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十六岁参加革命，风风雨雨将近六十年。红军时期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苏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解放战争中在辽沈、平津等战役中担任主攻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五次战役；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担任主任（司令员）期间发现并培养了雷锋。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得了三级八一勋章（红军时期）、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抗日战争时期）、一级解放勋章（解放战争时期），1988年获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现已奉命交班的我，能够为革命事业作出的最后一项贡献，无非是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党的旗帜下战斗的历程，总结出经验和教训，给子女后代以借鉴，以利于我们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十六岁以前（1917.10——1932.12）
1917年旧历九月初三日（公历1917年10月18日）子时，我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斯连垭乡龙门沟村一个农民家里。我幼年时，家里有几亩场田。我六岁时，爷爷和祖奶奶相继过世。按照族规，这样的丧事必须大办。为了办丧事，爸爸向地主王安一借了十几块现洋的债。没想到，从这以后，我们的家境便开始败落下来。
这笔高利贷，还了四年没有还清，十几块钱的债象驴打滚一样，翻成了一百五十块大洋。只好卖地还债，但还是还不清。我只得离开刚刚上了一年的私塾。地主要债要得紧，又派了乡丁来抓人。死逼无奈，我十岁那年的年关，爸爸逃离家乡，后来听说过了大巴山，至今下落不明。爸爸走后，家中生活靠妈妈给人帮工和我为人家割牛草维持。记得那时一背篓草可以换得一碗米。不料，我十三岁那年妈妈又病故。这时家里已经穷得连丧衣都做不起了，还是我的大姨给做了两件单衣穿上的。想到今后连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在妈的坟前哭了一天一夜。
妈妈去世后，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只得去地主家放猪、放牛、割草、打柴，晚上看苞谷地，勉强维持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14岁上，幺婶子介绍我到离家70里的清江渡，进了一家染坊当小工。每月的工钱是三斤棉花，这在当时已经是不错的收入了。
1932年冬天，听说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到了通江县城，老板害怕“红胡子”打过来，染坊关门了。我跑回家，在姑姑家的造纸作坊里帮忙，勉强有口饭吃。当年年末，红军打进了关山寨，又来到我们龙门沟，建立了红色政权苏维埃。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看到红军队伍里有饭吃、有衣穿，二话没说就参加了赤卫队的少先连。
王良太自述戎马一生：红军时期（1933.1——1937.6）
1933年1月，四川军阀田颂尧分三路围攻川陕根据地，各地赤卫队开始集中。我们少先连在斯连垭过了春节后，开到清江渡，被编入川陕省保卫局保卫营，随苏维埃政府行动。记得临离开斯连垭时，大姨舍不得，哭着拉表哥和我回家。当时天下着小雨，想想就要离开家乡、离开亲人、离开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我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表哥经不住大姨的苦劝留了下来。我狠下心，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和雨水，硬是跟着队伍走了。我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头，从此我和表哥、堂弟他们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他们守着老婆孩子，过着清苦但平静的生活，一辈子呆在大山里。而我则经历了大小几百次战役战斗，历尽磨难九死一生，22年后成长为一名共和国的将军了。当然，这是后话，当时是想都没想过的。还记得解放后，我回到老家探亲，表哥提起小时候有一次，跟我表哥在镇上算命，先生说几个人里，我的命最硬。
