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我的舅父侯少章和侯筱章烈士（上）文／王军

历城区春秋称齐邑，战国称历下邑。历（歷）下城秦置。治今山东省济南市。因城东南历山（今千佛山）得名。西汉景帝四年建历城县，属济南郡，东汉属济南国，西晋永嘉后为济南郡治，南朝宋元嘉中又为侨冀州治，北魏皇兴三年为济南郡及齐州治。隋大业初为齐郡治。唐武德元年为齐州治。北宋政和六年为济南府治。元为济南路治。明、清为济南府治及山东省会。一九一三年府废，仍为山东省会。一九二九年析置济南市，与历城县同治。一九三七年县移治王舍人庄，一九五八年移治洪家楼，一九八七年并入山东省济南市。

历城自古就有“齐鲁首邑”之称，自公元前一五三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历城是龙山文化发源地，古老的历城有着光辉的历史，这里是终军、辛弃疾、李攀龙等先贤名士的故乡，也是黄巢、唐王的用兵之地，传说、轶事很多。

地处济南市东北角位于历城辖区的华山，南邻黄河，北邻小清河，海拔197米，古时称“华不（同‘夫’）注”，为历史名山。其名取自于《诗经·小雅·常棣》，其诗曰：“常（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华”即“花”，“鄂不”即“咢跗”，谓之花蒂。《山东通志》释“华不注”：“喻此山孤秀，如华柎之注于水者然。”华不注山素以奇秀著称，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呈现不同的形态，山下有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的华泉。该山为文化名山，曾为春秋古战场，山脚有道教古宫华阳宫，山间有吕祖庙。现已建成山东省级地质公园，对游客开放。

我母亲侯桂章的家乡洪家园村就位于华山东北，据说村中有唐槐一株。明代，原名洪花园。早有宋、贾两氏定居。相传，堰头有位洪氏曾在朝为臣，在此建有一座花园，因名。后沿称洪家园。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黄台路：洪家园”，清乾隆《历城县志》“东北乡南会清二：洪家园”，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张马乡南会清二：洪家园”。

洪家园村虽小，但却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它在小清河北岸，卧牛山南麓。卧牛山（分为南、北卧牛山），原名流山，又名九里山，因其形似卧牛故而得名。此山虽然不大不高，但其中卧牛遗韵、森林雾语、香漫溪涧、野花谷、望崖飞瀑、景观水潭，充分展示了山石之美、水景之美、植被之美、历史文化之美，形成独具特色的自然地质景观之美。

据说解放以前卧牛山上除有野兔外，还有狼和狐狸等。

现卧牛山上仍存在着一座学校，它就是“卧牛山高等小学”，大舅和二舅都是在该校读的高小。后来三舅还在该校教过书。

据史料记载，小清河开凿于南宋年间，距今已有九百年历史，初始开凿小清河，目的是方便广饶一带的海盐运送至历城与南宋交易。古时济南北郊是一片水乡泽国，华山周围是烟波浩渺的华山湖。小清河通航后，这一区域变成了连天藕池和千顷稻田，农业收益得到大幅增加。

