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种点燃了他的心
少年时代的周保昌，因为家贫，读完小学后就进入社会谋生。经郑川谷介绍，于1933年12月到上海杂志公司当学徒。他因工作关系认识了《妇女生活》杂志的主编沈兹九，她鼓励保昌去投考生活书店，1936年3月他考进生活书店。他作的是进货工作，并编印供邮购读者选书用的《每月新书月报》。进入生活书店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在这里他认识了徐迈、张锡荣、陈冠球等这样一些对他来说是走向革命道路的领路人。他逐渐学会了出版、发行的一套基本功。他毅然参加了救国会。他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抗日示威等救亡运动，并开始了他初期的革命活动。
抗战爆发后，不久生活书店内迁，保昌随之调到武汉。生气勃勃的抗战局面开阔了他的眼界，他看清了真正的抗日者和革命者是共产党，他迅速地产生了投向革命圣地的愿望。经过努力，由钱俊瑞介绍给董必武，很快办好了到陕北公学学习的手续。
1938年3月2日保昌到了延安，在陕公学习后留校工作一年多。1939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出版发行部，李富春任部长、王林任副部长。中央组织部调卜明和周保昌到发行部工作。保昌先后担任过新华书店门市、推广、进货、栈务等科长，一直工作到1941年9月。
这段日子里，他在王林的教育和培育下，经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派遣，于1939年9月随徐冰（邢西萍）到重庆，同生活、读书、新知等三家书店建立业务关系，还为党中央搜集图书资料。同年10月加延安，此次他去重庆，带去了一些延安的出版物和书稿，例如《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交给重庆新华日报出版。当时为了应付国民党的检查，另印了两种《论青年修养》《论修养》不同封面的样式。他还将带去的艾思奇的书稿交给了黄洛峰。1940年4月，他再次被派遣去国统区开展工作。
保昌两次去国统区，生活书店的老同事对他都很关心。邹韬奋找他谈话，鼓励他“要好好工作，也是我们生活书店的光荣”。徐伯昕对他说：“你参加延安新华书店工作，就是帮助我们生活书店工作”。这次鼓励与勉慰，给了他无限的温暖。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41年10月，正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最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派出几批干部，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开展出版发行工作。保昌和叶文是派往山东的。从延安出发的时候，他和马列学院、中央党校一起去山东工作的一行共14人。从延安到山东，他们要翻越吕梁、太行、泰山、沂蒙诸如山脉，越过同蒲、平汉、津浦三大铁路封锁，渡过黄河、汾河、卫河、沂河、沭河，历尽艰险，今天看来仅仅几百公里的路程，他们却走了一年。当时，日寇在这一片土地上，筑起了星罗棋布的碉堡。1942年2月，我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派战士护送保昌一行，准备越过平汉铁路时，被敌人发觉，开来了装甲列车，枪炮声大作，铁路被封锁而未能通过。过封锁线是如此的困难，中共北方局的同志见此情景，劝他们留在太行工作。但保昌和田海山等，为了实践当年他们高声歌唱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毅然坚持向山东挺进。
1942年9月，保昌到达山东后，参加了大众日报社的工作。自那时起到1946年1月，他历任山东大众日报社通讯联络科副科长、出版科长、山东新华书店副经理。
当时大众日报出版科用山东新华书店的名义出书。在敌后办书店有着许多困难。为了取得经验，保昌骑上自行车，带着雨布，写好广告，到集上摆书摊，面向工农兵。赶集成了发行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由赶集而发展到门市，开分店，逐渐扩大了发行网。
在这期间，保昌被派到鲁中去建立鲁中通讯社，去胶东调查出版发行情况，以壮大新闻出版队伍。
苏德战争后，保昌及时获得资料，出版了《攻克柏林》、《前线》等苏联文学，还主编《新华文摘》。这些书刊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当我军围攻临沂时，记者冠西正在前线采访，他意外地收到保昌寄来的《攻克柏林》，欣赏莫名。冠西在《记者日记》书中写道：“这本书来得正是时候。这位出身于邹韬奋生活书店的同志，一直保持着他们那家书店热心为读者服务的传统。他最喜欢帮助别人，而且知道你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我马上就沉浸到这本书里面去了。”
挺进东北
1946年1月，保昌随部队去东北工作，他曾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自卫报》主编，这份报纸是在“四平保卫战”中产生的。陈沂的《白山黑水》小说里描述的周科长，原型就是周保昌。撤出四平后，我军打的第一个胜仗是拉法战斗。这时保昌深入到一纵队，采访了这次战斗并写了报道。
