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袭神头电厂”行动过程与参与人员复原（文/秦克铸）

“夜袭神头电厂”行动过程与参与人员复原

秦克铸

前段时间，针对读者对“夜袭神头电厂”不同记载的疑问，笔者写了《回答对“夜袭神头电厂”的那些疑问》一文。有的读者读了以后在微信留言中说，此项“研究”、考证很有价值，澄清了一些以假乱真、以讹传讹的说法，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但因为文章太长，没有形成完整的行动或故事梗概，希望笔者根据研究考证的结论，复原“夜袭神头电厂”的行动过程，介绍相关人员的情况及其在行动中发挥的作用，而且最好直书史实，不要有太多的文学修饰。

下面是笔者对读者的回应，希望能够符合读者的要求。

“夜袭神头电厂”行动过程复原

1940年初，华北侵华日军拟以博山神头为中心，装置10万千瓦发电容量机组，建设鲁中电网，分8年完成。当年3月份，博山神头发电厂破土动工，至1940年底，发电厂的基建设施大部分已经完成。中共博山县委了解情况后，决定赶在发电厂建成投产前炸掉它，以阻滞、迟滞日军的经济侵略。为此，必须先派一名地下工作人员进入发电厂进行实地考察。

经过慎重研究，县委决定派南沙井村的共产党员、石匠苏言铭去完成这个任务。1941年春节（1月27日）后，中共博山县委组织部部长李东鲁代表县委与苏言铭谈话。苏言铭同志慷慨地接受了任务。为了保证这次任务能够顺利完成，李东鲁同志向苏言铭详细交代了到发电厂以后如何开展工作以及工作中的注意事项。

第二天，苏言铭化妆成石匠，挑起工具来到神头。他先找到老朋友刘同和，请刘同和帮忙在电厂找点活干。刘同和愉快地答应了苏言铭的要求，并设法帮他弄到了“良民证”。苏言铭住在刘同和家里，与刘同和同吃同住，朝夕相处。刘同和在苏言铭的启发引导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不久被苏言铭发展为中共党员。

当时，敌人对发电厂工地把持得很严，一般人根本进不去。在这种情况下，刘同和买通了日本施工队长，在发电厂工地当起了“监工”，并介绍苏言铭到电厂的石匠队里谋了一份差事。刘同和利用当“监工”的机会，很快掌握了发电厂工地上的详细情况。

两个多月后，苏言铭与石匠队里的工友也已经混得很熟，工作也大胆起来。

就在这时，有奸细向电厂特务告密，说石匠队里有共产党的卧底，名叫苏言铭。特务接到告密信息后，马上闯到负责石匠队工作的刘同和家里，逼问刘同和石匠队里有没有一个叫苏言铭的。刘同和镇静地拿出石匠队的花名册，让特务检查翻看，因为苏言铭到石匠队时已经化名魏东山，特务没有查到“苏言铭”的人名，悻悻而归。从此，苏言铭的工作更加小心谨慎。

四月份的一天，刘同和告诉苏言铭，鬼子已经把锅炉拉来了，估计很快就要安装上。苏言铭计算了一下时间，决定马上回根据地向县委领导汇报。第二天，苏言铭以回家拿工具为借口回到根据地向李东鲁同志作了汇报。

当时，正值侵华日军在华北搞的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驻博山的鬼子抽调了近半数人马和大部分伪军向鲁中泰山区根据地“扫荡”、蚕食，寻机与八路军作战，以“彻底整肃治安”。中共博山县委的领导根据上级的指示，命县大队趁日寇出来“扫荡”之际，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与敌人“换防”，袭入敌心脏区，寻机打击敌人，配合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斗争。博山县大队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提出了“你抄我的家，我到你家砸你的锅”的战斗口号。李东鲁同志听了苏言铭的汇报，立即与县委其他同志作了分析，认为此时深入虎穴炸毁神头电厂，是打击鬼子嚣张气焰的绝好机会。于是，县委当即决定再派县大队一中队指导员阎发苍同志同苏言铭一起去发电厂侦察地形，以便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迅速付诸行动。

