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回到延安后，住在中组部的招待所里。而后经中组部谈话，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位于延安城北的小沟坪，坡下是延河，河对岸是党中央驻地杨家岭。当时中央党校的校长是邓发，广东人，工人运动领袖。教务处主任是刘芝明，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是社会科学家。当时共有14个班，学员近800人。主要训练党的中级干部、青年知识分子和少数高级干部。课程主要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讲课的有杨英杰、龚释夫、李忠敏、马江等人。一般是上午听课，下午讨论、自习。学员住的是窑洞，一个长炕能睡10多个人。吃的是小米饭，盐水煮土豆，南瓜汤菜。学习用的笔是筷子绑上一个钢笔尖，墨水是用染料兑水制成的。笔记本是用发黄的草纸订的。课桌就是自己的两个膝盖。晚上自习时，每人一盏小油灯，每日供给的油只能用一两个小时。虽然条件还甚为艰苦，但相对而言，毕竟有难得的远离战争的宁静与和平。父亲是一天学没上过的放牛娃，只是在革命队伍里才认识了一些字。父亲在中央党校接受了平生第一次正式学校教育。因此，父亲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读书学文化，每天都感到非常充实。
父亲这一时期的证明人是在一起学习的廖其康。廖其康（1917-1999)，福建长汀人，1932年参加红五军团，参加过四次反围剿斗争，负了伤。长征中再一次头部、腿部负伤。1937年1月---1939年12月在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副官。重庆办事处的无线电台，就是周副主席派廖其康，从延安用大卡车一直护送到重庆的。建国后，曾任重庆特殊钢厂副厂长，党委常委。这是一个有两万多人的大企业。1977年出版《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一书。与父亲一直有书信往来。
父亲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间很短，也就两个多月，便被分配到延安振华造纸厂任教育科长。振华造纸厂是1938年创办的，是陕甘宁边区公营工业的主要工厂。纸张是学习、办公的必需用品，当时由于中央政府对边区经济实行封锁，有钱也难以买到，许多部队、机关到了没有纸用的地步。因为缺纸，一张纸得写几次，先用铅笔或钢笔，最后用毛笔，也有用桦树皮代替。纸张生产开始是从部队、机关收集破麻袋、烂绳头、碎布作原料，生产出黑粗纸和厚草纸。原料供应不上后，造纸厂的科技人员试验成功用当地野地繁殖快、纤维长的马兰草当原料，生产出质量较好、可印书报的马兰纸。原料问题解决后，产量飙升，用纸的自给率逐年提高。1942年朱德总司令赞曰“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中国通史第12卷第6节介绍：振华造纸厂是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最早成立的一家造纸厂。延安市志造纸业介绍：1938年筹建了延安振华造纸厂，1939年1月投产，1942年归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领导。1989年延长油矿兼并了延安振华造纸厂。振华造纸厂有两处厂址，一处在安塞县砖窑湾镇沟漕渠村，为总厂，现仅保留部分土窑洞。2001年7月，延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在此树立了标志性纪念碑。被定为安塞县旅游资源，归类于中共中央、边区机关、工厂旧址。被列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另一处在甘泉县下寺湾乡石畔村，为分厂，规模是总厂的两倍。
当时担任过振华造纸厂厂长的有刘子谋和刘咸一。刘子谋，1929年入党，建国后曾任新疆政府副主席。刘咸一，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德学子，1933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北京工业学院党委第二书记。
从父亲任职的教育工作来看，1941年6月，边区政府创办了一所把不同学科设在有关公营工厂的新型职业学校，其中造纸科设在振华造纸厂。职业学校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学习时间有半年到两年不等。教育内容有业务、文化、政治、理论四种，其中以文化教育为主。边区工厂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工厂把扫除文盲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在工厂内部，开展了识字运动，并采取举办识字组、读报组、读书会等各种组织形式，开展扫盲活动。同时，利用当地小学的校舍，组织白天忙于生产的成人文盲学习的夜校。当时工友们的学习兴趣是很高的，虽然白天做了一天工，但到晚上受起课来，大家一点也不觉得疲倦。
