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打小的时候就知道我的父亲是个红军,随着年纪的递增对父亲的红军身份也有着不同的认识。在我心目中英勇顽强、坚韧不拔是我冠以父亲的代名词,因而自小就引以为豪,同時也有点沾沾自喜。
唐荣华同志
父亲在世的时候也讲过当年红军长征的故事,但他讲的最多的还是当时是怎样学习的故事,每当他讲到此时总是那样地绘声绘色、常常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时间长了,我们感觉他讲的离我们所期冀的相距甚远,甚至想到当时的环境那么的艰险,有必要还想着学习吗?因而对父亲所讲的有时些许抵触,心想着这么多的红军故事放着不讲,唯独单单讲他们怎样地克服困难,如何地学习。
后来慢慢地知道了为什么父亲对读书学习一事是那样看重、情有独衷,这就要从当年父亲参加红军说起。
父亲唐荣华,1919年8月出生在四川省达县蒲家镇郭家沟村,因受地主恶霸欺凌,家境十分贫寒,实在是生活不下去了,就跟着宗族里的几个兄长毅然参加了红军,当时父亲很小,只有13岁。
父亲是1933年9月参加由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入伍的第二天就参加了由许世友带领的红九军二十五师解放宣汉的战斗,这场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才击退了敌人。
1934年父亲在历经了五次反围剿的无数次战斗中,已由一个什么都不知的懵懂放牛娃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红军战士,跟随着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次过雪山、草地,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克服了多少千难万险,但有一件事却让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那是在二过草地的时候,一路上部队已经极度缺粮,父亲他们靠着极其顽强的毅力,吃完了身上皮带,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有粮食的地方。这时经过几天饥肠辘辘的煎熬,刚一见热气腾腾的饭菜时,一些战士就控制不住地大吃起来,尽管有很多干部在一旁再三交待不能多吃,但还是有个别几个小战士,偷偷地全然不顾地大吃起来,结果这几个小战士后来被活活撑死。这时的父亲被当时带领他参加红军时的三个兄长轮流的严密看管起来,这才避免了因食而噎的残剧发生。这件事对父亲的触动很大,当时他是这样想的,如果没有兄长的轮流监管,尤其是三个兄长中的一位是读过几年私塾的文化人,懂的空腹因食而噎致死的道理,其后果不难想像。
这件事对父亲的冲击很大,他发现有知识的人就是不一样,关键时候能救命。他暗自下决心从今往后一定要像兄长一样做个文化人,从那以后父亲爱上了学习,甚至有时到了痴迷的程度。从此父亲便一发不可收拾,稍一有空就缠着识字的人问这问那,后来人们都知道二班长是个爱学习的小秀才。
1935年10月,父亲被选送到红军大学学习,学校设在天全县红崖坝,父亲被分到二队初级班,二队队长是皮定均同志(原福州军区司令员)。他清楚地记得入学后召开的开学典礼,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精神抖地擞走上主席台,冒雨向学员们讲话。会上刘伯承校长针对当时张国焘的逃跑主义给红四方面军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为了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每天都面临着边走边打的窘境。并根据学校边打仗、边行军以及如何在游动中办学的特点,刘伯承校长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的教育方针。结合当时的斗争环境,制定了部队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学员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他号召大家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中学习战斗,不因循守旧,把工农红军建成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革命队伍而努力奋斗。接着朱总司令也讲了话,他讲了抗战的国际形势和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他对学员们提出了在战斗中应本着刻苦、团结和在实践中学习的要求。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校长的讲话,给予了父亲极大地教育和鼓舞。在红军大学学习到的这些技战术在后来的战斗中得到很好的检验,更重要的是奠定了人民军队与其它军队迴然不同的基础。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红军是天下劳苦大众的军队,它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
根据红大的教育目的和教学方针,刘伯承校长还亲自制定教学计划,开设了军事和政治两大门课程。政治课主要教授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理论和军队政治工作等,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着重讲了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任务,同时还讲解和学习党的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在军事教育方面,针对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刘伯承校长还提出学员应学会六种战术。即打骑兵、平地战、河川战、隘路战、山地战、麻雀战。在管理教育方面,他要求指挥人员要学会怎样带兵、练兵、用兵,以及怎样保障后勤供应等。
虽然当时的环境条件是极其艰难险恶,但从来没有停过一天课,几乎都是边走边学,边打边学。开学仅7天后,红军大学就跟随主力部队经过懋功,翻越夹金山、党岭山。每天出发前学军事,行军路上学文化,宿营后学政治成了常态。就在准备翻越党岭山的时候父亲和战友们仍在学习。为此,刘伯承校长还表扬了他们。
环境条件是异常艰苦,但学员们都倍加珍惜地努力学习。没有笔,没有纸,并且大多数晚上还没有灯。学员们就用树枝当笔,把地当纸练习写字,后来用弹壳做成笔,遇到走乡串村的货郎就买点颜料冲上水当墨水。特别是在道孚的时候,大家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从山上找来石片,用烂墙下的石灰块作为笔在石片上习字,效果很好既方便又省事,到了晚上就点松脂照明,不过松脂烟熏太大用过之后大家都成了大花脸了。
学习是艰苦的,但训练要求同样也是严格的。记得在炉霍的一次班进攻的训练时,天气聚然变化,大雨?裹着的冰雹瞬间劈头盖脸的砸打下来,这时大队领导几次催促收操,但大家仍纹丝不动,这时皮定均队长则认为这正是培养顽强战斗作风的好机会,于是他随即作了简短动员,并大声地问道:“是坚持训练还是收操”,大家一口同声的坚定地回答:“坚持练”。就这样,大家在冰雹雨中坚持把这场班进攻的演练课上完。这次演练给父亲留下极其深刻地印象。
