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的斗争生活是艰苦的，不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年代，我在党和领导的培养教育下，做了些工作，特别与日、伪、顽、土匪以及地方势力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受到了上级多次表扬，还立了功。为了继承发扬公安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把那是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作以简要的回顾。
一、精心安排，巧夺机枪
日本鬼子为了确保铁路安全，每天有五个鬼子从党家庄经崮山，到万德，沿铁路进行巡逻。据情报人员报告：这五个鬼子配备一挺歪把子机枪，三支大盖子枪，每次出来巡逻都要在崮山车站下车休息，吃饭。
一九四五年秋天，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地委组织部长崔健同志对我说：“要消灭这几个鬼子，夺取歪把子机枪，找个任务准备让你去完成。”当时，我正长了一身脓包疥，行动也不方便，要完成这项任务确有困难。可是又一想，任务越艰巨就越光荣，这正是组织的信任，是一次很好的考验，我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组织上让岳正民和会喊日语的朝鲜人，还有做敌伪工作的宋宝琦、刘英、高生、刘XX等做我的助手，王近生同志在地方组织民兵接应。我们又把在什么地方动手，怎样夺枪的方法做了精心安排。
宋宝琦现在的爱人（那时是个寡妇）住在崮山最西头，家里两间屋，是个独院，西边靠铁路。我们计划先让伪保长把柜子领到宋宝琦爱人的家里，在这里喝酒、吃饭、然后在这里打敌人的埋伏。还安排宋宝琦、刘英和崮山的部分民兵负责浇水、买花生，里外的当招待员。会喊日语的两个朝鲜人也由刘英、宋宝琦带领（因他们地理熟，便于保护他们）。岳正民负责夺敌人的枪，消灭鬼子的事由我和区里的一个同志负责。一切工作都顺利地按预定计划进行着，鬼子们都在寡妇屋里吃喝着，我看行动的时刻到了，就带着同志们冲进了鬼子吃饭屋里，岳正民进屋就把机枪抱起来了。桌子两头的一个鬼子见势不好刚想起身，我的枪就响了，鬼子应声倒下，另一个鬼子，站起来就跑，没跑几步，也被我一枪打到在地。这时，区里的那个同志也同时向另外两个鬼子开了枪。可是，第一枪没打响，子弹卡壳了。这时一个鬼子从桌子底下爬出来刚跑到门口，就被我一枪打倒门外边。还有一个鬼子跑到院子里，和民兵夺起枪来，两个人扭打到一块，我一看情况不好，顺手给了鬼子一枪，可惜这一枪正好打在大盖子枪的枪栓上，没打着鬼子，反而把民兵的手指打去了一截，说时迟，那时快，接着照这个鬼子头上就是一枪，这才结果了他的性命。这时，名门站岗的鬼子听到枪声，跑进院子一看，刚要开枪，还没来得及打就挨了我一枪，他回头就跑，结果跑到炒米店也死了。我们消灭了鬼子，扛上缴获的枪支，翻过铁路上了恶狼山，刚走了半山腰，鬼子就从济南坐着火车赶来了，打了一阵子机枪没打着我们，我们过了恶狼山经松村又跑到南山，到了仲宫、柳埠一带，历城县大队把我们接去，晚上派了一个连把我们几个人和夺的枪支护送到黄河西铜城。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目的地。
二、布山战斗
泰西地区，东依津浦铁路，西邻黄河，南带汶河，北枕济南，是一个窄长地带。
一九四七年是国民党大举进攻山东，首先封锁了黄河，截断我冀鲁豫的部队东进，然后从济南、泰安、东平、济宁抽掉了大批人马，分兵合围，妄图一举吃掉泰西革命根据地。敌人为达到此目的，采取了频繁的扫荡，到处寻找我领导机关。是年秋天，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在转移时被敌人发现，为了摆脱敌人我们只好每天和敌人兜圈子，尽量避免遭遇战。
同年古历八月二十二日，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转移到肥城布山角下宿营。驻防位置是这样的：军分区二团（王沙锅子那个团住在西北方向，西南角是三团，北面是一团，公安保卫队住在南面，一、二、三团离军分区都很近，敌人把情况侦察好后，当天夜里顺着机关与部队的中间包抄过来，把三个团留在了包围圈以外，妄图把机关包围起来吃掉，被包围的除机关人员外，还有分区的机炮连和公安保卫队，机炮连和公安保卫队总共才二百多人。二十三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敌人的意图被我们发现，情况已经很危急，全部人马很快就有覆灭的危险。机炮连迅速占领了北面的高山。我们公安保卫队接到情况时正在吃饭，一说敌人上来了，我立即带上两个排朝布山西南的小山跑去，这时敌人也正在向这个山头运动。我们抢先一步登上山顶，控制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就和敌人打起来了。