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1949年回中韩老家后，因组织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所以就一直在村里干农活，这段时间，伯父加强了对孩子的教育，一心要把大哥大姐培养成国家的有用之才。在教育孩子上，伯父不但重视学业，更注重对孩子的思想道德教育。大哥当时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最初是在青岛最好的二中上学，但伯父担心他在市内上学会沾染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就将大哥转学到离家较近的青岛三中走读上学。暑假里，伯父让大哥大姐搞勤工俭学。记得那时候，烈日炎炎，大哥身上披着布包袱，穿着短裤，提着篮子满山遍野的摘黄花菜，回家后把黄花菜十个捆成一扎整理好，第二天大清早送到吴家村蔬菜收购点去卖。大姐就在家里糊火柴盒挣钱，每天能糊几千个，到开学时，学费和书本费就攥得差不多了。直到他们参加工作后回家探亲时，伯父还带着大哥大姐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培养他们爱劳动的习惯。伯父对子女的教育还特别注重言传身教。记得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大姐回家探亲，伯父了解到本生产队里有一户人家，七八个孩子都没成人，生活过得尤其困难。于是背着伯母，悄悄地包了一包袱地瓜干让大姐送给那户人家。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包地瓜干对那户人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而那些地瓜干是当时伯母整天挎着篓子在外面捡白菜疙瘩烂菜叶吃省出来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大哥考入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北京第四机械工业部（现信息产业部）工作，任高级工程师；大姐考入中国海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厦门大学任教，后调到海洋研究所工作。两个孩子都是大学生而且都在国家重要岗位上工作，这在五十年代，当地是少有的，附近村里的人说起这事儿都交口称赞。
伯父的教育，深深的影响着大哥大姐。大姐大学毕业分配时，按当时的分配政策，两个孩子有一个在外地工作，另一个原则上可以就父母近的地方安排工作，大姐符合政策，被分配到青岛工作。工作后大姐得知一件事，有一位同学被分配到厦门工作，因家庭问题在外不方便，所以这位同学多次向学校提出要在青岛工作。大姐知情后，主动向学校提出愿与这位同学交换工作。回家后，大姐把这事儿告诉伯父，伯父说：“我同意，去吧，到那里要好好干”。
，大姐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看到那些有困难的贫下中农，就悄悄地资助他们。记得在我高考前，大姐寄给我20元钱，信中说：“把这些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若不需要就资助给有困难的贫下中农吧！”还有一次，大姐假期里去看望姑母，了解到姑母家对门那一户人家生活困难，就悄悄地送给他家三十元钱。这三十元钱在六十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但大姐还不让对别人讲，直到我1970年结婚后，才知道这件事。后来还得知，大姐工作了十年，除往家里总共寄回三百元左右外，其余工资全都资助了别人。
大哥名叫王正洪，他那种对工作极端热忱的精神使我无比钦佩。在单位他被同事称作“工作狂”。1987年，大哥带领设计组在上海给中国第一个彩电厂搞规划设计。春节前来信告诉伯父，要到年除夕才能回家，我和伯父在家一直等到初一凌晨两点也没见大哥回家。后来，他打来电话说：“工作太忙，不能回家过年了，打个电话给爸妈拜年了”。聊了没几句，大哥就说：“好了，又要干活了。”就挂了电话。伯父在一旁说：“不回来无所谓，工作要紧”。工程结束后，大哥回家，我就埋怨大哥：“你就那么忙，连过年晚上也干？”大哥说：“你不知道，这个厂投产后一天就能为国家挣30多万的利润，连朱镕基市长都冒着雨在工地上忙，我们这些人更应该抓紧，争取早一天完工。”后来，他带着设计组到深圳、西安、青岛等多地做工程规划设计，不管在哪里工作，他都是没白没黑地干，在深圳时，有一位领导见大哥他们工作辛苦，就特地给他送去二千元现金作为生活补贴，可是大哥却说：“领导的心意我们领了，我们一定加紧干，但这些钱不能要，一定要拿回去，不能犯这个错”。大哥就是这样，工作上不怕苦，对个人得失从不计较。他还曾说过，“时间要紧，我要把文革里浪费的时间补回来”。就这样，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一干就是四十年，退休后，因工作需要，他被返聘回单位，带病仍坚持工作到63岁。这种精神，受伯父教育的影响很大。2001 年，大哥去世，在北京八宝山开追悼会时，他们的院长还曾对我说过：“你大哥为电子工业部、为国家立功了，他的贡献太大了”。
（撰文：王正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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