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不止的父亲（四）

4、父亲巧抓日本特务“小四”，获取敌人情报。

武工队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深入日军占领区，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武装分队。简称武工队，又称“敌后武工队”。

1942年春季，鲁中抗日根据地逐步转变对敌斗争方针，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加强小部队、武工队建设，发展民兵和自卫团，逐步扭转了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1942年8月，鲁中军区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从各个部队抽调一部分军事政治过硬的干部战士，组建武工队。同年，父亲从八路军正规部队，调到临费边区武工队任副班长，不久又在费东县汪沟区中队任班长，1944年6月任文化教员、副指导员。父亲和武工队完成了发动群众，收集情报，打击汉奸和坏人，扩大抗日武装等任务。

巧抓日本特务，这是发生在父亲在武工队打游击的故事。

据父亲记载：  “小四”是一位特务头目的外号。他身为中国人，却为日本侵略军卖命，日本侵略军很信任他，很听他的话，他掌握着这一带敌人的情报人员和情报系统。他说抓谁，日本带上伪军就抓谁，他说向哪里打炮，日本人就向哪里打炮，他说到哪里去抓人，到哪里去袭击八路军，日本人都听他的。

 当时，我们费东县公安局、鲁中军区便衣队一直想抓他，但多次抓捕没有捉到。他做了许多坏事，害怕我们惩罚他，所以，他的警惕性很高，一般都是在敌人据点附近活动，白天不行动，一般是晚出早归。

为捉住“小四”这个日本特务，我们武工队费了一些功夫。平时，我们把一眼认识“小四”作为训练课目，把回答“小四”的身材、貌相特征列为输赢的项目，答对了即为赢，答不完全即为输。这样训练，是让每个战士熟知“小四”的特征。后来，“小四”被我们捉到，就是平时练就的功夫起到作用。

 1943年2月，我们武工队要进行一次夜间破袭活动。这次行动，既要事先保密好，进行突然破袭，又不让敌人事先侦察到，还要动员尽可能多的民工参加破袭活动。

我们的任务是，在指定的几个村庄，天黑时动员五百个民工去破坏公路。要完成这个任务，在敌占区是很艰难的。动员安排五百个民工干活，只能迅速集结完成。一旦行动迟缓，就难以完成任务。为此，我们班一分为二，各负责三个村庄。我带上半个班八个战士到离公路比较远，但距离敌据点比较近的三个村庄去。 我们首先来到敌据点胡子山以南约有一公里的杨家庄。我们进村时，遇到本村的两个人迎上来，一个领我们进村里，一个去找村长，带我们进村的人把我们带到了无人住的院子里，待了一会村长才来，见了我们神色有些慌张不定。“村里有外来人吗？”我带着几分怀疑的口气问村长，村长没有回答我，我把任务说明后，他痛快地说，马上就集合民工。此时，我不太放心，带一个战士到村北哨位上去看看。这时，我们几个战士押了一个俘虏过来，对我说：“班长，这个人，他说是山上敌人的伙夫，你看怎么办？”通常是捉到敌人伙夫，教育一下，当场就释放了。我一看这个所谓的伙夫，穿戴像个伙夫，但面容又白又胖，手软软的，不像出力的人，年龄不算大，直觉告诉我，他是日本特务“小四”，我立刻认出他就是“小四”，他吓得瘫痪在地上。他是因为强奸了该村一位十八岁的姑娘，没有回敌据点。我让战士们赶快把他捆起来，让另一个战士到村里去叫人来站岗。为了安全，我命令两个战士赶快将“小四”押走，并规定他们只准走小路，在一个地点和我们集合，再一起返回山里部队。为了防止敌人报复，我们又回到村里，组织群众向外村转移。同时，我们赶到另外两个村，动员召集民工，完成破袭任务。然后，再赶到规定的集合地点，一起押着特务“小四”回到驻地。武工队队长牟修玉命令立刻将日本特务押送到鲁中军区敌工部，鲁中军区从他嘴里获取了不少情报。

5、父亲秘密抓捕日军翻译，让其充当“两面人”为我所用。

 父亲这样记载：1944年秋天，我在费东县（现费县）汪沟区武工队任副指导员。一天，接到鲁中军区命令，让我们活捉一名日军翻译官，让他充当“两面人”为我军所用。

当我听说半城（现临沂兰山半城镇）敌据点的一个日军翻译，在据点外边有一个姘头，有时候夜晚住在姘头那里，我马上派人详细调查此事。半城，在临沂城东北角，距临城约30多里地，是临蒙公路上的一个镇子。日军在那里建有据点，驻扎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日军为保自身安全，是不允许翻译居住在据点里边的，姘头就更不能进据点了。所以，日军翻译，没有把家安在据点里的，就在据点附近找女人玩。 半城据点，距我们根据地比较远，是敌占区腹地，我们到那里活动十分危险，所以日军翻译才敢在据点外边住宿，但只要摸清情况，摸准敌人活动的规律，是可以到那里去活捉日军翻译的。

