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义烈士曾工作过的新城兵工厂光荣传统

山东化工厂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进入民国后，新老军阀连年混战，加上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一千数百名工人，在封建制度、军事管束的情况下，从事繁重而又带有危险性的劳动，作为兵工厂的工人，比旧中国其他行业的工人所受的压迫更为深重。争取民主、自由、民族解放的意识更较强烈。    1919年6月，济南工商学界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和声援活动，兵工厂工人与各界人民一道，走向街头宣传、讲演和集会游行。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兵工厂一直是党作为开展工作的中心地区之一。1923年下半年，山东早期共产党人，“一大”代表王尽美，即来这里宣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道理。1924年春天，山东党、团组织的负责人到兵工厂工人居住的地方讲述“二七”大罢工后，兵工厂一部分工人响应共青团济南地委的号召，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支援下成立了工会组织。 在是年爆发的“五卅”反帝运动中，与济南津浦大厂的工人一起举行了声援罢工，并为上海受难的工友开展募捐活动。7月11日上海《申报》报导：济南新城兵工厂、鲁丰纱厂工人将募集到的七百元汇沪（与此同时，德州兵工厂的工人也将募集到的三千元汇沪），同年，鲁丰纱厂工人，为反对厂方肆意开除工人，和要求提高纱厂工人的待遇而举行了罢工，兵工厂全体工人积极支持他们的行动，为此派工人代表送去声援书，在共产党人主办的《工人周刊》上与纱厂联合发表了《告各界同胞书》，同时并参加了由省委负责人鲁伯峻等发动的三厂（鲁丰纱厂、新城兵工厂、津浦大厂）工人联合大示威。经过七天的斗争，迫使鲁丰的厂主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和要求。 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后，对兵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各分厂主要人物，都换上了张的亲信，并到处安插密探监视工人的一切活动，为扩大军火制造，经常强使工人“加赶夜工” ，而工资却“积欠数月”不发，共青团地委鉴于兵工厂工人反压迫、反统治的愤激情绪，经省委决议，将兵工厂作为中心地区开展工作。1926年上半年，省委派徐宝铎等打进兵工厂开展工作。1927年，兵工厂工人中已有了两名共产党员。由于兵工厂的统治严密，工人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这一时期虽未形成较大的运动，但“索薪”等经济斗争却经常不断。1928年2月，兵工二厂（炮厂）工人，为向厂方索取欠薪，举行了一次全体辞职，迫使厂方不得已发下了部分欠薪。4月29日，北伐革命军进抵济南，机器厂和枪炮厂工人，在山东省委的号召下，集体包围了厂长办公室，强烈要求厂长发给工人工资，并提出，“如不发工资，工人即占领兵工厂，扣留工厂的一切机器和材料” ，厂方慑于数百名工人的声势，在仓惶出走之前，不得不拿出钱来发还了当月的全部工资。 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日本兵强占了兵工厂。大肆抢掠兵工厂的机器设备和其他财务。1700名工人被逼得失业、流散，生活无着，新任厂长赵栩邦又带着少数人员躲到齐河县城里去临时办公。在这种情况下，机器厂、枪弹厂工人，响应中共济南市执行委员会和团执行委员会的号召，成立了红色工会和工人募捐队，以互济互助的办法临时解决部分工人生活困难问题。在募捐队进行募捐活动和向社会各界宣讲日军暴行时，几次遭到汉奸维持会勾结日本兵的镇压。1928年冬，兵工一厂（机器厂）已有新党员5人，并成立了党支部。二厂（枪炮厂）亦有了党的组织（在此之前，兵工厂有党员、无正式支部）。于此前后，济南市委负责人马守愚派一师学生高元贵来厂开展共青团工作，并取得了联系（此时厂里已有一名团员）。但因当时生产停顿已久，大批工人先后离去另谋职业，党团工作和工人运动都受到影响。1929年到1932年，山东在军阀陈调元、韩复榘统治下，地方党团组织连续遭到破坏，黄色工会活动又十分猖獗，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反动当局对兵工厂的统治、管理更为严密。针对当时的形势和强大压力，兵工厂党组织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采取稳妥、隐蔽的斗争方式，利用合法组织如读书会、俱乐部、储蓄会、京剧社等开展团结，争取群众的工作。