当天下午，阎发苍同志便随苏言铭同志来到了苏言铭的老家南沙井村。

第二天早晨，苏言铭给阎发苍换上便衣，让阎发苍挑上一担破旧的方席篓，又在方席篓里放了几样石匠用的家什和铺盖行李，这样一打扮，阎发苍就成了与苏言铭一起干活的徒弟。天还没亮，两人便一前一后上了路。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言铭把阎发苍领进了紧靠电厂北围墙根的刘同和家里。安顿下阎发苍后，苏言铭向刘同和传达了县委领导的指示。两人一合计，决定让阎发苍以给采石场施工队送饭的名义先从电厂外围开始侦察。

第三天开始，阎发苍利用往南山采石场送饭的机会，从电厂东西两旁通往南山采石场的路上观察电厂内部的设施布局，并将发电机房的位置牢牢记在了心中。晚上，阎发苍又从刘同和家里的猪圈后墙上的窗口钻出，穿过猪圈后面的小胡同，翻过电厂的围墙进入电厂内部侦察，这次夜闯电厂，阎发苍注意到：夜里12点，电厂准时熄灯，电厂北面因紧依村庄，不便于部队晚上行动，电厂东面是最好的突破点，但敌人在这里设有兵力警戒，具体兵力配置情况不清楚。

第四天早上送下早饭，阎发苍截住一辆往电厂工地上运沙子的汽车，借口回电厂拿工具混进电厂。他站在车上居高临下，把厂里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发现，距东门不远处有三间平房，那里就是敌人的营房，估计最多有一个排的兵力。他想，只要拿下东门，炸毁电厂就不在话下了。情况弄清楚以后，阎发苍趁着忙乱跳下车，装作在电厂干活的民工混出了电厂。他匆匆转回住处，根据侦察到的情况画了张简单的草图，并在图上作了标记。当天中午送中午饭的时候，阎发苍告诉苏言铭：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了。下午，苏言铭让刘同和到附近酒店里买了半斗糟糠、二斤黄脊鱼，准备用它做回去时的遮眼物。

第五天早上，苏言铭与阎发苍离开刘同和家的住处往回返。刚上公路，就遇上了鬼子的骑兵大队。两人沉着冷静，迎着鬼子走上去。鬼子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只闻到了刺鼻的糟糠昧和发臭的鱼腥昧，便一捂嘴放他们过去了。

这天过午，苏言铭、阎发苍回到根据地，马上向县委领导作了汇报。县委领导考虑到从根据地到电厂往返有一百四十余里，有相当长的路途是在敌占区，又多是崎岖的山路，炸电厂是一次相当艰巨的长途奔袭战，意外的事在途中随时都可能出现，因而对这次行动极为重视。几次开会研究，认真分析了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慎重地制定了行动计划，并请县大队教导员孙黎、一中队指导员阎发苍在县大队内物色夜袭电厂的人选。

四月十八日下午，县委下达行动命令。当天晚上，24名战士在教导员孙黎、一中队指导员阎发苍带领下，以苏言铭为向导，开进南沙井村。队伍在苏言铭、岳长祥家饱餐一顿后，趁着天黑，跟着苏言铭赶到了上焦家峪村外西北边山下一个长满树的柴火园里，这里有三间长时间不用的羊栏，大家便按预定的计划在这里潜伏下来。

四月十九日天明时，柴火园的老乡来拿柴火做饭，一见队伍上这些带枪的人撒腿要跑，被一个战士拦住。阎发苍向他做了解释，免除了他的惊慌。为保守行动秘密，封锁消息，动员他回家与家里人说，今天帮人到外村办事，然后回到柴火园与战士们一起待了一天。

四月十九日下午，天上布满了阴云。天黑下来以后，战士们跟着苏言铭在墨黑的山野里摸索着向北山行动。他们翻过北山，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电厂的东门附近。全体参战人员按事先就分好的爆破、警戒、歼敌三个战斗小组，各自进行着战斗准备，约好这天晚上的战斗口令是阴天、刮风，标记是左臂上方系一条白毛巾，各战斗小组待电厂半夜12点熄灯后听命令行动，完成任务后，以哨音为号，在东门外集合。

