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葆臣，就是他出卖了赵世炎烈士 ——济南上海“两个张葆臣”终于“并轨”

作者  薄文军

2020年10月下旬，笔者撰文《〈宣言〉光华岂容叛徒“一体均沾”——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广饶藏本早期持有人张葆臣身份质疑》，就该书早期持有人张葆臣身份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个人观点，并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注意。

此后一段时间，笔者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进一步查阅检索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四川、重庆等地的文献资料，希望找到有用线索，厘清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山东省广饶县藏本（以下简称“广饶藏本”）的早期持有者“张葆臣”，与1927年7月在上海为国民党反动派指证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导致赵世炎被杀害的两个叛徒之一的“张葆臣”之间的关系。

2021年5月19日下午5时许，笔者在重庆市酉阳自治县红色景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白明跃同志帮助下，终于查到了1961年12月无锡公安局整理形成的《审讯案犯张葆臣（澄）笔录》，查到了张葆臣的籍贯、履历、叛变过程，以铁的事实证明：济南和上海的“张葆臣”确系同一个人。

一、关于张葆臣人生轨迹的初探

笔者发现，一段时间里许多涉及“广饶藏本”的文章，都在有意无意地想把《宣言》的光环引向一个人，并试图通过理想化的想象和虚构，来放大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广饶藏本”的早期持有者，或者说是在这本珍贵文献扉页上盖有其名章的那位“张葆臣”（近期资料修正为“张葆茝”）。而据笔者前几年考证，这位“张葆臣”或者“张葆茝”恰恰就是1927年7月，为国民党反动派指证上海工运领袖、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副总指挥、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导致赵世炎被杀害的两大叛徒之一。

早在2013年底，笔者撰写的《黄河口旅游文化》书稿已经完成，正准备交付排版的时候，无意间在网上浏览到一段关于张葆臣的文字资料。这是一段包括我个人在内的许多《宣言》故事讲述者从没有接触过的材料，尽管其并不影响宣言故事本身，但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反复查阅资料印证，确认两个“张葆臣”系同一个人之后，我根据那段材料，重新梳理了《黄河口旅游文化》书稿涉及“广饶藏本”的相关内容，并增加按语，形成了以下文字：

这本《共产党宣言》的早期保存者为张葆臣，在书的首页右下角盖有他的一方朱红印章，印文为“葆臣”二字。张葆臣（？～1962），江苏无锡人，在山东济南道生银行当学徒时，结识王尽美等中共党员。1922年1月1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按：张葆臣于1927年6月在上海被捕，狱中参与指认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致赵世炎被杀害。1962年经查实后，张被判处死刑。）当时，张葆臣在济南负责党团刊物、马列书籍的发行工作。这使他有机会得到了这本最早中文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后来，这本书被在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的女共产党员刘雨辉带到了她的家乡广饶县刘集村，由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保存。

这应该是直言“广饶藏本”早期持有人张葆臣为“叛徒”的最早文字材料了。遗憾的是，最近我再上网检索那段材料，已经无迹可寻了。而江苏方面的官方网站也检索不到“张葆臣”的资料。但我转引下来的资料应该是准确的。我深深知道，陡然间指证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宣言》早期持有者是叛徒，许多人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我们决不能因为感情，因为习惯，因为面子，因为想得到一个完美链条而歪曲历史。如果我们错误地把一个曾经变节投敌的懦夫当成光芒四射的明星，那我们的万千英烈又如何能安眠于地下。

再者，新中国成立前，尤其19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斗争是异常残酷的。在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别说是小资产阶级（银行职员）出身的张葆臣，就连当年身为山东地方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王用章、孙秀峰、卢福坦、曹克明、徐宝铎、武平等人（据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山东历史简明读本》，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7），不也是因为意志不坚定，公开叛变投敌，并把自己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吗！

革命事业，洪流滚滚；革命队伍，大浪淘沙。与数以千万计的革命志士相比，些许叛徒不过是一粒渺小的尘埃。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或许正是他们的有始无终，走向耻辱，恰恰映衬出无数革命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难能可贵。只有放下包袱，打消顾虑，我们才能继续讲述好我们的《宣言》故事。

二、山东文献资料有关张葆臣的记载

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广饶县藏本之所以提及张葆臣，主要是因为这本书扉页上那枚印文为“葆臣”两个字的印章。近年也有人重新考据那枚印章的印文是“葆茝”两个字。鉴于该书现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般情况下我们难以拿出来核对实物。但印文识别的这一差异，最终仍无法改变张葆臣变节投敌的事实。

