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景雄回忆华东军大引导教育国民党军官

东岳军苑 发表于2016-07-23 16:46:19
(一)
1947年3月中旬,华东军大成立了预科大队,接受了教育、改造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军官的任务,学员都是在莱芜战役中被 俘的国民党中、初级军官。后来又把国民党第四十六军中被俘 的广东籍军官编成第五队,又称 “两广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学校领导抽调一些广东籍的干部到五队工作。因为我是广 东人,所以,被从雪枫文工团调到五队任指导员。
五队学员大多数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有的还是特务。他们来校后,有的敌视共产党,散布反动言论,有的伪装进步,阳奉阴违,有的拉拢落后学员,企图组织逃跑。但这些人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成员, 对蒋有不满的一面,而且他们都是知识青年,有一定的民族自尊心,讲义气,重乡情,热情好学,接受新事物较快。
根据这些解放军官的特点,学校领导提出了“团 结、教育、争取、改造”的八字方针。预科大队的教育任务是:通过政治教育,开展控诉坦白运动,控诉旧军队、旧社会的罪行,查清学员的历史情况,为改造思想打下基础。为此,以人民军队、解放区的建设、 时事间题、人生观等为主要教学内容,要求学员以 “三敢四肯”的精神进行学习。三敢即敢说、敢问、敢争论,四肯即肯虚心学习、肯自我批评、肯劳动、肯帮助别人。
(二)
五队的干部,面对着这些比较复杂的学员,普遍存在一些思想障碍:认为在解放军官队工作低人一等,不光彩,对解放军官在感情上有对立情绪;为做解放军官工作而挨骂、受气,吃力不讨好,强调困难多,缺乏工作信心。针对干部的思想情况,我们首先学习了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和有关规定,认识到: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是我军区别于一切反动军队的重 要标志,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执行我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不许打骂,不许有虐待、侮辱俘虏的行为。经过认真的学习,明确了工作职责和意义,树立了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教育。在进行人民军队的教育过程中,组织帮助当地群众春耕生产,学员从实践中体会到,我军真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有本质的区别。通过讨论“蒋介石是爱国,还是卖国 ”,“是共产党领导抗战,还是国民党领导抗战”,“蒋介石是抗战领袖还是内战祸首”等问题使学员们进一步懂得了战争的根源来自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是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自己参加打内战,干了对不起人民的事,这是执行国民党反革命政策的结果。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领导中国抗战取得胜利。
政治教员钟世勤,亲自参加学员的讨论会,还耐心地给学员做思想工作。有一次他发烧,领导劝他休息,他仍坚持按计划讲课,并与学员一起辩论问题,直至学员弄懂为止。他热心教学,勤勤恳恳带病工作的精神,使学员们深受感动。
(三)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了控诉运动。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在千部中强调人人做思想工作,每个干部分管一个班,同学员一起学习、劳动和娱乐,熟悉每一个学员的特点和思想情绪,使教育更有针对性。一区队长彭富是个活跃分子,他兼俱乐部主任,通过开展俱乐部活动,活跃了连队文化生活。还组织群众性的表扬活动,发扬了正气,纠正了歪风。
我们还组织了一支以正副班长为主的骨干队伍,并注意在学员中发现、培养先进典型。鼓励他们大胆工作,要求他们在各项重大活动中,起带动作用。
五队于6月28日召开了控诉大会,我们组织学员中的先进典型陈景峰在大会上带头发言。 陈景峰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尉排长,入校后思想转变较快,任俱乐部的学习委员,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陈景峰控诉说:“国民党欺骗了我,蒋介石坑害了我,蒋介石教我这个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不去抗日,反而掉转枪口屠杀自己的同胞,我为我干的坏事感到可耻,我有热血, 我有良心,现在我觉悟了,我要同国民党决裂,从历史上来个翻身”陈景峰从口袋里搁出了一张32开对折 的纸卡,激动地对大家说:“我参加国民党已近八年了,这是我的党证,它给我带来了痛苦的回忆,我痛恨它, 今天我要把它当众撕毁。”接着他就把党证撕成碎片, 抛在地上。在陈景峰的影响下,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控诉国民党蒋介石的滔天罪行。有个学员控诉说:“日本鬼子侵占香港九龙后,我们撤退到广东惠阳一带驻防,国民党命令我参加屠杀了几十个中国难民,现在我要洗净自己的历史污点,向蒋介石讨还血债……”不少学员还控诉了被国民党抓壮丁后,受到长官任意打骂的痛苦。
控诉运动逐步深入,思想觉悟日益提高,五班学员莫春松倡议:我们不仅从思想上控诉国民党蒋介石的罪行,还应该从组织上退出国民党。这个倡仪立即得到各班的热烈响应,学员纷纷报名要求退出国民党。“退出国民党宣誓大会”召开了,会场的四周,张贴着标语、献词、通电声明,还有退党人员登记表等。标语上鲜明地写着“决心脱掉这顶臭帽子,清洗历史 上的污点,重新做人!"
