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云烟：抗战时期“蒙阴八区”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博山县的联系（文/秦克铸）

抗战时期“蒙阴八区”的历史地位

                                  秦克铸

沈鸿烈进入沂鲁山区后，蒙阴八区曾两次成为沈鸿烈山东省国民政府的临时所在地。1938年底，沈鸿烈在八路军帮助下,率国民党省府机关、教导团、海军陆战队，通过胶济铁路，退驻鲁村、东里店，正式组成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以沂水三区东里店为核心，东至东安村(约8华里)，西至苗庄(约12华里)，南至唐庄、萨家峪(约12华里)，北至黄崖子村、墨牛官庄、绳庄(约10华里，纵横约20华里)内定为省会区。从沈鸿烈进入沂鲁山区到1939年初，国共尚能按照统一战线，一致对外。那时，国民党在蒙阴八区的驻军至少有三部分，《沂源县志》第396页记载，“国民党六十九军教导队。1938年10月，国民党六十九军教导队驻鲁村，后驻防南麻。1938年12月撤离。”第397页记载，“省府教导团。1938年下半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率省府机关迁驻鲁村时一同进驻。该部由沈的‘海军陆战队’扩编而成，分教导一团、教导二团，1941年3月随省府撤离沂源。”“第三游击纵队二十一梯队。1938年冬，国民党秦启荣（第三游击纵队）二十一梯队，部署于鲁村、大张庄一带，沂源建县前撤离。”

1939年6月，日本侵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了首次大“扫荡”。日寇出动大批敌伪军，扫荡鲁南，派飞机轰炸省府所在地东里店。国民党省府及所属部队一击即溃，其县、区、乡政权迅即垮台。沈鸿烈从东里店狼狈逃到临朐县八区东廖子村。1939年9月间, 沈鸿烈在临朐县八区东廖子村重新建立省政府,召回逃走的各部、厅、处人员,开始办公。由于陆续回来的军政人员逐渐增多,这个村容纳不下这么多工作人员，大约在11月份左右，沈鸿烈再次率省府和保安司令部，迁回到蒙阴八区鲁村和唐家沙沟。直到1940年8月，日军侵占鲁村，沈鸿烈的省府机关才离开蒙阴八区，迁到临朐八区的吕匣店子。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我党我军在蒙阴八区受到国民党顽固派、日伪双重夹击，蒙阴八区随之成为山东反顽斗争前哨。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2月，沈鸿烈在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提出了四条反动措施:(一)“统一划分防线”，将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防区划在滕县、泗水、宁阳等日伪军密集的狭小地区，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和借日伪之手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二)“枪不离人，人不离乡”，以限制共产党扩充军队、扩大活动区域;(三)“统一行政、军不干政”，以阻止共产党、八路军进行群众工作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四)“给养粮秣统筹统支”，不准八路军自筹给养，以控制八路军的给养。军政联席会议后，沈鸿烈在蒙阴八区王家石沟开办了干训班,为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建立,罗织“人材”,并在“省会区”的广大农村，勾结封建地主阶级，很快建立了区、乡、保、甲机构。在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夹击下，我蒙阴八区的党政组织多次遭到严重破坏，几次重建，直至不得不停止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蒙阴八区地处“泰山区”根据地与“沂蒙区”根据地之间，是两大抗日根据地之间联系的中枢要道。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鲁中地区逐渐形成了泰山区、沂蒙区两大抗日根据地。泰山区（泰山专署）根据地的范围，主要包括泰安县、莱芜县、新泰县、博山县、淄川县、章丘县、历城县等。沂蒙区（沂蒙专署）根据地的范围，主要包括沂水县、沂南县、沂东县、沂临县、费东县、蒙阴县等。泰山区抗日根据地是鲁中根据地的北大门，向北可以通往渤海根据地，向东可以通往胶东根据地。沂蒙区根据地地处鲁中根据地腹地，鲁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长期驻扎在沂蒙区之内，这里向南可以通往鲁南根据地，向东可以通往滨海根据地。蒙阴八区就处在“泰山区”与“沂蒙区”之间，是两个根据地之间的重要通道。国民党顽固派、侵华日军想方设法要切断“泰山区”与“沂蒙区”之间的联系，对这一地区反复清剿、“扫荡”，我党我军誓死要保卫这条重要通道，以保证“泰山区”与“沂蒙区”之间的联系畅通。所以，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围绕两大根据地之间联系的“阻断”与“打通”，博莱蒙边区、蒙阴八区成了国共日伪顽各方势力角逐的重要战场。由于我军1940年8月对吴化文、秦启荣部的打击不够有力，特别是后来在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汉奸的双重挤压下，我军被迫撤出沂鲁山区，主动将鲁村让出，使我党我军失掉了开拓沂鲁山区的机会，致使日伪势力、吴化文部长期占据这一地区，为后来的对敌斗争埋下了隐患。