关于“张葆臣”名字的写法，笔者查阅资料发现起码有张葆臣、张葆茝、张葆茞、张保茞、张葆苣、张宝臣等六七种，此外他还有一个同时并用的名字“张筱田”、临时性化名包澄等（下文再提及其名字时，叙述文字当中用“张葆臣”，引用文字中均按照原刊文献资料的写法，不再另作解释）。而许多图书资料也没有意识到“张筱田”就是“张葆臣”，或者因为编写体例的原因，在相邻的名单里（甚至同一份名单里）以两种面目出现而不作说明。我想这应该也是张葆臣变节问题长期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葆臣在《宣言》传递、保存过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很难说，但我们不能仅凭一枚印章就浮想联翩。笔者仔细查阅《中共山东地方史》《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山东省志·共产党志》《山东党史资料文库》《山东通史》《中共济南地方史》《东营市志》《（山东）文史资料》《（东营）文史资料》等资料。基本认定张葆臣的名字在山东主要出现在1922年至1923年中共山东省委、济南团委的几次会议和党团领导机构的几份名单当中，此外并没有太多具体事迹材料。大致理一个脉络：

01.1922年1月1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案：此时全国性的团组织尚未组建，山东尚无团组织，其入团地点、介绍人等待考）；

02.1922年上半年，由江苏无锡或上海来到山东济南道生银行做学徒，或者直接做店员；

03.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23日闭幕。王尽美出席了大会。这时，中共济南独立组已有党员9人。（据查，这9名党员包括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王用章、贾乃甫、王象午、张葆苣，另一名待考）

04.1922年8月16日，在陈为人的指导下，王尽美、王复元、王用章组成了中共济南基本小组，王尽美为组长。中共济南基本小组办理了中共山东部其他成员王翔千、王象午、贾乃甫等人的入党登记手续，建立了中共济南支部。中共济南支部的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王复元、王用章、贾乃甫、郝永泰、张筱田等9人，王尽美为支部书记。

05.1922年9月1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成立大会在济南大明湖畔的李公祠举行。在济团员王翔千、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贾乃甫、郝水泰、张筱田、马克先等10人参加大会。会议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为人主持下，选举王复元为支部书记，张筱田为经济部主任（王翔千代理），贾乃甫为宣传部主任。

06.为了加强青年团的工作，1923年10月30日，在团中央巡视员王振翼主持下，召开济南地方团全体团员大会。大会改组了济南地方团执行委员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执行委员会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团济南地委）。大会选举贾乃甫、张葆茝（张筱田）、周克俊为委员，宋辅圣、郝永泰、方鸿俊为候补委员。

《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二卷）有关资料显示，1923年10月-11月间，济南团组织改组后，曾两次向团中央作出书面汇报，对与会人员多有涉及，其中提及张葆茝多次

07. 《山东地方报告——关于济南地方团改组情况》（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

本地方团于一九二三·十·三十开改组大会。到会者：王振翼、贾乃甫、张葆茝、吴容沧、高峰、马馥塘、宋辅圣、方洪俊、王用章、郝永太、李树彝、王翔千、王辩、王瑞俊。本埠未到者：马克先、李卓午、周克俊、盖增元、刁步云、徐琳。住外埠者：王象午、邓恩明、王复元、于占麟、王振千、郝俊夫、李宗海、王锦湘、陈鹤林、蒋敦鲁、黄印寿。中央特派员王振翼主席并报告开会宗旨，……报告毕，散票选举，组〈结〉果：张葆茝十二票，贾乃甫十票，周克俊八票，当选为委员；宋辅[圣]七票，郝永太七票，方洪俊九票，当选为候补委员。……

1.委员会之组织：

委员长贾乃甫，秘书周克俊，教育兼发行张葆茝。

2.分组：

第一组，方洪俊组长，郝永太、王用章、高峰。

第二组，宋辅圣组长，李卓[午]、马馥塘、贾乃甫。

第三组，张葆茝组长，王瑞俊、刁步云、周克俊、徐琳。

第四组，吴容沧组长，李树彝。

第五组，王翔千组长，王辩。

外埠团员未列于组。

……

以后一切书报请交济南第一中学包澄（即张葆茝），以后一切通告请交济南第一中学贾衡（即乃甫）。…………

08.《山东地方报告——关于山东地方团改组后第二次全体大会情况》（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山东地方团于一九二三·十一·二十五开改组后第二次全体大会，到会者王振翼、郝永太、张葆茝、贾乃甫、马馥塘、王用章、王翔千、王辩、刁步云、周克俊、李树彝、高峰、李炳文、方洪俊、吴慧铭十五人……