不久，我得到情报，日军翻译经常在据点外的一个地方住宿。

1944年11月初，为了抓捕日军翻译，我带领三个班在距离半城不远的桃花店秘密隐蔽。天黑下来不久，我在隐蔽地接到情报，说日军翻译今天黄昏到常住宿的赵家村去了。我命令部队迅速出发，很快就赶到赵家村。带路的老百姓指给我们一个院落，说日军翻译就在这里，便离开了，他怕暴露身份，我们也怕泄密。

这个院子比较大，院墙很高，大门是关闭的。

我看了一下地形，马上作出部署，先安排一个班担任警戒，然后带两个班将院子包围起来。为防止被日军翻译发现，我们决定不叫门，搭起人梯爬上院墙。我踩着大个子战士孟庆玉肩膀登上围墙，不料被里面放哨的敌人发现。我佯装回答是王洪九司令的人，来这里找人的。因为王洪九和日伪军是同伙，这个回答非常合适。院墙里边有个梯子，这是他们准备逃跑用的，我们迅速登墙，顺梯子下去。到了院子里，我将十几个战士作了分工，把屋门叫开，然后我们进屋，按照事先掌握的这位翻译的模样去找，屋内一伙人正在喝酒，人不少，我扫了一眼，在六七个人中，立即就把日军翻译认出来。我叫了声某某翻译官，他抬头答应了，因为我说我是王司令的人，他并没有紧张。但我要他把枪交出来时，他立刻紧张起来，他好像发现了我们是八路军。到了这个份上，我也不隐瞒什么了，直言相告：我们是八路军，就是来找某某翻译的，其他人不要害怕，因为日军翻译做的坏事太多，我们只抓他一个人。待其他人安静下来，我们立即行动把日军翻译带走。日军翻译说他没有带枪，我不相信，命令几位战士进里屋搜查，结果从他里屋卧室枕头下边搜出一支法国制造的手枪，有七发子弹。

乘之机会，我向其他人员宣传了我们的抗战政策，告诉大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不会太久了，你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接着，我觉着此地不便久留，命令战士们押着日军翻译迅速离开。我们离开赵家庄，行军速度很快，天亮以前我们就赶到了竹园。接着，对日军翻译秘密进行了审讯。就我们掌握的情况看，他交代的事情，有真的也有假的。第二天我们带着俘虏回到了驻地。

边联县（现沂南县）敌工部部长刘丁浦得知我抓到日军翻译，派人找我，要求把日军翻译交给他们，以便敌工部开展情报、策反等工作。我想，半城属于边联县，应当交给他们，这有利于开展敌伪军工作，但枪是要留下来的。

后来听说这个日军翻译，被敌工部教育培训后，充当了“两面人”，在我们开展对敌斗争中，起到了一些为我所用的作用。

6、父亲经常在敌占区依靠群众，清除隐患，收集敌人情报。

父亲在武工队期间，面对强大的日伪军，小心谨慎，秘密活动，避实击虚，以保存有生力量。

父亲在手稿里记载：在敌占区的腹地，白天，我们尽量避免同敌人接触、交火。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敌人的据点，枪一响，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我们武工队都是分散活动，每次活动只有三五个人，力量悬殊太大，不能蛮打硬拼。

我们多次遭遇敌人脱险后，我一直在思考，敌人是怎么发现我们的？抗战时期，在诸多村长中，我方村长有一部份，敌方村长为少数，“双重性”村长有一部份。假如我觉着有些村长可疑，但我不轻易下结论，要通过多方调查了解分析研究，有了证据再下结论。

我们武工队测试这些村干部可靠度的办法之一是：假如我们怀疑甲村村长，要对他进行测试，我们先到甲村，和甲村村长接触一下，并告知他到我们今晚到乙村住宿。其实并不在乙村住下，而是到丙村住下。整个行动秘密行动，无人知晓。第二天，敌人若以乙村为界，包括甲村也进行搜查，即证明了甲村村长可疑。我们经过多次测试，断定哪些村长可靠，哪些村长不可靠。

