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公安工作的片段回忆

我叫颜振山，1928年生于岱岳区东良庄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徂徕山起义爆发，我们庄离起义部队很近，群众基础很好，起义部队多次到俺庄里休整。腊月二十七（1938年1月28日）那天，正值东良庄年集，日本鬼子突然从西边杀过来，庄上的人闻讯赶紧关上寨门防止鬼子进庄。我们庄外围建有很厚的寨墙，有西南、东南、小东门、东北门、北门、西门六个寨门，很高很结实。鬼子一开始通过威胁哄骗的办法没能进村，就用机枪射击，用迫击炮炸，村民在寨墙上用土枪和石头还击。我当时只有十来岁，紧急关头父亲拽我起来跑到村东头，拉着我的手把我顺在墙外，我跳下墙头往东使劲跑逃命。后来听说，从上午八九点守到下午三点来钟，西寨门才被敌人攻破。鬼子进了庄子疯狂报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打死打伤庄上百十个人，房子基本上都烧干净了，我家屋顶就被炮弹炸了一个大口子。这段历史应该有资料记载。打那以后，东良庄的年轻人都纷纷参加八路军，为的就是给乡亲们报仇。

1944年冬天，在山阳村的王老师（名字记不住了）和县里的财粮助理员李平都介绍下，我找汶口独立营一个不出五服的哥哥去参军，他告诉我，部队刚已经离开泰安了。我也不想回家，就在汶口东边有个杨庄等八路军。杨庄有个村公所，政权形式表面上是日伪控制，实际上为我们秘密工作。1945年7月，村公所的人介绍我到县（泰南）公安局武工队当队员。当时队长是杨志民，副队长蔡林松，当时武工队和侦查股经常一起工作，侦查股长王洪超。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以后，到了10月泰历县、泰（安）南县并入泰安县。记得是木子玉带领我们到了泰安县公安局报到，当时县下面是区，区里有公安特派员，县公安局长是尹子明，秘书室阎庆三，侦察股长是黎明，也叫克丁，原名刘汉卿，省庄十里河人，武工队的指导员时东升，家是省庄前指挥庄的，队长蔡林松，后来调走，听说1947年打羊流时牺牲。1945年冬天，我跟着黎明在武工队当内勤，抄文件写东西、送信，经常在东关贴标语，那段时间我跟着武工队和侦察股，搞情报侦察，参加“破袭”，在北集坡北、泮河桥南的云亭那边扒了两次铁路，我跟着黎明到洪沟一个伪乡长温继轩家里（地下关系）搞过情报，还在泰城东关门外放枪搞过“打扰乱”。

抗战末期，泰安各县的伪军伪政人员和反动党团没了地盘，都集中到泰安城内，有七八千人，成立七县联合剿匪司令部，特务头子是朱茂轩，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收编，摇身一变成了“国军”。1945年10月份国民党占领泰安，调来一个宁春霖任泰兖警备司令，大兴工事，抓丁抢粮，民不聊生。那个时候，敌人被围城里没吃的，也经常出城抢粮，采购给养。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资敌、反抢粮”运动，县公安局黎明带领戴广运、我和刘汉三等人参与过一次行动，在訾家灌庄附近，遭遇城里的伪军骑兵，突围时我的帽子被子弹打掉了也顾不得拾，非常危险。还有一次是在南门外的南市锄奸，武工队化妆出动，在菜市上寻找特务目标，我们有个叫韩春亭（原名韩维新）的队员不慎跌倒，枪响了，身份暴露，混乱中武工队击毙一名嫌疑人。后经查实，打死的是特务的一个司务长。

1945年9月八路军第一次打泰城没打开，敌人退入城内，泰安外围被我们占领，和敌人形成对峙。重庆谈判以后，国内停止一切摩擦和战争，国、共、美三方执行小组从济南来泰安清算敌人罪行，我们公安局负责维护秩序。我记得1946年大年初五，执行小组住在老火车站北的铁路宾馆，铁路桥洞子墙上挂着“欢迎雷克上校”的标语，当时在火车站聚集了很多群众，还有踩高跷、玩故事的很热闹。当发现火车上代表国民党一方的是伪县长明光普，大家意见很大，对这个大汉奸深恶痛绝，不光不承认他，都要打他，有群众扔了一块大石头（据说是羊楼的地下党员），把火车窗户砸了一个大窟窿，局面失控，执行小组随车带来两车厢粮食，名义上是救济粮，实际上准备运进城里让汉奸吃的，也让群众抢了一部分。