蒙阴八区在国民党的经营下，成为“沂鲁无人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鸿烈在军政联席会议后,将“直辖省会区”扩大到整个临朐八区、沂水八区、蒙阴八区。为解决财政困难，大量印制民生券，在省府辖区的市面上流通。由于粗制滥发，致使东至临朐寺头，西到蒙阴鲁村的农民，深受其坑害，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九四三年一月，新四师投降日寇，吴化文抢过了省府的印刷机，于北麻设石印局，继续印制发民生券，坑害群众，使“直辖省会区”成为重灾区。

以1943年1月吴化文投降为标志,蒙阴八区进入敌伪顽合流的新阶段。吴伪四处抢占山头，抓丁拉夫，修碉堡，建炮楼，每修一个据点，往往将魔爪伸向四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吴伪把沉重的负担加到群众身上，乡、保长又从中渔利，强索办公费、招待费、津贴费、鞋子费等，日寇汉奸时常出来“扫荡”、抢粮。“省会区”五百八十个村子，被日寇烧光的就有一百五十多个。踏进吴逆统治区，就象进入人间地狱一样，百分之六七十的村民纷纷逃往解放区。一九四二至四三年，久旱无雨，农业歉收，再加上疾病流行，最终陷入绝境。在“省会区”,省政府刮地三尺，吴化文更下凿深坑，致使美丽富饶的山区，成了十室九空白骨累累的无人区。据不完全统计，“省会区”(沂源县前身)二十四万人，逃荒及死亡的占百分之八十，六十多万亩耕地百分之八十五的荒芜了。一九四三年以后，无人区正由东向西蔓延着，“省会区”的每一寸土地，都汪着血泪。

蒙阴八区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前哨，也吴化文部最后的堡垒。1943年初，吴化文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叫他“曲线救国”，他便投靠了汪精卫，并任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成为华东伪军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一股。为打击吴伪军的嚣张气焰，我魯中军区于1943年7至9月，进行了第一次讨吴战役，基本控制了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沂山区大部和鲁山区一部。12月4日，鲁中军区又集中5个团兵力，进行第二次讨吴战役，粉碎了敌伪“蚕食”我北沂蒙根据地的企图，巩固了第一次战役中恢复和扩大的根据地。第三次讨吴战役自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二十日，共廿余天，将吴化文部大部歼灭，吴率残部逃往莱芜以东、鲁村以西、黄庄以北、和庄以南地区。直到1945年6月20日，吴部才开始撤离山东莱蒙边区，沿津浦线南下，进抵安徽蚌埠地区，蒙阴八区才算彻底解放。

       抗战时期蒙阴八区与博山县的联系

蒙阴八区地处博莱蒙三县边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蒙阴八区是博山县国民党“不抵抗”派的庇护所、投降派的孳生地、顽固派的大本营。