同年11月，保昌调任《西满日报》出版发行部长，负责报纸的发行工作。1947年9月保昌调任东北书店副总经理，同李文等一起开创东北地区的出版发行工作。他到任后，分工主管发行业务，主编店刊、还参与设计和校对了《毛泽东选集》的工作。1948年1月21日，东北地区召开第一届分支店会议时，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行工作者的群众观点》，提出发行工作如何下乡为人民服务，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发行工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是年12月在掀起书刊下乡热潮中，他又写出《冬季下乡就要开始了》和《下乡要贯彻到底》两文，对书刊下乡作了具体的指导。1948年8月保昌写了《谈谈总结工作》、《再谈总结工作》以及《怎样写工作报告》等文章。
1949年2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变到城市之后，保昌在1949年6月15日第四次分店会议上作了《今后发行工作的任务》报告，及时贯彻中央的精神，报告对实行这一转变的重要意义，对出版工作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如何开展城市出版发行工作，面向工人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措施。1950年6日他在病中写出3万字的《东北地区小学教科书出版发行经验总结》，1950年10月24日又写出1万余字的《主动发行与业务管理》。这两篇文章都结合了东北的实际，受到当时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的重视，并在《新华通报》上转载，发给全国新华书店参考。
对图书发行工作的积压和脱销的问题，保昌一直很注意，为此作了研究。他先后写出了《关于深入合理的研究》、《关于加速经济周转率与发行周转率的初步意见》、《加速发行周转率的具体问题》等文章。1950年9月15日，他根据东北局关于经济建设的指示，又写出《克服书籍积压现象》。这些文章，对积压和脱销既有宏观性研究，又有微观性的考察，在今天看来，仍有参考价值。他当时被评为一等模范工作者，不是偶然的。
全国解放后，书店新人激增，在业务与时事测验中，职工中出现了对书店工作意义的模糊认识。1950年8月24日保昌写出《书店工作的前途与进步》的文章。1952年7月4日，旅大市店徐凯等四人投书报社，提到有人认为书店工作无前途因而不安心工作的错误思想，在薄弱全区进行了讨论。保昌对此写了《正确认识发行工作的革命意义，发扬我店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的总结，文章循循善诱，说理性强。
自1951年1月，出版、印刷、发行实行专业分工后，到1953年8月，保昌一直担任东北总分店经理。
革新意识的萌发
1953年9月保昌调到北京工作，至1964年10月，先在新华书店总店任副总经理，后调任人民出版社任秘书长、副社长。在出版社经营管理中就出版工作者如何关心书籍命运的问题，提出自己若干革新的观点。
首先，他体察到出版与发行分工的这种苏联模式，已在出版工作中造成一些难以改变的困难局面。他认为：“表现得最突出的是我们与书店间存在着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出门不认货的关系。我们以为书送到书店，就是计划完成，可以不问读者反应，不管书在书店是不是卖得掉。”一种由体制造成的本位观点，即“迷恋于完成数字指标”，对书店只关心出版物的脱销（这是应该的），完全不关心书籍的滞销积压对国家造成的损失，从而导致出版社“出门不认货”的单纯盈利观点，忽视社会效益。为摆脱出版社经营管理的单纯盈利观点，使经营管理具有应有的思想性，他在报告中提到出版社应同发行部门通力协作，出版社除了负有书籍的政治责任以外，在决定印数、指导销货、积压和脱销等问题上，出版社也应该首先负起应有的责任。
其次，由于出版工作的体制造成了书店面对着数量庞大的出版社开展工作，因出书众多，战线不断延长，书店发行就不免有疏漏和工作一般化的倾向。为适当弥补这些缺憾和使得工作趋于协调，保昌提出出版社自办发行以补充书店之不足，在1958年，他在人民出版社首创出版社自办发行，也就是向销货店直接发货。获得成效之后，他写了《出版社自办发行以后》一文。在实际工作中，他又摸索并首创二级发货的经验，也就是加强省店对货的管理。保昌为此写了《谈直接发货与间接发货相结合的方法》的文章，注意到在图书发行中，必须进发货与销货相组合。进发货以销货为依据，而销货的前提又取决于进发货的快慢、合理、适度。为了适应出版社自办发行的需要，在发货方法上随之进行改革，逐步实行二级发货。
二级发货以后，出版社实行主动发货（自上而下），与逐级征订（自下而上）相结合，解决了没有征订数就不能印刷的困难。
在发货方式上，采用集零为整，有时用集装箱，书从工厂出来，直接发运，减少了中间环节，加快发运时间。这样做，虽然加重了省店的发货任务，但当时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内蒙等省区店都接受了人民出版社的这一做法。原因是省店掌握了分配的主动权，省内实行调剂，省店掌握了货。26年前试行的这种发货方式，同现在推行的二级发货虽具体做法略有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于此同时，保昌又试行销货店见了样本再订货的办法，使书店具体了解了出版物，受到基层店的欢迎。针对积压和脱销这个老大难问题，1959年7月11日他在《图书发行》上发表《备货与调拨》一文，提出了调节的改革措施：“出版社对各省存缺了解愈多，就有可能把一些在某一地区看来是积压的书，却对另一地区成为急用的书而作了调拨，这对节省国家财产来说是很有作用的”。他编的《出版通讯》，经常刊出销货店的“寻店”和“调货”要求，为基层店自行进行调拨沟通了关系。
