是轻车熟路啦。至此，王筱某在《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写的《我的回忆》第15页很直白地写：“全区的地方武装都归我领导”，可谓是阳谷县三区国共两党的大权在握啦。

    1939年2月，王筱某夺到国民党三区区长职务的背景是：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陷，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范筑先殉国，日寇占领了聊城，投靠日本并向日寇出卖范将军的国民党分子王金祥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委任为聊城专员。随即，阳谷县的县长被王金祥换成了吕仁道。1939年2月吕仁道委任王筱某为国民党的阳谷三区区长，这个时候王金祥早已投靠了日寇，国民党所辖各级政权都变成了伪政权，1939年8月初日寇占领了阳谷县城，其兵力很快分配到阳谷各地，这时国民党任命的各级政权都被鬼子直接领导，都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伪政权。王筱某啥时候不当的被王金祥委任的阳谷县长吕仁道任命的国民党的阳谷县三区区长没写。

    《阳谷文史集刊》（上）第306页《国民党和日伪时期的保甲制度》第307页写：“日伪统治时期，是每村为一保，保有保长，每十户为一甲，甲有甲长，村上如果出现了抗日的八路军，保甲长必须立即上报区乡公所，不得隐瞒。再就是日伪所需钱粮，由伪保甲长负责征敛送交伪乡公所，以供应伪区乡大小汉奸们的食需和薪饷。如果要兵，也由伪保甲长花钱雇佣本村的壮丁当公事。”

    由此证明：伪区长吃的是从贫苦农民那里征敛上来的粮食，拿的薪饷是从贫穷农民那里搜刮上来的钱财，除此之外还要将搜刮上来的绝大部分钱粮上交给上一级的日伪政府和日伪军队。否则，日伪军队饿着肚子能打共产党吗？能去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暴行吗？不给日伪政府干这些事，伪区长还能当成了吗？这个时候伪区长怎么在贫苦的农民群众中给日伪征敛所需钱粮的？怎么在村里发现了八路军给日伪军上报的？王月瀛的家属在抗日最艰难的时候，偷偷回到后梨园村，在别人家里的破屋子里（王月瀛的家被鬼子烧光）生孩子，因孩子有病，家属稍信叫王月瀛回家，王月瀛刚到家，村上的坐探就报信了，日伪军很快就把后梨园村包围了，王月瀛冲出包围圈，儿子被摔死。后梨园村即是阳谷县伪三区的辖区，又是阳谷县抗日民主政府三区的辖区。日伪规定，村上如果出现了抗日的八路军，保甲长必须立即上报区乡公所，不得隐瞒。谁把阳谷县抗日三、六、八区总区队副王月瀛回家这事上报给伪区公所的？当时的伪区长最明白，谁下令包围的后梨园村？当时的伪区长也最清楚。

    采访录音摘抄：甲村某老人说：“王大鼻子（注：王筱某）他在三区当区长，俺父亲当指导员，他跟俺父亲也不是一个鼻，别人说他是富农路线，俺月瀛大爷说他走地主路线，他一点也不假。他跟王奎一、郭培德大汉奸，你知道不，他都有联系，日本围剿的时候，他搭了汉奸围子里去了。俺月瀛大爷当区队副那会哩，肖坑李志深，俺父亲当指导员领子区队转悠，这里跑那里颠，多念围剿过去了，他歹汉奸局子里出来啦，他跟郭培德、王奎一拜把子兄弟。人家三区游击队咱这里不是多得很吔，是不是啊？黄庄看戏，郭围子汉奸上午看，三区游击队下午看，上午叫他看了，下午该咱游击队，不叫进场，气得俺爹扒了光脊梁跟他拼，该咱看哩，协商好哩，还是王大鼻子让步啦，咱不看了，给汉奸让步啦，他右倾得很。你看，俺月瀛大爷当营长，俺爹当营政委（注：教导员），从三区队、县大队跟子岳舜卿当这个，一直到冀鲁豫军区的六团，他干么去啦？你王大鼻子干么去啦？咱不知道了，以后才知道他上北京水利部办公室里当。他没参加正规军。”；采访者问乙村某老人：‘’王筱某也跟子打仗吥？乙村某老人回答：“还打仗哩，不打仗还吓得了不迪哩。”担任阳谷三区国共两面区长兼抗日三区区队长的王筱某的家当时是有家主，至今后梨园村后街从西边数第二个胡同口两边还有王筱某家的两块上马石：

