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底，山东地下党组织发生了一件大事，负责省委组织工作的王复元叛变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充当鹰犬疯狂逮捕共产党员，全省上下党组织陷入一片危急之中。
事情震惊党中央，1929年三月，周恩来亲自派人赴青岛锄奸，此次铲除叛徒王复元，挽救山东党组织的行动被命名为“伍豪之剑”行动。执行锄奸任务的中央特派人员张英带助手王兆恭由上海乘沪青列车来到青岛，为配合除奸，省委调集王复元不认识的精干党员重新组建青岛市委。
夏天，上级党组织调牟鸿礼到青岛市委任代理书记，化名孟铭三，由耿梅村陪同,经组织安排,接待党中央派来山东协助锄奸的张英。
张英到青岛后,从外围了解到锄奸行动的党员丁惟尊极有可能叛变投敌。牟鸿礼最先知道了这一情况,是丁惟尊的妻子傅玉真揭发丁维尊无耻的叛党行为。
傅玉真和丁惟尊都是高密人,加入党组织后到青岛从事地下工作,工作中两人结为夫妻。结婚后傅玉真发现丈夫与王复元过于密切,王复元叛变投敌后,两人还有来往。之后,在高密和丁惟尊熟悉的几个“关系”先后惨遭毒手,傅玉真越发证实了自己的丈夫已经变节投敌,她找到了牟鸿礼汇报了这一重要情况。
牟鸿礼仔细分析情况后认为,丁惟尊与王复元是老熟人,丁叛变投敌,对张英来山东锄奸极为不利。牟鸿礼介绍傅玉真与张英见面后,共同认为,处决叛徒王复元,必须事先铲除丁惟尊这一毒瘤。事后又叮嘱傅玉真,要时刻保持冷静,提高警惕,暗中监视丁惟尊,有情况随时向党组织秘密汇报。
几天后,牟鸿礼得到傅玉真报告,丁惟尊当天夜晚回家。当晚接近12点时,张英突然叩门,说是中央来人,约丁惟尊去外面谈重要机密问题。做贼心虚的丁惟尊支吾推托,傅玉真假意从旁规劝,表示反正天热睡不着,正好出去听听上面的消息。丁惟尊不知就里,反而认为这是获得情报向特务邀功请赏的好机会,随同张英来到青岛滋阳路上后,张英抬手一枪,结束了丁惟尊的性命。
处决丁惟尊以后,铲除叛徒王复元的“伍豪之剑”行动也刻不容缓,可很多困难摆在了牟鸿礼和张英等人面前。
牟鸿礼等人仅通过关系弄到了一张王复元的照片,未见过其人。当时,济南的省委机关已遭到敌人破坏,一时找不到认识王复元的人,要在青岛处决这个叛徒谈何容易。
牟鸿礼想到傅玉真和她的娘家嫂子李淑秀,在“大义灭亲”处决丁惟尊的过程中,两人都经受了严峻考验,成为党内可靠的积极分子,牟鸿礼指示她们主动和王复元拉近关系,让王复元这条“大鱼”来青岛上钩。
王复元到青岛后,到傅玉真的家中假献殷勤,说丁惟尊是被共产党暗杀的,要给丁惟尊报仇,还说要傅玉真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工作。傅玉真以丁家人不放心成了寡妇的她为理由,故作推托。王复元表示,如果傅玉真自己愿意去,第二天上午就给她办手续。
王复元走后,傅玉真马上找到牟鸿礼汇报了相关情况。牟鸿礼认为这是锄奸不可多得的好机会,他指示傅玉真,第二天他亲自在傅家边上的茶馆里等待,傅玉真借提水为由到茶馆通报王复元的到来, 并暗示可以在送客时向牟鸿礼指认王复元。
第二天,王复元如约到了傅家,牟鸿礼身着灰色大褂手里拿着草帽站在茶馆门口,张英隐蔽在附近。傅玉真提着水壶来到茶馆,挨近牟鸿礼时轻声地说:“来了。但不是他一个人。”过了一会儿,傅玉真和嫂子李淑秀从家里往外送客人,傅玉真紧贴着王复元身边,大声地说着话向牟鸿礼和张英暗示情况,两个人稳稳地认出了王复元。遗憾的是王复元如惊弓之鸟,没说上几句话就钻进一辆吉普车溜走了,当天就回了济南。
正在大家着急时,牟鸿礼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眼线”得到消息,王复元又回到了青岛。原来王复元在青岛中山路新盛泰鞋店定做的皮鞋没有取走,他要到店里取皮鞋。牟鸿礼通知张英后,张英迅速和侦察员王科仁赶到中山路,在皮鞋店中结果了这个恶贯满盈叛徒的性命。
