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在北京郊区开辟工作时，有一次到地委参加会议，会议结束返程的路上，一行四人经过一个山嘴拐弯处，突然与一队日伪军相遇，向导被这突如其来的鬼子吓了一跳，拔腿就跑，这一跑引起鬼子的注意，开枪就打，向导倒下了，伯父他们则被鬼子抓住。三人被押回鬼子据点，分别关在大木头笼子里，手绑在笼子上面把人吊着，翘着的脚刚刚能够到地面。当时正值隆冬，寒风凛冽，不一会儿身体就被冻僵了。提审时，鬼子用尽各种酷刑，用细麻绳绑着伯父的两手拇指吊起来，用木棍子在身前身后对着打，几棍子下去，人就被打晕过去，后来又抽皮鞭、坐老虎凳、灌凉水压杠子、反复折磨逼供。伯父对我说：“一开始还能觉得疼，后来全身就麻木了，但是心里有一股意志力在顶着，咬紧牙都抗过去了。”因当时伯父他们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身上没有搜出能暴露身份的东西，鬼子酷刑也审不出什么，于是就把他们押回木笼子里关了起来。后来，一个伪警察趁送饭的机会告诉伯父：“鬼子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就一口咬定是路上走到一起的，互不认识！”（这个伪警察估计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但后来一直没再见到他。）过了几天，鬼子见审不出什么，就把他们放出木笼，跟着原来的一些被抓来修据点的劳工一起干活。干活的时候，伯父他们就趁机观察周围的环境，寻找逃跑的机会。终于有一次，鬼子扫荡吃了败仗回来休整，对劳工放松了看管，伯父与其中一位被抓的同志（名字叫黄叶）瞅准时机，翻出据点外的土围子，一口气跑出20多里，逃了出来。
逃出来后，伯父找到组织，接受了组织的审查。一个月后，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张瑞华（聂荣臻夫人）找伯父谈话，恢复了伯父的组织关系，重新分配到西北联大（抗战时期北京的一些大学撤到边区成立了西北联大）一处干部学校任支部宣传委员。当时伯父的职位是地委级，津贴是一个月五块钱（县级是三块）。
遭受诬陷
1947～1948年，边区组织反特运动，一次学校让伯父到察哈尔省财政厅领取学校经费，再到公安厅汇报学校反特情况。伯父取款后来到省公安厅时，突然被拘留并关押审问，要伯父交待问题。伯父莫名其妙，一开始还以为是要自己交代被日本鬼子抓捕时的那些事，后来审问人员说，“那段问题已弄清，要交代别的问题”。审问中提及的一些问题、线索，问得伯父一头雾水，任凭他如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就这样，伯父被关押了一年多。三大战役胜利后，形势好转，1949年5月，伯父接到一份通知，上面写着：“嫌疑犯王毅，经教育释放，回家劳动，不得有违政府法令”。释放后，给了伯父能买两个烧饼的钱，被一名警察押着上了火车，自己回到了中韩老家。
回家后，伯父一直在家务农。但是他每年都到青岛市委组织部要求给自己调查澄清问题。可是不知何故，伯父反映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1956年，时任彭真秘书的周民夫要派到驻印度大使馆工作，前期要他提供各种相关的证明材料。因周民夫在延安整风时（当时还是群众不是党员）是在伯父的领导下，所以，他的这段历史需伯父写出证明。于是，中央公安部派人来青岛外调，找到伯父。伯父知情后告诉外调人员说：“我是嫌疑犯，写出的证明材料不好用”，外调人员告诉伯父：“你的档案材料在察哈尔省公安厅，我们已经审查过了，你当时被关押审问是因为一个假案牵连所造成的”。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在反特时，因一个从北平到延安的新华社记者工作态度不积极并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办案人员怀疑他是特务，于是对其隔离审查，这个记者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过，就胡乱编造了一个假案，说是成立了一个特务组织，有七个人，王毅是其中一员。于是伯父就被牵连了进去，七人中其他人都是一般群众，只有伯父王毅是老党员干部，所以组织特别重视，于是就对伯父关押审查。其实伯父根本不认识那个记者，只是延安整风结束后，很多人都在招待所等待安排工作的时候，因伯父是干部所以大部分人都认识他，那个记者就记住了伯父的名字，所以他编造时随口说出王毅这个名字，诬陷了伯父。伯父听完外调人员的讲述，一句话也没有说，一个人坐在那里沉默了好久。
外调人员还给伯父写了这个假案的大致情况，并告诉伯父，假案中被诬陷的其他人员早已甄别并安排了工作，这次正好与伯父一起去北京解决他的问题，还告诉伯父是刘少奇负责这项工作。伯父很是高兴，但当时正值种麦子的时节，伯父怕耽误播种，就对外调人员说：“你先回去，等我种完麦子马上去”。说来凑巧，这事儿过了没几天，市组织部突然送来一纸通知，上写：“王毅同志，你为党做了一些工作，没有政治问题，只是因为时间太长了，不能解决组织问题，若有工作要求可适当解决。”伯父见到这个通知误以为是中央来的通知，说道：“只要弄清我没有政治问题，就心满足意足了，至于安排工作的事儿，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不了，没有了政治生命，工作有啥用，不必了”。真所谓阴差阳错，伯父后来就没到北京去解决他的问题。
这个事儿之后就是全国性的反右斗争，伯父的问题也就搁置了下来。
（撰文：王正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