  王筱某家的上马石  2020年11月15日拍于阳谷县后梨园村后街从西边数第二个胡同口

    王筱某的命贵、胆小，并跟大汉奸王奎一、郭培德有关系，在敌人围剿的时候就躲到了汉奸围子里去了，围剿过去了，他就从汉奸围子里出来啦。区队副王月瀛、李志深、还有被采访人的父亲曾任三区队指导员，他们领着区队转悠，这里跑那里颠，每天都在和敌人打仗，有时一天和敌人打过六仗，担任阳谷县国共两面三区区长兼抗日三区区队长的王筱某与阳谷县抗日三区队的干部、战士没有矛盾才不正常。他跟三区区队副王月瀛有矛盾，跟指导员（打过长江后牺牲）也不是一个鼻。

    常在河边走那能不湿鞋？王筱某万一被敌人包围在内，已村某老人说：还打仗哩，不打仗还吓得了不迪哩，他是不打仗还吓得了不迪哩的主，怎么办呢？丙村某老人说：“王筱某他没胆，小胆得很，架子不敢看荷花。一打仗的时候，孬了犬了。”又说：“某某村的某某保他（注：王筱某）他是通信员，净他背他。”还说：“他（注：王月瀛）跟王大鼻子（注：王筱某）顶得蹬蹬哩，他不说他的理，他不说他的理”；戊村某老人说：“王筱某和王月瀛他俩有矛盾，王筱某没制过王月瀛，后来王筱某被调了聊西办事处去了，他就没人了。”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湖写的《我的回忆》第19页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19页写：“1942年8月，我调离阳谷，担任光杆一人的聊西办事处主任，带着8位战士组成的武工队，钻进聊西、聊南”

    群众都知道王月瀛和王筱某有很大的矛盾，并且认为：“王筱某没制过王月瀛，后来王筱某被调了聊西办事处去了，他就没人了。”连群众都这样认为，难道王筱某不这样认为？其实，王月瀛1942年初已离开阳谷抗日三、六、八区队，1942年古历正月15前后，王月瀛差点没被大汉奸、人称“郭家宰房”的郭培德活埋了。王筱某1942年8月才被阳谷县抗日政府调离阳谷抗日三区。虽然群众认为王筱某没制过王月瀛，但王筱某应该明白，王月瀛已经调离三区8个月啦，难道跟王月瀛还有关系吗？王筱某再进一步地想想为什么由大权在握的国共两党的阳谷县三区区长兼抗日三区区队长，几年间在共产党这边混成了光杆一人？这能怨王月瀛吗？再说了，王月瀛也救过你的命呀，己村某老人说：“王筱某没胆，枪一响就吓得他尿裤子，要不是月瀛派人把他背出去，他早就死了，他这会里上北京当大官了，不认识这些人了。”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13页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13页写：“1939年2月，我从国民党反动派邵汉卿的任内夺到了第三区抗日区长的职务。这时，三区区委书记是蒲吉五同志。从此，阳谷第三区（辖沙土集、草寺、定水镇、石佛、郭店屯、四甲李、杨集7个行政乡）即成了鲁西少有的红色政权。”

    王筱某写的是因为他1939年2月当了国民党的阳谷三区（已是伪区）区长之后 ，阳谷第三区即成了鲁西少有的红色区政权，这话在多名老人的回忆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他们说：王筱湖在敌人围剿的时候就躲到了汉奸围子里去了，围剿过去了，他就从汉奸局子里出来了，他跟郭培德、王奎一拜把子兄弟；王筱湖不打仗还吓得了不迪哩；王筱湖他没胆，小胆得很，架子不敢看荷花，一打仗的时候，孬了犬了，净通信员背他；王筱湖没胆，枪一响就吓得他尿裤子，要不是月瀛派人把他背出去，他早就死了。难道三区成了鲁西少有的红色区域就是这样的当着国共两党两面三区区长兼抗日三区区队长、胆小如鼠、敌人一围剿就往汉奸局子里跑的王筱某领着打下来的？

