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亲为什么参军
我父亲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家里雇有一长工。父亲从小耕读，成绩不错。据叔父说，小学三年级以后年年考试第一。父亲16岁时我的奶奶病逝了。一年后我爷爷又结婚了，还生了两个叔叔。父亲作为长子觉得在家里没意思，这是其一。
其二，村子里1933年就有地下党了，这些穷家子弟对他们有戒备的。父亲心里总憋有一口气，心想你能当共产党员，难道我就不能当共产党员吗?
1937年”7-7事变”后，全国抗日呼声很高，这是一个契机。父亲第一次去投军。被爷爷找了回来，父亲再次坚持要投军。爷爷没办法，只好长叹一声:”你去吧!”父亲就到新组建的平山团(平井获支队)，找到表哥张凤祥(时任连长)。在那里当了兵。因为是新组建的部队，部队三分之二的没有枪，父亲第二天就对张凤祥说：“没枪，我不当这兵了。”自行往北走到河北唐县。看见八路军一支部队，人人有枪。军容整齐，非常羡慕。于是自动报名参了军。这个部队就是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十二大队(团)。团长是辛力生，这是一个赫赫有名的红军团。战斗力很强。多少年以后，父亲见到平山藉的同乡战友，他们说父亲，平山人都是老五团(平山团)，就你不是。父亲多少有点得意说：“我会挑部队。我到红军团当兵，至少当时我就比你们有眼光。”
二、三个月以后当上干部
三个月提干当军官，在现在人眼光里那也是直升飞机速度。父亲告诉我，他刚当兵时只是团部通讯班的一员。一次在埠平县解决一伙伪军。夜晚部队包围了伪军夜宿的村子，团长辛力生问身边的人：“谁跟我去摸哨？”父亲当即报名，和团长一起把伪军哨兵摸掉了，一枪不发，把这伙伪军200余人全部缴械。这是他第一次立功受奖，领导给了他15块大洋。1938年初被提拔为三分区侦察员(排级)。他说在部队他有两项是拿得起的。一是部队抢山头训练，他次次都是全团第一。二是晋察冀军区射击比赛获第二名。所以，行军作战遇见单个的敌人，战友们总是愿意把步枪递给他，看他打枪。一枪打翻，身边战友一阵喝彩。
三、关于黄土岭战役
黄土岭战役因击毙日军“名将之花”“山地战专家”，中将阿部规秀，名声大震。我的岳父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是一分区杨成武部队电台工作人员。他说黄土岭战役是在河北涞源县打的，父亲说是在河北易县打的。两个参加过黄土岭战役的老兵各执一说。2003年我有幸到河北涞源从银坊进入黄土岭。黄土岭两侧地形式30度土坡。中间沟底有2公里。当我去到沟底中间，发现一块界碑，这边写着涞源那边写着易县。阿布规秀死的那个民院在易县这边。看来这一仗是在涞源和易县两地打的。只是岳父所在部队部署在涞源这边（一分区部队）。父亲所在部队部署在易县这边（三分区部队）。两位老人说的都对。
四、回忆抗日战争
父亲说抗战八年是作战最频繁的一年，平均每星期都有一仗。一个人要想在战场上生存下来就是要“放机灵点”：一是打仗时，再好射击位置最多只能放两枪，别人刚放过枪的射击位置千万别再用，那地方敌人已注意了；二是反应快，战术动作要快。1942年冬天，父亲与晋察冀锄奸部的干部12人和一个排的作战部队，夜宿一个小山村。黎明时分，哨兵报告敌人包围上来了。父亲一听提枪就往外冲（战争年代非常时期都是和衣而睡）。在村口一个日本鬼子扑上来想抓活，手都碰到父亲左肩了。父亲一枪把他干掉。随后有五个干部（包括作战部队的王排长）冲了出去，其余人全部被日本鬼子用机枪堵了回去。全部与日本鬼子拼刺刀战死。锄奸部有一位姓魏的干部，出生武术世家，肉搏时一个人干掉了八个日本鬼子，直至牺牲。父亲常为其感叹。
