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父亲的回忆文章《我的童少年》有感

按理说，发布在前辈主页纪念文章中的父亲的回忆录《我的童少年》已经结尾，可以收笔了，但我总觉着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写出来。

这几天思来想去，理出一点头绪来。《我的童少年》看似是写一个家庭，但这个家庭和沂蒙山区千万个家庭的逻辑关系是：战争年代我爷爷和千万个沂蒙人民群众一样，为支援人民军队尽自己的所能；我父亲和千万个沂蒙儿女一样，参加革命反抗压迫。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和军队为什么把根据地稳固地建立在沂蒙山区？父亲刘乃晏多次对我讲过：是因为这里的人民群众基础好，他们爱党拥军。

战争年代，苏鲁边区省委、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抗大一分校、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曾长期驻扎沂蒙山区；我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主政权——“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1940年8月在沂南青驼寺成立；这里还是著名革命歌曲《跟着共产党走》的诞生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都曾在这里战斗和工作过；无数个沂蒙红嫂在这里舍生忘死养护革命军人及后代；栗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在这里全歼国民党74师；我父亲刘乃晏和他的亲戚刘馨、刘丁浦、刘奇和支福田先后在这里参加革命，不顾生死、与敌奋战。等等。这些都充分说明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陈毅元帅形象地说过：“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长江。”战争年代，沂蒙儿女积极参军参战，收养红色后代，全力支援前线的红色故事，数不胜数。这些故事，在我父亲的手稿里，就能找到原始的记录。我想选取几个故事，还原沂蒙革命老区的斗争历史。

1、父亲从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少年走向革命道路

父亲刘乃晏，参军前没有上过一天学，为什么从沂蒙山区走上革命道路，他做了详细的记述：“我的老家位于山东沂南县一个村庄。我1940年8月参加八路军时还不满16岁，我为什么去当兵？是因为我亲眼所见国破家亡的惨景。

那个年代，日本鬼子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今天在东村杀人，明天又在西村杀人，老百姓整日担惊受怕，地种不成，学上不成，人们纷纷弃家逃难，家破人亡。日本鬼子只要来了，他们就把村子里能用的东西抢劫一空，老百姓只能长叹短气，万般无奈，任由蹂躏。有一次，日本鬼子来扫荡，年大体弱的四祖母对我讲:“你赶紧逃吧，我不走了，鬼子抓去就是死，我是逃不出去的，没有吃的，饿死也是死。反正就是个死，我不怕。”我含泪告别四祖母，和老百姓一起去逃难，刚逃出村子，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我立刻趴在豆地里，敌机飞得很低，飞机气浪冲吹得豆子叶摇摇晃晃的，飞机上日军飞行员的狰狞面孔，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个时候不懂飞机性能，生怕被敌人从飞机发现了，下来把我抓走。我紧紧地贴在地上，大气不敢出，心里嘣嘣直跳。飞机盘旋了几圈，飞走了，总算逃过一劫。面对日寇暴行，村子里男女老少，不管在家里在街巷，都在议论，赶不走日子鬼子，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只要是为了打日本鬼子，老百姓拿什么都舍得拿出来。有一年，国民党庞炳勋的军队，攻打跺庄日本鬼子，虽然没有完全消灭日本鬼子，让一部分鬼子跑了，但老百姓把过春节的米面拿出来做饭慰问打鬼子的军队。村里人都在说：只要打鬼子，咱过节喝凉水也心甘情愿。有一次日本鬼子扫荡时，从我们村里抓走两个青年人，当天就在村西北角砍了头。面对同村一起长大的青年人被杀，由此激发了我的民族仇恨和当兵热情，我觉着不抗日就没有出路，一定要去当兵打鬼子为同胞报仇。”

我看过父亲老家沂南县双垢镇东梭庄的村志，解放前，这个村庄85户人家，人口360余人，抗战时期11人参军，解放战争12人参军，抗美援朝5人参战，其中有五位烈士。一个小小的村庄，竟然有这么多人参军走上革命道路，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纵观沂蒙山区，当时420万人口，20万人参军入伍，其中有10万人英勇牺牲。

父亲和许多沂蒙儿女走上革命道路，受党教育后，明白当兵是为了什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消灭蒋匪军，解放全中国。在战争年代的烽火岁月里，他们投奔到革命斗争的滚滚洪流中，用青春和热血，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锤炼成长为真正的革命军人。