    1938年11月5日阳谷抗日三区队在阳谷县后梨园村王月瀛的家里拉起来的，李贯一是区队副（带兵打仗的），1939年4月李贯一在王堤口村村西与日军作战中负伤，后由王月瀛代理区队副。1939年7月李贯一在四大队在徐翼的带领下奇袭沙镇伪区部，1939年8月李贯一任谷山游击队指导员，1939年9月阳谷县抗日政府成立，李贯一任阳谷县抗日政府警卫连连长，1939年9月17日王月瀛任阳谷县抗日三区队区队副，1940年春王月瀛任阳谷县抗日三、六、八区总区队副。阳谷县三区成了鲁西少有的区红色政权，打下来三区一片天地的是历届不怕死的区队副、指导员带着不怕死的区队武装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前仆后继、拼命流血打下来的，不是王筱某这个胆小如鼠的国共两面区长兼阳谷抗日三区队区队长，敌人一围剿就往汉奸局子里跑，跑出来的。

    正如甲村某老人说的那样：“俺月瀛大爷当营长，俺爹当营政委（注：营教导员）从三区队、县大队跟子岳舜卿当这个，一直到冀鲁豫军区的六团，他（注：王筱某）干么去啦？你王大鼻子（注：王筱某）干么去啦？咱不知道了，以后才知道他上北京水利部办公室里当。”和敌人拼了命地打的，以至于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三区干部战士，都不如胆小如鼠、敌人一围剿就往汉奸局子里跑的、和大汉奸郭培德、王奎一拜把子的王筱某这个会写的，他把阳谷抗日三区队的所有战绩都独揽归己。即便王筱某在阳谷三区由国共两党两面区长兼抗日三区区队长几年间在共产党这边混成光杆一人，也不误他以后的升官，因为他会写假话，会往自己身上揽成绩。

  （二）王筱某隐瞒个人历史真相，简历上没写和几个大汉奸有关系。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第13页写：“1939年2月，我从国民党反动派邵汉卿的任内夺到了第三区抗日区长的职务。”第15页写：“1939年秋，……当年冬，我们的抗日三区队也拉起来了（注：阳谷抗日三区队拉起来的时间是1938年11月），……全区的地方武装都归我领导，”第19页写：“1942年8月，我调离阳谷，担任光杆一人的聊西办事处主任，”

    王筱某虽然由大权在握的阳谷县国共两党的三区区长兼阳谷抗日三区队区队长，几年间在共产党这边混成了光杆一人的聊西办事处主任。但王筱某还有一个1939年2月国民党任命的阳谷县三区区长的职位（王筱某始终没写啥时候不干的）。王筱某除跟大汉奸郭培德、王奎一拜把子外，还跟几个大汉奸有关系，再者，王筱某往汉奸局子里跑，得有汉奸让他进。王筱某和这些大、小汉奸们的关系现在都无从查起，到底这里面的水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因为，这些大、小汉奸们都先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更没有留下什么回忆资料一类的东西可供参考，唯一能参考的是王筱某写的回忆资料。

    《聊城县党史资料》第一期第166页王筱某写的《回忆聊堂边艰苦岁月》第174页、第175页

                                  第166页

               第174页    第175页

    《聊城县党史资料》第一期第166页王筱某写的《回忆聊堂边艰苦岁月》第174页、第175页写：“在一九四三年春天的一个夜晚……。那时王奎一还和我保持着互不干扰的关系，我也考虑到万一拔不掉李海据点，活捉不到王奎一，我和王奎一的关系就破裂了，因此徐翼付司令员同意我不亲自参加拔掉李海据点的战斗，他亲自率领一个主力团和阳谷县大队，由内应一个连配合进行。那天夜里我却住在姜堤口和王奎一有关系的邵金庆家，佯装不知来自西边的枪声是谁和谁在打仗呢？结果，王奎一的旅部没有攻下来就天明了，徐翼付司令只将作内应的一连人带出，大部队转移到东阿境内去了。这样一来却给作内应的于斯齐的家属惹下了大祸。王奎一和我的关系也破裂了。这时我和郭培德的关系仍保持着。”还写：“直到一九四四年夏……。长期伪装与我友好的靖堤口村的鲁西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头王慕桥吓跑了，……王慕桥早已病死在我们狱中。”

