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妈妈

今天是2022年第二天，前天夜里做梦，梦见妈妈了。昨天晚上反来覆去没睡沉，总是有妈妈的画面浮现出来。

一月份，是一个让我心痛难忘的日子。

2021年1月2日，那一天特别的冷，北风中夹杂着雪花，我和弟弟还有家人，在医院里守候着妈妈。

妈妈病危住院有一阵了，我们一直期待着妈妈能醒过来，看上我们一眼。可惜，妈妈赵秀珍，她永远睡着了。望着安详的妈妈，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的呼喚，妈妈您不能走，我一直期望我们再陪伴您几年，听您再给我们说几句上海话，唱几段越剧，妈妈最喜欢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月2日这一天，妈妈没有醒过来，此时我心中希望彻底破灭，从今以后，这个世界再也没有让你叫“妈妈”的人了，每每想起，让我十分地伤心。

妈妈离开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一个至亲的人、给予你生命的人，她不在这个世界上陪伴你了，这才是人生的一大悲伤。

今天，妈妈离开我们一年了。

妈妈走了以后，在我心里，多少留下些心结，经常在想这些事情。比如，我总在想，假如我医生，是不是可以让妈妈多活上几年。假如我是沪菜大厨，是不是可以让妈妈多吃些上海饭菜。假如，有多太个假如了。

我从小跟着妈妈在山东这地方生活成长，打小就知道妈妈是上海人，但妈妈怎么从上海来到山东的，我并不知道。只是知道妈妈说话不是山东口音，带有上海口音，妈妈特别讲究卫生，喜欢吃大米饭，爱吃清淡的饭菜，和山东人生活习惯不一样。

在众多的山东人中，我所认识的人，妈妈大都是山东人，我是上海妈妈，总觉着和别人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我也说不清楚。

后来，我长大了，想知道妈妈的过去，慢慢地知道了，妈妈1934年12月在上海出生，新中国建立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抗美援朝，五十年代从部队转业地方工作直至离休。妈妈平时话不多，她很少谈及自己。所以，对妈妈的经历了解的并不多。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别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山东和上海没法比，即便在富裕起来的今天，人们还是向往“北上广”。我老是觉着，妈妈不该离开生她养她的上海，上海多么好呀。

妈妈1950年离开上海，以后再也没有回上海定居。但她经常向我说起上海，说上海的风土人情，说上海的美食小吃，说我姥姥经常带她去看袁雪芬的越剧，袁雪芬祖籍浙江绍兴，和我姥姥同乡，每次开演前，姥姥带我妈妈到后台，会会袁雪芬。

为此，我问过妈妈好多次，为什么回不了上海？妈妈每次给我的回答，就那么几个字，听组织上的。

妈妈那一代革命人，单纯无比，听话无比，他们一颗红心，听党安排，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上哪就去哪。

2015年以后，妈妈身边需要有人陪伴照料了，我和家人轮流到妈妈家里陪伴她。我16岁那年离开妈妈去当兵，从那以后再没有和妈妈在一起生活。几十年以后，我才回到妈妈身边，陪伴年迈体弱的妈妈。

和妈妈相处久了，我们之间交流的多了，自然就知道了妈妈的过去。

我的妈妈，1949年8月，刚满15岁从上海参军，来到26军77师。不到一年，随部队赴朝鲜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她小小的年纪就参军了，是生活所迫，还是为其他？其实不然，我妈妈1934年12月23日出生在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我姥爷经营煤炭生意，在闸北有好大的一个煤场，可惜日军侵略上海时，把煤场给烧掉了。即便生意破落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底还是有些。妈妈从小衣食无忧，吃大米饭，吃粽子，吃毛豆炒肉，吃炒丝瓜，等等。妈妈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上完小学上中学直至初中毕业。那个年代知识女性廖廖无己，女性初中毕业生更是凤毛麟角，如果妈妈想在上海找份工作着实容易，她完全可以享受大上海的安逸生活。

但妈妈没有留恋舒适安逸，而是于1949年8月光荣参军。

妈妈为什么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要去参军呢？我对妈妈的举动一直不解，我也一直没有问她。有一次，我问妈妈这个问题，妈妈告诉我：那是上海解放后不久，有一天，她在校园里和同学在玩耍，一位解放军军代表走过来，告诉妈妈和她的同学，说军队需要招收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当时妈妈对解放军并没有多少了解，只是亲眼见证了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场景。妈妈告诉我：有一天她早晨起来，推开门一看，满大街全是睡在地上的解放军战士，当时我姥爷招呼他们进屋，他们不进，给他们送开水，他们不喝。妈妈说：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他们纪律严明，不侵占群众利益。她相信解放军军代表的话，于是，青春年少的妈妈，毫不犹豫的报名参军了。

妈妈入伍时间不长，便经历了艰苦的军政训练。妈妈的部队26军77师，归属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当时是作为解放台湾的第一梯队。

