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支七八十人的小队伍，远离主力，在两万多日军拉网合围中，独自坚持游击数月，屡创敌寇，掩护百姓，且又扩充壮大了队伍，这在一般人士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然而，仔细分析，便知我等制胜之道并非侥幸，亦非单凭一时之勇，其主要原因有以下数端：
（一）
常言曰：“民为兵之本。”故我即先从百姓说起。我们坚持游击的宗旨，即是“打击敌人，保存自己，掩护百姓”。数月之中，我们一本此旨，且始终把掩护百姓放在重要位置。 日寇对沂蒙抗日根据地第一次大扫荡，事先在津浦、胶济铁路和台潍公路沿线，秘密集结重兵，并采取突然发动、长驱直入的方式，直奔沂蒙山区腹地。当时，仅北沂蒙即有三十余万百姓,当日寇合围圈已经形成，且已逼近之时，他们才四出逃难,在敌人重重围困之中，他们忽东忽西，盲目乱逃，毫无秩序可言，不少人被困在包围圈中，陷入绝望状态;也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老弱妇孺无法逃出，只能呆在家中，祈求上苍保佑！
本连北潜之初，我即于途中召集班长以上会议，提出：沿途收拢未及撤离的百姓，护卫他们冲出日军包围圈。当时，我们自沂山西行，先后在悦庄、南麻、徐家庄等地，收拢百姓数百，我皆派人将他们护送至泰安、莱芜、章丘三县交界处的安全地带。 一天，我们夜宿莱东宋家峪，我带领官兵在村中逐户搜寻，找到老弱妇孺三十余人。渠等尚不知日寇野蛮残暴，虽经我们苦苦劝说，仍坚持滞留村中不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翁说：“我见的多了，张步云、刘黑七（即惯匪刘桂棠）这些土匪都到过这里，他们都未敢动我一根毫毛，日本人能奈我何?！”我对他说：“日本鬼子要比土匪残暴得多，他们在南京杀我数十万同胞，连和尚、尼姑都不放过。您老还是离开的好！”我讲得苦口婆心、唇干舌躁，老翁仍不动心。不得已，我乃令士兵强行将其背走。行至某村，我们发现被日寇残杀的数十具百姓尸体，有的被剖腹，五脏六腑坦露于外；有的妇女赤身裸体，下身还有片片血污；还有几具一两岁的婴儿尸体，阴茎、睾丸皆被割去……。倭寇之残暴，令人发指！众百姓目睹此惨状，方才觉悟。
我们视百姓如父母，百姓视我为子弟。新泰、莱芜、沂水、蒙阴一带的百姓纷纷传颂，“张连长的队伍好！”我们每到一处，百姓皆让出房屋让我们居住，并热汤、热饭相待，还为我们放哨、传信，多方掩护。 奇袭寨子之后，陈三坎部数路齐出，对我们尾随跟踪，欲行报复。为缩小目标，我们便分散活动在莱芜北部地区。一天夜里，我率十余人悄悄驻进祝家庄。翌日黎明，始发现陈部七八百人将该村围得水泄不通。我们突围无望，乃藏匿武器，混在百姓群中，被匪徒驱赶到村边一个大场上。匪徒让百姓指认自己的亲属子女，未被指认者即刻被残杀。一位土匪头目来到我面前，厉声问道：“这是谁？”房东任老伯随即向前，用身体遮护着我，回答道：“他是俺的二儿子。”土匪头目将我和任老伯及其儿子仔细端量了一番，突然近前，用战刀抵住任老伯的前胸，恶狠狠地说：“你的二儿子，为何与你和你老大不一个模样？快说实话，他到底是谁！”说着，其刀尖在任老伯胸脯上慢慢划下，老人那酱紫色的宽厚胸膛上，随即涌出一股鲜血，顺着前胸往下流，但其仍面不改色，极其镇定，说：“娘生百胎，面目各异，俺老大长得随我，老二随他舅舅！”土匪见无破绽，遂舍我而去。我等十余名官兵，皆被百姓认作儿子，无一人遭匪毒手。 数十年来，此情此景时常在我眼前浮现！遥想当年，我们多次遇险，而却在当地父老兄妹掩护下，皆化险为夷，被恩重重，令我永世难忘！鲁中人民用心血和汗水养育了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了我们，我们是鲁中人民的儿子！