1946年6月7日，新四军一纵从四个城门打泰城，我们公安局组织一部分人和武工队配合部队攻城，城内是国民党收编的伪军特务，当时县公安局在城东羊楼，我们武工队在城西车站街，有孙兆法、张兴禹、王国栋、戴广运、史正训、赵强、刘汉三等人，当时和新四军住在一起。当时我就住在城外一家个人开的旅馆，叫兴国客栈。战斗双方对峙三天，10日下午我们发起总攻。西门先打开的，当天我就是爬梯子上城楼进到城里。进城以后我们利用城里的关系了解情况，搜捕汉奸，收缴武器，打扫战场，各县的敌伪汉奸特务全部被肃清，新四军也牺牲了很多人，泰山万仙楼北边的纪念碑就是纪念这次战斗，上头刻着烈士的名字。

攻下泰城那天晚上，我跟着黎明来到城内东边的广场上，那里蹲满了俘虏。黎明喊了一个姓刘的人名，俘虏里还真有个人站起来，据说是我们的关系。后来这个人南下到了南京下关，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他还专门来泰安找我作证明，虽然知道他可能是地下人员，但我对他的情况不了解，就建议他去北京找黎明，因为黎明最清楚情况，后来再也没见过这个人。我们公安局在城里负责打扫战场，登记人口，认俘、锄奸，抓了不少以前投敌的叛徒汉奸，原泰北公安局叛变的局长李金吾，就是在这次打开泰城以后被我们抓获的，后来在岱庙公判以后枪决了。当时公安局负责打扫战场，要求很严格，和部队一样，战场上一切缴获归公，不准私藏，我记得缴获了40箱子皮大衣，都交到了部队，收缴的枪支弹药也很多，除了上缴部队以外，领导也给公安局留下了一些充实装备力量，以后又在城内搜查时缴获了不少武器。记得公安局还有一挺马克沁重型机关枪，机枪手是张延吉，以前也是武工队的。我们先在岱庙西南角住了几天，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轰炸，不久，县里各个机关进驻城里，我们县公安局机关搬进了县府，另外还成立了泰城公安分局，在大关街，胥效周是局长。在泰城东南角有个德国教会楼，是个内部装着旋转楼梯的钟楼，当时公安局安排人在上面放哨，遇到敌情就敲钟，我也上去站过几次岗。1947年4月华野和鲁中军区第二次打泰城，城里守军是国民党72师，打了四天打下来了，主力部队刚走不久，5月初，国民党73师一部反扑回来占领泰城，7月初被华野再次击溃。1948年6月至7月，鲁中军区和解放军第四次打泰安，泰安全境正式解放。历次解放泰安城我们公安局都参与、配合部队的战斗。

1946年夏天，黎明、时东升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武工队工作一年多，1946年下半年，尹子明局长调我当文书，黎明不同意，为此还跟尹局长争吵过。我就这样离开了武工队，跟着秘书阎庆三工作，文书还有张雷震和张仲明。1946年冬天，我们工作很艰苦，生活条件不好，大家身上都长虱子长疥，我也长了很多，一开始没在意，就是痒痒，后来忽然不痒了，隔了两天胳膊肿的老大，疼的不行我昏迷了。后来他们把我绑在门板上，卫生员高青用剃头的刀子把疥挖出来，上了红汞药水，才把我救过来，躲过一劫。

1946年到1947年国民党大举进攻山东，还乡团猖獗，敌强我弱，对敌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有些人意志不坚定叛变投敌，比如旧县区的区长刘耀柏，他投敌不久，旧县区代理区长、公安员侯英就被还乡团逮捕，面对敌人拷打坚贞不屈，最后在旧县桥被敌人杀害。我见过侯英，个子不高黑黝黝的挺精干。其实当时县公安局去渤海整训有他，不知什么原因，他留下来了没去。1947年底，按照华东局指示，泰安县公安局留下15个人，其余全部跟专署公安局到渤海建大学习。本来应该走青州过去，专署公安局长张洪林说，咱们解放区的地方，绕远路干什么，走博山。谁知道这一趟却遇到了困难。专署各县公安局干部、战士和犯人大约一两千人集合起来，大年初一在博山下庄吃了饺子开始行军，正月初五到达张店，夜间行军，赶上那天阴天化冻，一路泥泞不好走，在湖田车站附近，大部队对地形不熟迷路了。有人带了指南针，两个指南针不一致，还是不能确定方向，有经验的人看了沿途坟头和树皮阴阳面，但谁也不敢打包票，摸索过了铁路，走了一阵子又绕回来再过铁路，我们直觉是开始绕圈子了，就这么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一宿。看见一个小村庄，找了一户人家问路，不料碰上敌人的一个机枪班住在北屋里，出门又碰上流动岗，就开始交火了。我们且战且退，队伍也打散了，这时太阳快出来了，大家才明确了方向，朝着发亮的方向（渤海在东北方向）跑，跑到张赵北边的王家庄，又遇上敌人一个营，幸亏我们人多枪多，他们没敢动。这一趟基本没有什么损失，到了地方清点人数，跑了一个犯人，一个伪区长，不过后来他们又到莱芜县公安局去报到了，表现很好。

