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历史：建国以后南沙井村的党政工作（摘自《南沙井村志》）

真实的历史：建国以后南沙井村的党政工作

摘自《南沙井村志》

建国以后，村党支部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对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号召，集中精力领导全村的生产建设。适应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断变革，行政组织形式由建国初的互助组、合作化，逐步过渡到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又于1982年秋实行分田到户、个体经营。

1、农业生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借着“农业学大寨”的东风，村委会组织全体社员，发挥集体经济优势，大搞水利、农田基本建设，荒山绿化，植树造林，修渠挖池，填滩造田，多种经营，发展副业，农林牧副各业欣欣向荣，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至七十年代初，全村土地灌溉面积，占到土地总面积的 80%以上，成为淄博市水浇地面积占比最高的大队。至分田到户前夕，全村已在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农业生产的电气化、水利化，运输、耕作、脱粒等实现机械化，播种、收割开始向机械化迈进，化肥、农药、良种普遍使用，粮食单产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全村八个生产队的工日价值均已提高到1.00元左右，社员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改善。

1951年，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进行了土地调整、定级、至界清理，颁发了土地证，办起了村办学校和夜校。

1952年，选出了出席乡、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代表3名（黄星五、赵景凤、魏克礼）。开展了“三反”“五反”，巩固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地位，保障了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稳定了社会秩序。

1953年，担任盆泉乡书记（兼盆泉乡副乡长）、村支部书记的秦宗宜带头成立了互助组。在他带动下，互助组很快发展到15个。1955年，在秦宗宜互助组基础上，成立了由秦宗孟、栾尚同、于学孟等17户人家组织起来的一个小社，由魏克礼任小社社长，栾尚同任会计，当年取得了亩产300斤的好收成。1956年，该小社受到博山县委的表彰，奖励烟台苹果树苗一宗，种植在场湾果园，这是村里的第一批苹果树。在小社带动下，当年秋天，全村又组织了一个大社，全村加入大社的户数达到210多户。

1956年，大小两社合并为初级社，加入初级社的有230多户，全村仅4户富农没有加入。入社后，土地平均入股，农具、牲畜合理折价，提高了社员的入社积极性和劳动干劲，粮食亩产也从之前的300斤提高到了330斤。人口在短短的6年内，增长了220口，全村总人口达到850口。

1957年，成立了高级社，取消了土地分红制。

1958年11月，北博山乡、郭庄乡合并成立郭庄人民公社，工农业大跃进运动开始。位居郭庄人民公社西片的北沙井、西沙井、南沙井三个自然村合为一个营部（村为连），魏克礼任营支部书记。1959年，三个自然村拆分为3个生产大队。1960年，虽是大灾之年，但1000余口人中仅有村民苏荫凡、苏西铭父子二人因饥饿、营养不良致亡（与民国时期的1943年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全村人口约500，饿死36人），而这一年的出生率更达到了50‰以上。1961年，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南沙井大队将山上部分土地和淄河两岸的沙滩划为备荒地。1963年，又将4个生产小队拆分为8个生产小队。

1964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南沙井大队全体社员，在大队支部书记黄振田同志领导下，制定、实施、完成了学大寨的四大工程：一是在1964年冬完成了北石公路沙井段1500米的修筑任务，同时办电，实现全村通电，在集体化基础上开始向“电气化”进军。二是在1965年开始修筑长达250米的护村大堰和1200米的护地大堰。三是利用农闲季节，推土垫出70多亩良田，砌地堰100多块，累计300多米，用石料1900余方。四是大力兴修水利。

1965年，大队投资3000元在场湾修建机井一眼，定名保丰池，配套后灌溉面积80多亩；1966年投资6万余元，在下河建一长40米、宽20米、深4米、容水2400立方米的方塘——“东升塘”，新上55千瓦和75千瓦电机各一台，提水扬程100米，配套水渠2500米，跨越7道山岭，灌溉土地500余亩，让十年九旱的山岭薄地变成了水浇田、米粮仓，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亩产达800斤以上。

是年，进行了社主义教育运动，既“四清”运动。按中央23条指示精神，开展了“大鸣、大放、大辩论”活动，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南沙井大队成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落实了各项无产阶级专政政策，干部群众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1970年，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整党建党工作，建立了新的党支部，秦宗福任书记。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掀起了以治山治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主攻方向的群众性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同年，开始实行合作医疗。全村生机勃勃，旧貌变新颜。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寿命不断增长，由建国初的不足36岁，提高到1978年的62岁，平均寿命延长了26岁。