日军占领博山前夕，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1930.9）后任命的国民党博山县长王荫桂与驻博山的国民党第三路军第22师（谷良民部，顾良民部）葛开祥团也望风而逃，其中一部逃至蒙阴八区，经动员缴械。原蒙阴县土匪头子、国民党博山县保安大队长李兴唐亦逃回蒙阴八区，打着“抗日”的旗号，招兵买马，并再次在蒙阴拉起一支百多人的队伍。1938年3月，李兴唐阴谋吞并“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总队部”，提出与第六军总队部组成联军，攻打博山城区。联军攻进城区，在城区活动一天。后第六军总队部及时识破了李兴唐的阴谋，将队伍拉到莱芜，与徂徕山、黑铁山起义的会师部队南下，参加了攻打莱芜城的战斗，再以后编入徂徕山、黑铁山起义部队序列，从此转战山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而国民党土顽李兴唐回到蒙阴后不思悔改，继续与人民为敌，于1941年在蒙阴反摩擦战斗中被我军击毙。

就在国民党博山县政府、驻军望风而逃之际，驻临沂的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保安司令、临沂县县长张里元趁虚将势力扩大到博山地界，封原“黄沙会”首领翟汝鉴（博山六区西河镇河北村人，七七事变后，在东坪、张庄一带组织“游击队”）为“国民党山东省第三专区游击队第二支队”（后改为“山东省第三专署保安第四旅”）司令，并鼓动他把队伍拉到蒙阴境内驻扎，中途遇阻后，移驻博沂边界地区，借“抗日”之名，迅速壮大到1600余人，后返回淄河流域，盘距在东坪、张庄、口头、太河一带。1939年夏，日寇扫荡鲁南山区后，与张里元失去联系，被秦启荣收编，番号为“苏鲁战区游击第三纵队新编第一支队”。1939年秋，翟率部2000余人配合秦启荣部与八路军进行“淄河大会战”，被击败后率残部追随秦启荣逃回蒙阴八区鲁村一带。1941年，吴化文部占据池上、仁河嵧时，翟汝鉴再次带残兵窜回峨庄，在博山七区、五区和临朐边区地区残酷制造无人区。1943年，该部被八路军围歼，翟汝鉴经教育向八路军投诚，返回蒙阴八区后任草埠煤矿经理。1946年春回原籍，当年病死。

1938年1月上旬，中共博山工委与“黄沙会”道首吴鼎章共同组织“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部住博山、蒙阴交界的瓦峪。期间，张敬焘在夏新生、孟飞带领下，去蒙阴八区水磨头鲁村一带，拉来一支部队，编为四大队，后来知道这支部队原来都是蒙阴八区的一些土匪。再后来，临朐的土匪头子伊来灏、国民党别动总队游击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相继派人到瓦峪与吴鼎章勾结。1938年3月，吴鼎章公开叛变投靠秦启荣。1938年8月，吴鼎章部在郭庄战斗中受到致命打击，8月下旬在桥头漏网后，欲前往日军驻地投敌，半夜溜进太河，与日军发生误战，身负重伤，两三个月后毙命。此后，吴鼎章的卫队长、第十六梯队副司令兼特务大队大队长伊来灏公开投降日寇，当了博山县伪军大队长，跟着伊来灏投敌的原蒙阴八区的顽匪多人成了死心塌地的汉奸，当了博山县的伪军中队长、小队长。

1938年2月到1939年初，孙克明担任国民党博山县长。任职期间，他对博山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后在1942年2月与日军的一场遭遇战中，壮烈殉国，2018年1月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孙克明1925年毕业于省立第一师范本科，1929年至1937年，在青岛从事教育工作。1932年，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从南开中学引进雷法章担任青岛市教育局长，雷十分赏识孙克明的教育才能。沈鸿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雷法章任省政府秘书长、民政厅长。1938年2月，经雷法章举荐，孙克明担任国民党博山县长，驻博山蒙阴交界的瓦泉。任博山县长期间，孙克明对我党在博山的党组织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支持作用。有国民党反动分子到省政府告状，大呼博山“红了半边天”。1939年初，孙克明被调离博山，后由113师师长周毓英举荐，被任命为113师政治部上校参议、51军驻鲁苏战区总部办事处主任、山东保安三师驻鲁办事处主任等职，兼任山东省政府政治视察员，跟随于学忠、周毓英在沂水、安丘、莒县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1942年2月7日，沂水县东里店以西各据点日军纠集6000余人，向鲁苏战区总部及驻军进犯，51军驻守各部奋起反击，与敌激战。战斗中，被低空盘旋的敌机击中头部，当场阵亡，时年42岁。