2、爷爷为保护“抗大”文件惨遭敌人迫害

抗日战争，我爷爷刘惠厚为了保护“抗大”文件，惨遭敌人毒打也不交出来。父亲这样记述：“1941年12月底的一天夜里，我们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进驻了磊石，我在5连任副班长。一天早晨刚吃过早饭，就听见了枪声，接着我们就紧急集合，抢占山头，迎战一百多名伪军。开始时敌人试图攻占我们的阵地，一经交火，敌人不敢贸然进攻了。对峙了一会，敌人便撤退了。

这个时候，敌人的大“扫荡”已经基本结束，敌人围剿我军的势头大大减弱了，我军反“扫荡”斗争的反攻开始了。

磊石离我家双垢镇东梭庄仅仅七八里路，营、连领导悄悄告诉我：一定要尽量少接触熟人。因为我的父亲刘惠厚被敌人抓去，关押在敌人据点里。

那个年代，村长分为三派，大部分人为我方人员，部分人为中间派，少数人为敌伪人员。父亲当时为双垢乡东梭庄村长，为我方村长，他和我母亲宁氏，为当地党组织秘密做了不少事，还经常冒死掩护八路军。我父亲是个老中医，以行医之名做事，比较隐蔽，致使敌人始终不知道我父亲的真实身份，敌人对我父亲只是怀疑。伪军大队副大队长刘乃仕猜测，我父亲给八路军保存了粮食、文件等，派人把我父亲抓去，要他交出公粮，交出给八路军保存的文件。父亲刘惠厚多次组织本村群众，为八路军筹粮送粮，发动群众为八路军做军鞋等。经过二十多天的关押，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父亲不怕敌人威胁，不惧皮肉之苦，什么也没有说。

敌人见什么也问不出来，也就死心了。我家里人，赶紧把家里能变钱的东西全部卖掉，才将父亲赎出来。父亲腰部已被敌人打坏，回到家里，治疗休息了很长时间。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确为山东“抗大”秘密保存了不少书籍、文件等物品。”

我爷爷只是无数沂蒙女儿保护和支援人民军队的其中一员，父亲老家东梭庄村村志记载：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曾住在本村刘日年家堂屋北屋2个多月。鲁中军区参谋长张仁初，曾住在刘日顺家西屋3个多月。

还有，东梭庄村志记载：战争年代，东梭庄出担架30多副，小木轮车21辆，青壮年80多人轮流上阵支前。每家每户做军鞋，织布袿，碾小米，摊煎饼支援前线，许多人参加了支援淮海战役。1947年，鲁南军区、沂南县委授予该村“支前模范村”称号。这个小村庄的支前只是一偶，战争年代，沂蒙儿女有100万人参加了支前，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3、在秘密立足点躲过敌人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父亲任八路军临费边区武工队班长，他们经常深入敌占区活动，多次遇到险情，都是在人民群众的保护下化险为夷。我只举一例。

父亲记载：“1942年4月的某夜，我们武工队住进了西姜庄，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我们住在一户可靠的人家，即秘密立足点。

天刚一亮，我们拿出随身带的煎饼、咸菜准备吃饭，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在天亮以前吃完饭，以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因为敌人一般都是在太阳出来以后才出来活动。

不一会，在外边放风的房东大娘急忙从院子外边回来，告诉我们说伪军快要进村了，催促我们赶快上掉铺，掉铺一般都是在灶房或牛棚里，房子的粱都是用木棍、高粱秆搭的，通常是放东西，不住人的，我们赶紧收拾好东西，顺着梯子上了灶房的掉铺，然后，大娘把梯子搬走了。

说来也巧，这伙伪军进村以后，偏偏要到我们这个住户的院子里集合吃饭，四十多个伪军，在这个不大的院子里，就像一窝蜂，乱哄哄的，其间，有十几个伪军来到灶房，伸头到处张望。当时情形十分紧张，有的伪军距离我们只有几步远，我们五个人在掉铺上，当然有些紧张，子弹都上了膛，手榴弹拉出了弦，做好准备，时刻准备和伪军打一仗。我们还分工两个力气大的同志，一旦被伪军发觉，他们就顶破屋笆，我们边打边突围。

