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0日，在周副主席的率领下，父亲等一批警卫人员，随孔原、徐冰、廖承志，冼星海等一大批回国统区工作的干部，坐满整整四辆卡车，启程开往重庆。沿途经过了西安、成都等几十个国民党关卡，受到了严格的盘问、检查。周副主席和大家一样乘坐大卡车，在车上和警卫战士一起唠家常，问战士什么时候参军，家住在哪，问长问短，有说有笑，说得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大卡车疾驰在崎岖的山路上，大家左右摇晃，前仰后合，饱尝了路途的辛苦。一共走了20余天，5月31日到的重庆。
办事处位于重庆郊外化龙桥龙隐路红岩嘴13号，是一幢带有欧式风格的依山而立的三层楼房。办事处是1939年1月成立的，处长钱之光（建国后曾任轻工业部部长），副处长周怡（1942年在延安因病逝世）。办事处设在红岩村一楼，南方局机关在二楼，机要科、电台和译电人员在三楼。楼内设有俱乐部，外面修了篮球场，大家都很高兴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办事处和南方局是两个机构，对外统称办事处。南方局是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工作的领导机关，是秘密的，非法的；而办事处则是名符其实的“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是公开的，合法的。南方局没有单设生活管理部门，由办事处统管，负责安排筹划。除了红岩之外，还有周副主席所住的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的所在地虎头岩。曾家岩50号在市里，是一幢紧靠嘉临江，面临小街的三层楼。一楼、三楼住着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领导人；二楼住的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央委员。
国民党对共产党在三岩所设的机构，表面上虽是“合作抗日”，暗地里却是采取了监视的态度。从曾家岩经过虎头岩到红岩，这条路约有20多里之遥，沿途满布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特务，稍不留意，即有被刺害的危险。曾家岩50号前面51号，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后面49号是一个有特殊任务的机关基督教青年会。紧挨着50号旁边有一个特别的茶馆，特务以喝茶为名，盯着里面进出的人员。每当周副主席的车子一开动，总有几辆车跟踪盯梢。还有香烟摊、小铺里也都有坐探，专门跟踪盯梢中共人员。办事处下山只有一条小路，汽车上不去，周副主席出出进进，只好步行。每当大家对周副主席的安全担心时，周副主席总是付之一笑，诙谐地说：外面有人“守卫”，行动有人“保护”，好嘛。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周副主席为办事处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规定不能一个人上街，外出要请假，等等。周副主席指示大家加强政治时事学习，过好组织生活，并对大家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告诫大家要提高警惕性，要有随时随地牺牲的精神。周副主席还经常对警卫战士讲：要下决心学文化。文化是学习理论的基础，是工具。不学点文化，不掌握这个工具可不行啊！周副主席工作那么繁忙，可是总要抽时间给办事处作报告，分析国内外形势，提出今后的战斗任务。叶剑英同志也经常给同志们讲传统，讲气节教育，领大家唱国际歌和革命老歌。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要沉着应付，处于虎口，稳如泰山。
1941年1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7日，即国民党广播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当天晚上，周副主席在办事处召开了南方局办事处工作人员大会。约在9点多钟，周副主席站在二楼过道中间，向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同志严肃地报告了皖南事变发生的经过情况，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及应该怎么办。周副主席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搞突然袭击，抓我们的人。党给我们的任务不是直接用枪杆子同国民党打，是要我们在国民党的心脏里起哨兵和尖刀的作用，了解敌情，宣传和组织群众。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保守党的机密。如果国民党把我们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也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牺牲。周副主席讲了两个多小时，讲后就在办事处题写了两幅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七日夜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时操戈，相煎何急！？周恩来，并于第二天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应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办事处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一是各部门认真清理机密文件材料，如有情况可以立即销毁。二是每层楼安装一个电铃，电铃按钮装在传达室。三是加强警卫，传达室增加人员，二楼加哨，昼夜值班。警卫战士喂了一条狗，取名“汪精卫”帮助看门。这些措施下达后，周副主席亲自组织办事处进行了一次演练，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皖南事变发生后，一个家伙故意借酒装病，在“周公馆”门前巷道上撒野放肆，口出反共谰言，甚至试图闯进“周公馆”寻衅闹事，立即被警卫挡住。据查，这个家伙是隔壁招待所的常客，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终止了给办事处的军饷，和延安的联系也已中断。同志们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伙食基本上是糙米饭加牛皮菜，有点红辣椒，算是“打牙祭”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人。毛泽东发电周恩来，请他和董必武、叶剑英设法离开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可留少数人看管。周恩来复电自己必须坚持在重庆，以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争取时局好转。同时也为了准备应付国民党的更大迫害，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除保留少数人员外，分别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周恩来亲自安排100多名同志撤退返回延安，父亲也在其中。带队的是八路军少将高参边章武。蒋南翔、叶选平、李鹏等编在一个队里，叶选平比李鹏大4岁，担任随队警卫员。他们分乘六辆卡车，从重庆向延安进发。再见了，红岩村!再见了，敬爱的周副主席!.
父亲虽然离开了重庆，但周副主席炯炯的目光、堂堂的仪表、豪迈的气概、惊人的记忆力、认真细致的工作、艰苦朴素的生活，始终萦绕、铭记在父亲的脑海里。19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父亲曾在《鞍山日报》发表文章，纪念敬爱的周总理。
父亲这一时期的证明人是李材均和向先德。向先德是父亲的战友和湖南老乡，1942年因病去世，埋葬在重庆办事处公墓。公墓在红岩村的后山上，1938年-1946年期间故去的办事处工作人员或亲属，共计13位，其中有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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