一元钱也绝不能违反纪律
1929年秋天,在青岛火车站,一个年轻的乡下妇女抱着四五岁的儿子在风雨中站立着,儿子的脸冻得发红，她就是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牟鸿礼的妻子任意芳。
任意芳虽然等得焦急,但并不埋怨丈夫的迟迟不露面,她早就习惯了这样。“嫂子!”一声招呼从背后传来,任意芳闻声回头,惊喜中认出了是丈夫牟鸿礼在潍县发展的地下党员于画舫,她跟着于画舫往前走。
到了一个拐角处,于画舫跟任意芳说:“牟鸿礼来青岛后改名叫孟铭三,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得叫他‘老孟’。”路边包子铺伙计的叫卖声伴着诱人的香味儿一起飘过来,一路上没吃饭的孩子在怀里直喊“饥困”,于画舫去为孩子买了两个包子,可不懂事的孩子又要求叔叔给他买肉吃。于画舫迟疑了片刻,从随身带的钱袋里掏出了一元钱……
谁也不知道于画舫拿出的一元钱,是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他心里说:“暂借一下吧。”于画舫当天接受了牟鸿礼的两个任务,上午去“关系人”处拿经费,下午去火车站接任意芳母子。
事情让牟鸿礼知道后,他严肃地批评了于画舫:“带钱去火车站,这是党的纪律不允许的,私自动用经费更要受到严厉的处分,一元钱的欠缺,一分钟的耽误,关键时刻会让我们的同志掉下脑袋来。”
任意芳以妻子的身份掩护牟鸿礼开展革命工作。丈夫给他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在家守护平安信号,二是他不在家的时候,对着暗号替他接收情报。让她记忆犹新的是刚来不久,一位商人模样的中年人,送来一个箱子,说是她先生定做的衣服。等牟鸿礼回来打开时,是满满一箱苏联货币。牟鸿礼告诉妻子,这是党的活动经费,要用生命去保护它。
“去很远的地方”
青岛大港路上繁华地带的一处“日本洋房”，二楼是牟鸿礼和妻子任意芳在青岛的“家”，也是青岛市委秘密的办公机关，地下室里设有青岛市委的秘密印刷厂。平时的白天，明亮的窗户上插了个大红的纸蝴蝶，晚上的楼道里会点起一柱香，这是任意芳的工作，有了这些东西,便是这处“日本洋房”里的平安信号。
牟鸿礼奉命调去中央，他告诉任意芳，这一走怕是三年两年回不来，说不定直到自己的“事业”成功了，才能回家，到那时不是坐着汽车就是坐着飞机回家。任意芳哭着说:“这一回要去哪儿?”“很远的地方。”牟鸿礼严守着党的秘密。谁也不会想到，潍北最早的共产党人牟鸿礼，竟是用这样的话最后跟妻子告别的。丈夫行前的这句话，她在心里藏了好多年。
1955年，田野里的高粱快红穗的时候，牟鸿礼有消息了，潍县人民政府通知牟鸿礼家人去接洽有关事项。牟鸿礼的儿子牟士宗用独轮车推着母亲任意芳，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县政府驻地。县里的主要领导跟任意芳谈了很久后，她才知道牟鸿礼1931年任开封市委书记，在市委机关开会时被捕，当年5月9日被敌人杀害。
县领导双手递上了烈士荣誉证书和400元烈士抚恤费:“大娘，400元，您这是规格最高的抚恤了。”任意芳却出乎意料的平静，抑制住了自己眼中的泪水。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儿子推的独轮车上，50多里的路程她沉默着一句话不说，不时自顾自地摇摇头。她早就预感到丈夫会走上这样的道路，但又不相信这一残酷的现实。（作者 齐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