 敌人为了不让武工队在其统治的腹地开展工作，从多个方面搜集武工队情报。一是收买利用当地坏人提供情报；二是派密探住在村里，侦查监视我们的活动。一旦发现我们，特别是在哪个村里住宿，就去敌据点送情报，敌人马上派兵对我们进行围剿。

我们针锋相对，加强反情报斗争。对付敌人的办法就是：除了广泛发动群众给我们报信外，也在许多村里建立情报点。一旦发现敌人在哪个村子里有密探，我们马上把他清除掉。汪沟南边的一个村子，我推荐了一位共产党员当村长，不久敌人把村长抓去活埋了。经过调查，我发现敌人在这个村子里暗藏了一名密探，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将敌人的坐探逮捕秘密处置，从此，这个村比较平安了。

   敌人为了对付我们，不断加强对村干部和群众的威胁，让他们发现八路军立即报告，否则就抓人拷打等。其实大多数群众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只要不被坏人发现，我们即使住在敌人眼皮底下，敌人也发现不了我们。而谁是坏人，是瞒不过群众的，只要群众知道了，就等于是我们知道了，我们很快采取措施清除隐患。所以，敌人的法子再多也是无用的。因为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为我们当“耳目”，当“眼晴”，群众处处为我们的行动保密，不向敌人透露任何消息。敌人为了封锁我们接触群众，强迫群众挖“治安壕”，我们就发动群众填壕。挖不了几天，我们就给他填平。我们和群众联系的渠道始终不断开，我们从群众中获取情报的来源始终不断开。

7、王队长失踪后，父亲采取了防范措施确保安全。

父亲说：在敌占区开展敌后斗争，危险无处不在。鲁中军区经常通报情况给我们，并不断强调，要求我们提高警惕，做好保密工作，保持高度戒备，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保存有生力量，有力打击敌人。

在这些方面，父亲体会颇多，他在手稿里这样写道：我觉着敌后斗争，既要大胆，积极活动，又要警惕谨慎。这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只有积极活动才能打开局面，争取主动。而提高警惕，保持戒备，是保证积极活动打开局面不可缺少的措施。

 几年来，凡是到有危险性的村庄、路口，我都必须经过侦查，查明情况后方可行动。我就是通过侦查，及时采取措施，才避免了不应有的损失和牺牲。

我们武工队，到一个村子去，对于村长可靠性没有把握的情况下，绝不敢掉以轻心。对于这样的村子，我们一旦要去住宿，一般是不经过村长，不让其他人知道，而是直接插到可靠住户去，秘密进去，秘密出来。 我带队在敌占区活动，面对凶险的环境，必经采取安全保密措施，到了可靠住户住下后，让大家抓紧睡觉休息，保持体力，一个人放哨警戒，安顿好了，没危险了，我来做饭，饭好了，让大家先吃饭，天亮前必须吃完饭。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情况，我让其他人轮流警戒，我再休息。休息好了再去工作。

我们除了防范外部敌人，还要防范内部出现问题，保证部队安全。

抗战时期，父亲遇到过不少来自内部的危险情况，他告诉我：那是1943年2月某日，我们按照预先的规定去竹园村开会，会后武工队王队长约我和他一起行动。当夜，我们住进了桃花店。第二天，天刚刚黑，王队长单独把我叫出去，在村外一个地方，他把手枪、私章交给我，并说：“我要去执行上级交给的接头任务（去对敌军人员做工作），回来的时间难说，你们在这里等我。”这样的事情，按照常规，我是不便多问的。况且和敌伪军中的关系接头，是我们敌后工作常有的事，所以他走了以后，我们就在此地等着他。到了半夜时分，我觉得总在这地等他心里不踏实。自从王队长走后，我心里一直不安，总觉得他这次行动与往常不同，为防万一有事，我决定不在这里等王队长，带其他人转移到村里去住，换个地方等王队长，同时做好不测的准备。

来到村里，我告诉村长：“如果王队长一人来找我，就告诉他我去李家岩了，如果很多人和他一起来找我，就告诉他我回山里根据地了，千万别说错。”

我带着跟王队长一起来的蒙山独立营的两名战士，和我们班的四个战士，在去往李家岩的路上，我反复地思索着，王队长如果来不了怎么办？王队长的举动，让我迷惑不解，他去接头为什么把枪和私章交给我？往日可没有这样做啊，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不踏实。我们一行人到了李家岩，我们没有住通常住过的地方，因为王队长知道。我告诉李家岩的村长：“如果王队长带很多人来找我，你就说我回山里根据地了，如果是他一个人来，你带他到这里来找我”。