   大汉奸王奎一是怎么死的？王筱某写：“在1943年春天的一个夜晚……。那时王奎一还和我保持着互不干扰的关系，我也考虑到万一拔不掉李海据点，活捉不到王奎一，我和王奎一的关系就破裂了，因此徐翼付司令员同意我不亲自参加拔掉李海据点的战斗，……那天夜里我却住在姜堤口和王奎一有关系的邵金庆家，……结果，王奎一的旅部没攻下来就天明了，徐翼付司令只将作内应的一连人带出，大部队转移到东阿境内去了。这样一来却给作内应的于斯齐的家属惹下了大祸。王奎一和我的关系也破裂了。”1943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徐翼带人打聊西支队辖区的李海敌据点，王筱某当时是聊西办事处主任，不是地下工作者，理应冲锋在前。但王筱某怕李海据点拔不掉，活捉不到王奎一，他和王奎一的关系就破裂了。于是，王筱某就躲到了姜堤口村和王奎一有关系的汉奸保长邵金庆家。结果李海敌据点没打下来，王筱某说：“王奎一和我的关系也破裂了。”真是这样吗？《平原雄风》第115页张金洪写的《战幕在敌营拉开》第126页写：“1943年10月……。第四夜通过莘县，到达阳谷坡里。这时，王魁一（注：王奎一）收罗了几十名被我军打散的残兵，从井里起出几挺机枪和一些步枪，继而又回到莘县前后华庄住宿。”几天后：“夜半……村外突然传来沉闷的枪声……。在这次战斗中，杂团头子王魁一也被手下暗报私仇的郭连合乱中打死了。……昨夜打仗的正是（曹二虎）率领的二十二团和鲁西马颊河支队。”由此证明了：1943年春徐翼在拔李海敌据点时，狠狠地打了王奎一，后王奎一就没敢在聊城、阳谷一带落脚，同年10月王奎一在莘县的前后华庄被手下暗报私仇的郭连合乱中打死了。从徐翼带人打了李海敌据点后，王奎一就离开聊城、阳谷啦，当然王筱某和王奎一就联系不到了，同年10月王奎一死啦，就不用联系了，并不是象王筱某说的：“王奎一和我的关系也破裂了。”不是破裂了，而是联系不上了。

   姜堤口村汉奸保长邵金庆是怎么死的？王筱某写：“一九四三年春天的一个夜晚……。那天夜里我却住在姜堤口和王奎一有关系的邵金庆家。”1943年1月13日夜大汉奸邵金庆刚杀害了住在他家的，阳谷县公安局长共产党员李贯一和警卫员共产党员周登保，1943年春天（1943年2月5日立春）的一个夜晚王筱某住在大汉奸邵金庆家却毫发无损。全国解放后大汉奸邵金庆在东北被捕，邵金庆很狡猾，若押回阳谷枪决怕他途中跑了，所以在东北就地枪决了。

  大汉奸郭培德是怎么死的？1943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徐翼打了李海据点就把王奎一打跑了。王筱某写：“这时我和郭培德的关系仍保持着。”大汉奸郭培德因杀人如麻，人送外号“郭家宰房”。1942年初，郭培德积极配合日伪扫荡，带人清洗阳谷县前李庄、后李庄，1942年2月初王月瀛任阳谷县敌工科副科长，负责七级、郭店屯和郭培德等处敌伪工作，1942年3月初（古历正月十五前后）徐翼、李贯一派王月瀛去郭培德处谈工作，派王月瀛去了姜堤口村同大汉奸邵金庆去的郭培德的汉奸围子（郭家宰房）里，当时王慕桥也在那里，郭培德要活埋王月瀛，把坑都挖好了，王月瀛从虎口中逃出。1946年我军解放聊城时，郭培德任山东省保安第四旅副旅长兼二团团长，带着1000多人守西门、南门。1946年8月19日（古历7月23日）夜，郭培德带领全军2000多人大突西关，这时王月瀛带领冀鲁豫军区一分区基干二团三营镇守西关，经过一夜激战，消灭敌人200余名，俘敌33名，获轻机枪1挺，步枪13支，王月瀛带领的三营伤亡18名，郭培德往城内逃跑时被王月瀛打了一枪，当时没死。1946年12月31日夜10点左右，聊城伪军弃城逃跑，郭培德逃到济南后因枪伤过重不治死亡。