由于把敌人压在山下，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在我们的掩护下，趁包围圈尚未形成之机，从缺口处安全撤了出去。这时，敌人向我们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由于敌人数倍与我，武器精良，打了一会，我们二排的机枪打着打着就拉不开栓了。我让冯平指导员和机枪手扛着机枪赶快撤下去，剩下人继续坚持战斗。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十点多钟。这时，机炮连顶不住了，从北面垮了下来，电台也丢了。我们原来的任务是掩护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突围。任务完成后立即转移，后来军分区的刘司令叫通讯员送来通知，说：“没命令，不准撤兵，”机炮连把手的高地一失守，敌人居高临下，集中火力攻打保卫队这个小山坡，子弹雨点般地压下来，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想撤也撤不下去了。接着通讯员小潘挂花，卫生员给他包扎了一下就抬下去了，一排长石全英的机枪也打不响了。为了防止机枪落在敌人手里，我让他们扛着机枪立即向下撤。阵地上的人已经不多了，而敌人的攻势并没减，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正拿着指挥刀，在那里发号施令，我们瞅准这个机会一枪把他打倒，再也没见他站起来。敌人占领了北山和东山，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并正向南山口运动兵力，炮弹还一个劲地向我们山头打，我们处境很危险，如不抓紧时间从缺口处突围出去，后果就很难设想。赵金本、赵传奎、陆房的一个同志和我，还有机炮连的一个机枪班都趴在那里，我说：“现在情况相当严重，咱们要不突围，就得都牺牲在这里，同志们，咱们怎么办？”大家说：“咱们冲，一定得冲出去。”我起来一面指挥，一面带队冲，这时我只顾躲闪北山的敌人，没注意东山的敌人，正向前冲着，突然从东山上打来一枪，子弹打在石头上一跳又打到我，由右耳部打进去，从左耳处钻出来的，中弹后我一头栽在那里，也挂花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渐渐苏醒过来，正在沟沿上坐着，这时从北边来了两个敌兵，看到我然后就说：“把毛衣扒下来！”我说：“你们是中国人吗？”他说：“好小子，还不服气呢。”一石头砸在我的头上，把我头砸破了。我只好把毛衣扒给他。他们走后，国民党的大部队开始搜索战场，到处抢东西，我一看情况不妙，就滚到山下沟里，脸朝下，趴在那里装死。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功夫，这些人才集合起来走了。
天到中午，听到有个老太太在喊孩子，我断定庄里没敌人了，我才坐起来，用毛头纸把伤口捂上。用碰带缠了缠，找了根树枝拄着，打算到庄子里去，刚挪动了一下就摔倒了。因伤口流血过多，头也挺不住了，一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一直到天黑，肥城县大队的一个同志搜索战场才找到我。他拿着一件灰色军装褂子，走到我跟前，我对他说：“我是专署保卫队的队长，姓潘。”他也作了自我介绍，说他是县大队的，是来搜索战场的。你披上这件褂子，我到村里找个担架把你抬回去。可能是打仗打的找不到人了，我一直等到深夜也没见来人。从早上到现在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负伤后又流了这么多血，身体实在支撑不住劲了，但又不能光留在这里，所以，我就一步步的向庄里爬去。爬两步歇一会，口渴得要命也不敢喝，怕流血留死。不远的一段路竟爬了半夜。东方冒红的时候，好不容易才爬到龙王石庄头。庄头有个坡，实在爬不上去了，过了一会，一个老太太提着罐子出来打水我看见后，向她说明了情况，看来这个老太太还比较进步，对我很热情，把我扶起来，托着我的脊梁上坡上，她抱来一些姜苗子，铺在地上，让我躺在上面晒太阳。然后她到村里找来了区里的何书记。我和何书记讲明情况后，他说：“专署有通知，正打听你的下落。”还让老太太烧了点面糊汤给我喝。最后，何书记找了个担架，送我到卫生所去，临走时，又送给我两三块钱和五、六斤粮票。在路上几经周折，好不容易到达专署驻地卫生所。重新换了药，包扎伤口，由于当时形势很紧张，就让我到山洞疗养，这段时间，敌人还是整天到处扫荡，闹的人们很不安宁。后来我就和公安局的李鲁村局长，还有黄和轩同志一起，到黄河西，我就在后方医院住院治疗。
布山战斗，我们死的人不多，损失不大。圆满地完成了掩护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突围的任务，受到了领导的表扬，还为我记了功。
潘子忠（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