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回中韩老家后，就开始了蔬菜种植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他种植的新品种韭菜，二十多天就能长到膝盖那么高，叶子足有一公分宽。有一年种的白萝卜大丰收，大的竟有七、八斤重。那几年，当地的蔬菜公司把伯父所在的生产队作为蔬菜种植实验点，重点发展。生产出来的蔬菜卖的都是当时最高的价格，各蔬菜销售点都争着要。当时的生产队，主要经济收入来自蔬菜种植，到年底结算时，十个工分（一个劳动日）最高到一元四角，那在当时是最高的，社员们都很高兴。他不但研究种植工作，还对生产工具进行不断的改进，伯父常说：“这些工具太古老了，应该改进一下，效率才能更高”。他经常在家里制做一些顺手的工具，并对当时的生产方法提出改进建议。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菜园里都是人工挑水灌溉，后来改用辘辘摇，接着改成水车，驴拉人推，费时费力。后来在伯父的建议下，生产队购置了电泵，机械化灌溉，把人解放了出来，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产量。
沉怨昭雪，彻底平反
从八十年代开始，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冤假错案的落实平反工作。伯父整理了材料，提供了档案线索，找到有关部门申请调查落实。1984年，中央组织部就伯父反映的问题，责成河北省公安厅提交原察哈尔省公安厅关于伯父案件相关档案，经查阅当时的档案，确定伯父的案件属于冤假错案。并且，此案中其他受牵连的同志早已甄别平反并得到妥善安置，唯独伯父的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于是，中央组织部就伯父的问题发文给山东省，后经市、县逐级落实处理，沉怨多年的伯父终于在他七十四时得到了彻底平反。平反后，伯父恢复了党籍，作为离休处理，职级为县委宣传部长，级别十七级（根据历史档案而定）。
平反后，伯父按当时的土改政策也计算劳力了，家庭成分问题也随之得到平反。当相关部门就安置及涉及的经济补偿问题征求伯父意见时，他用简短的话语答道：“只要弄清我的问题，恢复党籍，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会儿我死也能瞑目了，其他经济补偿问题一概不再追究，给国家和集体省着吧。”因为我知道，其实在西北联大干部学校时他已经享受地委级待遇了，于是，我就想让伯父去问问他的职级问题，伯父说：“不必了”。他就是这样，把政治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但从不计较个人经济上的得失。
1985年，伯父在干部学校任职时的一个学生（原唐山市公安局局长）来青岛疗养，听说老师尚在，就来中韩看望伯父。一进门，看到伯父家住的房子还是上世纪盖的土坯房，破旧不堪，岌岌可危，于是生气地对伯父说：“老师，你对党不负责任啊！”伯父怔住了，问“为什么？”学生说：“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你看看周围的老百姓，谁家的房子不比你家强！你这样让老百姓怎么看，以后谁还能干革命，影响多不好，我要去找你们当地政府！”。说完转身就要走，伯父连忙拦住他，说：“你不要去，让领导认为我又要提什么要求”，学生说：“你就不用管了”，伯父没能拦住他。过了没几天，政府相关部门就派人来查看了伯父的住房情况，并填写了表格，说要给伯父另盖住房，伯父婉言谢绝，但是派来的人说：“这是上面定了的事儿，您就不要拒绝了”。后来县里拨了款，让公社负责建房。伯父过意不去，就说：“不能只让政府照顾，我还有点积蓄”，于是他自己也拿出了三千元，一起盖起了新房。
（撰文：王正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