此间，我部有数名重伤者不能随队行动，皆被寄养于百姓家中。众位父老兄妹给我伤兵喂汤、喂药，辛勤照料。在当时生活极端困难的景况下，他们节衣缩食，供养伤兵，有的为掩护伤兵而屡冒险情。我部排长刘明金，在寨子东南大沟内负伤，被击中小腹，我们将其寄养于莱北某村一个徐姓户中，该户上至六七十岁的爷爷，下至十三四岁的小妹，为刘明金擦洗伤口，端屎端尿，照料极其周到，并宰杀家中的老母鸡，为刘排长滋补伤体。日寇前来扫荡时，徐氏一家抬着刘明金在山中辗转躲避，历尽艰险。在生活和医疗条件极为匮乏之时，在徐氏一家殷勤照料下，刘明金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还有，曾被我们在垛石沟解救的寨子、城子坡一带百姓，始终对我们感激良深，百般回报。后来，我率本营到这一带活动时，百姓得知“张连长的队伍来了”，乃手提盛满干鲜果品和鸡蛋的箩筐，纷纷涌上街头，夹道欢迎。一位六七十岁的老者认出了我，其竟趋步近前，朝着我这位青年人欲行大礼，被我急忙搀住。老者仍不忘前次被救之事，说：“若非你们相救，我等恐怕早已做了小鬼子的刀下之鬼！”还说：“那次，你们能够冲出来，真令人难以置信。”在一位百姓家中，我还看到其香案之上，供奉着“新四师张连长之灵位”的神牌。原来，他们误以为我们早已在垛石沟阵亡，故在家中供奉神牌以纪念。百姓对我们的爱戴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二）
第一连具有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原新四师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是吴部前身——冯玉祥国民军第一军手枪队的老底子，深受冯先生爱国爱民思想熏陶。中共地下党员贾本甲、进步将领于怀安，都曾在这个连当过连长。历任连长中，没有一个反动分子，他们皆承前启后，把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在本连延续下来。我的前几任连长，如亓相芝、王玉江，后任高占绪、刘明金，皆在与日寇作战中为国捐躯。数年中，原第一连官兵殁于抗战者，先后有七八十人之多，其中有不少人连姓名都未留下，其英魂永远沉没在鲁中的山山水水中！后来，吴化文率部投汪，第一连官兵不甘事敌，纷纷逃亡，以示抗议！
我任连长时的连副马士骏，是一位狂热激进的爱国者。士骏是我育英校友，早我数级。“九•一八”事变时，他在我校聚众集会，抗议最高当局对日妥协退让，不战而弃东北。校方派人前来劝阻，士骏乃用刀将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以示其爱国之诚和意志之坚。在场的本校教务主任王树先等人无不为之感叹，并受其爱国激情所感染，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我们游击期间，士骏奋其才智，多次建良言、献妙策，为我竭尽襄助之力，我连坚持游击数月，士骏之功，实不可没。他还对我提出的“打击敌人，保存自己，掩护百姓”的宗旨极表赞成，并身体力行，影响和带动全连官兵，实践此项宗旨。我连北潜之初，顺路收拢未及撤离的百姓数百，我令士骏带人护卫他们向西突围。后来听说，当他们行至沟泉至鲁村之间日寇封锁线时，将百姓分作数批，逐次偷越而过。士骏将其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数度往返于封锁线，搀扶、护卫百姓越过。最后，一妇女哭诉，其婆母丢在封锁线以东。士骏又只身返回，寻到老妪，当穿过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他背负老妪，在敌人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军帽和裤腿上竟留下了数处弹洞，既表现出了非凡的大智大勇，又体现出了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情操。
一九四三年初，吴化文率部易帜投汪，时任新四师第一团第一营营长的马士骏，愤怒不已，大哭一场，遂吞枪自裁，壮烈殉国，时年三十一岁！数十年来，士骏那慷慨悲歌的义士神情；驰骋沙场的矫健身影；他吞枪自裁，脑浆迸地，含恨仰望长空而不瞑目的悲壮场景，时常在我眼前浮现！呜呼士骏！你魂归何方哉？日寇早已被逐出国门，吴化文也已率部反正而投入人民怀抱。九泉之下，你瞑目安息吧！壮哉士骏！你是军人之楷模、新四师爱国官兵之代表。五十年后的今天，你的老营长张允澄为你补叙一笔，将你壮烈殉国之事迹传示后人矣！