09.1923年12月15日《济南地方团员调查表》：“张葆茝，22（岁），男，江苏无锡，商界，中等教育，1922.1.1（加入团组织），（曾为团体做何工作）青年运动，（现在团体作何工作）青年运动，（加入国民党否）加入”

张葆臣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领导机构连任两届，时间和职务是1922.9-1923.8经济部主任，1923.8-1924.12负责教育兼发行。其在济南的活跃期则集中在1922年和1923年。1923年11月25日召开的济南团组织改组二次会议之后，不再见到山东历史文献对他的记录，济南团员登记表也不再出现他的名字。

《中共山东省组织史资料》（1921～1987）中“青年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1922年9月至1923年8月）负责人名单中，出现了“张筱田”与“张葆茝”两个名字，张筱田经济部主任（张请假时王翔千代理）、张葆茝教育兼发行。该名单“教育兼发行”不称“部”，但列居书记部、经济部、宣传部之后。根据其他史料，应系后来为叙述方便而形成的“合并名单”。

《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二卷）当中的有关信函资料，也在很大程度上证实，整个1924年上半年，张葆茝不在济南。因为地下工作需要，这些信函当中隐语多、代称多、化名多、故意使用的谐音白字多，为便于大家阅读，笔者原文照登，必要的地方增加括注。

10．《贾乃甫关于吴慧铭被捕后山东情况致仁静等人信》（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

仁静、代英、仲夏诸兄：

老伍之事（吴慧铭被捕之）谅（王）尽美兄早已报告，我也不必从头细说。自尽美兄走后，翔千、葆茝二兄继又离济，于是济南工作完全停顿。咳！真真可叹，可怜！现今老伍已由军法课送交法庭，大约不至于累及他人了。但商会方面请求本省当道将老伍仍交军法课，究竟怎样，尚不可知。交通部近来已给山东当道去公文，想把老伍提京审问，山东当道能否交出，尚是疑问。昨日我从友人处得一消息，言津浦路济南段铁路职员某某（老伍的同乡）想把老伍保出去，我想恐怕不易！今日我与用章兄会谈许久，我们意为山东地方应当从速整顿，不可任其散了。现已去信翔千，请他速速回济。我们更望仲夏去信葆茝，请他赶快回来才好，因为我们不知葆茝的通信处。再谈。敬祝努力！

弟甫上   

一月十五号下午

我想老伍之类的朋友决不可要。我的通信处：济南一中贾衡。

 

11.《王用章关于催张葆茝速回济事致（邓）中夏信》（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夏兄：

在沪已规定葆茝兄来期，为甚么又要迟一星期?早知如此，我何不把一切东西就带了来，省得同志们说我撒谎！因为我是受S.Y.委托的，所以如此说。祈我兄见信速令葆茝北上，也不要坐轮船往青岛去了，因为人家那里不久就来济南了。对于本团刊物……要多带些来。并希不要误了大会日期（至晚在五号以前）。此祝

你好!

弟用章上

二十五日

青岛钱寄去了没有?也不等葆茝带了，快寄了去吧！

《山东通史（现代卷）·典志·党团》：“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国民革命运动日益走上高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地方组织，亦在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中得到发展。济南地方团于1924年1月因中共中央特派员吴容沧被捕，被迫停止活动。”

12.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文件《山东地方报告》：

自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正式地方会后，党务及一切活动方面，均有发展希望，不意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突有吴案之变，引起当地重大反感，在济南的同志，几乎逃亡殆尽!幸此案已作结束（以军法判决四年十月徒刑），周围反感渐消，又因民校改组后，进行顺利，于无形中促起本党同志自动的加倍努力，竞争做工，原状已复，兹将一切情形次第报告如下:

现住在济南的同志有八人（请假回家二人、病假一人、在狱一人均在内），住青岛的三人，溜〈淄〉川炭矿二人，张店一人，济宁一人，离济者二人。关于开会问题:常月会及小组会，因受吴案影响，四个月未曾正式开会，也就是没有房子的原因。关于党费问题：除复同志按月缴特别费三元外，余均四个月未交了。

