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究底：回答对“夜袭神头电厂”的那些疑问之二（文/秦克铸）

阎发苍的回忆。《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淄流滔滔》（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06）第163-168页，阎发仓的回忆录《惊破敌胆——回忆炸神头电厂的战斗》详细介绍了“夜袭神头电厂”的经过。现全文转录于下：

    一九四一年春季，日寇对我鲁中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和蚕食。国民党在山东的顽固派新四师也伙同日寇南北夹击，向我根据地进犯。一时间把我博山县委和县大队挤压于鲁山脚下夏庄、瓦泉一带，使我们根据地处于十余里之长，一沟之宽的境地。敌人妄图用“囚笼”政策，实行经济封锁，把我们困死在老山沟里。

    抗战工作日趋艰难起来。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叫我们县大队趁日寇出来扫荡之际，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与敌人“换防”，袭入敌心脏区，寻机打击敌人，配合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斗争。我们针对强大敌人的进攻，也坚决地提出了“你抄我的家，我到你家砸你的锅”的战斗口号。

    正在这时，我在敌区活动的同志报告，日寇在博山城南神头村苦心经营三年之久的发电厂，最近一号机组已试机，准备投产。

    这是日寇侵占山东以后，为加紧掠夺淄博一带矿区的丰富资源和加强对我根据地的残酷封锁、蚕食，扩大其侵略区而修建的。因博山县是我渤海、胶东、鲁南根据地的交通枢纽，也是日寇扫荡我鲁中根据地出兵与回师的必经之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所以这个电厂一旦落成，对我华东抗日军民具有很大威胁。

    县委几经分析研究，认为电厂投产之前是一个下手的好机会，当即决定炸掉神头电厂，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当时我接受了前去侦察的任务。

    一天上午，县委负责同志给我介绍了个关系，通知我去见面。我一进门，有个三十岁上下，很和善的同志，满脸含笑从炕堰上站起来。他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他，未说话对面先笑了起来。

    经介绍才知他是在敌区工作的苏延明同志，现以石匠身份混入修电厂的民工中进行活动。听后我高兴极了，我们抓紧时间商量了一下行动方案。当天下午，我就随同老苏到了他的家乡南沙井村。

    老苏想得很周到，第二天早晨，他给我准备了便衣，还给我找来一担破旧的方席篓，里面放了几样石匠用的家什和我们的铺盖行李。这年我才二十岁，这么一打扮，就像常在一起干活的师徒俩。我们一前一后，在天亮前上了路。

    日近傍午时，老苏领我进了电厂北的一个小村，在紧靠电厂北围墙根的一个姓刘的家里住下。这家房东兄弟三人，老大是我们的党员，见我们来了，就连忙让我们进屋。老苏对他低语了几句，他就出来张罗家里人给我们准备饭。

    这天晚上，我刚上铺躺下，还没来得及吹灯，一个汉奸就闯进了屋，说是来查户口。他看着我问老苏：“这是谁?”

    “我的老乡，家里穷得没法子，跟我来混碗饭吃。”

     这家伙板下面孔，没好声气地朝我说；“拿良民证来。”

    “老总，我们今天刚下来，还没来得及去办。”老苏不慌不忙地对他说完后，和善的面孔上流露出淡淡的笑意，显得十分冷静。他两眼直逼着这个家伙，使他有些发窘，没有再说什么就拔腿走了。

    第二天一早，房东老刘就来我们住的屋里找老苏，商量今天出工的事。为了叫我抓紧时间完成侦察任务，他俩合计了一番，觉得叫我给他们送饭比较便于进行侦察。上工时，老苏告诉我，电厂东西两旁都有通往南山采石场的路，送饭时可以随便走，能把电厂内的情况看清。

    我照老苏的话，乘送饭的机会，开始对电厂进行侦察。发电房的位置倒看清了，厂内的地形却不易看清看细，护围电厂的敌兵驻何处、有多少，更是无从观察，无法找出我们打进电厂的突破点。

    回来的路上，我一边观察，一边琢磨，不觉来到村头。到房东家时，天还不见黑，我就蹲在小屋门里，出神地看着电厂围墙与房东家相靠的房屋、墙头、猪圈，寻思着今夜摸入电厂的路线。经反复观察，发现我们住的小屋对面的猪圈比别的地方好些。我心里一动，就装作小便进了猪圈，一看，好极了，圈里不仅空着，而且猪圈靠电厂的后墙上方有一个方口，这是为猪圈里见到太阳而留下的，不利的是猪圈墙外和电厂围墙间是条一米宽的小胡同，这是村上一条主要的人行通道，夜里也是人来人往不断。但我决计从这里进电厂侦察。