各战斗小组一切准备就绪后，便潜伏在东门外准备行动。夜里12点，电厂的灯光准时熄灭。这时已经是4月20日凌晨，灯光一熄灭，阎发苍立即带领“歼敌”战斗小组从一侧摸到门岗游动转身处，迅速控制了门岗和大门。借着电厂西面小顶山敌炮楼上的探照灯移动间隙，迅速摸到警备队营房东头，俘虏了在营房外小便的一个伪警备队副队长。查实警备队情况后，“歼敌”战斗小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入敌营房，一枪未发解决了守敌。

守敌一解决，县大队小队长（排长）郑力民立即带领“爆破”组，携一百九十斤炸药摸向发电机房。但因天黑辨不清方向，加上他们对电厂内的地形不了解，转了几圈也没有找到，后在一位工人的指引下，在发电机房的一楼找到了刚安装好的锅炉，在二楼找到了已装好的一号发电机组，三楼虽然没有什么重要的设备，也放上了一包炸药，发电机房旁的大烟囱下，按县委的要求放了八十斤炸药。

半个小时之后，教导员孙黎带领的“警戒”组，发出一阵刺耳的哨音。各个战斗小组按行动计划，迅速撤到东门外，随着“轰，轰，轰，轰”四声巨响，神头发电厂新建一号发电机组被炸毁，一、二号炉烟囱也被炸开了一道大裂口。

战士们带着俘虏迅速撤出战斗。在苏言铭的向导下，于4月20日拂晓返回到上焦家峪村北山顶。此时，驻博山四十亩地鬼子司令部的鬼子才如梦初醒，放起山炮为他们送行。

为了了解爆炸后的详细情况，苏言铭于4月20日上午又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发电厂。他发现，发电厂的空气特别紧张。鬼子的铁甲车把工厂围了个严严实实，宪兵队来往如梭，汉奸们严查细寻，扬言要把爆炸祸首查出来。

“夜袭神头电厂”惊破了日寇的贼胆。驻博山日军最高司令官得知电厂被炸，吓得连忙调重兵包围，并急忙向济南高级特务机关呼救，请求派遣高级侦探人员来破案。最后，鬼子除抓了一些可疑的民工和附近居民外，一无所获。在神头负责建电厂的日本老板吓得当夜逃回博山。根据地周围的汉奸得知后，唯恐被八路军的“土飞机”送上西天，纷纷与县大队拉关系，送枪支弹药，以示诚意。

这次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斗争，振奋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受到了鲁中军区等领导机关的表扬。“夜袭神头电厂”一个月后的1941年5月19日，《大众日报》在第一版对“夜袭神头电厂”做了重点报道，报道的小标题为“博山×大队夜袭神头”，大标题为“炸毁敌新设发电厂”，副标题为“敌损失达百万元以上”。

“夜袭神头电厂”参与人员复原

综合各种史料记载可知，参与“夜袭神头电厂”行动决策的中共博山县委领导主要有边首之、李东鲁、孙黎、翟翕武，参与行动前期侦察的人员有苏言铭、刘同和、阎发苍，这次军事行动的具体策划、指挥人员是孙黎、阎发苍、郑力民。除此之外，还有24名战士参加“夜袭电厂”行动。

边首之(1917-1942)，又名边振魁、边立鳌，1917年出生于莱芜县寨里区边王许村一个贫农家庭里，1931年考入莱芜县立师范学校，193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到莱芜县李家封村小学任教。1937年11月济南沦陷后，各地学校被迫停课，边首之回到家乡，参加了香山抗日游击队。1938年2月，集体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被编入第四中队，任班政治战士。1938年4月，在围歼叛逃军人的军事行动中，不幸左胯部被手榴弹弹片炸伤。6月，被分配到莱芜县八区区公所做地方工作。8月，去沂水县岸堤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学习结业，分配到中共博山县委工作，任县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3月，博（山）莱（芜）蒙（阴）三县边区联防办事处成立，任办事处副主任。1939年11月，任中共博山县委书记。1940年11月，领导县委配合“百团大战”，组织博山县民众万余人，破坏泰博、泰莱公路，使日伪军“扫荡”受阻。由于操劳过度，体内弹片引发炎症，经常发烧不退，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1941年下半年，边首之染上肺结核后，病情越来越严重，于1942年1月不幸病故，年仅25岁。“夜袭神头电厂”时，边首之任博山县委书记，虽健康状况不佳，仍带病坚持工作，是博山县委的最高决策者，也是“夜袭神头电厂”行动的最高决策者。过去关于“夜袭电厂”的史料很少提及边首之，主要是因为边首之是幕后决策者，特别是因为身体状况不佳，他本人极少参与具体行动的部署与指挥。