当时我们的保卫局长是袁国平（我曾经给他当过2个月的警卫员），我们营长姓尹，我那时当了班长。
我们保卫营的任务，就是看守和处决犯人。那时，张国涛的左倾机会主义已经开始，红军每打下一个地方，抓来的甲长、排长以上的俘虏，全部交给我们杀头。经我手杀了一百多。
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取得反击刘湘、刘文辉的六路围攻的胜利，失而复得通江、南江、巴中。8月中旬至10月底发动了三次进攻战役，巩固住了川陕根据地。
一年的战斗生活，使我很快成长，1934年1月在木门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有营教导员董明瑞、指导员姓梁（名字记不得了）、排长杨大有等三人。
1934年4月，我们被编入川陕省独立团，这时我已升任排长。8月份打下洪江洞后，又编入新成立的红三十三军九十八师，为二九四团。军长是创建川东游击队的王维舟，团长吴士安。我们二营营长张仁初，六连连长穆慕人，指导员胡炳云，我是二排排长。编入战斗部队后，我们的仗打得很多。当时，三十三军里的连、排长大部分是湖北过来的老红军，很有战斗力。我们排里的一个班长，原来当过营长，在湖北“肃托(当时党内开展的‘肃清托洛茨基派敌对份子’的运动)”下来的，对我帮助很大，好多点子都是他出的。
那时，张国焘没有执行党中央关于“巩固通南巴，赤化川陕甘，等待（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的指示，而是走了先盲动后逃跑的路线，提出“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的主张，没有巩固住红色根据地。一年多的时间里，仗没少打，但是，基本上是节节后退。
1935年3月开始，四方面军主力陆续退出川陕根据地，撤到嘉陵江以西。5月，我们二九四团从通江撤到南江县的木门镇，奉命掩护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撤退。一天，我们排在木门的后山放军事哨，敌人迂回上来，在战斗中把我们包围。我下令跳崖突围，全排同志没有胆小的，都跟我跳下了的悬崖。悬崖虽然深不见底，但满山的树藤救了我们，等敌人冲上山顶，我们已经去追赶大部队了。这是我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从此我总觉得树藤是个好东西。退出木门后，渡过嘉陵江，到达江油、中坝一带。6月14日，四方面军在懋功与从江西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会合，加入了长征的队伍。
根据两河口会议“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苏区根据地”的指示，我们开始向西北方向进军。7月，我们红三十三军二九四团与三十军二六八团一同向北，去打松潘，我们主攻松潘县城，二六八团打宝塔山。经过战斗，我们打下了松潘。但是由于张国焘阻挠，指挥意图不坚决，宝塔山得而复失。其他几个主力军也未打下江油等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北出计划放弃，只得西进。我们团就在松潘附近掩护主力西进。那时几乎天天都在生死线上，曾经连续几天吃不上饭，实在饿得受不了，就靠拣别人大便中没消化的大麦粒或烤大麻叶子充饥。同时，仗打得也很残酷，我几次遇险、首次负伤。一次撤退时，一个敌人追上来抓住了我的枪背带，幸亏我们排的一个战士手疾眼快，回手“砰”的一枪，撂倒敌人，我才脱身，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还有一次，我下山到炊事班为排里领野菜汤，来了一架敌人飞机，丢下两颗炸弹。炊事班黄班长抓起羊皮衣盖在我身上，我得救了，而黄班长被炸死了，我第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掩护任务完成后，奉命撤到毛尔盖（大约是8月15日左右）。为增强红一方面军的力量，部队进行了整编。九十八师被分解，我们二九四团被编入右路军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后萧华）四团（其前身是北伐时的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南昌起义，团长杨得志，政委杨成武），为二营。我在二营六连一排当排长（营长张仁初，连长穆慕人，指导员胡炳云）。
我们刚编入一方面军的第三天，张国焘就开始闹分裂。有人拿着喇叭对我们喊：四方面军的弟兄们，你们回来吧，不要跟毛泽东逃跑！但是没有一个听他的。大家都按中央的指示积极筹备干粮，准备北上。第四天（1935年8月20日）天不亮就出发了。 我们团是右路军过草地的先头团。出发不久，四方面军三十军的部队插到我们前方，架起了机枪等我们来，据说奉张国焘的命令要消灭我们。但他们军长李先念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制止了他们。在水草地我们见到了朱总司令，他扛着根钓鱼竿，对我们说：“同志们哪，你们跟毛主席北上走吧，我们暂时离开了，将来总会会合的！”