晚上，我与老苏谈完一些事，天就不早了。劳累一天的老苏睡下不久，就进入了梦乡。我因任务压身，虽然眯着眼，却侧着耳朵全神听着外面不时传来的狗叫声、街上行人的走路声和说话声，推测着外面的情况。

    夜渐渐静下来了。行动的机会已到。我悄悄地起来，蹑手蹑脚地进了猪圈，刚要动身爬，忽然传来说话声，只得停下。第二次爬时，又发现小胡同里有人走路，便又退缩回来。我蹲下等了片刻，才站起身子伸手上墙，又听到猪圈外墙下有小便的声音，也不知是人是狗，没敢急着再动。

    我强压住焦急的心情，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才谨慎地爬上了墙头。这时，从附近人家传来了钟声，我蹲伏在墙头上，一边观察着四周的情况，一边默默地数着传来的钟声。突然，电厂的灯光全灭了。钟声还在响着，我继续向下数，数到十二响的当儿，钟声哑然停了。我轻轻地跳上电厂的围墙，向里一看，有个门口闪出火光。我轻步过去一瞧，是一个工人在炉旁正端着碗吃东西，就顺口问道：“怎么这才吃饭?”

    对方似乎满腹牢骚，说：“不到十二点不叫回来吃这口饭。”他这无心的一语，却清楚地告诉我敌人熄灯、收工的时间。

    我很快走过他的门口，凭着白天的印象，向电厂纵深处摸进。厂内适于突破的地方只有东、北两面，北面因紧依村庄，部队晚上不宜行动；东面是较好的突破点，敌人却设有兵力警戒。厂内究竟有多少敌人、营房在哪里，在这样的条件下难以侦察，为有把握起见，我没有再冒进，匆匆按原路摸回住处。

    任务虽有进展，关键问题仍未解决，还是叫人不得入睡。我翻来覆去地琢磨，也没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这时四邻八舍的鸡开始叫起来，把我的沉思打断了。

    这天早上送饭时，一辆往电厂工地上运沙子的汽车向我驶来。计随车生，我苦闷的心情一下被打破。我三步并做两步，匆匆把饭送下，从小路迅速抄上公路。车转了几个弯就来到眼前，我装作很慌张的样子站在路中，展开两手，一个劲地挥动呼叫。汽车终于被我拦住了。开车的师傅推开车门探出身子，我没容他开口就抢先恳求道：“我是给电厂打石头的，住在电厂里，今早上走得急，忘了两件家什，坐坐你车快赶回去拿来用。你要叫我坐了你的车回去，我先帮你卸完车再拿家什。”我急急地一气说完后，这位司机只是上下打量了我两眼就应允了。

    转眼间，车驶进了电厂，车速慢了下来，真是个想不到的好机会。我站在车上居高临下，厂里的一切历历在目。距东门不远的三间平房就是敌营房，最多有一个排的兵力。只要夺下东门，炸毁电厂就不在话下。

    车很快在一些干活的民工旁边停下。司机还没出驾驶室，几个民工提着锨就拥上来卸车。我趁这阵忙乱跳下车，装作在电厂干活的民工混出了电厂(当时敌人对进厂劳动的民工盘查很严，但出厂时不管不问)。我匆匆转回住处，速速画了个简单的草图作了标记后，才觉得浑身一阵轻松。

    送中午饭时，我对老苏说：“行了，咱们回去准备。”老苏叫房东老刘上酒店里买半斗糟糠，再称二斤黄脊鱼，做我们回去时的遮眼物。

    第二天早上，太阳爬上东屋脊后，我们离开老刘家向回返。刚上公路，鬼子骑兵大队迎头向我们奔来。躲回去已不行了，我们就压住步子走了上去。走在前头的两个家伙从发现我们后，两眼就死盯着。当看清我们的打扮时，目标就集中到挂在担子上的二斤黄脊鱼上。接近我们跟前，这两个家伙闻到了刺鼻的糟糠昧和发臭的鱼腥昧，一捂嘴过去了。

    我们当天过午回到根据地，马上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考虑到从根据地到电厂往返有一百四十余里，有相当长的路途是在敌区，又多是崎岖的小山路，炸电厂是一次相当艰巨的长途奔袭战，意外的事在途中随时可能出现，因而对这次行动极为重视。县委几次认真分析研究了侦察的情况，慎重地制定了行动计划，并特在县独立营内挑选精兵参战。