…………

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判断几乎整个1924年，张葆臣未必在济南。有关资料标注的“1923.8-1924.12负责教育兼发行”，只是个任职起止时间，因为此间尚未换届，也无人事任免情况。至于书籍的转赠传递，方式有许多，不一定是面对面进行的。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完全可以先后拥有同一本书。

当然，张葆臣此次由济南赴上海一去不归，并不是开小差，而是帮助邓中夏料理《中国青年》出版销售等事宜。该杂志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杂志，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创刊，1924年1月正式发行，周刊。先后由恽代英、林育南、萧楚女、李求实等任主编。作为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的邓中夏，参与创办了《中国青年》杂志。该杂志从第三期开始连续出现的署名“中夏”的文章，即由他撰稿。

三、广饶藏本发现初期对张葆臣的介绍

笔者注意到，较早刊发的《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考察报告》东营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12，联合考察组，余世诚执笔）对张葆臣的介绍是比较简约的：

13.在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首页右下角盖有一方“葆臣”朱红印痕，这说明此书曾为“葆臣”所使用、所保存。而这位“葆臣”是谁呢？经初步调查，他是济南的早期团员和党员张葆臣。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23年12月15日《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表明，张葆臣是江苏无锡人，1922年1月1日入团，后到济南工作，从事青年运动。中央档案馆还有材料说明他是济南团的负责人之一，主管“教育兼发行”工作。据1922年曾任济南党的代理书记的马克先回忆，张葆臣是当时在济南的7名党员之一。据王辩、刘子久等济南地区的早期党员回忆，张葆臣当时在“道生”银行做职员，在党内管党、团刊物的发行工作。“道生”银行是沙俄在中国开设的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开办。张葆臣是该行济南分行的职员，常来往于上海、济南，又在党内负责党团刊物、马列书籍的发行工作，因此，他能收存这个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这本盖有“葆臣”印痕的马恩原著，曾在济南共产主义者中流传，是可以肯定的。

时隔十几年，余世诚、刘明义两先生在其撰写的《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石油大学出版社，1998.1）中，专门设置了《人物简介》。其中就张葆臣是这样介绍的：

14.张筱田  又名张葆茞，1903年生，江苏无锡人。1922年上半年转来济南道生银行任职员。他在外地时已加入党团。山东建党初期在济南工作积极活跃。后情况不详。

四、上海团中央机关出现了张葆臣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上决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李耘生、孙秀峰分别代表济南、青岛地方团组织出席。

此间未见张葆臣在山东的活动，但在上海团中央总部出现了这个名字。这与张葆臣在上海参与《中国青年》发行销售是吻合的。而且，此前代理其在济南团组织工作的王翔千即是《中国青年》杂志在济南的代办员。

《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第一编第四章第三节第七部分《任弼时寓所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15.民国14年（1925）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决定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不久，团中央书记张太雷赴广州，任弼时又代理团中央书记职务。当时任弼时就寓居在这里楼上亭子间里。前楼是团中央机关所在地，团中央执行委员恽代英、贺昌等经常来这里开会，在前楼工作和住宿的有团中央秘书张葆臣和交通洪扬生，同年4月，陈养山接替洪扬生的工作，并兼负责发行《中国青年》。

一篇题为《有关共青团旅欧支部问题的访问记录》（王丽纯、朱兰斋，中国共青团网2008-12-16 18:40:00 ）的文章提到：

16.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们访问了具体协助赵世兰同志（赵世炎烈士的姐姐）搜集资料的同志。他们向我们提供了有关情况，给了一些资料……曾任团中央技术书记的张葆臣说，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间，他见过从旅欧支部寄到团中央的材料……

这篇文章提到的张葆臣，已经是在江苏无锡羁押的犯人，提到的身份则是其1925-1927年在团中央的任职，是否完全准确，咱们暂且不去管它，关键是在济南消失很久的张葆臣又在上海出现了。从我们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济南和青年团（共青团）的张葆臣暂时属于“正面形象”，而1927年6月底开始的上海总工会的张葆臣则属于“反面形象”。按照书刊和网络文章的介绍，张葆臣在上海的职务起码有五种表述：上海总工会会计、上海工人纠察队支队长、团中央秘书、团中央技术书记、上海总工会书记（后边这个显然不准确，因为赵世炎当时的职务就是“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这段文字的更为关键处，是它基本打通了“团中央干部张葆臣”与“叛徒张葆臣”之间的关联，让我们更加坚信这是同一个人。