清光绪后期，洪家园村有二百来户人家，其中侯姓和郑姓占据百分之八十以上。侯氏家族在当地算是望族。

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侯汉，共兄弟三人，他在家排行老二。到母亲这代，母亲除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侯张氏（后下嫁现今济南市天桥区北园一带）之外，同胞兄弟姊妹六人，她在家排行也算是老二了。现在说起，外祖父一家可谓满门忠烈：大舅侯少章（又名侯承富），共产党员，一九四一年六月牺牲，生前毕业于齐鲁大学并担任八路军某部营长、教导员等职。二舅侯筱章（又名侯承寿），共产党员，一九四五年牺牲，生前就读于山东省立乡村建设专科学校附设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济南乡师）并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政治指导员、肥城县独立营总支书记、长清县独立营总支书记并教导员、中共峰山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中共泰西地委工委委员、中共茌平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冀鲁豫军区第六团政治委员等职；二舅母陈芳贤，共产党员，一九四六年牺牲，生前担任冀鲁豫边区妇女干部等职。三舅侯幼章（又名侯承安），一九四一年奔赴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队伍,为左平（山东寿光人，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的部属，后因腿有残疾，回到家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听母亲说，当三舅刚回到家时就被当地的“洋团”给盯上了，他们怀疑三舅来路不明。某日，洋团以三舅没去“上服（即服劳役）”为借口，来家把三舅抓走。在去洋团的路上，洋团的人一个耳光接着一个耳光地向着三舅的脸上扇去，一次次地把三舅打倒在地。到了洋团后他们把三舅吊到房梁上，说把三舅种了去（意思就是要把三舅埋到地里）。母亲说，外祖母被吓的四处找门子托人求情，最后找了一个关系把三舅从洋团里保了出来。过数月，某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位客人，说是从长清那边过来的，捎过二舅给三舅的口信：一是让三舅尽快把家里的几十亩田地处理掉；二是三舅可在表面上做些应付伪政府的事情，对外祖母和三舅等家人共产党亲属的身份也能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事后三舅遵循二舅的嘱托去做完二舅交办的任务。解放后三舅为外祖母尽完孝，待外祖母病世后，便义无反顾地奔向二舅曾经战斗过的茌平县，回到党的怀抱，重回革命工作岗位，曾任山东省茌平县石油分站主任等职。姨妈侯慧章，共产党员，一九四三年和其二嫂共同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八路军，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姨父郭少英（别名邵英、刘云贞），山东临清人，共产党员。据有关党史资料记载：郭少英十四岁入临清城内高小，在进步教师的启蒙下，阅读高尔基、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一九三二年，郭少英小学毕业后考入临清省立第十一中学；次年，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一九三四年夏，郭少英辗转到省城济南育英中学读书，不久，他参加了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新文化研究会，勤奋攻读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一九三五年冬，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育英中学组织罢课，并成立“学生声援会”，郭少英被推选为代表。北京大学生赴南京请愿团途径济南时，郭少英冒着生命危险到车站迎送。一九三六年，郭少英考入济南省立一师就读，先后参加了学生军训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学生救国会，并担任济南《衡报》副刊主任编辑，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一九三七年二月，郭少英经本校同学王志鼎（又名王若杰，山东邹平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介绍，在济南省立一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十月临清县城失陷。郭少英在地方党组织及徐运北（山东堂邑人，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轻工业部部长等职）的协助下，同颜竹林（山东临清人，一九四四年牺牲，生前曾任中共湖西地委巨南工委书记等职）和山东省委派到临清的红军战士洪涛（江西横峰人，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曾与黎玉、赵杰、林浩等领导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担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司令员等职，一九三八年五月不幸病故）等同志，在临清南部农村组织领导抗日游击队，建立起鲁西北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山东第六区抗日游击第一支队”。这期间，王晋亭（山东聊城人，曾任中共泰西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牺牲）在堂邑、梁水镇一带，先后把本村和邻村地主看家护院的枪支收缴起来，交给由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抗日队伍。一九三八年二月，陈再道（湖北麻城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解放军上将军衔）、宋任穷（湖南浏阳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率领八路军东进纵队挺进冀南。郭少英闻讯赶去南宫找到党的组织，八路军东进纵队政治部决定郭少英留下参加军政干校的学习，并担任党的分支部书记。同年三月，郭少英军政干校毕业返临清，根据党的指示到十六支队（爱国将领范筑先改编的皇协吉占鳌部）做党的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十六支队“红军教官”。四月，郭少英又奉党的指示到城南皇协军头子张一部做瓦解敌军工作，很快将张一部1500余人悉数瓦解，罪大恶极的皇协军头子张一被枪决。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旬，中共临清工委成立，郭少英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五月中旬，郭少英兼任临清县战委会宣传部部长，很快在全县范围内建立起民先和工、青、妇、商、农会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八月，郭少英任中共临清中心县委书记。是年，郭少英调任中共鲁西北特委委员兼民运部部长。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临清县城再次失陷。郭少英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八路军武装工作团”团长，撤到临南一带农村开展抗日斗争。二月中旬，武装工作团随特委机关向泰西大峰山抗日根据地转移，党组织决定留下郭少英继续领导临清、清平、夏津、曲周、威县、邱县六县党的秘密工作，坚持敌占区的抗日斗争。四月，郭少英奉鲁西北特委指示，以党的基础比较好的十六支队二团为骨干力量，发动一大批农村进步青年，组建“临（清）、曲（周）、邱（县）、威（县）四县边区武装工作团”（“卫河支队”前身），郭少英任政治处主任（未设政委）。此后，他带领武装工作团与旅长陈赓（湖南湘乡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湖北红安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政治委员吴富善，江西吉安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一营营长徐其海，安徽金寨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二营营长邹国厚，湖北红安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三营营长吴宗先，安徽六安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配合，有计划地歼灭了临西一带几股危害严重的土匪武装，特别是杀掉了破坏抗日、民愤极大的土匪头子李胡子，临西一带的抗日局面随之打开。一九三九年七月，郭少英任中共运东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先后兼任统战部、民运部部长。一九四二年底，郭少英任泰运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清（平）、博（平）县委书记，此后兼地委敌伪工作委员会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郭少英任冀鲁豫一地委委员、第二工委书记；一九四六年任组织部部长兼社会部部长。一九四七年九月，郭少英任中共聊城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兼民运部部长。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央城建部人事司司长（一九五七年）及地质部探矿工程司司长（一九五九年）等职。（见《郭少英生平事迹》赵振清{山东临清人，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整理；《纪念郭少英司长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2006年2月18日在北京举行}》刘广志院士主持；《国土～牟宜之传{35.英雄翻作槛中囚}》清秋子{本名程晓刚}编著）小舅侯毕章（又名侯承泰），共产党员，解放后就职于山东省历城县委县政府。解放前，母亲侯桂章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曾与丈夫王汝河（共产党员）做些帮助掩护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听母亲说，1943年侯筱章的妻子陈芳贤和妹妹侯慧章先是来到侯筱章大姐侯桂章的家中住下。一天清晨，陈芳贤和侯慧章由我的父亲护送至城门西南外，随后由峰山县大队派来的情报员（记得姓董）接上，当时她们是骑着自行车（表面扮成走亲戚的人）去的大峰山抗日根据地。母亲说，我的外祖母到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寻找舅父侯少章和侯筱章，也是由父亲将外祖母送出城门外的。全国解放后王汝河就职于中央所属某军工保密部门。（见《他是一个落花生的人-记王汝河同志的平凡人生》黑龙江北方报{1981年}刊发）