    四月十八日下午，县委命令我们行动。月亮爬上树梢时，我们的队伍就进了老苏的家门。同志们饱餐一顿后，赶到了上焦家峪村西北边山下。这里与神头电厂仅一山之隔。我们见村外一个长满树的柴园里，有三间长时不用的羊栏，按预定计划就借此潜伏下来。

    天明时，有个老乡来拿柴火做饭，一见我们这些带枪的人撒腿要跑，叫一个战士拦住。我向他解释了几句，免除了他的惊慌。为保守我们行动的秘密，必须封锁消息，就动员他回家与家里人说，今天帮人到外村办事，然后再回来陪我们待一天。这位老乡很痛快地答应了。

    下午，天上布满了阴云。在呼啸山风中，天很快黑下来。我们开始在墨黑的山野里摸索着向北山行动。山风随着我们的行动卷着沙土，一阵紧似一阵呼呼刮起来。我们顶着迎头的山风艰难地爬上了北山顶，向神头方向望去，眼下却是另一个世界，一片息息闪耀的灯火。大家似看到战斗的胜利就在眼前。

    神不知鬼不觉，我们来到电厂东门附近。部队按分好的爆破、警戒、打东门的三个战斗小组，各自进行战斗准备。这晚战斗口令是：阴天、刮风，标记是左臂上方系一条白毛巾。电厂灭灯后，听命令行动，集合点在东门，以哨音为信号。

    各战斗小组稍作准备后，都伏在东门外，瞅着来回游动的岗哨等待着战斗的到来。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性急的战士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不住地搔头摸耳。就在这时，灯光一下灭了。我战斗小组敏捷地从一侧摸到门岗游动转身处。这小子慢慢游动过来未及转身，即被我们掳住做了第一个俘虏。敌人的大门被我们控制了。正在这时，一股探照灯光从电厂西面小顶山敌炮楼上直射到电厂东门，电厂内立时如同白昼，蚂蚁在地上匆匆地爬动都看得清清楚楚，灯光逼人心急。很巧，东门有些刚挖好的房基壕，同志们随即隐蔽在内。时间不允许我们怠慢，需迅速打破敌人的灯光封锁，立即向纵深发展。正在寻思中，光柱似幽灵一样晃动起来，同志们立刻从紧张中解脱出来，乘探照灯移动的间隙摸进。

    当我们的战斗组摸到警备队营房东头时，探照灯突然熄灭，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使被灯光照花的眼睛适应一下。就在这时，发现一个人在营房门前蠕动，仔细瞧去，像是正在小便。我以日常说话的口气发了口令：“阴天。”这家伙认为是他们的同伙跟他搭话，便仰起脸看了看布满阴云的天，慢吞吞地说：“呵，阴天了。”就在他仰脸看天时，我们逼近了他。他说完话就当了我们的俘虏。据交代，他是这个伪警备队的副队长。

    查实警备队的情况后，我们迅速闯入敌营房，大喝一声：“不许动，谁动谁倒霉。”敌兵被我惊破睡梦，有的摸起上衣当裤穿，有的摸不着衣服就披着被子，有的吓瘫在被窝里一个劲打哆嗦，一时间丑态百出，乱成一团。我们一枪未发全歼了守敌。

    排长郑力民同志带爆破组，携一百九十斤炸药敏捷摸向发电房。因天黑辨不清方向，加上他们对电厂内的地形不了解，转了几个圈找不到发电房，同志们就像火燎着一样，急得团团转。郑力民同志克制住内心的焦急，冷静地观察着四周，发现一排平房的窗口里透出灯火，就带一个战士摸过去，悄悄地敲开了门。经询问是在发电厂做工的工人，郑力民同志便把来意向他说明。这个工人听后吓得浑身都在打战，两眼呆直地看着他俩。时间的紧迫使郑力民的心提到了喉口，他总算耐住性子连说加解释才消除了这位工人的惊慌。

    在这位工人的向导下，我们在发电房的一楼找到了刚安装好的锅炉，在二楼上找到了已装好的一号发电机组。三楼虽然没有什么重要的设备，也放上了一包炸药。发电房旁的大烟囱，我们按县委的决定用八十斤炸药炸掉它。

    半个小时之后，一阵刺耳的哨音穿破风止后的静夜。各个战斗小组很快撒向东门，脚跟还没站稳，轰，轰，轰，轰，四声巨响在身后掀起，顿时山谷长鸣，地也抖动。日寇在博山的心脏地区被我撼动……