  大汉奸王慕桥又是怎么死的？王筱某写：“直到1944年夏……。长期伪装与我友好的靖堤口村的鲁西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头王慕桥吓跑了，”大汉奸王慕桥杀人无数，1928年6月8日“聊城县人民自卫预备队”团总王慕桥带领“聊城县警备队”逮捕了我党坡里暴动的主要领导人赵以政，1928年6月19日杀害在聊城南关城门外，吊桥以南，南关北头关帝庙以北的大路上。王慕桥死在共产党的狱中。

  王筱某写的跟他有关系的这几个都是杀人如麻，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汉奸，他们都杀人不眨眼，但就不伤王筱某的一根汗毛。可见王筱某不但在共产党内有一席之地，在国民党大汉奸内也有一席之地，且有人缘。国共两党无论哪方获胜，对于王筱某来说都是有官可坐的。共产党打败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和王筱某有关系的这几个大汉奸都先后见了阎王，可王筱某却一路高歌挺进了中央水利部。

   这些历史资料都是上个世纪当事人回忆的，这些当事人写回忆资料的时候也都功成名就且退休了。但王筱某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或建国后，把以上的这些事实向党组织实事求是地写清楚了没有？王筱某简历上没有。

    （三）用假话打击别人：

王筱某捏造事实侮辱曹万年、污蔑王月瀛，造成严重后果。

    1、王筱某侮辱共产党员、革命烈士曹万年不是共产党员，是“绿林武装”首领，是“匪”。

    2、王筱某一个1935年夏入党的共产党员，竟然证明1924年9月之前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万年，和1926年阴历的11月14日由曹万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月瀛，1927年腊月坡里暴动时不是共产党员。王筱某跟王月瀛有矛盾，为什么还要陷害曹万年呢？因为曹万年是王月瀛第一次入党的介绍人，王筱某证明：曹万年不是共产党员。曹万年还不是共产党员哩，怎么能介绍王月瀛在1926年入党呢？，王筱某为何还要证明曹万年是“绿林武装”首领呢？是“匪”呢？同理，你王月瀛整天跟子曹万年、杨耕心跑，曹万年都是“绿林武装”首领啦，是“匪”啦，你王月瀛还不是“绿林”吗？还不是“匪”吗？其用心何其毒也！王筱某不陷害杨耕心，因为他要在杨耕心那里捞取政治资本，不是吗？王筱某有的假话就挂着杨耕心，人家都牺牲了，还挂着人家说假话，拿人家当他假话的挡箭牌，也不怕坏良心！

    王筱某为什么还要明确的写杨英民“早已脱党”呢？杨英民脱没脱党跟杨英民是党员的时候介绍王月瀛第二次入党有啥关系呢？ 这也是因为杨英民是王月瀛第二次入党的介绍人之一，王筱某言外之意，杨英民已脱党了（杨英民脱没脱党也不是王筱某一个人说了算的），怎么还能说实话呢？王月瀛第二次入党的另一位介绍人李贯一已牺牲，王筱某便顶了李贯一，摇身一变就变成了王月瀛第二次入党的介绍人，在王筱某那里无所不能，连几十年前的入党介绍人他都能顶。

   3、 王筱某为什么在1956年给王月瀛写假证明呢？

    因为1956年3月19日王月瀛要由阳谷县公安局主持工作的第一副局长准备提拔为阳谷县公安局政委的原因。证明如下：

提拔干部请示批准报告表原件复印件

  《提拔干部请示批准报告表》1956年5月19日  

姓名：王月营    性别：男   

 年龄：50    家庭出身：农

籍贯：山东省阳谷县五区梨园村  

  婚否：已

文化程度：高小    

入党年月：1939.3    参加工作年月：1938.11

现任工作地区：阳谷公安局    

现任职务：付局长   

 提拔职务：政委 

    因为党组织在前期调查过程中，调查到王筱某，王筱某给王月瀛写了假证明，谁也想不到一个国家水利部的监察室副主任，相当于副地级干部、1935年夏入党的共产党员会给王月瀛写假证明。为此，就以王筱某的证明为准，否定了王月瀛的革命历史。所以，王月瀛以前填的历史都不真了，都是假的了，唯有王月瀛身上那70多处伤疤没法否定！故王月瀛的这份《提拔干部请示批准报告表》只有请示，没有批准。