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说，我的外祖父在兖州任盐官，但却病逝的早。自从外祖父走后，家里就有我的外祖母带着他们兄弟姊妹六人靠着一个豆腐坊和十几亩薄田生活。在母亲眼里，我的外祖母是位淳朴、善良、勤劳、刚烈、坚强和思想解放的新型中国女性。在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里，“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应为妇女遵守的本分。但在外祖母看来，并非女子就不可读书，并非女子就不可参加社会活动，并非女子就不可自主婚恋。在对待儿女方面，无论是闺女还是媳妇都是一样，外祖母都坚持让儿女们去读书学习。。母亲记得，他们兄妹在院大门外的当街上欢快的相互争抢着学骑自行车时，外祖母都是站在一旁慈爱地观看着，当他们有谁骑车摔倒时，外祖母都是拍着手掌笑得前仰后合。外祖母在对待儿女们的穿戴方面，不仅要求穿的得体，还默许他们穿的新潮时尚。当面对同族人指手画脚的说教时，外祖母都是不肖一顾的。

母亲说，在当时，因家里仅就一个寡妇带着一群不大不小的孩子生活，不免遭受同族人的欺辱。大舅虽是家里老大，但其性子绵软，又加之常年在外读书，挑不起家中的大梁，自然家里的重担就落在了二舅的肩上。为了顶起大梁，不到十岁的二舅除了用功刻苦学习和帮着我的外祖母种地外，还到处去拜师、习武。有时，二舅为了兄弟姊妹还与他人打仗。二舅经常把头理成光头，所以村里的人都称他“和尚”，时间一长，二舅的大名村里的人都不怎么记得了，但一提起“和尚”，十里八村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

有时母亲很自豪地对我们说，大舅和二舅学习都很好，尤其是大舅的毛笔字写的很棒，大舅考取齐鲁大学时就用毛笔答的试题。那个时候大舅还教母亲她们学习认字，大舅还把学的字写到每张方块纸上翻过去混同一下，然后再翻过来让母亲她们辨认。二舅本来也能够考上大学的，但在一九三四年我的外祖父去世，家庭破落，后听说山东省立乡村建设专科学校附设乡村师范学校不收取学费，便于一九三四年考取该校，那年二舅才十三岁。二舅还会武术，大刀舞的很是精彩。二舅练就的这般武艺是跟着一位自“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济南的吴国逢先生学的。吴先生在教二舅习武的过程中，经常向二舅灌输“以武治国”的思想，二舅的刚毅性格就是从那时形成的。