李东鲁(1914-1986)，原名李宗福，代名李志夫，1914年出生于博山县（现博山区）东石村，博山颜山中学毕业后在南沙井等村任小学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投身革命。1938年7月，参加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至1947年10月，历任中共博山四区特支青年委员、博山县委青年部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博山工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了“夜袭电厂”、“奇袭军车”等行动，受到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表扬。曾大义灭亲，智擒汉奸叔叔李振之。1947年11月至1954年12月，任华东局组织部干部处科长。1955年，任中共上海市新成区委副书记、书记。1959年，调任中共黄浦区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后，继续担任中共黄浦区委书记兼区人武部第一政委。1984年退居二线，担任区委顾问。1986年4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2岁。1939年11月始，李东鲁担任中共博山县委组织部部长。“夜袭神头电厂”行动前后，因县委书记边首之健康状况不佳，李东鲁成为“夜袭神头电厂”行动的实际组织者。在县委书记边首之健康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李东鲁自然成为边首之的“补位”者、代言者和替身。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能够代表县委安排苏言铭前往电厂潜伏、侦察，并听取苏言铭、阎发苍等人的前期侦察汇报。1941年11月，边首之因病不能坚持工作，李东鲁很自然地代理了县委书记职务。因此，李东鲁不仅参与了“夜袭电厂”行动的最高决策，而且是这次行动的最高领导者、具体行动组织者。

孙黎（1914—1944），又名孙炳琏，博山县南博山北邢村（今博山区博山镇北邢村）人。1936年在济南乡村师范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曾被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回到博山。1939年12月开始，担任中共博山县委军事部长、县委委员、博山县大队（1942年改称博山县独立营）教导员等职。1942年7月叛变投敌，1944年5月被博莱县公安局派员处决。民间相传，此人极擅长用兵打仗。“夜袭神头电厂”行动前后，孙黎作为中共博山县委军事部长、县委委员、博山县大队（1942年改称博山县独立营）教导员，必定参与了最高层的行动决策，并成为这次军事行动的最高军事领导者、具体行动方案的策划者，整个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者，是随队行动的最高领导。由于孙黎后来叛变投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种史志资料、回忆录关于“夜袭神头电厂”都采取了刻意回避孙黎的做法，这在过去是可以理解的。今天应该根据史实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对孙黎的评价，不能因为他后来叛变，就把之前他参与决策、指挥的所有行动都抹杀掉。当然，也决不能以他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而为他翻案，为他洗地。

翟翕武(1916—2018)，曾用名翟修慎。原博山县(今淄博市博山区)洪山口村人。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博山县四区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抗日民主政府区长、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科长、代理县长，泰山专署民政科副科长，博莱县县长、党团书记、县委委员。1945年8月起，先后任沂南县县长、县委委员。后随军南下，任杭州军管会工业部企业处处长，浙江省工矿厅秘书主任、企管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0年4月筹建浙江麻纺厂任并厂长、支部书记，后历任浙江省工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厅长、党组书记。“文革”期间受冲击。1971年恢复工作，先后任杭州炼油厂党委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工交办副主任，镇海炼油厂筹建处主任、党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兼建委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宁波市委第一书记、省计委主任，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1982年12月退居二线，1991年底离休。2018年12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102岁。“夜袭神头电厂”前后，翟翕武同志任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代理县长（1940.12-1941.6任代理县长，1941.6-1941.11任县长），在县委书记边首之健康状况恶化的情况下，翟翕武作为代理县长必是“夜袭电厂”行动的最高决策层成员。当然，作为抗日民主政府主要领导，翟翕武更多的精力会放在处理政府事务上，不太可能过多参与行动的具体领导。