五、江苏方面尚未查到关于张葆臣的记载

笔者查阅《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一卷，1919-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无锡人民革命史》（1919-1949）、《中共无锡地方史》（1949-1978），序言、引言、正文、大事记、注释等当中均未查到张葆臣（包括各种写法及张筱田）的名字。江苏及无锡的相关网站上，也无张葆臣的信息。这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作为江苏籍“早期党团员”的张葆臣并不值得载入史册。

关于“412反革命政变”后江苏的斗争形势和赵世炎等人的被捕牺牲，《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一卷，1919-1949）第一编第七章第二部分《江苏省委的成立和各级党组织的恢复》是这样记载的：

17.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共合作的局面不复存在，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分共”、“清党”，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和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逮捕，被屠杀。全省共产党员从7000多人锐减到1000多人。革命营垒迅速分化，有一些原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退出革命队伍，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了。中间派中的许多人也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而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坚定的革命战士，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顶着腥风血雨与敌人开展殊死的斗争。……1927年6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恒丰里90号）成立。省委委员有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郭伯和、韩步先、黄竞西、张维桢、康生等人，陈延年任书记，并逐步设立了工作机构。……26日下午，省委机关被国民党军警破坏，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黄竞西四人不幸被捕。陈、郭、黄坚贞不屈，于7月2日英勇牺牲。韩步先则成为可耻的叛徒。代理江苏省委书记的赵世炎即由于韩的出卖而在7月2日被捕，19日亦壮烈牺牲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此后，省委机关曾多次遭敌人破坏，主要负责人重要干部屡遭逮捕、杀害。

这段文字当中仅仅提到了叛徒韩步先，没有提及张葆臣。但目前多数关于赵世炎被捕牺牲的著作文章，普遍提到当年指认赵世炎的叛徒是两个：韩步先、张葆臣。

六、赵世炎烈士传记当中提到的张葆臣

《啼血的杜鹃——赵世炎传》（沈国凡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2）第十章《浩气长存》提到两个叛徒的名字，并作出注释：

18.为了彻底弄清赵世炎的真实身份，汪啸岩再次将韩步先带到审讯室，以杀头相威胁。韩步先便找到被捕的原上海总工会会计张葆臣（此处脚注“张葆臣，1926年至1927年间曾任上海总工会会计，叛徒。新中国成立后被囚于无锡监狱。”），说他天天都与赵世炎见面，可让这个叛徒一起帮助作证。

经过这两个叛徒的指认，赵世炎深知自己的身份已经彻底暴露，再掩盖也无用了，看来生命的时间已经不多。眼下唯一可行的行动，就是利用有限的生命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无情地揭露蒋介石反动派背叛革命的阴谋，用自己的鲜血唤起民众的觉醒。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刊载《赵世炎烈士生平史料》（1978年8月整理完成）：

19.敌人捉到世炎同志之后，经叛徒韩步先指证（起初只是遥立指证），便认定他就是施英，于是使用了残酷的刑法，把他折磨得几次死去活来，昏过去又用冷水喷醒过来再打。但世炎同志一直未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始终说自己叫“夏仁章”，是湖北人，因为家乡闹土匪而携巨款到上海避难做生意的，态度一直是坦然镇静，说得条理清楚，听来合情合理。（当时确有湖南、湖北等地的地主豪绅纷纷携巨款逃往城市。）因此世炎同志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财主子弟，这和他当时的打扮、家室、特别是那几万块钱都是相吻合的。经过几次刑讯之后，主审这个案子的汪啸崖（伪松沪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长）也有些怀疑是不是真的捉错了，于是再次审问韩步先。而韩步先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仍是一口咬定，并且找到先于世炎同志被捕的张葆臣（上海总工会会计，经常和世炎同志见面）帮助作证，于是张便指证了世炎同志。据这个叛徒自己说：“施英同志、我、韩步先关在一个号子里，韩总是蜷曲地蹲在角落里，施英来后，第二天上午九时左右被提出去，二、三分钟后提韩步先，又二、三分钟提我。走出囚室经过花园时，提我的人问：你认识施英吗？我含糊未答。走到审讯室窗外，透过玻璃窗我看到王柏龄（法官）坐在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施英坐在他的对面，并且在做着手势同王争辩。提我的人又问：那是不是施英？我回答说：是。门开，听到施英和王柏龄在大声争辩，我被推入室内，便当面指证了施英；随后韩步先也被提进来，他又指证了施英。这时施英站起来，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这是怎么说起？’‘这是怎么说起呢？’王柏龄说：‘上海的富人没有一个会在家里存三万多块钱的。’施英又作辩驳，但这时王柏龄已不理会他，随手从桌上拿出一个卷宗，用手指点着对我和韩步先说：‘看！你们本来是判处死刑，现在你们指证了施英，他是主犯，你们是从犯，可以减刑啦。’然后把我和韩步先带到另一个房间，要我和韩在一张口供纸上按了手印，回到囚室。施英一直到中午吃饭时才回来。”