从自办发行、二级发货到调拨以通有无等方法与经验，是出版发行工作中具有建设性的系列改革的萌芽。即使在今天看来，它依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他对编辑不懂得出版工作过程的现象，认为是分工过细而造成的，而出版工作是一个整体，分工不是和整体脱节，把握整体才能做好出版工作。保昌为此倡议编辑先从出版工作中一个重要环节——校对入手，去了解出版工作的工序和层次。他带头并发动每个编辑都校对一本书，使编辑对出版有了深切的理解而加强了相互间的协作。为了加速出版过程，保昌和赵晓恩等，共同写了《出书过程的研究》一稿，受到出版局的重视。在财务工作方面，他抓了经济分析和成本核算，他领导下的财务部门被评为北京东城区的先进单位。
1959年10月，保昌参加了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办的《和平和社会主义》杂志的发行会议，会议在布拉格召开。他在会上作了该杂志中文版发行情况的发言，并对编辑部提出的有关问题作出了回答。
在国际发行工作岗位上
1964年11月，保昌出任国际书店副总经理，开始进入到了国际发行的领域。国际书店在国外几百个销售点仅国外订户已有42万户。他为了进一步熟悉业务，先到基层部门去蹲点，了解实际，取得发言权和领导权。1964年12月26日，他写出了《我对目前工作中主要矛盾的一些看法》的蹲点报告，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工作中的重大成绩，也说到了因为发展很快，“我们内部工作有些跟不上，分工不尽科学”的矛盾，提出须改变以品种对外产生的“多头对外，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各抱一摊”的分散主义局面，认为应以地区统一对外，进行机构改革。他的主张因集中了群众的意见而为大家所赞同，同时又得到罗俊、阎百真、邵公文的支持。后来在游琪帮助下，他又在期刊发行部门蹲点，写出《期刊复查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并着手进行期刊钢片（即地址签）改革，建立总卡，以减轻同志们的劳动强度和提高工作效率。他在西文组进行试验，证明了这项改革的必要性。以后又写出《以调查研究来带动我们的工作》、三论《积压信件的严重后果》。和二论《工作方法也要革命化》等文章。他在国际书店虽然只工作了一年半，但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中写出的总结、评论、报告共34篇，约12万字。他把书店业务的管理工作看作是做好对外工作的基础，只有不断完善它，才能真正发挥对外工作的效率，他认为那种重对外，轻管理的思想，倒并不是真正的重视了对外。他的这些文章，在今天对外发行工作的反思中，依然是值得重视的。
为普及集邮争光
十年内乱后保昌跨进了邮票发行行业。1978年11月保昌出任中国邮票总公司副总经理，此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在邮电部整风中主持起草了《团结向前，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整风总结报告，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邮票工作的干扰和破坏，提出了邮票设计与发行的方针。保昌在工作中不断地研究情况、发现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1981年7月7日，他写的《邮票发行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汇报》，受到了国家经委的重视，后来，他写了《从集邮形势谈供需矛盾》一文，并亲自去广东作了调查，回来写了九篇千字左右的调查报告，这些文章用事实说话，生动有力。杨泰芳部长看了说：“引人入胜”。王益看后给保昌的信中说：“我看了以后，跃跃欲试，也想到广东去跑一趟。老呆在北京，思想会枯竭的。”此后，保昌还专程到大西北作了邮票发行的调查，回来后以散文形式写了《陕甘青纪行》等五篇调查报告，赞扬了在大西北高原上发行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他写的《在三○一次列车上》就是坐在车厢里作的调查。这些调查，都是反映集邮者的心情和我们如何为他们服务。保昌认为：领导机关下去调查，有助于克服文山会海。
这不是结束语
在漫长的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保昌走着一条艰难而富有生命力的道路。他一直转战在新闻、出版发行战线上，数十年如一日。然而要在概括他走过的道路上的足迹的时候，却展示出了一个异常广阔的方面，他既做过白区的出版工作，也做过解放区的出版工作；在解放区，他既在延安做过出版发行的开拓工作，又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活跃在出版发行战线上；他既做过图书发行工作，也承担着报纸发行的经营管理；既在新华书店任职过，又在人民出版社显过身手；既做过国内业务，又做过国际业务；既以大半生从事于图书发行，又在晚年经营着邮票发行。这53年坎坷不平，既受挫，又有建树，然而他是乐观和坦荡的，他可以告慰于自己的，是走着一条终身为人民服务为读者服务的道路。
1984年离休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写出了题为《东北解放区出版发行工作的回顾》一书，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他又参加了东北党史《辽沈决战》一书的编辑工作。
他的战友王光宾，曾写给他一首诗，概括了他不平凡的生平，我把这首诗作为这篇传记的结束吧：
生活书林雏凤翔，
沦桑历尽志犹强。
玉萧奏乐鸣千里，
赤鲤传书跃九江。
延水河边勤创业。
沂蒙火线勇生光。
更经辽沈烽烟烈，
不老吴钩永耀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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