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牵梦萦是故乡（文/秦克铸）

魂牵梦萦是故乡

秦克铸

算起来，从离开博山到济南求学，再从大学毕业分配来到淄川工作，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年轻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博山这个当初我要千方百计离开的地方，几十年后，竟然又成为我梦里都想回去的地方。

我出生于博山南部山区、与莱芜搭界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我生活了十七年，一直到高中毕业才离开。可以说，我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三观”形成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博山那个小山村度过的。

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当然是“光着屁股”的时候。那时候，不用上“育红班”，也不用下地干活，更不需要像父母那样为油盐酱醋发愁，每天的“功课”就是“疯玩”。特别是到了阴雨天、晚上或者过年，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可以一直玩到父母扯着嗓子喊我们回家吃饭、睡觉。

到了“七岁八岁狗也嫌”的年龄，我们已经把村里村外、远山近水都玩遍了。可以说，全村二百多户人家，谁家门口朝哪，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清清楚楚。

再稍大一点就得学着干活了。什么推碾捣磨啦，搂树叶、割柴火、拔猪草啦，什么打水、担粪、垫栏啦，反正大人干活你不能闲着。农忙季节，还要到生产队帮忙做些农活，什么拾麦穗啦，掰玉米啦，拣地瓜啦，撒化肥啦等等。尽管如此，因为学习压力不大，总的说来还是很快乐的。上学、干家务、做农活之余，也上山捅个马蜂窝，下河洗个澡，爬到树上摘个山果、掏个鸟窝，砸开河冰抓个鱼，甚至瞅着看坡、看山、看园的叔叔大爷不注意，去生产队的地里偷个西瓜、甜瓜、西红柿、黄瓜解解馋，这都是常有的事，那看坡、看山、看园的叔叔大爷，也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顶了天也就是做做样子吓唬吓唬你，“瓜果甜桃，谁见谁捞”嘛。当然，如果闹得过了头，回家挨顿揍那是少不了的。

到了上初中，每天的一早一晚，周末，寒暑假，农忙假，那是必须到生产队干活的，这时候的我们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公社小社员了。说到在生产队干活，那是绝对不能偷懒的，“懒熊”“懒汉”都是骂人的词儿，对积极要求进步的“红小兵”“红卫兵”就更是如此。

在生产队干活虽然累点、苦点，但心情却很好，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休息的时候，就在地头堰边随便那么一躺，听着社员们你一句我一句地闲聊、调侃，等到队长一声招呼，便又生龙活虎地干起来。

农村的业余生活也是很丰富的。不忙的时候，大家吃了晚饭就到十字路口、关帝庙前，男爷们下棋、打牌，娘妹们纳鞋底、搓麻线，讲故事的，说笑话的，拉呱的，当然，也有喜欢讲点带“荤腥”的，笑骂声常常传出好远，全然不像现在人们描写的那样苦闷、枯燥。如果村里或者邻村放电影，大家会成群结队去占地方，一直看到幕布上出现“再见”。

冬季农闲的时候，好天我们会跟着大人们去学大寨、整修农田水利，下了大雪和晚上就跟着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大人排练节目，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小大人的节目形式是表演唱、对口词、山东快书、快板书等，也常常在现代京剧选场中跑个龙套，反正队里记着工分，还玩得非常开心。

有时候也会玩一些“恶作剧”。比如，瞅着谈恋爱的年轻人正热乎着的时候，突然跑过去咋呼一声吓他们一跳，或者抓一把土面面扬过去……，现在想想，那时候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还是很乐意跟着大人们到生产队干活、参加生产队集体活动的。

在生产队干活，有时候计时，有时候计件。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们更喜欢计件，因为干日工，我们一天也就七八分工，如果计件，我们已经不比那些整劳力差多少了。比如，锄草，锄完哪块地、队长验收合格了，就给你记多少工分，我们一点儿也不比大人慢。我上高中的时候，最多的一年能挣到150个工，相当于一个整劳力差不多半年的工分，那主要就是靠计件工分挣来的。记得那年年终结算的时候，把俺爹高兴得逢人便夸我能干，嘴都合不上了。

1977年6月，我从淄博第十三中学高中毕业。不久，村里安排我到博山电表厂干临时工，我就是从那个时候离开那个小山村的。

在电表厂，我干过装卸工、（泥瓦工）小工、管道工，也干过电镀工，但在工人食堂干的时间最长。在食堂干的时候，因为食堂的王师傅把蔬菜采购的活儿给了我，所以博山城区大街小巷的蔬菜店，我都很熟悉。

虽然在博山城里干临时工的时间总共也就七个多月，但博山城区那些与我们乡下完全不同的风情民俗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乡下的男人们是干农活的主力，在家里绝对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主儿，而博山城区的男人们，在女人面前大都比较温柔，且大多都有自己的绝活——下厨。干临时工那段时间，我唯一的遗憾是，本来有机会跟着食堂的王师傅学一手，我却一点儿都没学到。现在想起来，还是老父亲说得对：人这一辈子吃哪碗饭，一下生就定了，俺这辈子就是耍嘴皮子——当教师的命。

十七年的潜移默化，十七年的陶冶熏陶，博山的印记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深处，博山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

在济南上大学的时候，我与父母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书信，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博山看看。那时，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放了寒暑假，我都是晚走早回，因为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也可以利用假期到大学的后勤上做一点勤工俭学。算下来，每年真正在博山渡过的时间也就是三五十天。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淄川的淄博师范学校工作。离家近了，又有了工资，回家便成为常态。闲的时候一周一趟，忙的时候月儿半载一趟。反正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就是回家的日子，但细算一下，一年也真得回不了几趟家。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1989年三月初七，老父亲病故了，四年后的1993年正月初七，老母亲又舍我们而去。这样，每年回博山的机会就只剩下了四个“上坟”的日子：春节前，寒食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本来，按照我们博山的风俗，父母的忌日也是必须得上坟的，但因为父亲的忌日与清明隔得很近，母亲的忌日与春节隔得很近，按照“一月不上两回坟”的传统，便又省了两次。

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博山的机会越来越少，但博山在我心中的分量反而越来越重。这些年，夜里做梦常常回到博山，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有时候梦到我一个人回村里后，忽然想起父母已经不在了，偌大的村里竟没有一个可以留宿的地方；有时候梦到父母还在老宅里住着，心里似乎很明白父母已经去世了，但又觉得“人死了还能回来”，就这样想着想着就哭醒了……

按理说，过了“花甲之年”，一切都应该能够放下了，但总有一样东西放不下，那就是乡情，就是那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