当时公营工厂的行政领导，大都是工农出身、参加过长征、没有什么文化的红军干部。1941年时，在公营工厂里工作的产业技术工人，劳动热情高，生活体面。但到了1942年时，由于受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影响，边区一些公营工厂同样陷入困顿之中，资金短缺，工人工资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增加工人工时，降低工资标准。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工作方式和佐以军法处置的严厉手段，在执行中遇到严重阻力，并激化了长期存在的技术工人与红军干部之间的矛盾，许多工厂闹起了工潮。当时，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是：首先，用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其次，严厉惩处，绝不手软。振华造纸厂将带头怠工的工会组织委员高成明开除工会会籍，开除出厂。再次，加强对工人的教育改造，树立模范工人的劳动英雄典型。从1942年9月起，振华造纸厂响应边区总工会的号召，在工厂内部开展了学习延安农具厂工人赵占魁的运动，使职工的劳动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完成。
1943年初，西北财经办事处提出这年边区工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纺织造纸，保证布匹纸张的供给。为保证任务的完成，振华造纸厂进行了工作大检查，经过整顿作风，加强了劳动纪律，健全了管理制度，实行了经济核算，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对保障边区纸张的军需民用，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父亲这一时期的证明人是孙孝先。
1943年5月，父亲经过领导选送到抗大学习。抗大的前身是 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迁到延安后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父亲到抗大学习，开始是在七分校一大队十队。校部在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合水县老城镇。1943年6月1日，抗大七分校举行开学典礼。由彭绍辉任校长，张启龙任政委，喻楚杰任副校长，杨尚高任副政委，方福生任教育长，康永和任政治部主任。校部设有管理科、供给部。主要开设政治、军事、文化、专业技术课程，按学员程度进行分类教学。
陇东，即甘肃的东部，是个地广人稀的地区。七分校进驻后，在这里建校，一切都要自己解决。没有粮食，就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背；没有蔬菜，就挖野菜，摘树叶；没有房子，则住在树枝搭的棚子里。这些都难不住大家，时间不长，便住进了自己开挖的窑洞，建起了门窗桌凳齐整的教室、饭堂。学员们开荒种地、养羊、烧木炭、纺毛线、织毛衣，生活逐渐好了起来。1944年3月，七分校校部、一大队迁到华池县东华池村。如今，这里的旧址尚存，已被甘肃省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44年5月，父亲又编入抗大总校第五大队。抗大总校共有学员6000余人，统称抗大第8期。校部设在绥德县城的西山寺。徐向前为代理校长，李井泉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陈奇涵为教育长。第五大队是新成立的大队，按原来的职务都是营团干部，驻绥德县城校部附近，住的都是新窑洞。大队长为赖光勋（建国后曾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政治处主任为丁国钰（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
在抗大期间，父亲经历了整风审干运动。主要是学习整风文献，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认真对照检查。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名利地位观念等缺点错误。同时，本着对党忠诚坦白的态度，写出了自传。在抗大期间，父亲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大队附近的土地都被群众开垦完了，抗大不能与民争利，就把队伍开赴到几十里外的山沟里去，开垦生荒地。领导带头，人人动手，个个参加，起早摸黑的干，还有许多副业生产，既解决了学校的困难，又减轻了人民负担。在抗大期间，父亲完成了学习任务。由于学员绝大多数是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低，有不少文盲和半文盲，在学习中带来不少困难。但大家都渴望学习文化，都抓紧时间积极学习，通过倡导学习互助运动，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毕业时，学员中基本上扫除了文盲，不少干部还达到了高小程度，能够看书报、做笔记、写书信。父亲经过两年多的系统学习，提高了文化程度，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了工作能力，并因表现好在1945年7月受到登报表扬。在父亲的一生中，抗大是一道重要的门槛，是父亲人生道路上的十字路口。
父亲这一时期的证明人是阮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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