陈景峰首先发言,他说:“我们经过学习,认清了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我们这些国民党员感到十分耻辱。在学校的教育和同学们的倡议下,五队今天有43名国民党员报名决心退出国民党,永远为人民服务……”43位同学肃立在毛泽东主席的像前,坚定地举起了右手,陈景峰领着大家宣读誓词:“我们本是一群纯洁的青年,受国民党欺骗蒙蔽,走上反共反人民的战场’ 成为蒋介石打内战的工具。今天我们获得了新生,认识了谁是仇敌,谁是恩人,谁为人民,谁害人民的真理。 为了表示我们赤诚的心,宣誓退出专制独裁的国民党, 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坚决为人民服务,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
在自由发言中,三班长黄秉义站起来讲话,他说:“我原是国民党整编第四十六师的少尉谍报员,抗战胜利后,蒋经国防部发给我一枚纪念章,铸有蒋介石的头像,我十分珍惜地收藏着,有时偷偷地对着蒋的头像说:你为什么还不来救我呀?如今我醒悟了,我要把这枚纪念章彻底砸碎。”说完,他狠狠地把纪念章摔在地上,用脚使劲地踩。一班蒙启明也站起来说:“我原是国民党整编四十六师一个团的准尉副排长,我一直把自己佩戴的国民党胸章符号,深藏在棉衣的棉絮里,幻想一旦被国民党抓去,再把这个胸章符号拿出来,也许会得到国民党的优待。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要把这个胸章符号当众撕毁。”非国民党员的学员陈明坤说:“我们虽然不是国民党员,同样是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危害了人民,今天我们不但拥护43位同学的正义行动,明天还要为彻底打垮蒋介石而奋斗到底!”大会在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中结束。
从控诉运动发展到集体退出国民党, 五队出现了团结进步的新气象。为了进一步调动积极因素,我们于7月5日又召开了进步大会,总结了前阶段的学习成绩,表彰了在学习中表现突出的先进典型陈景峰、黄秉义、蒙启明等学员,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进步,号召大家学习他们勇于联系思想实际,敢于同旧我决裂的革命精神。大会开得生动活泼,学员们受到很大的鼓舞。会上又有好几个学员说出了心里话。不少学员表示了坚决和国民党彻底决裂,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
(四)
1947年8月中旬,华东军大接到了北渡黄河的命令,余立金副校长号召全体干部、学员,要经受这次严峻的考验,胜利完成行军任务,争取人人立功。
五队学员经过“控诉”、“宣誓”,思想上是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否真正解决了间题,是否能经受得住恶劣环境的考验,是否真正愿意跟着共产党走,这些都提醒我们,要完成这次行军任务,干部的担子很重。
学校开始由胶东向渤海转移了,连日频繁行军,经常遇到敌机在头顶上盘旋,一边行军,一边防空。前面有黄河天险,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用飞机炸开黄河缺口,让水淹死我们。后面还有国民党主力顽八军的追堵,敌情逼着我们行动不得迟缓,有时从太阳落山出发,一直走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才宿营。行军中在队干部的带领下,发扬了团结友爱精神,使学员感受 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宿营时,干部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各班也争先恐后帮助群众担水、扫院子,涌现出很多好人好事。
深夜里,我们通过敌人封锁线,敌人的探照灯划破天空。远处传来狗叫声,每个人的心情十分紧张,我们干部更是提心吊胆,怕这些俘虏学员闹事。于是派一个干部站在通向敌人据点的十字路口,指挥着学员一个紧跟着一个地急速前进。休息时,各班清查人数,全部到齐,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按照上级的命令,赶到一个小小的黄河渡口,这里只有两三只木船在等候我们。上级命令我队必须于当夜迅速渡过黄河。我们只能一个班一个班地来回摆渡,由于组织严密,不到两个小时,五队就安全地渡过了黄河天险,在黄河彼岸集合时,清点人数还是一个不少。这时我们不禁暗暗地高兴,我们的学员终于又经受住了一次实际的考验,他们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8月底,按照全校的行动计划,我们胜利地到达了渤海地区。由于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五队学员完成了学习任务就要离开华东军大,调到“两广纵队”去接受新任务了。临行时,学员和干部之间,学员之间, 互相赠言,互相谈心,依依不舍,充满着友爱惜别之情。
(五)
五队干部在完成改造解放军官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团结战斗的作用,始终贯彻了共产党对待俘虏只憎恨其罪而不憎恨其人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广东话和他们谈思想,谈学习,做了很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还从生活上关心体贴他们,使他们感到很亲切,激发了他们的乡情,唤醒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大多数人消除了对立情绪,改变了精神面貌。当时在预科大队的学员中,宣誓退出国民党人数最多的是五队。教育比较有声势,思想工作较活跃,得到大队和校有关领导的好评。《军大导报》于7月下旬,出了一个副刊,题为《洗净血迹,揩清污点,从历史上彻底解放自己》,介绍了五队的教育情况。全校开展进步运动时,陈景峰被选为五队的进步代表,出席了预科大队召开的进步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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