为了做好攻打台湾的准备工作，部队每天进行渡海作战训练，艰苦可想而知。这对于一个刚从富裕家庭走出来的上海女孩，能够坚持下来实在不易。妈妈有没有打过退堂鼓，妈妈没说过。但可以想像，在艰苦的军事训练中，妈妈不知经历了多少锤炼，流下了多少汗水，吃下了多少苦头。一年多的军训和学习，妈妈进步很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

后来，妈妈不惧生死参加了抗美援朝。1950年底，美军侵略朝鲜。16岁的妈妈，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和我爸爸，还有她的战友们，把生死度置之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部队是从上海启程的，正值青春年少的妈妈，和许多参军的上海女孩子，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上海，跟随志愿军26军77师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

在朝鲜近两年，妈妈得到了战火的锤炼。1951年春末夏初，77师文工队接到上级命令，抽调部分队员去卫生所做护理工作。

战场上，部队官兵一般轻伤都不下火线，卫生所设在山沟里，伤病员大都是重伤员。残酷的战争使许多战士致伤致残，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妈妈和许多文艺兵，当时都只有十来岁，个子矮、力气小，两人抬的担架，要三人或四人才能抬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让伤员再次受到伤害。碰到有的伤员伤口溃疡，疼痛难忍在呻吟时，妈妈和战友们，一面为他们清洗伤口，一面讲个笑话或唱个歌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希望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妈妈为伤员喂水喂饭，端屎端尿，鼓励他们战胜伤痛。

在朝鲜战场，妈妈从事部队文化工作，虽然不是在炮火连天的前线，但此时的后方并不太平，充满了血腥风雨。美军对我军，拥有巨大的优势，敌人拥有绝对制空权，战场上随时都有敌人炮火、飞机的狂轰滥炸，每个人随时都会面临着生死危险。妈妈经常告诉我，她在朝鲜时，经常听到敌人炮弹从头上呼啸而过，落到不远处爆炸。如果夜间防空不好，就有挨炸的可能。这是战争留给她的心理记忆，她晚年虽然记忆力衰退，但这一段战场小情节她念念不忘，经常念叨。

妈妈亲身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为血腥惨烈地朝鲜战争，亲眼见到了为国捐躯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妈妈是一位从生死线上，经历了惨烈战争生死考验的战士。面对危险，她敢于上前线，说明她是不怕困难不怕死的勇敢战士。

2020年，爸爸刘乃晏、妈妈赵秀珍同时受领了国家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纪念章，这是党、国家和军队给予抗美援朝老战士的崇高礼遇。

看着这两枚鲜血凝铸、熠熠生辉的纪念章，不禁让我想起，70年前的今天，我的爸爸妈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26军77师，冒着敌人的炮火，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经历了风血雨腥的残酷战争。

多年来，爸爸妈妈经常向我说起抗美援朝，用的最多的词汇是，炮火连天，敌机轰炸，冰天雪地，饥饿难忍，艰难作战，伤亡惨重。

妈妈离开上海，从朝鲜回国后转业，几十年来，先在青岛，后在烟台、莱阳，又到济南，就是回不了上海。

我是跟着妈妈来到青岛出生的。妈妈从朝鲜凯旋回国后，部队实行大裁军，当时要求女兵大多转业。妈妈坚决响应部队号召，二话不说，愉快服从组织安排，脱下血染风采的军装，带着怀着我的身孕，转业来到了青岛，由一名军队干部转变为地方干部。

爸爸妈妈和我小时候在青岛的合影。

我小时候在烟台跟妈妈住了十多年，那时交通不便，感觉烟台离上海太遥远了。再看妈妈，天天上班，连节假日也不休息，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回上海。所以，对上海只是一种思念。

有一次，听爸爸说起，1955年3月12日，接上级命令，26军78师坦克团归属60军181师，爸爸时任该团政委，奉命带领坦克团从山东来到江苏南京换防，几个月后，全团人员和装备全部移交给南京军区，只有爸爸一人回到26军，因为爸爸不想离开老部队。听到这个消息，我曾想过好多次，假如爸爸那一次留在南京，妈妈肯定也会去南京，离上海就近了，妈妈回上海就方便了。但是，这只是一种遥远的假设了。

妈妈想回上海，直到2001年，妈妈和爸爸回了趟上海，那是她已67岁，我小弟弟刘长坤在上海工作，圆了妈妈的上海梦。

1949年爸爸的部队26军解放上海，在上海驻扎一年，1950年爸爸和妈妈离开上海，50年后又回到上海，他们感概万千，有故地重游的感觉。妈妈在豫园吃了她喜欢的蟹黄包等特色小吃，找回沪餐的感觉。在豫园里，爸爸回忆起当年26军攻占上海，部队要求不能到市民家里，部队在豫园附近街道上风餐露宿，为上海市民树立了良好形象。

妈妈在上海永定路50号留影，这是她从小生活的地方，她回到儿时的故地，可想而知，她有多么地高兴。

妈妈，由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因为一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由一个“上海人”变为“山东人”，并且永远留在了山东。