经过6天行军，打了三次来袭击的藏族骑兵，8月26日到达班佑。到了班佑，总算有牛肉吃，有牛屎棚子住了。我们在班佑担任两天警戒。29日，我们右路军发起包座战斗，全歼胡宗南的四十九师，攻下上、下包座。
9月12日，中央在川甘边的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揭露张国焘的错误，巩固红军，还决定组建陕甘支队（军委纵队和一方面军合并），下辖一、二、三纵队，继续北上。从俄界出发，翻过“千里雪”的岷山，经过连续二百多里的行军、消灭了鲁大昌派来围堵的一个营。那一仗缴获武器很多，我背了两支驳克、一支步枪。9月16日到了川、陕关隘腊子口。
腊子口号称天险，两座山崖之间是条河，河上有座木桥，木桥两端各有一片开阔地，对岸开阔地及半山腰山洞里总共两个营的敌人防守，修筑了碉堡工事。红军北上，必须攻克之，才能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主攻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六连。当晚，连里组成了一个30人的突击队，我担任队长。一支短枪、一把大刀、十颗手榴弹。命令一下，在机枪掩护下我就带队向桥上冲去。由于敌人碉堡坚固，火力太猛，冲了几次过不了桥。
这时，毛主席亲自到前面来指挥战斗，又派一、二连涉水过河，攀着峭壁，从侧翼袭击敌人。经过调整部署，第二天凌晨，我又带着15人的敢死队冲上桥头。这时，一、二连也从山上杀下来。趁敌人乱时，挥刀一阵猛砍。拂晓时我们才攻下腊子口，为全军北上打开通道。这次战斗打下来，30人的突击队连我只剩下2个人。我也负了重伤，两腿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六处，至今还留着弹片。建国以后，攻打腊子口和飞夺泸定桥、强渡乌江等长征战斗故事广泛传播，被编入学生课本，这是我这个幸存者，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1984年，我的大孙女上小学，他们学到攻打腊子口的课文，她对同学说：“课文里说的那个英勇果敢的一排长，就是我爷爷。”同学们都说她吹牛，她还委屈的哭了。我知道后对她说：“那就是爷爷，看看爷爷身上留下的弹伤。”这是我第一次给孩子们看我的伤疤。
腊子口一仗下来，我的腿伤非常严重，没有药，只能用盐水洗洗伤口，两条腿化脓感染，肿得不行，后来的行军，我是骑牦牛、毛驴走的。当时年轻，半个月以后伤口竟慢慢的好起来，别人都说我命大。
在宁夏的哈达铺，部队进行了休整。我们和二团一起听了萧华同志作的反对张国焘逃跑主义的报告，才知道张国焘没有带四方面军过来。这时，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三军团总共剩下八千来人，编为18个大队。我们是一大队，大队长李天佑，连长胡炳云，排长张万春，我又当了班长（当时一场战斗下来，部队减员，团长变营长、排长变班长甚至战士，是经常的事情）。三天以后，向六盘山区前进。过了六盘山，又走了一个多礼拜，于10月19日到了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震惊中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吴起镇附近的二道川，我们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打了个埋伏，击溃了一直尾追我们的马鸿宾的一个骑兵师。这一仗打过以后，我们与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五军团的二十五军会师。这时，已经到了1935年的11月了。会师后，中央到了瓦窑堡，又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红一（原一、三军团合）、红十五军团。这期间，我们部队的任务是清除陕北的敌人，巩固根据地。在延安周围打下了百灵庙、宝安等地。
11月下旬，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中央决定在直罗镇打个伏击。当时，把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全用上了。毛主席亲自到了我们大队（团）部，我们二连是突击连。从11月21日我们开始冲锋起，连续打了4天，终于取得胜利，全歼敌一零九师及一个团，活捉了敌师长牛元峰。这一仗打过，敌人轻易不敢再向根据地进攻了。毛主席说：这一仗，是革命大本营设在陕北的奠基礼。