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也有一些得意之作。1943年父亲调到晋察冀东军区十三团任特派员，当时部队分散游击。父亲带两个连攻击日本鬼子伪军在宝坻县的一个据点。主攻方向没打开，助攻部队却打开了。打扫战场时，他们意外在粪坑里揪出了宝坻县日本鬼子宪兵中队长。父亲想把他押回根据地，可是当地的老百姓围住部队不让走。这小鬼子作恶多端，老百姓一定要看到八路军杀掉这小鬼子才让走。父亲只好下令战士用刺刀把他捅了。父亲说，这个日本鬼子宪兵中队长一身屎臭，浑身哆嗦。一点武士道精神也没有。从此父亲一直把鬼子宪兵中队长的指挥刀带在身边。
五、回忆解放战争
日本投降后，冀东军区十三团扩编为二十六旅。到东北后扩编第四野战军第九纵队（46军），是攻打锦州的主攻部队之一。父亲是九纵队的保卫科长，也随团队一起进锦州参加巷战。部队从集结地出发，放眼望去锦州外围两公里内遍地尸体，数以万计。有敌人也有自己人。父亲说这是他见到最惨烈的场面。锦州战役结束后，四野总部严令各部队查找国军高级将领。父亲在俘虏中找到国军云南部队的骑兵团长，询问其兵团司令卢俊泉的相貌特征。他们云南部队俘虏中查到一位老者60余岁，身穿士兵服装，身材瘦小。他们突然对他喊：“卢俊泉！”这位老者下意识回答：“到！”口中露出两颗金牙，这样这位国军中将兵团司令就落网了。
为了查找国军高级将领，各部队在大小路设卡盘查。父亲的保卫科有一位名叫傅冠军的执法队长也去参加设卡，他们在锦州城外的一个小河边拦住两个穿便衣的人。一位身材高大肥胖，衣着很不合身。另一位是个年轻小伙子。傅冠军先审问了那个年轻人。年轻人告诉他那人是范汉杰，锦州守军中将司令。再问范汉杰时，范汉杰说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这锦州守军主副官范汉杰、卢俊泉均被四野九纵俘获。
当天，九纵政委李中权与范汉杰谈话(高级将领是比较客气地)后，当晚，父亲与范汉杰同宿一室，范汉杰心绪比较复杂，睡眠很少，与父亲聊天，范汉杰说：“你们打仗不正规，喜欢偷偷摸摸。”父亲对范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怎么能打赢就是好战法。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战法。”范汉杰又说：“你们抓住我，士兵高呼‘活捉范汉杰了！’太难听了，象抓动物一样。”第二天，父亲让范汉杰穿上战士们从锦州城里找出的国军将官服照相，然后带部队护送范汉杰到四野总部。范与林曾是黄埔军校的同学。父亲第一次在那里见到了林彪司令员，林彪向父亲简单询问了抓获范汉杰的经过。父亲对林总印象极佳，他一直说林彪极其儒雅。当年四野战报有一篇四百多字的叙述俘虏范汉杰经过的报道，就是出自父亲的手笔。
平津战役期间，父亲也随作战团队攻打天津和平门，十纵打了将近一天，九纵部队一个猛冲猛打就开了，战后有人说，我们九纵比十纵强。父亲说：“是十纵把对方打疲了，我们是生力军，大家都是好部队。”父亲还说，平津战役是他见过最猛烈的炮火，枪声听不出有点像刮风，炮声相连像机枪声。
六、对战争时期老领导的回忆
父亲从1937年到1949年打了十二年仗。先后在黄永胜（上将），余光文（少将），詹才芳（中将）三位将军麾下战斗过。
回忆黄永胜(司令员)，父亲在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当战士、副班长、侦察员。父亲说，当年黄永胜不满三十岁，身材魁梧，一米八的大个，说话办事雷厉风行，作战勇敢果断，对人豪爽大方。在三分区时，黄永胜每天早上亲自带部队出操，在唐县一次伏击日本鬼子一个中队，战斗到黄昏，黄永胜问团长怎么还不解决战斗，团长回答部队伤亡较重。黄永胜抓起一支步枪要亲自带队冲锋，团长赶忙夺过步枪组织冲锋，一顿手榴弹把残余敌人解决，缴获了两门山炮。战后黄永胜非常开怀，大声说：“今天这两门炮我是一定要得到的！”