1932年9月在中共山东共青团特委的支持帮助下，兵工厂成立了青年工人活动小组。之后，山东省委派田海山利用德州籍同乡关系，深入到工人家庭和青年工人中开展共青团的工作。 1933年春，以石哲（石吉亭）为首，建立了中共新城兵工厂党支部，张师钰（张洪涛）、陈太平（陈德林）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工作（陈太平并一度选为省、市委的成员）。1933年6月，在兵工厂党支部石哲等策动下，爆发了1500余名工人集体反对厂长胡天一，反对将制药机器南迁的罢工斗争。是时，南京政府军政部拟将这个厂药厂的一部分机器拆迁到汉阳兵工厂，并一次裁剪了药厂的137名工人；与此同时韩复榘也想利用工人的不满情绪侵吞兵工厂成为地方的兵工厂。地下党支部分析当时的形势，利用韩、蒋的矛盾，工人与厂方的矛盾，由工会公开出面，到全市各主要交通路口、街道张贴“打到胡天一” 、“反对机器南迁”等大字标语。加上各大报纸的宣传，形成一次震动全国的罢工事件，经军政部、韩复榘等多次协商并与工人代表会谈，取得了胡天一调职和允许恢复年终加奖制度等的胜利（同时南京政府亦愿将兵工厂交给韩复榘管理）。韩接管兵工厂后，改名为山东兵工局，之后，韩感到兵工厂人多，摊子大，借口经费困难，又于次年5月将兵工厂交还给兵工署。兵工署任署委员刘守愚为厂长。刘守愚任厂长后，对工人采取安抚办法，一面整顿生产，扩大制造，一面从健全制度方面加强管理。兵工厂党组织抓住这些有利时机，发动党员以各种形式打进武术班，京剧社等群众组织中，争取群众开展党的工作。从1932年到1936年12月石哲被捕，兵工厂党支部发展党员14人。在省、市委连续遭到大破坏的情况下，兵工厂党组织仍能发展壮大，被誉为“坚强的革命堡垒”之一。与此同时，并与济南乡师党支部、党员赵健民、姚仲明等秘密取得联系。石哲、张洪涛等一些党员在乡师党组织的支持下，经常深夜出去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红军长征与抗日救亡的活动和消息。及时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传播到人民群众中。1936年夏，兵工厂党组织经赵健民的引介，与北方局派来主持山东省委工作的黎玉取得联系，从此，兵工厂的党组织又在省委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是年12月11日，由于工人刘某的泄露，石哲被捕入狱。石在狱中几次参加了狱中党支部发动的绝食和反迫害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坚毅不屈的精神。石被捕后，兵工厂党支部由张洪涛负责，陈太平、安秀山（安铁志）分别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兵工厂奉命西迁，兵工厂党员遵照济南市委的指示，亦全部随厂西迁。随厂西迁的党员有张洪涛、安铁志、杨万来、杨万福、陈德林、程国珍、于志声、周宝田、许毓英等10人，工厂迁往西安后，张洪涛、杨万福等5人又奉党组织指示辗转去了延安。其余党员又随厂迁往重庆。1937年10月，石哲被释出狱，当即参加了党领导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1月，日本侵占兵工厂后，改名为新中华火药厂，广大工人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1942年，地方党组织通过厂内、外的进步工人和积极分子李森（赵洪彬）等，几次有组织地在厂里搞出子弹、火药从陆路、水上（通过小清河盐务警）运往黄河北抗日根据地，支援八路军和人民武装的抗日斗争。之后，济南工委又派这个厂的工人魏福成等，去黄河北临（邑）济（阳）一带参加抗日武装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政部派员接收了兵工厂，改名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四十四工厂第五制造所，并派来大批军、警稽查人员进驻厂内。广大工人在严密的监管下，为迎接解放，多次拖延生产制造任务的完成。1948年秋，济南解放已指日可待，四十四工厂强行将一部分重要机器设备搬往青岛，但广大工人都拒不随机器搬迁，直到迎来了解放。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在生产、生活、政治方面处处关心工人，并努力创造和改善生产劳动条件，使一大批多年深受反动统治其害的老工人感到党的温暖和当家做主人的幸福。在老区兵工人员的带动下，积极投入到生产、工作中去，为支援解放全中国的战争，加倍生产制造，保质保量地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觉悟和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