我第一连之所以能坚持游击数月，并屡建奇功，实因全体官兵浓厚的爱国爱民思想，在其内心深处作强力支撑！此外，原第一连官兵中沂蒙当地人居多，他们对坚持内线游击、保卫父老乡亲，热情极高，且人地两熟，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们开展游击的有利因素。
（三）
游击战术运用得宜。我曾三次系统地学习游击战理论，第一次是在抗战之初，我参加了共产党人主办的第三路军政工人员训练班；第二次是一九三八年秋，在鲁北参加了吴化文主办的山东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特别第三次，我在共产党岸堤干校仔细研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受益匪浅。 我打入吴部后，曾长期在吴化文身边工作，而吴自抗战以来，又一直率部在敌后游击，历经数十战。每遇战斗，他都让我旁听作战部署，战后还经常给我讲解战前设想、战中战术和每战的经验教训，使我又间接地学到了一些游击战经验。此外，我还得经验丰富的连副马士骏等人的竭力辅佐，使我们在数月游击之中，得以从容应付，游刃有余。回想那段游击生活，我们在“打击敌人，保存自己，掩护百姓”的宗旨指导下，突出把握了游击战的计划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三项原则。
首先谈谈我们的计划性。可能有的人会认为，游击战不是正规战，无须讲求计划性。如果真有人持此见解，那则大错而特错了。须知，我们不是在作游戏，而是在与敌殊死拼杀，如无切实周密的计划，而盲目乱闯，势必处处被动，甚或彻底覆没。 我连北潜之初，我们曾先就活动方向问题，作了一番认真的探讨。当时，马连副提出：须先沿莱（芜）安（丘）公路西行，至鲁村折向北，进入淄河流域；掩护主力突围之后，再潜入莱芜、新泰、蒙阴一带活动。有的排长反对此议。说：“西面鬼子太多，不易突围，也不利于而后活动。”我赞成马连副的意见，并给大家分析了三点：其一，敌人越多，越易麻痹而疏于防守。其二，西面的日军，既有自津浦线西来的，又有自淄、博南下的，番号繁多，防线上的结合部也多，而这些结合部才是我们突围的最佳缝隙。其三，新、莱、蒙一带是老抗日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便于我们活动。特别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常活动在这一带，我们到那里，能与之唇齿相依，相互策应。后来的事实，则证明了我当时的判断和决定十分正确。莱安公路沿线日军虽多，但其防守不甚严密，我们在封锁线上数度穿梭往来，均未遇到大的险情。我们在新、莱、蒙活动时，发现八路军有不少部队在这一带坚持游击，我两度遇险，均有八路军及时赴援，特别是在寨子东南，我们身陷绝境，若非八路军及时援救，我等早已彻底覆没。
切实的计划，须基于对敌情的明了。是故，我在全连抽调了数名富有经验的官兵，组建了侦察小组（后又扩充为侦察排）,调第一排排副陈桂生为组长，执行情报搜集任务。讲到陈桂生，还有一件趣事。桂生为手枪旅时期的老谍报队员，后任新四师师部谍报队副队长。他生性滑稽，而又不善于把握尺度，往往闹出一些恶作剧。他在师部谍报队当队副期间，对其队长孙玉佩的一些做法不满，便想寻机出孙氏之丑，一番“侦察”之后，他掌握了孙氏如厕规律，便在队部茅厕之内挖了一个小小的陷阱。孙氏如厕，毫无准备，双脚陷入其阱，一头便扎入了茅坑，搞得满头满脸都是屎尿，污秽不堪。孙氏恼羞成怒，控告桂生谋害主官。上峰乃撤其副队长之职，调至我连，降为副排长。然其侦探业务娴熟，他率数名侦察兵，神出鬼没，摸敌情，搞情报，颇有成效。我等赖其耳目之灵，有的放矢地制定活动计划，而处处立于主动地位。奇袭寨子时，我们须事先置办骡马、车辆等掩护器物，但囊中羞涩，无资购买。桂生二人夜闯莱芜城，摸进伪商会会长家中，得大洋数百、金条数根，解我燃眉之急。滋临公路“虎口夺粮”之后，新泰、蒙阴、费县三处日伪千余，前来徂徕山扫荡，以对我报复。桂生事先侦获此息，我乃迅速率部转移，让敌人扑了一空。我们坚持游击数月，桂生之功亦不可没。可惜，这位胆大心细、才高八斗的侦探，未能牺牲在抗日战场，却于一九四二年惨死在国民党第五十一军的枪口之下，实令人叹息！