在李家岩，我忐忑不安地等着王队长，一宿没敢合眼，听着战友们的鼾声，我不敢睡觉，一直在思索着。

我们等了整整一夜，王队长还是没有回来。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村长慌张地告诉我们，国民党梁团长带来了七八百人，大街小巷都放了岗，挨家挨户地翻粮食，围墙上架着机关枪。我们这才知道，敌人把我们包围了，已经无法出去了。  

这支部队穿着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打着抗日的旗号，但却不打日军和伪军，日伪军也不打他们。他们专门和共产党八路军作对，八路军的人到了他们的手里，只有活埋一条路。

我们住在西门里路南一家，家里只有一个老太太，一个不大的院子里，只有一间破烂的房子，我们六个人住在她用高粱秆作墙的屋内，屋子没有门，用两根木棍和谷草扎起的大半人高的笆门子当门，挡着屋子和灶房。

面对这个突发情况， 我分析了情况，下了决心，告诉其他战友，一旦我们被敌人发觉，就血拼到底，绝不当俘虏。

中午的时候，村长带着十几个国民党军队人员进了这个院子，多数人带着长枪，两三个人拿着短枪。一个拿短枪的国民党军官问村长：“这家的人呢”？村长哀求地说：“老总，这家只有一个孤老婆子，她自己都没有东西吃。你看这个破烂样，哪有粮食？咱们到别家去找吧，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不信你进屋看看”。我们从笆门缝里往外看，看得很清楚。我们子弹上了膛，手榴弹拉出了弦。一旦他们发现我们，我们就和他们拼了。那个拿着短枪的人在屋外向屋里看了一眼，可能觉着房屋太破烂了，挥了一下手，说：“走”，敌人走了，我们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

等到太阳西下时，村长来了，交代我们一定要藏好，外边有他来应付。我要他给我准备一个称，一个笓子，里边装上地瓜干，准备突围时用。

我们商量，夜间如果敌人不走，在近半夜时，我们强行突围。具体办法是：我拿笓子和称，装作凑粮食的，摸到西门。因为我有手枪，先给敌人一枪，你们随后冲出去。决心定下了，我们只好等天黑了。一声哨子响，敌人集合走了。这时候太阳将要落山，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敌人走了，村长给我们送饭来了，我们吃过饭后，我决定转移到桃花店。我们一路走得很快，心情也很紧张。进入桃花店时，我很谨慎，先在村边等了一会，侦查了一下情况，没有发现异常，我们选择了一条从未走过的路进了村。找到村长，才知道昨晚是他送走的王队长，王队长向临沂庄敌据点方向去了，村长送他到临沂店村边就回来了。

于是，我们连紧离开桃花店，回到李家岩。路上我在想，一定是出了什么情况？王队长或是被敌人捉去，或是被敌人扣留，还有一个可能是逃跑回家，但投敌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把枪和私章交给了我。

按预定时间没有见到王队长，为了预防万一，我写了个条子叠成三角形，交给村长并告诉他：“如果是王队长一个人来，你就把信交给他，信上有我等他的村庄，如果王队长和很多人来找我，你就说我回山里根据地了，这封信就不要交给王队长，以后我来取。”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安全和保密。告辞了村长，我们向东红峪子村去了。这个村靠山，便于观察，便于行动。 到了东红峪子村，我告诉村长，让他在村西北角找一户可靠人家我们去住。对于我的这些措施，独立营的一个战士说：“班长真小心谨慎。”我班战士李启常对这名战士说：“防备万一是必要的。”

这个村，北高南低，便于观察，我告诉村长：“任何人来找我，得先告诉我，我同意后再告诉他过来。王队长一个人来，你带他到这里来，若和很多人一起来，你就告诉我进山里了。”

天刚刚亮，我就起来了，在户外看了一阵子，现在不像过去了，不用躲躲藏藏的，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村长来送饭，我问他，也没发现什么情况。

 “班长，你认为王队长会出什么事？”李启常问我。我把我的想法和他们交流以后，他们的分析和我的想法差不多。我们商量今晚再去桃花庄、李家岩找找，如果找不到王队长，就不等了，我们就回山里去。

太阳刚落下，我们出发了。先去李家岩，后去桃花庄，依然未得到王队长任何信息。我们不能再等了，于是，我决定不能再等王队长，因为情况有变，再等下去凶多吉少，我带战士们迅速返回山里根据地了。

以后，再也没有王队长任何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