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和军队去东北工作。我们华中干部大队也接到中央来电，决定我们不去新四军了，改道去东北。当时，我很高兴，心里想，到新的岗位以后，我一定把在抗大学到的革命本领都用上，为革命多做一些贡献。我们途经河南、河北、辽宁，徒步走了两个来月，10月初进了沈阳。我们先是听了彭真同志的报告，要求我们做东北人民的勤务员，然后东北局分配我到冀热辽军区后勤部任军需科科长。那时，我怀着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和对新的战斗的渴望，整天在兴奋中东奔西走，一会儿到南市区的被服厂了解情况，一会儿又到卫生处接收过来的日本关东军的医院看一看，抓供给，抓医疗，忙个不停。
可是，蒋介石却红了眼睛，他通过海陆空三条渠道往东北大举运兵，企图独占全东北。
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让开沈阳这样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从1945年冬天开始，我们东北人民自治军陆续撤出沈阳。组织上派后勤部高部长和我带领一部分后勤干部和军官教导团几十人，奔马三家子方向而去。我们队伍中还有四辆汽车，开车的司机都是收编过来的伪军，有的在半路上就逃跑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革命不是强迫的，你不愿干就走你的，反正汽车也破的不成样子了。我们于是丢掉汽车，把东西分装在马车上，取道新民往北向彰武进发。途中，我们遇到了苏联红军，他们说，彰武有敌人。我当时年轻火气壮，说：“打他一下！”高部长说：“不行，恐怕有危险！”怎么办呢？我们的命令是去彰武，可彰武又去不了。高部长和我一商量，决定去法库，，因为法库是我占领区。
到了法库后，辽西军区司令员邓华和辽西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陶铸见了我们非常高兴，热情地欢迎我们。因为那时到处都需要干部，他们说：“彰武，你们过不去了，就在这里吧。你们虽然不属于我们军区，但都是东北局管的干部，你们的工作，由我们负责分配吧！”就这样，我们归属了辽西军区。我由于不愿意继续在后勤工作，要求下部队做政治工作，被降职派到二十六团三营当教导员。
二十六团驻在通辽。辽西军区设立军分区以后，二十六团隶属于第五军分区，军分区也驻在通辽。我们三营营部就设在通辽南门外，所属几个连分驻在通辽县城周围。我营负责通辽城防，剿除土匪并扩大军队。那时，东北的土匪很多，许多溃散的伪军也入了伙到处残害百姓，袭击我军，弄得我军民不得安宁。蒙古族的败类包善一就是一个很大的胡子头，他有几百骑兵，这些骑兵打起仗来叨念咒语，都是不要命的茬子。1946年5月6月间，我们部队与包善一在余粮堡接连打了两仗。
余粮堡在通辽西南七十里左右的地方，北有西辽河，南有教来河，两河中间是一条狭长的通往通辽的走廊，余粮堡就在这条走廊的通道上，实为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我营所属八连驻守在那里。
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我正跟同志们谈话，突然通讯员进来说：“八连长有紧急情况报告。”我心里一惊，忙说：“快叫他进来！”八连长徐青生和连里一个通讯员进来了。他们俩的上衣都湿透了，气喘吁吁，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连忙倒了两杯水，让他们喝下去，慢慢说。原来，头天晚上，包善一的骑兵突然进犯余粮堡，八连奋起抵抗，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八连全体战士坚持了一天一夜，最后不得不退到房子里闭门固守。余粮堡危在旦夕，连长徐青生得到指导员王月春的同意，亲自带一名通讯员，冒着生命危险，骑马冲出敌人重重包围赶到营部报告。军情如火，我马上向团部报告，团部为了解救余粮堡燃眉之急，决定由我营副营长刘子宁率领骑兵连立即出发，后面加派两个连增援。刘子宁年轻力壮，作战勇猛顽强，他骑上战马，率领骑兵连出发了。我在营部焦急地等待着，通宵坐不安立不稳。第二天，刘子宁回来了，带来了胜利的消息：我军很少伤亡，敌人却扔下不少尸体和一些马匹逃蹿了。
包善一吃了苦头不肯认输，过了一个月，他第二次进犯余粮堡。我马上向团首长请战：“上次打仗我没上，这次我去！”吴政委牙齿咬得直响，拳头往桌上一敲，说：“包善一，欺人太甚！你们谁也不用去，看我收拾他们！”他命令集合起几个连，亲自带领部队讨伐包善一。战斗当然取得了胜利，但队伍凯旋而归的时候，吴政委却没有活着和大家一同归来，他不幸中弹牺牲了。我们流着眼泪望着他的遗体，默念：英雄们的鲜血已经渗入了肥沃的松辽平原，滋润着祖国的山水草木，为后世人民造福。吴政委的妻子、战友更是泣不成声。以后，每当我来到辽河岸边，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吴政委，仿佛他在挥手催我上马，催我前进！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我们不得不放弃通辽，向西向北转移，在开鲁、突泉、洮南一带战斗，巩固西满根据地。我们营的任务是掩护军分区及卫生处。卫生处的医生和有技术的护士都是日本人，一路上，我们妥善地照料他们，他们说我们解放军大大的好，不打人，不骂人，比关东军好，比伪军好。