伪军在这个院子里持续了个把小时，喝了酒吃了饭，才吵吵闹闹地离开。终于安全了，我们五个人松了一口气，大家多么盼望这个时刻的到来啊。

伪军走了以后，大娘搬来梯子，边树梯子边对我们说：“八路同志，快下来吧，他们滚了。”我们从梯子上下来，刚出灶房门，站在院子里的村长顿时愕然了，村长并不知道我们住在这家房东，为了安全和保密，有时候我们进村住在那一户人家，对村长也不说。村长对我们说：“俺那娘哎？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对村长说:“昨天晚上住进来的，这不还没来得及向你报告，敌人就来了。”村长说：“敌人说来就来，你们得小心。”我说：“对于敌人的这一手，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你们的掩护，后果不好说了。”我们带着感激的心情，看着房东大娘，大娘指着北屋催着我们说：“

“快进屋歇一歇，我马上烧水，给你们做饭吃。”

从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出，父亲他们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冒死掩护，生死很难想象。

4、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战胜敌人

1942年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和鲁中军区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从主力部队抽调一批军事和思想过硬的骨干组建武工队，父亲从1942年至1944年，先后在八路军临费边区武工队、费东县汪沟区中队，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收集情报，打击汉奸和坏人，扩大抗日武装，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等。

父亲在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体会比较深，他作了如下记载：“敌人为了对付我们，经常不断加强对村干部的威胁，规定各村一旦发现八路军，一定要去报告。若发现了不报告，就惩罚村长。还威胁村干部，说不准留八路军住宿，若发现哪个村留八路军住宿，即拿村长问罪。

当然这只是敌人的一厢情愿，他们致命的要害是没有群众基础，群么是向着我们的。只要不被坏人发现，我们即使住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敌人也发现不了我们。而谁是坏人，是瞒不过群众的，只要群众知道了，就等于是我们知道了，我们很快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所以，敌人的法子再多，威胁再大，也是无用的，难以奏效的。因为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为我们当“耳目”，当“眼晴”，群众处处为我们的行动保密，不向敌人透露一点消息。

敌占区绝大部分的村干部积极拥护我们，主动向我们反映情况，和我们商量对付敌人斗争的办法，积极地给我们送粮送款。既改善了我们的供应，又减少了根据地的负担。经过艰难奋战，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敌人抗粮、抗款、抗夫的斗争力度，压制了敌人。

在敌占区活动，不管我们住在哪村哪家，人民群众都会给我们听风、放哨，从多方关心照顾我们。只要是和我们单独见面，他们什么都和我们说。有时候我住在群众家里，房东就告诉我，他约好一些群众，来找我们了解情况，他们见了我们，问这问那，常常是一间屋子里挤得满满的。在残酷复杂的敌占区斗争环境下，军民依然一家亲，那么亲近、热闹的场面至今令我难忘。他们告诉我：“要是在街上看见你们，我们不敢说话，你可别怪我们，俺村里有坏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群众无奈地保护自己的选择，我们为了保护群众，不当众接触，也是对敌秘密开展斗争的需要。

从1943年春天开始，我们有了比较多的主动权。敌人在据点里是晚出早归，夜间不敢出来，就是白天，在靠近我方的边缘区附近的村子，十个八个的敌人也不敢出来。

我们的活动，由地下、半开公逐渐转向公开，和过去相比，自如多了，群众也开始敢于主动公开的接近我们，向我们反映情况，提供情报，找我们问长问短，探讨对付敌人的方法，军民形成一股劲，共同对付敌人。”

5、父亲在老百姓家养好伤重返部队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父亲跟随部队攻打王洪九战役，不幸负伤，在一家老百姓家养好伤重返部队。父亲作了这样的记载：“1945年8月，我任鲁中军区警备2旅4团2营5连指导员，在围困王洪九部的战斗中，我第一次负伤。

一天晚上，我们5连排以上干部正在连部开会，突然，哨兵进来报告，在敌据点外围出来许多敌人。连长说：“敌人要跑，赶快报告营部。”我对连长说:“我带一排去西南角坟地阻击敌人，你赶快组织部队守住阵地。”

