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徐子兴中学毕业后，考入青岛邮局当了邮务生。1924年12月，青岛邮局职工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徐子兴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罢工斗争的胜利使他意识到：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工人阶级要翻身只有靠自己救自己。
1925年，青岛爆发了胶济铁路“二八”大罢工和纱厂工人罢工，罢工斗争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巨大威力。这年7月，中共四方村支部书记、工运领袖李慰农被反动军阀张宗昌杀害。临刑前李慰农大义凛然，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最后英勇就义。由此，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深深印在徐子兴脑海里。是年秋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利用工作之便，积极为党转发秘密文件、书刊和宣传品，发动邮局工人组织赤色工会，并和在电话局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赵鲁玉等一起创建了中共青岛邮局支部，由他担任支部书记。
1927年，日本军队侵入青岛后，徐子兴积极鼓动邮局工人进行反日斗争，以实际行动赢得了职工的信赖，他们秘密协助徐子兴扣押反动信件，保护中共中央由上海发来的邮件和书刊，投递地下党组织的信函等。是年，徐子兴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委员，仍直接领导邮局工作。
徐子兴家住在甘肃路33号，也是当时中共青岛市委机关的联络点之一。为筹集经费和接济同志，徐子兴经常将每月的全部工资拿出来，而其全家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当时他的月薪80多元，可他的生活十分俭朴，经常把节省下的钱作为党的活动经费。有一次，为了买武器，他一下子拿出192元钱，购得4支手枪，交送市委。由于他把大部分收入用在党的事业上，家里常常因为缺少柴米而把衣物送进当铺。1928年春天，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他觉得没有养活这个孩子的精力和财力，便和妻子李毅商议，忍痛将孩子送进了“收婴箱”。1930年春，他的二女儿得了白喉，妻子没钱给孩子治病，一时又找不到他，只能眼看着孩子发高烧死去。
1928年底，曾担任中共山东省委重要职务的王复元投敌叛变，山东省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召开了联席会议，专题研究如何铲除叛徒的问题。因为徐子兴是王复元介绍入党的，如果借这个关系深入虎穴，以假自首骗取敌人的信任，甚为方便。省、市委对情况做了认真分析后，决定让他担当这一重任。
1929年4月1日，叛徒王复元来到了青岛，徐子兴根据党的指示，立即赶赴火车站去“迎接”。王复元一见徐子兴，心里十分狐疑，他先发制人，问徐子兴打算怎么办。徐子兴镇定地说：“我是你介绍参加共产党的，你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经过一番对答，终于骗得了王复元的信任，当上了“捕共队员”。徐子兴“自首叛变”的消息传开后，招来了许多人的白眼和责骂。一向把气节看得很重的徐子兴心里十分难过，但是为了党的工作，他只能忍辱负重，不能泄露半点机密。为了铲除大叛徒王复元，周恩来亲自派警卫员张英来山东协助除奸。省委亦派交通员王科仁扮成卖香烟的小贩，寻找叛徒踪迹。然而，张英和王科仁都不认识王复元，所以，如何使执行除奸任务的同志辨准叛徒的面目成为关键所在。徐子兴利用自己是检信员和“捕共队员”双重身份的便利，在老工人的帮助下，通过查阅邮件，找到了叛徒的照片，党组织立即把照片在有关人员中传阅，并让张英、王科仁用强记忆的办法认清王复元的面目。同年8月，徐子兴获得了叛徒王复元又潜入青岛的消息后，及时把这一情报通知了中共青岛市委，市委立即向张英、王科仁两人作了部署。接着，徐子兴又通过陈少敏向市委转达了王复元将于同月16日下午6时去山东路（现中山路）110号新盛泰鞋店的情报。根据徐子兴的情报，下午6时，王科仁在张英的配合下，将大叛徒王复元击毙于新盛泰鞋店门口。
王复元被击毙后，徐子兴首先被敌人怀疑，但由于他从容镇定，言谈行动毫无破绽，骗过了敌人的讯问。从1929年夏到1931年春天，他多次向党组织报告“捕共队”的行动计划，使党组织有所防范，免遭破坏。
1931年4月，徐子兴奉命去码头迎接中共中央由上海派来的交通员，由于交通员上船时，就被特务盯哨，所以刚一下船与徐子兴接头，即被逮捕。敌人故意放过了徐子兴，意欲通过他猎取更多的线索，但由于徐子兴的行动谨慎，使敌人毫无所获。同月25日上午，敌人将徐子兴逮捕。他们施尽酷刑，要他供出党的机密和击毙王复元的经过。但他回答的只有一句话“莫名其妙”。敌人把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捉来一起拷打，他的回答仍是“莫名其妙”。敌人黔驴技穷，只好把他押往济南监狱。同年6月，李毅抱着孩子到济南探望子兴，他坚定地告诉妻子：“我活着是党的人，死了是党的鬼！”8月19日黎明，济南大雨如注，徐子兴和21名战友高唱着雄壮的《国际歌》，被敌人杀害于济南千佛山下。
（作者 陈饴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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