由通辽到开鲁一路上，是汉族居住区，天气也不太冷，行军途中还比较顺利。从开鲁往东北，情况就不同了，一望无边的荒甸子，到处长着没人深的枯黄的蒿草，荒凉冷清，人烟稀少真的像古代歌谣中“天苍苍，野茫茫”那样的景象。走了一天，傍黑才看到一座空无一人的喇嘛庙。庙很小，只能做伙房用，几百名同志都在寺庙周围露营。时间已近初冬，大家还穿着单衣单裤，全靠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年轻人的身体抵抗北国的风寒。个别同志思想发生了动摇。在通辽参军不久，被分配到卫生处工作的女战士李淳，居然坐在地上不走了，又哭又闹，放赖撒泼，吵着要回通辽找她妈。一些女同志对她连劝带拽，终于带她上路了。针对这种情况，党组织发动党员进行思想工作。通讯员李连山，通辽人，是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不习惯艰苦环境的生活，经常掉眼泪。我跟他讲：“我刚参加红军的时候，也像你这么大年纪。我们那时爬雪山，过草地，比这时苦不苦？不吃苦，就不能长征！”他说：“我们这，不也是爬雪山，过草地？”我说：“算不得！那山比这高，雪比这大，草地也比这宽。那草地是沙坨子，是沼泽地，人踩上就陷进去。比起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这算不得艰苦！”李连山听了，以后逐渐变得坚强了。由于党组织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加上艰苦的环境也造就人才，李淳等人后来成了坚强而能干的白衣战士。
越走条件越艰苦，战士也越走越坚强。团参谋长向有益的妻子，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坐在大车上，她尽量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孩子，可是，孩子朝外面的一半身子只裹着几层单布，等到下车时，孩子已经冻死了。年轻的母亲抱着婴儿，直直地站立在风雪中，她的严峻的面孔上，没有表情，没有眼泪，仿佛她在想着什么，望着什么，突然，她跑向一个沙丘，搂起沙土掩埋了孩子的尸体，便跟上队伍，头也不回地前进了。
一天夜里，我们行进在崇山峻岭中的狭窄的小路上，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一辆大车翻进深不见底的山涧里，连人带马，摔个粉碎。又有一天，我们在没膝盖深的大雪地里行军，发现两辆大车掉队了，我和营长命令警卫排回去寻找。他们顺着车辙找到一个地方，发现我们两个赶车的战士已被砍掉头颅，尸体横陈在大道上，白雪上是一片殷红的血迹。我们的战士愤怒难过极了，他们掩埋了战友的尸体，追赶队伍。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群众躲避着我们，留下一座座空空的蒙古包。我们找到穷苦的蒙古族同胞，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热心地帮助我们生火、烧水、买东西吃。当地能买到酸牛奶，可是许多同志吃不惯，有时买到一些南瓜干熬着吃，这就是美餐了。由于缺少粮食，大家常常吃不上饭忍饥受饿。到最困难时，只好把老残骡马杀掉。因为缺少食盐，煮熟的马肉也难以下咽。沙窝子里用柳条编的土井，水又苦又涩，然而这样的水，也是很稀少的。
长达四个月之久的行军，饥饿寒冷的折磨，反动军队的追击，都没有挫败我们，反而都被我们战胜了。在1947年春节的鞭炮声中，我们终于开进了突泉县城。
革命容不得松一口气，我们的目的地尚未到达，休整一周以后，我们开始东进洮南。早晨，我和军分区保卫科长肖野，带领十几名战士，押着五辆大车，先行一步。我们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进着，到了黄昏时分，一座围子出现在前面，我和肖野商量，准备在这里宿营。
这时，突然传来了清脆的枪声，大家猛抬头一看，从不远处的树林里窜出一支马队，是“胡子”，我立即命令同志们下车卧倒，迎击敌人。
同志们迅速跳下大车，有的找有利地形，有的就利用车身隐蔽，一挺轻机枪和十几支步枪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几次冲过来，都被我们打退，这是一场意外的遭遇战。敌人不清楚我们有多少人，也不知后面还有多少人，打了三个来小时便逃跑了。我派了两名同志进树林里侦察了一下，又进围子里了解了一下情况，里面住有十几户人家。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在围子外面休息了一下就连夜赶路，于第二天晚上到达洮南，完成了先行的任务。
我也到新的工作岗位报到——在洮南的辽吉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任党总支书记。
（此文刊登在2004年出版的鞍山市离休干部革命回忆录《血与火的岁月》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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