再来说说我们的主动性。游击队作战不能“等客上门”、“坐堂行医”，更不能游而不击，而应围绕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我部也曾有人对此不理解，提出了以藏为主的主张。我乃反复给官兵讲解：被动地藏，越藏越被动；只有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调动敌人，使他们处于混乱状态，我们才能更安全。我们坚持游击三个月，紧紧把握主动权，历经十数战，除在垛石沟掩护百姓突围而被迫应战之外，其余皆为有计划的主动出击，且均为出其不意的突袭战。 掩护主力突围期间，我们在淄河消灭洗澡的日军之后，由淄、博南下之敌遂被我牵动，回头向北反扑，但由津浦线东来之敌仍不为我所动，继续东进，进逼我师主力。为吸引敌人，为主力突围赢得时机，我们又积极捕寻敌军后尾，假装遭遇以击之，并冒险向胶济线佯动，制造了大部队活动的假象。东进、南下两路之敌果然被我调动，遂以狮子搏兔之力向我扑来。我们积极主动地牵制敌人，方使吴化文率主力乘机突围。 抗战以来，日军一直未对沂蒙山区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一九三九年夏季，乃是对该地区的第一次大扫荡，其烧杀抢掠之残暴，给沂蒙人民心理上造成了惨痛创伤。同时，国民党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七军、新编第四师和秦启荣等部纷纷溃逃，陈三坎等部相继投敌，更给该地区百姓心头罩上一片阴影。此等背景下，我们配合八路军，以军事行动为手段，积极主动地开展灭敌威风、长我志气的政治斗争。我们以“新四师锄奸司令部”的名义奇袭寨子之后，又夜袭了莱芜县茶叶口乡伪警察所，处决了死心塌地、为敌作伥的伪警察所长亓某；在口镇偷袭了日军一个辎重中转站，烧毁其粮草等军用物资数十万吨；七月底，侦察排长陈桂生等三人潜入沂水县城，袭击了日军少玲中队。每次战斗，我们都广贴布告，宣传抗日，震慑敌人，打击了敌伪气焰，大长了我抗日军民的志气。
最后讲讲我们的灵活性。游击，游击，乃在游中击之。故不能拘于计划，而须因时因地而动，把握高度的灵活性。三个月中，我们在兵力使用上，时而“化整为零”，时而“聚沙成塔”。麦收季节，我令全连分散活动，或一个排，或一个班，多路齐出，保卫百姓麦收。奇袭寨子和滋临公路夺粮时，我又集中全部兵力，收紧拳头，猛击其一点。奇袭寨子之后，陈逆数路齐出，对我四处围剿，我乃再次分散，以缩小目标。结果，陈部千余匪徒跟踪我们一二十天，于我却无丝毫损伤。 在作战方向上，我们活动在沂水、蒙阴、新泰、博山、莱芜一带数千平方公里之内，忽东忽西，骤南骤北，有时一夜之间就转移数村，使敌处处挨打，处处扑空，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六月底，我们在莱芜东部地区活动时，鲁村、南博山之敌数百前来扫荡，我们则逆敌而上，悄然东潜，偷袭了鲁村以北的九会和博山以南的上瓦泉两处日军临时据点，西来之敌乃仓惶回扑，而我们则又掉头西去，潜入莱芜、泰安交界处隐蔽。 在战术上，我们总的采取了隐秘行动、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方式，但兵无常势，须不拘一格、灵活运用。消灭淄河中洗澡的日军，我们采取了偷袭的办法，且在十几分钟内就结束了战斗；在莱芜东部山口，消灭骚扰百姓麦收之敌，则为“请君入瓮”；滋临公路夺粮，是有计划的伏击；打陈三坎的司令部，则纯属偷袭。在寨子内，我们从夜半摸哨，到战斗打响，直到最后撤出，前后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却把陈逆司令部搅得人仰马翻。然而，奇袭寨子也有不少偶然因素。我们在距寨子不足二十公里的老君堂一带购买骡马、车辆，而后又大摇大摆地混进寨子，且潜伏十数个小时，而敌竟未发现，真乃侥幸啊！