母亲说，她常看到大舅和二舅在家时俩人不是躲进屋里就是爬到屋顶上一谈就是大半天。后来才知道大舅和二舅在学校读书期间就已经受到革命影响，接触了共产党，经常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大舅就读的齐鲁大学，中国共产党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建立了中共齐鲁大学支部，由中共山东地委直接领导。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王尽美同志（山东诸城人，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在青岛病逝）和后来担任八路军一二○师政治委员的关向应同志（辽宁金县人，满族，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延安病逝）都曾到该校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二舅就读的学校创办于一九二九年八月，校名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一九三四年改称山东省立济南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一九三六年又改称山东省立乡村建设专科学校附设乡村师范学校。后来人们习惯地称济南乡师。校址先在济南北郊白鹤泉（今济南明湖中学），一九三五年迁往济南东郊黄台桑园（今山东省工会干部管理学院南邻）。首任校长鞠思敏(山东荣成人，一九四四年八月在济南病逝)山东久负盛名教育家，思想开放，治学民主，同情革命，爱护学生。鞠思敏和一些进步教师倡导的爱国、民主、团结、进步的良好校风，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该学校的发展和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了中共济南乡师支部（据不完全统计，九年中济南乡师中共党组织在七百名学生中发展党员一百二十余名；同时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民先队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济南乡师的学生绝大多数先后参加了革命，之后又有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曾经担任地（师）级以上领导职务的近百名，有的还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三六年年仅十五岁的二舅侯筱章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参加党的活动，学校虽离家不远，二舅却很少回家。在校期间为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二舅经常带领党员把印刷好的《为抗日救国告山东同胞书》等传单在市区和郊区四处张贴、广为散发。二舅还参加组织一百多名进步同学通过乡村讲演团，到附近的农村进行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发广大农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

据母亲回忆，一九三七年济南发了一场洪水，洪水把家里的房屋淹没，我的外祖母带着一家老小十余口人回到其兖州娘家避难。在这期间，二舅经常往返于兖州和济南之间，名义是为了回家看看，实际是回到济南乡师做师生随校南下的准备工作。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一九三七年九月，日军占领沧州，逼近德州，山东形势岌岌可危。二舅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每个优秀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仓促的给还在兖州的大舅写了封信后，便和济南乡师学生中的党员并积极分子奔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武装抗日。

母亲说，大舅接到二舅写的信后，便急忙引领着我的外祖母并其弟妹往济南赶。途中夜晚，他们坐着开往济南的火车突然停下，后来传过阵阵乱哄哄的哭叫声，眼见几个拿枪的大兵将坐在火车上的难民往火车下驱赶。大舅见状很是紧张。正巧坐在我外祖母身旁的一位铁路巡警悄声说道：“你们别怕，我来应付”。当拿枪的大兵冲着大舅他们走过来时，那位铁路巡警站起冲着拿枪的大兵们说：“这是我的母亲和弟弟妹妹，我要把他们送回济南”。几个拿枪的大兵看到是位挎着洋刀的人向他们说话，认为是个当官的，便怏怏离去。火车驶进济南黄台车站停下，那位铁路巡警又把我的外祖母她们一一扶下火车。外祖母和大舅向那位铁路巡警连连作揖叩谢。后大舅发誓以后一定找到那位铁路巡警报恩。母亲讲，她们回到家中，我的外祖母把大舅看守的很紧，生怕大舅也会离家而去。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逼近济南并攻占西北郊区鹊山。从十五日下午六时至十六日凌晨日军对鹊山无辜平民进行灭绝人性的残暴戮杀，仅一个夜晚，被当活靶子打死的二十五人，被逼跳湾溺死的十一人，被枪击死亡的八人，连同被烧死劈死并受重伤的平民共计一百五十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鹊山惨案”。

在这之前，军阀韩复榘和蒋介石就在山东如何进行抗战的问题上一直做着勾心斗角的争吵。蒋介石迫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形势，十月中旬委派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从徐州赶到济南召开军事会议，传达蒋介石命令，由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负责指挥山东战事，并阻挡日军渡过黄河。韩复榘当时就让蒋介石调拨重炮三十门配置在黄河南岸，以便固守。但蒋介石却在十一月上旬突然把炮兵旅调走。这时的韩复榘认为蒋介石不是在抗日，是想借日本人之手把他的军队给消灭掉，便遂率军队撤至黄河以南。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日军在济阳县门台子渡过黄河；二十四日，韩复榘率军队南逃（后老百姓戏称他们对日本侵略军是“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一”）；二十七日，日本侵略者兵不血刃的占领济南。

听母亲说，当大舅听到这些坏的消息后仰面叹息：“看来我是走不了啦！”后来大舅对我的母亲说：“大妹妹，我要是不在家的时候，你可要把咱娘照顾好啊！”我的母亲向大舅说：“大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咱娘、大嫂和弟弟妹妹照顾好的。”

母亲记得，一九三八年刚过年没几天，大舅说他的肚子有些不好受，借上茅厕并趁我的外祖母不注意之时，便和同村的一位好友偷偷的离开家乡。后来听说大舅是去找二舅了。大舅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大舅走后奔向鲁西抗日根据地，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鲁西区党委成立；同年八月，鲁西区军政委员会决定将各地先后建立的筑先纵队、山东纵队六支队、卫河支队、先遣五大队、八路军特委第三大队和部分县大队（或独立营、基干团）等武装部队予以整合，成立鲁西军区（辖泰西、运西、鲁西北三个军分区）。在这期间，侯少章曾担任八路军某部营长、教导员等职。