孙克明调离博山后，国民党蓝衣社分子翟季平（又名翟纪平、翟吉平，原博山七区北马鹿庄人，北京大学政经系毕业，曾任博山县私立洗凡中学校长，1937年11月洗凡中学停学后，曾追随翟汝鉴“游击队”辗转蒙阴、博山南部山区）接任县长。1939年6-7月的大“扫荡”期间，翟季平带着县政府人员和100多人的县大队一枪未发逃到蒙阴八区。博山县委利用这一时机建立了区、县抗日民主政权。翟季平是个极其反动的国民党顽固派分子。逃到蒙阴八区以后，仍不断主动与我挑起摩擦。1940年4月4月，廖荣标指挥八路军四支队基干三营（营长就是著名的马鞍山保卫战英雄团长王凤麟，教导员为刘春）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奇袭淄川田庄，击毙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第九支队司令翟超（生于1909年，今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洄村人，毕业于博山县私立颜山中学，曾任国民党章丘县第四区区长。日寇占领淄川、昆仑前担任淄川县第四区区长。1938年1月成立淄川县抗日游击队，自任队长。游击队成立之初，曾伏击日寇、破坏铁路桥梁，做过一些有益的抗日工作。也曾多次与八路军交往，友好相处。后被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收编，死心塌地与八路军抢地盘、搞摩擦），消灭翟超部千余人，接着回师消灭了国民党顽固派翟季平部。

原蒙阴县伪县长、国民党山东保安三师一旅旅长唐耘三也是蒙阴八区出来的汉奸、匪特、杀人犯，该犯曾任日伪剿共大队长、伪山东省警备大队长、伪蒙阴县长、蒙阴县自卫团长等职，在淄河流域作恶多端，残杀革命战士、群众达30余人，在博山县境内犯下滔天罪行。唐系蒙阴八区唐家沙沟人士。土匪出身，反共顽匪。长期活动于淄河流域。1939年，曾率部百余人投临朐“山东剿共第一军”。1940年5月，率500余众公开投降日军，以太河为大本营，占据口头、太河、马鞍山。1941年10月，唐部占据的马鞍山被四支队智取。1942年11月，唐耘三随扫荡鲁中的日伪军北返途经马鞍山，怂恿日军山上有八路军的领导干部，有兵工厂，储备着很多贵重物资，诱使日寇决定攻取这一军事要地，马鞍山保卫战随即发生。此后，马鞍山重新被唐耘三部一个班占据。1944年3月，唐耘三出任伪蒙阴县县长，兼自卫团团长。1944年10月（古历），第三次讨吴战役后，马鞍山解放。1945年3月，我解放大军解放蒙阴县城，唐耘三被俘。1945年9月，蒋敌伪合流，唐耘三摇身一变成为伪山东保安三师张景月部一旅旅长，负责博山警备。1948年5月，张景月部被消灭，张景月经济南、徐州转青岛去台湾，唐耘三于1949年夏被捕，1951年在博山判死刑。

侵华日军占领博山城区、蒙阴县城前后，蒙阴八区及其周边，匪情四起，土顽势力横行。这些奉行“有奶便是娘”的土顽，后期大多被秦启荣拉入麾下，最后结局不是叛变投敌，就是在我党我军反顽、反摩擦斗争中被消灭。当时，为防匪袭扰，博莱蒙边区名目繁多的民间道会门组织也纷纷成立，如“堂天道”“罡风道”“中央戊己会”等，这些道会门组织既具有强烈的迷信色彩，也具有较强烈的爱国、抗日情结，后大多数被改编为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蒙阴八区，土顽与道会门之间，在各自没有被收编之前也会发生冲突。例如，“蒙阴八区”属于博山县“堂天道”辖区，国民党蒙阴县长郑小隐曾带百名武装侵占鲁村，后在“堂天道”军事包围下谈判退出。

考察抗日战争时期蒙阴八区与博山县的联系，真得可以用“千丝万缕”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