红军大学的学习虽然艰苦、紧张,但是大家都很乐观,一路歌声不断。父亲至今还记得皮定均队长教唱的一首“打骑兵歌”:“卧射、坐射、立射、跪纳,投掷手榴弹,刺杀敌人”,歌词易记且朗朗上口。后来,父亲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都还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当他唱起的时候,脸上总是泛发出异样的光色,眼眶里总是噙满着泪水,仿佛又回到那个艰苦难忘的峥嵘岁月。
一年的红大生活学习,父亲如凤凰涅槃的蜕变,由一个只知道冲冲杀杀的愣小子,锤练成为一个合格的基层指挥员。他讲到这其中的缘由,得益于遇上了皮定均队长。在一年中的红大无论是学习还是训练,皮定均队长都给予了他兄长般的关怀。对每一个技战术以及动作要领,皮队长都是亲自手把手的示范,对父亲要求很严,容不得半点懈怠,他经常讲一个过硬的战斗素养,不仅能够消灭敌人,还能保存自己。他常常给父亲讲一些革命的道理,并以其亲身的经历教育父亲要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皮队长在一年红大的学习中就与父亲谈了七次话,是他使父亲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在他的帮助教育下,父亲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1936年6月在红大时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他经常讲皮定均队长是他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句名言是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讲演时提出来的,它生动精辟地阐明了军队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毛主席这句名言父亲是感同身受的,他以自己的战斗历程,深谙并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哲理。
唐荣华同志在抗战期间与战友合影(左数第一人)
例如,在1937年10月19日晚,父亲所在的129师在769团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夜袭了阳明堡机场,这场战斗经过1小時的激战,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了日军100余人,毁坏飞机24架,有力的支援了国民党在忻口的防御作战。据后来的战史专家曾作过这样的比较,当时在华日本陆航的飞机不过440余架,这次战斗一下子就干掉24架,如果换算成地面部队,相当于歼灭了两个师团。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父亲就是这样通过无数次的战斗,深刻领悟到不断学习是战胜敌人的一个法宝,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
1952年唐荣华同志参加祖国慰问团在朝鲜(第二排右二为唐荣华同志)
后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在由小学进入中学阶段,父亲就很少讲过我们所喜欢听的战斗故事,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他在红军大学学习的事情,当时的我们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其实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没有讲过他们是怎么的战斗故事,反而关于他的一些战斗故事,都是他的老战友来看望他时给我们讲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离休之后,父亲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我们才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父亲。以前的父亲总是整天的忙于工作,偶尔相见问道的只有学习怎样,成绩如何,好像我们除了学习之外就再无它事。
父亲是一个不善表露情感的人,但他懂得身教重于言教,他总是以着特有的方式告诉我们,总想以己之行、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虽然他的方式有时看来很笨拙,但他仍不遗余力,那怕收效甚微也要行而施之,其目的是让希望我们通过学习,长大成为国家有用的人。
1979年唐荣华任11军副政委时在自卫反击战前线
唐荣华与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张铚秀在机场合影(右数第一人为唐荣华、右数第四人为杨得志、左数第三人为张铚秀)
父亲常常告诫我们不要以干部子女自居,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搞特殊化,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其子女谋求入党、升学、住房、做官等私利。作为红军后代的我们,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听党的话、走自己的路。作为他的子女我们都一一遵从他的教导,兄弟姐妹几个或在边疆部队戊边;或在企业,都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着。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一年了,现在的我们也为人父母,甚至为人祖父母,但回想父亲当年的用心良苦,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父爱有时并不需要什么贴心的温馨话语,或者是一些“父爱如山”的慷慨激言。其实对我们来说,父爱有时也很简单,他常常是无言的、甚至是严肃的,有时谈论起来往往是无法细诉的,但你在往后的日子里,你会感觉到他真实的存在,无时无刻地在感染你、催促你。时间越长越能体会到个中的味道原来是那么的弥足珍贵,香醇久远。
【人物简介】
唐荣华,(1919年8月--2008年1月3日)1919年8月出生于四川省达县蒲家镇郭家沟村。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12师36团战士、班长,河北省东进纵队1团1连任排长,386旅16团1连、5连任指导员,参加了四次反“围剿”作战和天生桥、四川丰都、万源县板登坳、陕西宁强、四川建格、甘肃新旧城、蒙城等战斗。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期间曾三过雪山草地,1935年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期间,参加了五一反"扫荡"、奇袭阳明堡、河北香城古、山西榆次、河南豫北等战役,战功卓著。解放战争时期任二野第四兵团第13军37师110团副团长,南京市交通警备团副团长。参加过上党、晋南、吕梁、皖东、淮海、渡江、两广战役、云南解放等战役和西南剿匪。1950年云南解放后,先后任二野第四兵团警卫团团长,云南省玉溪军分区副司令员,曲靖军分区副司令员、政治委员和保山军分区政治委员,陆军第11军副政治委员。1979年参加自卫还击作战,曾荣获"模范政治指导员"称号。1983年8月离职休养。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谭 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