一九四0年十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与鲁西地区的由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和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合编的运河支队等部，整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侯少章担任该旅第九团政治指导员。

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的由来：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陕南红七十四师在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湖北黄冈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政治委员罗荣桓（湖南横山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副师长聂荣臻（四川江津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参谋长周昆（湖南平江人，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山西失踪），一九三八年三月，陈光（湖南宜章人，一九五四年六月七日因遭受不应有的诬陷和打击，含冤逝世）任代师长；同日，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师改编为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政治委员萧华（江西兴国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副旅长周建屏（抚州金溪人，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因旧伤复发不治逝世）、参谋长陈士榘（湖北荆门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一九三八年六月，李天佑（广西临桂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任代旅长。第三四三旅所辖第六八五团是一支历史悠久、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素有“铁军”之称。其前身是由叶挺独立团和秋收起义部分武装力量所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后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团长杨得志（湖南醴陵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政治委员邓华（湖南郴县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副团长陈正湘（湖南新化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参谋长彭明治（湖南常宁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第六八六团亦是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其前身是由平江起义部队所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主力，后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四师。团长李天佑、政治委员符竹庭（江西广昌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牺牲）、副团长杨勇（湖南浏阳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参谋长彭雄（江西永新人，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牺牲）。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旬，萧华率第三四三旅干部一百余人抵山东省乐陵城，成立冀鲁边军政委员会，萧华任书记。一九三八年十一初，第六八五团奉命从晋西出发，于十二月下旬到达山东省微山湖以西地区。一九三九年初，第六八五团与山东纵队的挺进支队等抗日武装合编，改称苏鲁豫支队。至四月，苏鲁豫支队创建以丰县、沛县为中心的湖西抗日根据地。五月，苏鲁豫支队主力南下苏皖地区。一九三九年三月初，第六八六团随第一一五师师部由晋西到达鲁西郓城地区，此后，在郓城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九至十月，第六八六团随师部转至鲁南抱犊崮地区。一九四0年四月，第六八六团与进入鲁南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六支队一部合编为鲁南支队，参与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晋西地区的第三四三旅补充团，与当地三个游击大队合编为师独立支队，坚持晋西吕梁山地区抗日斗争（一九四0年五月师独立支队进入山东）。一九三九年九月下旬，萧华率部由冀鲁边区至鲁西。由于原来的第三四三旅实际上已不存在，一九四0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一五师独立旅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等部队合编为新的第三四三旅，旅长杨勇、政治委员萧华、参谋长何全德（湖南长沙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十月，第三四三旅演变为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

一九四一年一月，教导第三旅第九团奉命到巨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巨南地区主要是指巨野、菏泽公路以南，至万福河一带，包括巨野、嘉祥、成武、定陶、金乡、菏泽等县部分地区。它是湖西根据地通往鲁西根据地的必经通道。侯少章所在部队到达该地区后以成武大田集为中心，配合掩护地方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和团结抗日民主人士，帮助建立基层抗日民主政权，使这一地区很快出现了抗战的有利局面。五月一日，第九团在昌邑集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会上，军民联欢，宣传队演出话剧。驻金乡敌人得知后，于当日下午出动日军百余人、伪军两百余人，长途奔袭昌邑集。我军与日伪军激战至黄昏，毙伤日伪军百余名，将敌击退。

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教导第三旅决定以团营为单位分散活动。

一九四一年五月底，侯少章所在部队至巨野东南的德化集一带开展工作，掩护群众麦收。六月七日凌晨二时许，附近几个县的日军调动频繁，有合围大舅所在部队的迹象。部队接到上级指示，拂晓，部队从德化集转移至杨楼村。该村有一百多户，四周有一丈来高的土围墙，但没有较为牢固的寨门。此时，满载日军的两辆汽车向杨楼地区疾驰开来。危急关头部队是打还是撤？

侯少章等部队领导经过讨论，全体指战员一致同意坚守杨楼。在此，部队借用门板构筑工事，布置防御火力，做好战斗准备。

上午八时许，日军的两辆汽车在杨楼村南面停下。侯少章一声令下：“打！”顿时手榴弹在日军中炸响，机枪对准日军猛扫，汽车上的六七十个日本鬼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送上了西天，汽车也烧成了两个火球。