1939年11月，新的中共博山县委成立时，共选出县委委员9人。边首之任县委书记，张敬焘任泰山地委委员兼博山县第一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夜袭神头电厂”行动前后，已在泰山地委任职并兼任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张敬焘正在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1940.12-1941.8），由县委委员翟翕武代理县长。所以，这次军事行动，张敬焘同志应该没有参与决策。由于“夜袭神头”军事行动属于高度军事机密，县委其他委员知之者甚少，因此博山县委其他同志的回忆录很少提及。

参与“夜袭神头”行动的前期侦察人员苏言铭、阎发苍，可以说耳熟能详，但对刘同和的生平，迄今未能在史志资料上查到。

阎发苍（1921- 2018），1921年11月出生于博山县（现淄博市博山区）上结老峪村。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被派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党训班学习。1940年4月，阎发苍奉命调入博山县大队。1941年，参加“夜袭神头电厂”、炸毁西桃铁路战斗。1942年9月，阎发苍率领独立营12名战士夜袭驻博山小李庄的顽军炮楼。战争年代，阎发苍身经百战，曾被评为鲁中军区战斗英雄。1944年7月，出席山东军区在滨海军区召开的群英大会。 在部队工作中，阎发苍历任连副指导员、指导员、大队总支书记、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华东炮兵干部处处长等职。1958年，调军委政治学院学习。1964年，调任军委炮兵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1972年，任军委炮兵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979年10月，调任军委炮兵技术学院副政委。1982年4月离休。2018年10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7岁。“夜袭神头电厂”前后，阎发苍任县大队一中队指导员，受命前往神头电厂进行实地侦察。县委、县大队根据他的侦察制定了“夜袭电厂”的行动方案。1941年4月20日凌晨，他在孙黎指挥下，带领“歼敌”小组摸进电厂，俘虏了守敌，为炸毁发电机组和锅炉等重要设备扫清了障碍。在“夜袭电厂”行动中，阎发苍不仅参与了前期侦察，而且参与了整个行动方案的制定，还是“歼敌”小组的负责人。因为熟悉电厂情况，参与了行动方案制订，又是县大队很有军事才能的中层指挥员，还是这次军事行动中的二号军事领导，所以在“夜袭电厂”行动中，他应该有协助孙黎指挥行动的职责。但无论如何，他不是“夜袭电厂”行动的决策者，也不是这次行动的最高军事指挥。

苏言铭（1909—1988），男，汉族，中共党员，原博山县（今博山区）南沙井村人。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积极参与地方对敌斗争。对党忠诚，深受党组织信任，在各项工作中被委以重任。后党组织将其调到外地工作，曾带领三百多人的博山担运营南下参加淮海战役，任营教导员，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党人。解放后，任双山媒矿监委书记，后调入淄博矿务局支架厂任党委书记。1974年退休，后转为离休。曾参与南沙井村第一部村史的编纂工作。在“夜袭神头电厂”行动中，他受县委指派，以石匠为掩护，秘密打入神头电厂，发展党员，熟悉情况，协助阎发苍同志做好行动前的侦察，并在“夜袭电厂”行动中做好向导工作，保证了“夜袭电厂”行动的顺利完成。苏言铭的贡献主要在前期的秘密侦察，协助阎发苍完成行动前的侦察，并在具体的行动中做向导工作。

刘同和，除了阎发苍、苏言铭回忆中提到的情况，如住电厂北的一个小村，他的家紧靠电厂北围墙根，与电厂隔着一条一米多宽的小胡同，兄弟三人，他是老大，是苏言铭的好友，也是苏言铭发展的共产党员。在“夜袭神头电厂”行动前期侦察活动中，刘同和为苏言铭、阎发苍提供了住宿的地方，帮助苏言铭办理了“良民证”，介绍苏言铭到石匠队工作，他还利用“监工”的身份了解电厂情况，并及时向苏言铭报告工程进展情况，为苏言铭、阎发苍的侦察活动出谋划策，提供掩护和方便等等，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至于阎发苍回忆中提到的郑力民，我们也只是从阎发苍的回忆材料中了解到，他是博山县大队的一个排长（或小队长），在行动中担任“爆破”组的组长，带领“爆破”组的战士完成了爆破任务。其它情况也查不到。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些许遗憾。

相信读者与笔者一样，很想进一步了解刘同和、郑力民等人的生平，了解参加“夜袭电厂”的24名战士都有谁。但这只能寄希望于今后的考察与调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