直罗镇打过后，就在一个叫套头的村子过的春节。过了节又开始整编，恢复了师、团等编制，但没有营。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还是一、二、四三个师，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副师长李天佑，参谋长钟学高，政治部主任邓华）下辖二、四、五团。俘虏的万把东北军分到各部队。我在四团二连二排当排长。
1936年春发起东征战役，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五团先锋，我团本队，二团后卫。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先从米脂到劲节，2月20日夜里突然在柳林渡过黄河。过河后占领了石楼县，又走了一天到达关上。在这里遇到前来增援的阎锡山的号称“满天飞的第四团”。26日下午，我们四团与二团一同打，从黄昏打到天黑，敌人退到一个山头上，一个炮兵营始终不投降，我们连攻了几次没上去，伤亡很大。把四连又换了上去，打了一夜。第二天拂晓，敌人企图突围，被我们彻底消灭，敌团长被三连俘虏。我们还缴了三门山炮。这些山炮后来送到延安，成立了炮兵学校。
阎锡山怕红军在山西站住脚，集中了18个团围堵我军。我们又会同各兄弟部队在郭家掌打了个击溃战，使阎军闻风丧胆。接着在洪洞、霍县、赵城、临汾一带扩军，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打襄陵时我连担任主攻，打断了三根梯子，最后才攻下来。我们把当铺打开救济老百姓，老百姓非常拥护红军，纷纷要求参军。我们团一下子扩大了一千来人。
4月份，阎匪又会同蒋介石的中央军来围攻我们。我们负责掩护军团主力西渡黄河，边打边向黄河边撤。5月初的一天，在午城镇被敌人包围。突围时，我一支步枪一把驳壳枪，打死的敌人数不过来。第二天，我们守在黄河边一个羊库仑里，等五团过来。五团没到敌人先到了，刘亚楼师长在河边喊：“不是五团，是敌人，快打！”在我们猛烈的火力下，敌人的尸体把羊库仑周围的沟都填满了。打到下午四点，战斗结束，我们开始渡河，这时听说刘志丹同志牺牲了，我们都很难过，因为刘志丹同志为红军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是立了大功的！
过河后，我们驻延川。没怎么休整，又于5月中旬开始西征。这时，我在四连当了副连长。西进第一仗打的甘肃曲子镇，消灭了马鸿宾的一个骑兵师。接着打土城，捉了何柱国的一个骑兵师长。打土城时，正冲得起劲，胡宗南的一架黄飞机丢颗炸弹，正落在我脚下。巧的是，没爆炸，这是我第四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到固原，经罗荣桓等同志做统战工作后，驻固原的东北军王以哲部队与我相持，不再进攻我们。东北军当时也很苦，我们常煮好面疙瘩汤，送给他们吃，把他们变成了友军。
8月31日，我们奉命开赴会宁，接应二、四方面军，并准备打静（宁）会（宁）战役。但敌人先逃跑了。直到10月，四、二方面军才先后到达，终于实现了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11月，胡宗南调集五个军向我们进攻，中央决定集中几支主力，在环县附近的山城堡狠狠打他一下。我们团（团长罗华生）负责断敌退路。团里给我们连配属三挺重机枪、三门迫击炮。22日拂晓，敌人全退了下来，但是被我们堵在山口前。敌人几次突过山口，在肉搏混战中我们又把它打了回去。一直打到上午九点，终于吃掉了胡的一军一师一旅和七十八师。这就是红军时期的最后一仗了。记得，战斗最激烈时，我们全连与敌人拼刺刀，刺刀断了拼手榴弹。我正杀得眼红时，猛听身后青年干事兼掌旗手李兴生喊：“连长！”我回头一看，一个敌人端着刺刀对我来了。我扔下手榴弹，接过小李递来的旗杆，狠狠向那个敌人刺去，正中敌人心脏，这是我第五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可是，小李被后面的敌人打死了。小李是个好战士，他牺牲后，我难过了好一阵子。
12月的一天早晨，突然团里传来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抓起来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一致主张把这个卖国贼杀了。但不久又传来中央指示：不能杀，以免国家分裂。这时，何应钦已经调动三十万大军抵达潼关以东，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我们奉命火速出发，协助张杨保卫西安，连续行军三天三夜到达西安北面的三原县。途经庆阳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夹道欢迎我们。
“双十二事变”之后，我们两上西北，两下西安。后来，在三原、云阳一带活动，同时开展大练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