    我们马上带着俘虏撤出战斗。估计返回的路上可能受到山头岭矿井上的伪警察阻击，部队做了可能的战斗准备。哪知等我们摸上矿井的高地一看，他们早吓得跑没了影。拂晓，我们返至上焦家峪村的北山顶时，驻博山四十亩地司令部的鬼子们，才似受惊初醒，在我们屁股后放起山炮为我送行。

    这一战惊破了日寇的贼胆。听说驻博山日军最高司令官得知电厂被炸，吓得连忙调重兵包围，又急忙向济南高级特务机关呼救，让派遣高级侦探人员来破案，以镇受惊之恐。可是，鬼子除抓了一批可疑的民工和附近居民外，一无所获。

在神头负责建电厂的日本老板吓得当夜逃回博山，就像丢了魂一样，对着自己的上司哭哭啼啼闹了数日。群众却神乎其神地将八路军炸电厂的故事传开。驻防在我根据地周围的汉奸唯恐坐我们的“土飞机”上西天，纷纷与我们县大队拉关系，送枪支弹药，以示诚意。这次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斗争，振奋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

苏言铭的回忆。《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附件“苏言铭（“夜袭神头电厂”）的回忆”（苏言铭口述，记录佚名）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四零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更加进一步地吞并我国领土，夺取我国矿产资源，魔爪伸到了我淄博地区，在我博山南神头建立了一个发电厂，以备更加有力地侵略、掠夺，封锁我抗日根据地。敌人花费了三年多的时间，一些基本建筑已经完结。当时，我博山县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决定给他们炸掉，煞煞敌人的嚣张气焰，但实现必须派一名大胆而又勇敢机智的党员去搞地下工作。当时，县委李（李东鲁）部长找上我说，“上级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你。”并嘱咐我说，“到敌人的心脏里活动，显然困难很多，要当一名无名英雄。去后先找好可靠的人，立住脚，然后让觉悟高的人加入党组织，播下抗日的火种，掌握敌情，组织力量，狠狠地打击敌人。”我当时就慷慨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心情非常激动，党这样信任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完成呢？

第二天，我便化了妆，（我会干石匠活，因而扮成石匠），担起工具出了发。到了神头后，首先找上了我的一个老朋友刘同和。说家里穷的没办法，要求他给我找点活儿做。当时他一口应了下来，并设法给我弄了个良民证。从此，我便扎根于群众中活动起来。我和刘同和住在一块，经常啦革命道理给他听，使他的觉悟日益提高，以后便发展成为党员。当时，敌人把持得很严，一般的人根本进不了工地。由于刘同和机智勇敢，给了日本施工队长一些东西，这家伙便给了个监工证。从此，刘同和只到处乱逛。他利用这一机会，在工程的角落里出没往来，情况掌握得很详细。过了两个月后，我已经和群众搞得很好，工作也较大胆起来。

有一天，一个便衣特务突然闯到刘同和家里，逼问他石匠队里是否有个叫苏言铭的，(原来是有个奸细告密)。刘同和马上拿出名册来让他检查。因我当时的化名是魏东山，因而敌人查来查去毫无结果，反而使我的工作越加谨慎小心。

记得某月初的一天，刘同和告诉我说，日本鬼子已经把锅炉拉来了，估计可能很快就要安装上。我计算了一下时间，决定马上向上级汇报情况。第二天，我以回家拿工具为借口，向上级作了口头汇报。县委负责人李东鲁听了以后，立即和其他同志作了分析，决定再派一名同志同我一起去侦察一下地形。当即决定连指导员阎发苍同志一块和我去，化好妆后（他打扮成为一个小商贩）便出了发。到了住处，我又向刘同和传达了县委的指示，我们共同的办法是，让阎发苍给施工队送饭，顺便侦察，他利用机会侦察了两天两夜，把基本情况都掌握下来。傍晚，我们回来，县委根据我们反映的情况，选了二十四名战士，悄悄地住到了离神头十来里路的焦家峪。第二天晚上，大家趁黑摸了进去。领导把二十多人分成三组，一组担任爆破，二组担任掩护，三组担任报销敌人。

