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训令》见证战争年代治安管理工作

   

在泰安警史馆的历史档案里，有一张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训令，这是山东省鲁中区第一（泰山）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政府和公安局名义联合下发的文件，主要内容是针对解放区流动性经商者进行登记管控，目的是防止敌特分子借机到解放区从事分裂破坏活动，强化解放区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全文如下：

 

    鲁中区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训令（公字第三号）

最近各地发现许多商人私去顽区经商者，个别奸商与敌勾结，接受任务借以刺报我军政消息，来根据地内制造谣言。或扰乱金融，致使人心惶惶，市场不稳，也有些贫苦小商贩，确为其生活问题来往于敌区经商者致使鱼目混珠，亦难分辨，为此制定统一“商人出境证”，由各级公安机关统一管理慎重填发（县级侦察股长或局长亲自负责，区级有区长及公安员负责亲发），凡贫穷及有保证的商人到敌区时，每次一定布置以适当任务，限期返回详细回报，严加管制，以防奸商为敌利用，各级政府应推动军民群众团体进行深入动员，民兵自卫队盘查站，缉私队，应秘（密）切结合起来，在各重要城镇路口严加防查，防备奸商活动，在执行防止商人收买感情用事等不良倾向。

对这个工作，刚开始缺乏经验，希各县府公安局随时总结经验，报告“商人出境证”，可根据其具体情形有重点的分发到区使用。

    此令

    专  员  赵笃生

    副专员  刘舜卿

    局  长  张洪林

    副局长  夏新生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九日

（钤印：山东省鲁中区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关防）

 

从这份原始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解放战争初期山东解放区政府和公安机关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加强辖区治安管理和反特工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度重视。行署和公安机关联合发文，把社会治安管控工作上升为政府工作，并明确规定各县级、区级单位的领导责任。

二是有的放矢，针对往返解放区、敌顽区的商贩暴露出与敌勾结的苗头性问题，对造谣、刺报、扰乱金融秩序等隐患深入研判，迅速开展专项部署。

三是科学管控，对辖区内的经商人员尤其是流动性商贩进行身份审查，慎重填发“商人出境证”，防范被敌利用。“商人出境证”制度有效过滤了奸商和敌特分子，掐断了他们的犯罪途径。

四是借力使力，争取和发动政治过硬的商人和贫穷商贩，布置任务，要求其限期返回，并详细汇报情况，将这部分人员变成民间情报侦察力量。

五是广泛发动，动员军民群众团体参与管控，整合公安机关、民兵自卫队、盘查站、缉私队力量，并提出要求，严防敌人收买玩忽职守的问题发生。

六是及时总结，要求各县在具体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根据情况有步骤推进，确保工作实效。

按照《鲁中区公安保卫资料汇编》记载：1946年6月以前，国内环境相对稳定和平，泰安公安机关配合政府处理战犯，开展反奸诉苦，收回土地，开展减租减息、土地革命和参军支前工作，国民党特务可能借机搞破坏活动，军民群众忙于生产，容易产生麻痹思想。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强特情工作，强化内部保密保卫工作。1946年7月之后，国民党政府为抢夺胜利果实，撕毁停战协议，大举向解放区和军事重点部位进攻，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泰安公安工作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迅速由同日本帝国主义、汉奸特务的斗争，转化为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特务和一切反动势力的斗争。在这一时期，公安机关按照党委部署，积极保卫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顺利进行，开展反特和打击镇压还乡团反攻倒算活动，布置点线情报网，发展情报员，配合部队作战。为维护解放区治安稳定，具体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开展群众性的反奸教育，二是加强户政工作，对常住城镇人口进行统计，对敌伪反动党团和据点进行梳理，三是清查处理敌特人员，四是加强特行和枪支管理，五是严惩反革命分子，六是在边区加强反谍报工作和外来经商者管理。

这份珍贵的历史文件，充分印证了解放战争时期泰安公安机关在行署党委政府领导下，对流动商人敌特活动进行管控的文献记载，为泰安公安工作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实物证明。

 

                                         2021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