到了渤海我们就参加学习，搞“三查三整”。1948年上半年我们还被安排到潍坊（军管特别市）建大二校所在地胡祝村编班学习，由阎庆三带队负责，学习华东局指示。1948年8月学完我们回到泰安山口（县公安局驻地）见到了留守的同志，看到戴广运参加羊楼战斗，脸部中枪受伤，都快认不出来了。同月，局长胥效周调走，康静笃调任局长。一股是干教股，干事是戴广运，二股侦察股亓章森，副股长阎庆三，三股审讯股长赵强，秘书时宝珞（康静笃妻子），我干文书。加上政卫队和便衣侦查组全局50来人，泰安城里成立分局，局长是胥效周，还有个汶口派出所。1948年夏天泰安解放，泰山专署公安局划归鲁中南，泰西调来一个马东，干审讯股长。

济南战役打完后一部分人留在济南，一部分人南下。1949年初康静笃调到专署公安局，刘志刚接任局长，时间不长就南下了，由亓章森主持工作，当时我还分管过一段时间预审工作。专署公安局从莱芜搬回来以后在大关街，县公安局在西门里。1949年12月，新海连特区的工作有了基础。部分干部北上，李传伦从江苏调回山东来，任泰安县公安局局长，我是他的秘书，当时主要工作是党团登记反特。

1950年5月，泰山专署泰西专署合并为泰安专署公安处。当时讲“三面锣鼓一起敲”，指的是土改，抗美援朝，镇反运动。1950年底开始镇压反革命活动，泰安的暗侦团、反共救国军、中华联友同盟自治会秘密搞颠覆活动，案子由公安处长姜铭安和侦审科长齐林山指挥，县公安局具体办的，李传伦总负责。克丁（黎明）是侦察股长，他抓的案子。记得一次一宿就集中抓捕反共救国军成员10多个。我也跟着参与搜查，在洼子街西段金桥头的一所房子里，我们发现一个所谓的电台，就是一个木盒子，里头有电线，一摁开关小灯泡就亮。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电台，是他们蛊惑人心，欺骗会员群众的把戏。搜查时还发现一些麻股头香荷包（谎称抵御原子弹辐射和细菌战），我还找到了“暗侦团”的印章，木头的，圆的，中间是活动的，能转动，搜集这些东西，为审讯提供了实物证据。当时公安处刘鑑堂、肥城公安局有个小杨同志也参与破案，案子破了成绩很大，后来县公安局还在岱庙举办了主题展览。按照上级定的镇反方针，1951年4月1日集中大捕，5月1日集中判决大杀，那天泰城召开公判大会，有32个人判了死刑，五花大绑游街，在十二连桥南边的河滩地集中处决。后来毛主席决定6月1日以后收缩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杀。”对主动投案的敌对分子一律不杀。 

1951年10月，肥城县公安局秘书股长肖汉杰调平阴县局，我调到肥城县公安局任秘书股长。1954年4月，又调回专署公安处先干了一段时间机要秘书，一开始跟着李汉发工作，很短时间他调走了。我跟着副处长胥效周，收发电报，都是秘密文件，文件箱的钥匙在领导手里，我只管往返地委送达。到了10月我又调到治安科任副科长，当时科长韩柱祥，内勤是司文。年底我又调到秘书科，任科长。

1958年秋天泰安划归济南，那一年搞“大跃进”，我正在劳改队炼钢铁时接到通知，泰安专署公安处并到济南市公安局。我就到了济南，任治安处秘书科长，处长是李虎。1961年本来准备提拔我任济南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这时候泰安又划出济南，恢复泰安专署公安处，我又回到泰安，继续任秘书科长。直到1966年1月干部调整，我提拔为公安处副处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砸烂公检法，记得当时在公安处后面的梭皮屋会议室，副处长吴振明代表公安机关交权给红卫兵。地委的高风梧、曹礼琴一开始躲在军分区，不久又到公安处，藏是藏不住的，后来遭到迫害。文革搞运动的当时有两伙人，一伙是造反大队苏本正、郭树莲领导，一伙是政治处、秘书科“红尖兵”明迪（录音）、宋其祥，军分区是于学孟。由于我参加工作不长，让我“靠边站”，到革命委员会保卫部整理文件。1973年撤销军管会以后，公安恢复工作，当时公安处成立了个临时班子，王善堂是地区公安处处长。

文革结束以后，1978年初党中央决定恢复重建检察机关。泰安需要抽调部分干部充实到检察院，当时组织部长陈涛（原泰西县公安局局长）提名我和阎庆三、褚盛斋同志过去。我不想离开公安，因为从抗日战争时期我就一直从事公安工作，对公安很有感情。局长王善堂给我做工作，推辞不过，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依依不舍离开了从事了33年的公安工作。

 

        （根据颜振山同志口述整理，有待完善。） 2021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