1952年，朝鲜战争结束了，妈妈跟随部队回国，按理说完全可以回老家上海了。那年妈妈才18岁，她天真地以为，战争结束了，可以回上海老家了。她也想家了，思念家乡的亲人了。妈妈告诉我：“从朝鲜回国路上，我傻乎乎的以为，可以回上海老家了。但一下车，来到山东不走了。”可以想像，那时的妈妈，的确想回上海，因为残酷的战争环境，让妈妈懂得了什么是和平安逸的生活。热爱和平的人们，哪个不向往和平安逸的生活。但奔流不息的火车，却把妈妈及战友们一直从朝鲜拉到了山东，部队奉命在山东驻防。从此妈妈在山东，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几十年了没有回上海定居。

我想，妈妈从朝鲜回国，没有回到上海，这并不是妈妈的个人意愿，哪个人不愿意回家乡，故土难离。妈妈完全是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来到山东的，不讲条件，毫无保留。我问过妈妈：你们刚打完仗，想回上海吗?妈妈就一句话回答我：我是军人，军队叫我到哪我就到哪。

五十年代的上海，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文化等，无论哪个方面，上海在全国都是领先的，但妈妈从来不以上海人自居高傲，从来不贪图安逸，只要是组织需要，就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叫上哪就上那，叫在哪干就在那干，不离不弃的。

妈妈在晚年，看病治病也是听从组织安排。

我在陪伴妈妈的日子里，眼见着80多岁的妈妈，虽然还能每天饭后出去走走，但她身体已有不少病了。除了老毛病心脏血压不好外，还有记忆力下降的问题，她自己刚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一转身就忘得一干净二净，这个问题已经持续数年了。

人老了特别固执己见。妈妈自从70岁以后再也不查体了，我们作为子女，都为老人家的身体堪忧，经常做她的工作，让她去查查体，有病治病，但老人家就是不肯去医院。有时我们劝说多了，她不高兴甚至发脾气，没办法，我们只好顺着她，但心里很着急。

妈妈不愿去医院查体看病，就这么着一年又一年拖下来，眼见着多病的妈妈，让病魔折磨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望着一天天消瘦的妈妈，目光迟呆的妈妈，步履蹒跚的妈妈，有气无力的妈妈，我们心中焦虑不安。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一定得想出办法来，让妈妈入院查体治疗。

我们合计着，想出什么办法来，让妈妈去医院。于是，我们找部队干休所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商量，怎么说服多年不愿就医的老太太。经过酝酿，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

有一天，卫生所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告诉妈妈，去医院体检，这是组织上的安排，党和国家没有忘记老同志，要给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作一次体检。听到“组织"这个词，好像把妈妈的记忆给喚醒了，妈妈欣然同意了，顿时让我们喜出望外，赶紧趁热打铁，立即和工作人员一起，把妈妈送往医院。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妈妈，智商已经很低了，但一说到组织，妈妈立马就听话了。

在医院里，要给妈妈作个手术，术前要给妈妈打上一针，妈妈如同小孩一样，不愿打针，医护人员几次要给她打针，妈妈拒不打针。但当我们告诉她，这是组织上安排的，让她治病康复时，妈妈马上顺从地躺下，一声不吭地接受打针。打针的时候，我看见妈妈紧闭着眼睛，非常安详。打完针，医护人员把妈妈推进手术室，这才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在妈妈的脑子里，"组织”这个符号是永远不变的，已经完全植根于脑海里。尽管妈妈因病忘掉了许多往事，现在的事情一件也记不住了，但"组织”这个符号，妈妈永远不会忘记的。

妈妈工作了几十年，一直听组织听单位的话，叫她上战场就上战场，叫她留在山东就留山东，叫她转业就转业，叫她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甚至住院治病，也是听从组织安排。

妈妈一个上海人，一辈子再没有回到上海，依当今社会，来看这样的人生经历，由一名“上海人”变成了“山东人”，由大城市来到了小城市，由安逸变成了艰辛，付出“代价"太大了，吃"大亏"了，不值。但妈妈始终不这样认为，她从来没有因为出来当兵，再也回不上了上海而怨天尤人，报怨组织，埋怨领导。我一直没有听到她说起过。

是妈妈具有好女人志在四方的境界，还是怀有随遇而安的心态?我认定，妈妈是个老实人，守规矩的人，听从组织安排的人，不让回上海而留在山东，完全无条件听从组织的安排。听组织的话，已经完全融入妈妈的血液中，成为她一辈子的自觉行动。妈妈老实做人，本分听话，是她一辈子的准则和践行。她从不讲什么大道理，也从不夸张自己。

想起妈妈的这些，我心里的结也就释放了。

亲爱的妈妈，我告诉您一个小秘密，您生前用过的一些物品，我随身带着，走到哪带到哪，作为儿子，我永远陪伴着您。

老马20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