我带领一排来到坟地，发现一些敌人想乘夜色逃跑，我立即带领部队进行阻击。双方用手榴弹来回打击对方，结果我被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炸伤，棉上衣着火了，通讯员和战士们把我身上火扑灭，把我抬到连部，我当时耳朵嗡嗡直叫，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这个时候营长赶过来，蹲下来和我说着什么，但我一点也听不见了。我的面部被烧伤，下颌骨两处以及左胳膊下端、左腿上端、左手、左胸部均被炸伤，我强忍着伤痛，咬紧牙关闭上眼睛不发出声音，我怕影响连队士气。

卫生员迅速给我包扎伤口，抬上担架送往医院。到达医院后重新包扎伤口，到半夜时，我整个脸部全部肿了，痛疼难忍。我躺在担架上，虽然难受但咬牙闭眼不发出任何声音。我受伤以后，最为严重的是腿部感染化脓，当天夜里引发持续高烧昏迷不醒了。到了白天，伤痛非常难受，吃不下饭，整日里迷迷糊糊的。

后来，攻打王洪九战役结束，部队转移前，把我安放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养伤。我和通讯员刘学友住房子东边，房东和女儿住西边的房间，房间墙是用土坯隔开的，彼此说话都能听见，就是声音很小的耳语，也能依稀听见。头几天，这一家人看到我伤势严重，以为我活不过来了，他们已经作了后事准备。房东的女儿问她爸爸：“八路军同志死在咱家里怎么办？”我听见房东老人坚定地回答:“八路军同志为咱老百姓打仗负伤，就是死在这里，咱也不能撵他走。”可见战争年代，沂蒙山区人民群众不惜冒险，对八路军战士的热爱和保护。

当时我主要是皮肉伤，因为没有药物治疗，只要没有破伤风，就可以活过来。我算是一个命大的人，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在这家老百姓精心照料下，一个多月以后，退烧、消炎，硬是活过来了。

1945年11月下旬，鲁中军区警备2旅转移到界湖，改为鲁中军区9师，我所在团改为9师26团。部队在界湖进行了战役总结，我受到了师部通令嘉奖。此后，部队将我接回师部医院继续治疗，在住院期间，鲁中军区9师政委李耀文到医院，代表9师慰问了我。

我身体养好以后，专门去养伤的房东家，依依不舍地和这家人告别，返回部队。”

6、沂蒙儿女尽全力支援部队

对于沂蒙山区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支援我军作战的情况，父亲作了如下忆述：“战争年代，我们每一个胜利都与人民群众的支援分不开的。每一次打仗，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民群众，给部队送粮送菜送水果，部队的隐蔽部里经常有群众送来的各种水果。虽然他们生活十分困难，但尽全力支援子弟兵。地方党政领导同志经常到部队来，看望战士，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在攻打王洪九战役中，有两件事让我永远不会忘记。

一次，部队正在构筑工事时，一对年轻夫妇用一辆小车，两个人一个人推一个人拉，送来了红彤彤的橱子和柜子，帮助部队做工事用，我一看都是新家具，就劝他们拉回去，他们说这是消灭王洪九的一点心意，他们说:“只要能消灭王洪九，我们拿什么都舍得。”然后不管我怎么劝阻，他们执意放下就回去了。连长张德安对我说：“这是陪嫁的嫁妆，我们不能用。”我对连长说：“明天我们派人给这个老乡送回去。”我连一位班长见到此景，对我说：“这是多么好的人民群众啊。”

另一个动人的事例是，有一天上午十点多，一位鬓发斑白的老大爷，挑着担子送来四个篓子，给部队做工事用。我连排长魏玉才一看篓子是新的，劝大爷拿回去，大爷边擦汗水边说:“听说部队打王洪九用这个东西做工事，我赶紧编了四个，你们先用着，我回去再编几个送来。”我连声说谢谢老人家，并让通讯员给大爷端来一碗开水，大爷喝完水，指着远处敌人据点说：“你们要赶快把这些坏蛋拾掇了，给咱庄户人家除害。”我告诉大爷：“这一次，我们部队一定要消灭王洪九，为老百姓报仇。”大爷点了点头笑着说:“我得回去了，还有二十多里地。”

我怀着感激地心情，目送大爷走去，久久没有离开大爷的身影。我想，我们一定要用彻底消灭王洪九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人民群众的期望和支持。

上述事例，充分说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如果没有沂蒙山区根据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是难以取胜的。

老马2022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