    之后，王月瀛就病了，肝腹水，两手颤抖得厉害，手抓着筷子，两根筷子碰地碗叮当响，没法端着饭碗吃饭，只能把饭碗放在桌子上或锅台上吃饭，1958年7月病退。后来吃饭时感觉有挡头，检查发现得了胃喷门癌，发现时已是晚期。再后来，1969年12月1日写了他的历史，并在每个历史事件后写上证人。再后来，1971年12月8日离世。

    使人不能理解的是，1963年全国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阳谷县宣传部找到王月瀛让他给全县三年级以上的中、小学生作《革命传统报告》，王月瀛又带病不辞辛苦地到阳谷县的各个中、小学作报告，给学生们讲他的革命的经历。后刘湾的学生听了报告后回到家就对他奶奶说：革命老前辈给俺讲革命故事啦，还讲到曹万年啦哩。他奶奶听了就哭啦，他的奶奶就是曹万年的姊妹。因为王月瀛讲的都是真事，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在全县范围内影响比较大。

    1970年2月底，县里通知王月瀛到县参加“学习班”，阳谷县的老干部都去啦，王月瀛因为有病，带着女儿风芝伺候。一个月期满，去学习的老干部都走了，唯独王月瀛不能走，还是按王筱某出的假证明，否定王月瀛的革命历史。其女儿只听到在王月瀛住室的门外一位40多岁的男工作人员对她父亲说：“以后就别提过去的那些事啦，别跟任何人讲啦，回到家把那些资料都烧了。”这是利用王筱某的假证明要永远封住王月瀛的嘴！

    的确使人不能理解，1956年提拔的时候按王筱某的假证处理，别人的证明都不可信。1963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时候又找到王月瀛了，全县这么多人非找王月瀛作革命传统报告干啥？1970年学习班又否定了王月瀛的革命历史，也不叫王月瀛说啦，叫王月瀛把资料都烧了，别提过去那些事啦。其实，王月瀛的女儿缠着他讲故事时，他才给孩子讲讲他过去打仗的事，他也没有别的故事可讲，一讲就是打仗的，那只当哄着孩子不闹，再就是作革命传统报告时讲革命故事，敏感的话题他都避开了。除此之外他也没向其他人讲过呀！

    这反反复复地一出一出地来回地折腾，折腾的王月瀛无所适从，王月瀛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还不递叫敌人一个枪子打死哩，打死还能落个烈士哩。”他没死在战场上后悔了！他太后悔了！

    王月瀛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浴血奋战，打过不计其数的仗，从来不怕死，负伤七十多处，两叶肺被子弹穿透，二级残废甲级。他走出了血与火的战场，又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没日没夜地干，拼命地干。他的家人生活很艰苦，他工资的一部分接济了困难的烈士家属和困难群众，王月瀛去世时已家徒四壁。

    王月瀛在填表时写：“我是党的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坚定的，我要活在革命，死在革命范围内。”王月瀛为革命出生入死地拼了一辈子，没死在战场上，竞以这样的方式走了......。

    王筱某伪造个人历史，隐瞒个人历史真相，编造假的档案资料，是要受到党的纪律处分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三条，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的，一般应予以除名，对入党后表现尚好的，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王筱某侮辱革命烈士曹万年不是共产党员，是“绿林武装”首领，是“匪”；捏造事实诽谤污蔑王月瀛，给王月瀛出假证明造成严重后果；篡改阳谷县真实的革命历史。王筱某应当负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二条：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自爆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王筱某虽已死，但人死案不死，他欺骗党、歪曲阳谷县的革命历史、陷害革命同志应负的党纪国法还是要负的；还原历史真相，给曹万年、王月瀛一个正确交代，以正视听，挽回其对社会的恶劣影响，终归其档案。

    历史是连贯的，而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因其具有特定的历史大背景和不同的其他事件作为诱因而综合形成的。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才能给后辈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表述。

    老一辈革命家早已离开人世，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渐渐不记得还有这样一段革命历史。但是，对待历史，我们起码要有唯物主义的态度，要实事求是。只能实事求是，我们不能把一个被误读的历史留给后人，要对历史负责。

    如果叙述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失实，如果被误读，那就影响大了，就难免会误读了历史，对后代造成对历史错误解读和理解。

          王风芝

                 2021年5月7日星期五

   已阅冯文英手印2021年5月14日

   已阅曹秋元手印2021年5月14日

见附件：

                                                                                2022年5月修改  王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