（四）
带兵先做人，正人先正己。我们在三个月的游击中，屡获胜利，且又扩大了队伍，我作为连长、支队长，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亦毋需讳言。除判断准确、指挥得当之外，我还处处以身示范，做官兵表率。每遇战斗，我皆冲杀在前，撤退在后。奇袭寨子时，马连副和几位排长皆坚持不让我进庄，而留在护壕外接应。我则坚决不同意，说：“我不近前，弟兄们岂能奋勇！”并带头去袭击防守最严密的敌司令部。 我与师长吴化文的特殊关系，为官兵所共知，且又在本部处于主官位置，但我从不盛气凌人，遇事多同大家商量，集众人意见再作出决定。即便发生分歧，也从不武断地坚持己见，而是耐心地讲清道理，以理服人。
生活上，我与全体官兵共甘苦，从不搞特殊。滋临公路夺粮，我们缴获了极为罕见的牛肉罐头二三百个。当时我虽带伤，但未肯食用一个，而全部分给了官兵。我的勤务兵李玉山也分得一个。当时，他也才十六七岁，且久违腥荤，打开罐头，便如同饿虎遇到羔羊，一阵风卷残云，即将一个罐头吞入肚中。此时，他才发现我没有罐头（我所分得的一个罐头送给了伤兵），那充满童稚之气的脸上，一片尴尬之色，口中呐呐而言：“哟，支队长，没你的啊！你看，我光顾得吃了。”我乃安慰他说：“我身子骨结实，不用补养。”
此间，一些小股武装和溃散官兵纷纷前来，请求我收编。凡来归者，我皆示以公心，不分轩轾，量才安置。组建沂蒙抗日游击第一支队时，我部以原第一连机炮排为基础，新编组一机炮中队，关于中队长一职，我意由金祖来升任。金祖来，莱芜人，西安军校炮科毕业，后投入秦启荣部，任炮兵连副。六月间被我收编后，参加了垛石沟突围、奇袭寨子等多次战斗，表现很好。特别是在垛石沟，他用小炮轰击敌冲锋队，发发命中，予敌以大量杀伤。还对我处置黄某，表示坚决拥护。综合评价，我认为此人炮兵技术精湛，思想也较为进步，有一定的爱国爱民意识，且作战勇敢，为人坦诚，是机炮中队长的最佳人选，马士骏等人也赞成我的想法。恰在此时，原第一连机炮排长常来银也来找我活动，欲谋中队长一职。常来银，济南人，孤儿，一九三三年被吴化文收养，长我六岁。我们一起长大，又一起加入了吴部，感情甚笃。一天，来银找到我，笑嘻嘻地说：“允澄，中队长一职，哥哥我当仁不让了。”我乃对他直言相告，说：“职务安排不论哥哥、弟弟。金祖来年长资深，当中队长比你合适。”他一听，即面带愠色，说：“找到义父，这个中队长也是我的！”我见他抬出吴化文来压我，便口气十分坚定地说：“他是师长，我是支队长，县官不如现管，让谁当中队长我说了算，谁能胜任让谁干！”我还耐心地开导他，说：“如果我们在人事安排上搞裙带关系，那则是关起门来而拒人于千里之外。那样，我们如何聚集抗日力量，又如何能打败日寇呢？我们必须处以公心，一切为抗日着想，吸引众人来归。”来银终于心服口服地服从了我的决定。此后，金祖来与他分任中队长、中队副，后又同在第一营炮兵连分任连长、连副，二人一直配合很好。众人见我舍义兄而擢升金祖来，皆佩服我大公无私。七月间，原蒙阴县保安大队中队副徐伯荣率百余人枪前来“入伙”，我见他年长资深，乃以支队长一职相让。初时，徐氏也颇为动心，却见我身后的马士骏等人，虎视眈眈，大有张翼德欲斩小温侯之概，遂改口说道：“张先生，强宾不压主，你当支队长，我做支队副，咱同心协力，闯一番事业！”徐氏乃屈就支队副一职，并兼长第三中队。有人说：“徐氏有觑位之心，留着他恐生祸乱，搞掉他算了！”我乃严辞制止，说：“不行！决不能自相火并，谁要乱动，我就先嘣了他！徐某想当支队长，我就真心让给他，只要他能真心带着大家抗日，我们就诚心拥戴他。个人的地位高低，我从不计较，请你们也不要为我操心！”我与徐氏分任支队长、支队副，一直到我任第一营营长，徐任营副，我对他处处尊重，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后来，他又在我的极力推荐下，升任了新四师独立第一营营长。数年知交，没齿不忘，一九七九年，伯荣临终前，仍对我这位四十年前的营长念念不忘，嘱其子女说：“你张叔叔是个好人。我死后，你们要常去看望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