这时若打了就走，不再恋战还是可以安全转移的。但痛快淋漓地消灭了两汽车的日本鬼子，部队战士兴奋激动，认为坚守到天黑没有问题，错过了极其有利的转移时机。激烈的枪声惊动了在德化地区的大批日伪军。刹那间，日伪军的三辆坦克、几十辆汽车，还有几十个日本骑兵，足有一千多人，急速赶来杨楼村，将其团团围住。

日军的大炮首先吼叫起来，炮弹成串地飞落到村里，重机枪也嘟嘟地向村寨扫射。日伪军在炮火掩护下，在东、西两个方向轮番向杨楼发起进攻。

我军战士凭借有利地形，抗击着一千多个日伪军的猛攻。至上午十时许，日伪军也没能越村寨壕一步。日伪军不甘心失败，又开始炮击，把几尺厚的寨墙炸塌一个缺口，后二十多个日本鬼子冲进村来。侯少章一边组织机枪火力封锁突破口，一边大喊：“拼刺刀，一个也不放出去！”寨墙内东面的打麦场上，我军数十名战士与日本鬼子拼起刺刀，像走马灯般地转着圈拼杀。日本鬼子像谷个子一样，一个个倒下。

上午十一时，日伪军调整了部署，开始了更加猛烈的进攻。大炮从东北角和西北角交互对射，顿时村中浓烟四起，寨墙、房屋大部分被炸毁。日伪军从东、南两面轮番攻击，多次冲进寨墙，攻入东门。

侯少章率部把冲进来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手榴弹打出去了两次。在第二次反冲击战中，大舅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7岁。在杨楼战斗中，我军抗日将士伤亡一百多人。大舅牺牲后，旅长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湖南平江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及曾思玉同志（江西信丰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何光宇同志（湖北大悟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以及亲密战友郭华政委（江西永新人，一九四一年八月在巨南地区常路口阻击敌顽军孙锡田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对侯少章这位齐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兼具智勇双全品格的抗日英雄之牺牲十分痛心。

据许多老人回忆，侯少章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上，处处关心同志，关心战士，但在纪律上对部队官兵要求极为严格。部队行军中，他一再强调庄稼是老百姓的命根子，爱护庄稼就是爱护百姓，他要求干部战士不要踩踏一棵苗。部队宿营时，他都记得开展“三不活动”，即对每一住户，不挑满水不走，不扫干净院子不走，不上好借用老乡的门板不走。他经常讲：“我们是人民的革命队伍，我们之所以能站稳脚、吃上饭，能取得一个个接连的胜利，全是靠着群众百姓的拥护啊！”对此，巨南地区的人民群众亲切地说：“侯少章烈士所在的老九团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好样的！”

为缅怀先烈、告慰英灵、寄托哀思、永励后人，二00四年十二月，菏泽市巨野县大义地区干部群众，在杨楼村北烈士墓前刻立了“民族魂”纪念碑，碑身两侧对联名曰：“抗倭寇献生命千秋永著，竖丰碑重教化万世流芳。”以此纪念侯少章所在部队全体将士在杨楼村悲惨壮烈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见《悲惨壮烈杨楼战》农村大众报{2015年}刊发）；《李玉琳回忆杨楼战斗》姚念杰整理）

后来听姨妈说，一九四三年她在大峰山抗日根据地见到我的二舅时，才知道大舅已经牺牲了。二舅对她们说：“大哥是在鲁西平阿山区的一次战斗中牺牲的。大哥先后负过两次伤，第一次负伤的时候。他和他的通信员骑着马去找的大哥。大哥是在一个老乡家院大门后面被找到的。当时大哥坐在地上，手紧捂着肚子，大哥的肠子被打了出来。他见状便找到村中的老乡把院大门卸下把大哥放到门板上，老乡抬着有他一路护着将大哥送到八路军的后方医院。当他和通信员骑着马返回部队途中时，他骑着的马突然掉进日本鬼子挖的壕沟里，他的腰部被颠坏了。”姨妈听后泪流满面，忍不住的和我的二舅母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