按照战斗计划，各组迅速行动起来。负责报销敌人的小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摸到敌人的营房，里面的敌人有的已脱衣睡觉，还有的在赌钱，喝酒的在怪叫。勇士们破门而入，“缴枪不杀！”的吼声把他们从梦中惊醒，缴了敌人的枪枝以后，勇士们押着几个铁杆汉奸，其余的关在屋里，立即和掩护组配合行动。爆破组剪开敌人的电网，像猛虎捕食一样，出现在敌人心脏，一切安排就绪，看到行动信号，马上点燃导火索。这是多么紧张的时刻，敌人苦心经营三年来的东西，就要在这瞬间飞上天空，谁不激动呢？点然后，勇士们立即向危险区外隐蔽。

导火索喷着复仇火花，急促地向炸药包靠近，半尺，三寸，两公分，一公分……轰！轰！轰轰！！随着几声山摇地动的巨响，整个发电厂飞上了天空，敌人即将投产的大建筑，就这样给彻底报销了，收到了一个致命的打击。

为了了解爆炸后的详细情况，加以宣传，我奉县委命令，第二天照样若无其事地装作去干活。这一天空气特别地紧张。鬼子们的铁甲车把工厂围了个严严实实，宪兵队来往如梭，汉奸们严查细寻，扬言要把爆炸祸首查出来，闹得人心惶惶。

当地群众听到这一消息后，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到处议论和赞扬着八路军的英雄事迹和辉煌战果。

回答对“夜袭神头电厂”的那些疑问

综合各种相关文献记载，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可知：

1、“夜袭神头电厂”发生在哪一年？根据《大众日报》刊登的报道，没有任何异议的是1941年。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博山区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08）第497页“其它主要战斗概况表”及吴树声在“忆王玉林同志与中共泷泉支部的建立”中关于“夜袭电厂”的时间（1940年）是错误的。

2、神头电厂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到夜袭电厂时建了多长时间了？是一年多，两年多，还是三年多？查阅各种史志资料可知，神头电厂于1940年3月开始破土动工，至“夜袭神头电厂”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3、苏言铭在神头电厂干了多长时间？是半个多月，两个多月，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还是半年，十个多月？用了多长时间才摸清了情况？谁画的电厂的草图？根据苏言铭本人的回忆，苏言铭在神头电厂的时间实际只有两个多月，而且他没有画过草图。

4、夜袭电厂是4月初，还是4月18日晚上，还是19日晚上，或20日晚上？是20日晚上，还是20日凌晨三四点钟？根据阎发苍和苏言铭的回忆，夜袭电厂的时间应该是1941年4月20日凌晨两三点钟，或三四点钟。基本过程是，4月18日下午进驻南沙井村，晚上饱餐后出发，到焦家峪村西北边山下村外一个长满树的柴园里的羊栏里潜伏一天。19日天黑以后翻山到达电厂东门附近，12点熄灯以后即4月20日凌晨开始行动。

5、参与“夜袭神头电厂”决策的人物都是谁？当时任什么职务？参与“夜袭神头电厂”前期行动的有哪些人？参与“夜袭神头电厂”军事行动的县大队领导都有谁？“夜袭神头电厂”行动的随队最高领导是谁？参考孙悦欣著《博山地方武装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5）第257页记载（“夜袭神头电厂”之前，“博山县委与独立营领导分析认为…于是，决定在投产前炸掉它”）、中共淄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淄博历史人物（第1集）》第534页“阎发苍”条记载（“博山县委与独立营领导派当时已任独立营一中队指导员的阎发苍前往神头电厂侦察”），根据大众日报当时的报道可知，“夜袭神头电厂”时，博山地方武装的称谓应为“博山县大队”（之后才改为“博山县独立营”）。参与“夜袭神头电厂”决策的人物主要有四个：中共博山县委书记边首之；中共博山县委组织部长李东鲁(1939年9月任县委组织部长，1940.11后，因县委书记边首之健康恶化，开始承担更多的工作责任，1941.11始代理县委书记)；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代理县长翟翕武（1940.12-1941.6任代理县长，1941.6-1941.11任县长）；中共博山县委军事部长、县委委员、博山县大队教导员孙黎（1939.12到任。此人以擅长打仗闻名，后于1942.7叛变）。参与“夜袭神头电厂”前期侦察行动的有苏言铭、刘同和、阎发苍；参与“夜袭神头电厂”行动的县大队领导有博山县大队教导员孙黎、县大队一中队指导员阎发苍、排长（小队长？）郑力民。“夜袭神头电厂”军事行动的随队最高领导应该是孙黎。由于孙黎后来叛变投敌，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种史志资料、回忆录关于“夜袭神头电厂”都采取了刻意回避孙黎的做法，这在过去是可以理解的。今天的研究人员，应该根据史实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对孙黎的评价，不能因为他后来叛变，就把之前他参与决策、指挥的所有行动都抹杀。