1971年—1972年，南沙井村修建大仓库八间，在石马水库干渠上新建扬程站一个，配套水渠2000米，灌溉面积100多亩，总投资2万余元，为粮食过长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3年，修建河北岸护地大堰1500米。在淄河北岸于家台推土垫地50余亩。全大队粮食总产量达70万斤，除缴纳公粮、储留种粮和储备粮后，社员人均分配口粮460斤以上，被评为公社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

1975年，修筑公路北老牛槽水渠东西长500米。是年，修筑东河崖南北水渠300米。两条水渠的建成，使公路两侧的河滩地200多亩得到了有效灌溉。“水利化”的实现使粮食丰收有了更大的保障。

1977年，为方便各生产队用机械运肥与耕作，在支部书记黄庆年带领下，干群奋斗一年，整修了通往南峪、柴谷峪、桃花峪和北山后坡的四条3米宽的机耕路，总路程约4250米。彼时，各生产队的运肥、耕地、庄稼回运、脱粒等大都使用机械。东河沿、河边等大片地块开始使用收割机收割，使用播种机播种。农业机械化曙光初现。

1978年，在新学校以东，修建了一个容水100立方米的水楼，供全体社员生活用水。在石河以西、淄河以北，分别挖建“玉泉池”和“大治井”两眼大口井，给生产队浇灌农田提供了便利，为在干旱之年保丰收提供了保障。

1982年分田到户以后，集体财产逐渐被分光，水利设施逐渐被废弃，农业现代化过程完全中断，全村重新回到了“靠天吃饭”的时代。

2、人均收入

公社化之前，村民收入主要靠家庭养殖、果蔬种植，大多数村民收入低微，村民之间收入差别不大。公社化以后，村民收入主要靠家庭养殖、集体分红，随着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工副业、林业有了较大发展，各生产队工日价值不断提高，至分田到户之前，各生产队工日价值达一块钱左右，贫富差距、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较小。分田到户以后，村民平均收入的绝对数量提高很快。大多数村民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收入差别拉大，两极分化严重。

1982年至2014年，村民年人均收入由之前的300-400元提高到5000—8000元，但由于物价飞涨，大多数村民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与过去比，现在大部分生活日用品上涨10倍以上（猪肉70年代每斤0.75元，2014年9元，到2019年37元），有的高达20倍甚至200倍，尤其治病的药品高的离谱，大多数村民生活负担加重，特别是失去外出打工能力的村民日益“贫困化”，而外出打工、进城落户的村民，由于房价过高，几乎都背负沉重的房贷。

由于两极分化，单看人均收入水平不能代表村民实际收入。目前，全村人均年收入1万元左右，比2014年增长约10%。但有的村民已经资产过千万，也有不少村民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外出打工的村民，大多数基本月收入3—5千元不等，年收入3万左右。村里只靠种地维持生活的60岁以上农民，年收入4000元左右，加上每年千元养老金，累计年收入5000元。而年老体弱无劳动能力的村民，包括国家扶贫项目在内，年收入还不到4000元（详见附录23、25、26、27）。

3、计划生育

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工作逐步提上议事日程。50年代后期提出“一个太少，三个太多，两个正好”。1964年《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暂行规定（试行草案）》颁布，但因家庭观念及节制措施落后，节育效果一般，彼时家庭3-5个孩子正常，7-8个孩子常见，这些50-60年代新出生的人口，后成为生产主力、改革红利。1973年山东省革委会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出台，规定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但是直到1976年之前，计划生育一直是倡导，并未强制。1976年始，农村普遍实行两胎放环、三胎结扎，计划生育成为刚性政策。1979年山东省革委会《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两个孩子生育间隔时间至少三年，计划生育政策收紧。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分田到户以后，集体经济土崩瓦解，党政群团工作失去抓手与支撑，计划生育工作逐渐成为村委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40年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全村新出生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七十年代末之前，全村每年出生婴儿30多名，现在降为5名左右。尽管2016年开始，国家放开生育二胎政策，但由于各种因素所致，出生率仍居低水平。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全村总人口已由1950年的630口、1964年的1042口，到1982年的1478口，现在在籍人口1244口，常年在村内居住的人口不足500口。

由于大量青壮劳力外出打工，迁出人口逐年增加，人口红利耗尽，老龄化加重，农业劳动力资源短缺，劳动人口供养负担加重，老龄人口生活“贫困化”、两极分化、“空心化”与土地撂荒问题越来越突出（详见附录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36、37、38、39、4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