话又说回，一九三七年十月，二舅向大舅寄发信后，便在钱振东校长（河南濮县人，一九四四年在四川三台病逝）率领下，和济南乡师一百零八人（号称一百单八将）革命师生打着“济南乡师战地服务团”的旗帜，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离开的济南。二舅他们途径长清、肥城、宁阳、汶上，到达济宁。在济宁休息几天后，他们又继续步行经嘉祥到达巨野县城。在南下的途中，二舅还和师生们一道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广泛地进行了一些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在济宁并巨野县城，二舅他们还利用当地的戏台，组织演出了《战恶魔》、《盟誓杀敌》、《参军》并《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歌剧、哑剧、双簧并街头戏剧。当戏剧演出达到高潮之时，二舅还把戏剧演出变做讲演会，向围观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并带着大家振臂高呼“誓死不做亡国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舅和济南乡师留守巨野的全体同学到达菏泽，利用统战关系，他们被编为山东省第二专区（菏泽专区）教导队。一九三八年一月，该教导队以军事演习的名义从高庄集转移到鄄城县红船一带。在红船住的一段时间里，二舅他们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二舅他们经常采取先唱抗日歌曲以集合群众，然后再用口头宣传的方式教育围观的群众。每当二舅他们唱起《在松花江上》等歌曲时，都有不少人被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旬，教导队根据上级决定改为山东省第六专区范筑先专员（河北馆陶人。1936年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国民党爱国将领、民族英雄、抗日烈士）抗日游击第十支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队伍）的教导队。二舅他们即离开寿张县，先到聊城，后去十支队司令部驻地冠县。一九三八年七月，侯筱章与同学李明实（又名李庆文，山东泰安人，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等职）被调到司令部担任军事参谋。

侯筱章曾就读书的济南乡师中共党组织的创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活动并历史事件，于一川（山东潍县人，解放后曾任中纪委秘书长等职）、潘复生（山东文登人，解放后曾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等职）、吴天石（江苏南通人，济南乡师国文教员。解放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吴伯萧（山东莱芜人，济南乡师教务主任。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姚仲明（山东东阿人，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等职）、赵建民（山东冠县人，解放后曾任山东省省长等职）、景晓村（山东济南人，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机部副部长等职）、白学光（山东博兴人，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中共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高启云（山东临朐人，解放后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副省长等职）、王路宾（山东聊城人，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周星夫（山东新泰人，解放后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王文轩（山东寿光人，解放后曾任中纪委专职委员等职）、丁莱夫（山东广饶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李曼村（山东章丘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张敬一（山东邹平人，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朱春和（山东寿光人，一九六一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张秉玉（山东新泰人，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外事局副局长等职）、马达卫（山东莱芜人，解放后曾任济南军区第六十八军副军长等职）、李怀章（山东安丘人，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校副校长等职）、于杰（山东临朐人，解放后曾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副省长等职）、朱煜如（山东藤县人，解放后曾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王光鈞（山东肥城人，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庄静（山东济南人，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副司长等职）、刘少傥（山东新泰人，解放后曾任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党委书记等职）、张骏（山东潍县人，解放后曾任山东省济南市人大主任等职）、李克（山东临邑人，解放后曾任山东省机械厅厅长等职）、李贯一（山东沂水人，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徐州市人大副主任等职）、高烽（山东潍县人，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化炮兵学院政委等职）、牛芳稷（山东安丘人，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解放军{八一}杂志副总编辑等职）、崔立美（山东临沂人，解放后曾任中国音乐学院纪委副书记等职）等同志都曾撰文立说。（见《济南乡师后期党的活动回顾》王克{山东高青人，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等职} 朱德兴{山东寿光人，解放后曾任安徽省蚌埠市市长等职}撰稿）

一九三九年，侯筱章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政治指导员，同年底，任肥城县独立营总支书记。

一九四0年三月，徐向前（山西五台人，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将从山东到延安去，途径肥城，二舅带领二连担负护送其过肥城的任务。当时二舅身体不好，徐向前劝阻二舅不必再送，二舅坚决不依，说：“护送首长，这是党的任务，我无论怎样都要亲自护送首长安全转移。”在护送的路上，徐向前向侯筱章询问了肥城独立营武装力量的发展到党的建设、以及战士们的思想状况到物质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并亲切地对侯筱章说：“你们是新部队，党员又新、又少，要巩固扩大部队；要大力发展党员，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对党员干部的教育。要把党支部建设成战斗堡垒，让党员个个都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样，你们这支部队才更有坚强的战斗力。”他接着又讲到：“要加强对党外人士团结、教育工作，要争取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中来，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组织。”侯筱章对徐向前的谈话做了详细的记录。（见《护送徐向前司令员过肥城<春秋{2000年第3期}>》口述/赵进 整理傅志亭）

一九四○年五月，中共党组织为巩固、发展和扩大大峰山抗日根据地，侯筱章与安铮（河南商丘人，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牺牲，遗骨安葬大峰山烈士陵园）并宋畔池（山东乐陵人，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粮食储运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奉命调往该地区工作，担任长清县独立营总支书记，后任教导员。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党组织决定建立峰山县，侯筱章临危受命担任峰山县大队政委，一九四二年接任中共峰山县委书记并兼峰山县大队政委；一九四三年十月，任泰西地委工委委员，仍担任中共峰山县委书记兼峰山县大队政委。