6、阎发苍的职务是独立营一连指导员，三连指导员，一中队指导员，还是博山县大队5营3连指导员？尽管有史志资料称，博山县地方武装，1939.10-1940.3，称“泰山区第五区队”；1940.3-1942.8，称“博山县独立营”；1942.8-1944.7，称“博莱县独立营”；1944.7-1945.8，称“博山县大队”；1945.10-1949.9，称“博山县独立营”。但根据大众日报当时的报道可知，“夜袭神头电厂”时，博山地方武装的称谓一定是“博山县大队”（之后才改为“博山县独立营”）。抗日战争时期，军队的建制通常是，营以下为连、排、班；大队以下为中队、小队。故而，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博山区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08）第497页“其它主要战斗概况表”所称“博山县大队5营3连指导员”肯定是错误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建制称谓混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个县大队的总建制规模也就是一个营，不会有5营的建制。中共淄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淄博历史人物第1集》第534页所称阎发苍为“独立营一中队指导员”（从条目中的“人称”分析，此材料应为他人整理，非本人所写），按照武装建制称谓，实际应为“博山县大队一中队指导员”。军队营级建制中，通常一连为“主力”，县大队建制中，通常“一中队”为主力，阎发苍任一中队指导员，协助孙黎指挥“夜袭电厂”行动也顺理成章。此外，还有一些材料称阎发苍为“一连指导员”。如，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淄流滔滔》（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06）第176页李东鲁“敌穴锄奸记”中，谈到孙黎叛变前后的活动，多次提到“一连指导员阎发苍”，这说明“博山县大队”在“夜袭神头电厂”后即改称“博山县独立营”，原来的“中队”同时改为“连”，阎发苍的“一中队指导员”也随之改为“一连指导员”，史志材料依据见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博山区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08）第487页记载:“博山县大队（又称独立营），该队建于1939年9月，张敬焘任大队长，孙黎(1942年叛变)任教导员，曹富贵任副大队长，徐杰三任参谋长，辖池上、石马、峨庄、下庄4个中队，约350余人，1942年改称为县独立营。1945年9月4日，县独立营编入主力部队，博山县又组建了新的县大队，辖3个中队，约400余人。”。由于地方武装称谓短时间内多次变化，老百姓或县领导、地方武装战士的回忆录，经常把不同建制下的职务称谓混用可以说司空见惯。

7、阎发苍是什么时候去电厂侦察的？是1941年2月，还是炸电厂前几天？当时的合法身份是什么？综合阎发苍、苏言铭的回忆，阎发苍去电厂侦察应该是在“夜袭电厂”之前三四天。侦察清楚回来后，马上就付诸行动了。阎发苍化妆侦察时的合法身份应该是作为苏言铭的（石匠）徒弟，而不是小商贩。侦察清楚后，应该是阎发苍画的厂区敌人部署及各重点部位的草图，以作为制定战斗方案的依据。

8、“夜袭神头电厂”从哪里出发？在哪里潜伏？遇到什么情况？4月18日晚上从南沙井村出发，在焦家峪村西北边山下村外一个长满树的柴园里的羊栏里潜伏一天（19日）。为防止消息泄露，19日早上曾动员拿柴火做饭的老乡在潜伏地点陪了他们一天。

9、参与“夜袭神头电厂”行动的人员是20人，20多人，24人，还是80多人？这些人从电厂的什么位置进的电厂？是怎么分工的？综合各种史志资料，结合阎发苍、苏言铭的回忆可知，参与“夜袭神头电厂”行动的应该是24名战士，非战斗人员（向导苏言铭）不计算在内。具体分工应该是：教导员孙黎负责整个行动的指挥，带一个组（警戒组）负责警戒；一中队指导员阎发苍带一个组（战斗组）负责消灭敌人；排长（小队长？）郑力民带一个组（爆破组）负责实施爆破。整个行动，战斗人员是从东门进入电厂的，东门附近便是敌人的营房。

 

注：2021年5月，博山区山头街道办事处要在山头街道中心公园建设博山党史广场，所选党史资料中有“夜袭神头电厂”。但涉及“夜袭神头电厂”的史志资料，在时间、地点、人物等方面说法很不统一。为探求历史真相，博山党史专家宋杰老师曾与笔者电话、微信交流。经此交流，笔者甚觉撰写此文之必要，遂成此文。拙作对各种疑问的答复，难说科学合理，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