两个早期党团员，都叫张葆臣，都出现在上海，都跟赵世炎认识，都跟江苏无锡有关联……事情不会如此巧合。笔者就此推断，这“两个”张葆臣是同一个人。

七、《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给出精准答案

《宣言》光华岂容无耻懦夫们“一体均沾”；烈士丰碑怎容叛党变节者随意践踏。历史只有一种写法，事实只有一个真相。笔者一直热切期待有关方面深入调查，对相关问题作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同时，仍在不遗余力地继续查阅相关地区的资料，希望找到新的线索，真正完成证据链的闭合。

2021年5月上旬，笔者发现《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当中以附录形式收有《审讯案犯张葆臣（澄）笔录》。遗憾的是，这部《资料汇编》因属内部资料，且年代久远，市场上已经基本找不到了，寥寥几册在售的也都价格昂贵。实在没有办法，笔者求助于重庆市酉阳自治县委宣传部，并由该宣传部的同志介绍，电话及微信联系上了酉阳自治县红色景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白明跃同志。白书记告诉笔者，他办公室有不同版本的《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经认真查阅，为笔者提供了完整的《审讯案犯张葆臣（澄）笔录》。同时，彼此进一步交流相关信息从5月19日下午5点直到晚上8点以后。

这份《审讯案犯张葆臣（澄）笔录》，长达5000余字，是1961年12月无锡公安部门根据审讯张葆臣的五次口供摘要整理形成的。从题目可以看出，张葆臣还曾用过“张葆澄”这个名字。这与其在济南用过的化名“包澄”或有联系。其供述内容的前两段写道：

20.我原籍江苏无锡，今年61岁。1919年前后到济南，在道生银行作职员，经常阅读新的书报，接触新思想。此后便认识了王尽美，并经他介绍参加共产党。1922年认识邓中夏（他当时是上海大学的司务长），“五卅”惨案后，邓中夏带我到上海在团中央作技术书记。三次武装起义后，我被调到上海总工会作技术书记。

21.赵世炎这个名字，我在团中央工作时就知道，团中央有许多从法国寄回来的刊物，那上面有赵写的文章。第一次见到赵世炎，是在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不久，在湖州会馆的一次活动分子大会上……

…………

接下来的供述中，张葆臣详细介绍了自己与赵世炎几次接触的情况，以及个人被捕、变节经过等。张葆臣供认，早在施英（赵世炎）被捕之前，他就已经向敌人提供了一份包括施英在内的名单。同时，详细介绍了施英被捕时一进监狱如何机智地向难友们传递信息，告诉他们自己化装后的姓名、身份、来处等，以及自己和韩步先当面指正施英的情况。

尘埃落定，无可辩驳。从《审讯案犯张葆臣（澄）笔录》，可以认定，济南的早期党团员张葆臣就是后来的叛徒张葆臣。

《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是由赵世炎烈士的三姐赵世兰前辈亲自搜集整理印行的。1962年3月首印，1980年、1985年都曾重印。但因为信息不畅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不同地区信息不对称，以致让叛徒张葆臣在某些地区长期逍遥于公众的道义审判之外，直到今天才彻底揭下其虚伪的面具。

无耻的叛徒将被永远钉牢在耻辱柱上。伟大的《共产党宣言》不会因其经历过叛徒之手、留下过叛徒“弹幕”而影响其伟大。相反，通过张葆臣等变节分子，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多么地难能可贵。革命意志、斗争精神需要怎样去坚守。腥风血雨、大浪淘沙是怎样一种淬炼。

 

（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东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会常务理事、东营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黄河口地域文化研究学者、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