大峰山抗日根据地主要有四个山区组成：一是大峰山区，包括马岭庄、岚峪、黄崖、五眼井；二是马山山区，包括马东、马西、关王庙、崮头、慈村铺；三是五峰山区，包括张夏、崮山、皇姑井，直至白马山，并自崮山往北绵延现在的七里山和英雄山；四是万德西峪黄山山区，包括万德、石胡同、茂山。

大峰山抗日根据地位于泰山西部，其显明特色是全国唯一能够植根于日军卧榻省城之侧的抗日根据地，北面和西面是黄河，东面是津浦铁路，南面与肥城、平阴、泰安三县毗邻；自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往东直接制约济南和津浦铁路线之敌人，往北往西连接鲁西和豫东抗日根据地，往南与鲁南、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相呼应；大峰山抗日根据地不仅是东西交通的枢纽，亦是冀鲁豫军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山东军区和中共山东分局联系的重要枢纽和纽带。山东军区并中共山东分局，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到延安或者从延安和太行山往来的学习或者开会的中共党政军领导干部或者工作人员，大峰山抗日根据地是必经的通过之路。后来护送往来于大峰山抗日根据地中共党政军重要领导干部或者重要工作人员，已成为中共峰山县委非常关注的特殊任务。一九四二年冬，是由侯筱章政委带着一个连护送江华（湖南江华人，瑶族。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由鲁中去鲁西；并护送八路军四百余名营职以上干部由鲁中经过峰山县境到延安学习；一九四四年下旬，舒同（江西东乡人，解放后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等职）在葛家河大桥下由峰山县大队两个连护送并有马匹浩浩荡荡通过的。因此，大峰山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位置十分显赫。

据有关资料记载：大峰山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泰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长清的延安”。解放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大军区中有四位司令员出自大峰山抗日根据地，有七位中共省委书记在大峰山抗日根据地战斗过。侯筱章就是在泰西并大峰山抗日根据地与万里（山东东平人，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结下了非常深厚的革命友情。  

侯筱章在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工作战斗时期，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寇疯狂地推行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泰肥、平阿两块根据地相继失守，到一九四一年底，泰西地区只剩下“一枪就可以打透”的大峰山根据地。日寇更猖狂地向大峰山抗日根据地扫荡、进攻，采取“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铁壁合围”战术，对于大峰山区人民群众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大峰山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这期间，在中共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下，侯筱章带领峰山县军民，为坚持抗日斗争，保卫大峰山抗日根据地，贡献了他的全部智慧和力量。血与火的战斗历程，记下了侯筱章大智大勇、坚定顽强和奋斗不息的光辉业绩。侯筱章的一生恰如张澄秋（山东长清人，时任峰山县县长，解放后曾任浙江省人委副秘书长等职）对他的评价：“对敌狠，对己和，沉着冷静，足智多谋，指挥有方，英勇善战。”

事实求是的说，不是抬高自己贬低他人，自一九四0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峰山县的武装部队在泰西地区七个县（峰山、长清、平阴、肥城、泰安、宁阳、东平）中，无论其战斗力还是武装力量都是最强和最多的一个县（四个基干连、八个区中队、一个青年抗日游击队、一个武装工作队，一千二百多人），是泰西地区有名的抗日武装部队。

中共峰山县委县政府及其区委区政府领导成员（初步查知）：县委书记侯筱章，县长张澄秋，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立信，宣传部部长孟庆华（后董文江接任），民运部部长宋鲁峰，公安局局长石蛎山，武委会主任田维，妇救会主任孟叶鸣。敌工部辖八个敌工分站：敌工部部长范辉。敌工一分站站长王级三（后张令田接任）；二分站站长李振清（后任四分站站长）；三分站站长王晋生（后高国璋接任）；五分站站长张骥；六分站站长李洛夫；七分站站长高国璋；八分站站长张子元。一区区委书记吕子洲，区长张振华；二区区委书记田子全、杜志浩；副书记唐俊亭、房玉，区长李文东、刘瑞芝；三区区委书记董文江、副书记樊浩然，区长李盘石、刘强、裴茂臣；四区区委书记董鲁展（曾任四区区委书记），区长陈捷生、蔡伯衡；五区区委书记高逢五（曾任一区区委书记）、赵俊卿，区长王云阶、王化民；六区区委书记杨志、副书记李洛夫，区长明朋；七区区委书记董炳宇（李广），区长李振清、吴佑亭、孙清萍；八区区委书记张志健、肖安农，区长张元昌、董强；九区区委书记高国璋；十区区委书记张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