回忆余光文，晋察冀军区锄奸部长，父亲当过部长的秘书，在他的领导下，解决过不少汉奸，在河北曲阳县，一夜之间除掉30余名汉奸，起到极大震慑作用，当地的维持会长们纷纷与他们联系，表示愿意为八路军工作。所以曲阳县明是日本鬼子占领，暗地里是八路军控制。当年曲阳县城有四个城门，日本鬼子把守一个城门，其余均为伪军把守，一次，伪军抓了八路军两侦察员，父亲所在侦察队半夜摸进去，把守门伪军一个排的人全部用斧头劈了，从此，伪军再不敢找八路军的麻烦了。有一个叛徒原是我方一个营长，投敌后当上了伪军大队长，由于太熟悉我军战法，部队几次与其较量，均没有占到便宜。在于部长的部署下，使了一个离间计，借日本人之手把这个汉奸除掉了。父亲是具体的执行者，主要是把这个大队反水的假情报不经意地透露给混入我方内部的日本特务，日本人以为该大队当晚要反水，急忙把情报送出去，日本人无暇思考，把他杀掉。小时候我只听母亲说过父亲在锄奸部受过特别训练，我一直猜测是什么内容，后来，父亲在病榻上告诉我是“情报收集、分析与判断”。
回忆詹才芳司令，父亲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詹司令，父亲在三分区时，詹才芳是副司令，后调入冀东军区（1943年）又在詹司令麾下工作。父亲说詹司令是他见过的部署作战任务最细心的将领，每当讲到紧要地方，詹司令突然降低声音，在场的人鸦雀无声，都竖起耳朵听，大气都不敢出。詹司令思路清晰，条理清晰。在他的领导下，十三团发展成为四野九纵，成为解放军的一支劲旅。父亲常说，我军从领袖到将军都是一群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大大小小军事家。
七、对救命恩人的追忆
父亲经常提起一位叫王云忠的老人，说很想去看看他，只是路途遥远，工作繁忙，一直未能成行。
1945年5月，父亲在河北围场县与日军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是一位名叫王云忠的老人（当年50余岁），把他藏在山洞里20多天，直到部队找到他并把他接回来。老人家把家里细粮都拿来给父亲吃了，父亲因伤痛睡不着觉，老人就找来一点鸦片烟给他止痛。父亲养伤的地点是：河北省围场县二道沟半壁山榆树沟二道岔吊儿村。父亲逝世前还提起说：“我都七十多岁了，他肯定也不在了。希望你们有机会找到这家人，要谢谢人家。”
八、爸爸妈妈谈恋爱的趣事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之间有一个暂时的和平时期，组织规定“287团”可以结婚，即28岁，七年军龄，职位在团职以上。父亲符合上述条件。
我的妈妈赵琪是北平通州女子师范毕业的。1946年1月由地下党介绍到解放区遵化县马兰峪小学教书。母亲年轻时长得非常白净。当时，我父亲和遵化县一位姓张的副县长都看上了我母亲。父亲是军区锄奸科长，为了追求我母亲很是动了一番心思。当时锄奸科有一支60余人的侦察队，还有一支12人的执法队。周末，如果我父亲有事不能看望母亲，锄奸科就会来七八个小军官陪我母亲逛庙会、赶集。把那位地方县长赶得远远的，不让他有机会接近我母亲。母亲结婚后跟随父亲到冀东军区部队当了一名文化教员。
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一直很好，均于1988年底先后病逝。已经离开我们20年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们脑海里。好像还没有离开我们，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看着我们……我的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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