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生活更加困难，我对日本侵略者更是仇上加仇，恨上加恨，为国尽忠的思与日俱增，1938年阴历二月二日，陕北红军干部李贯一、黄自存来沂蒙山区开展抗日工作，在他们的教育下，我懂得了团结起来抗战才能救国和什么是共产党等许多革命道理，积极投入了抗日救国斗争，参加加了村里的抗日组织自卫团 ，并担任排长，负责站岗、放哨、送情报。由于我工作积极肯干，积极要求进步，1938年旧历八月初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在支部担任保卫干事，后又担任长安乡(包括沂水城)党支部书记。
一九四一年九月初二，日本鬼子对沂蒙山区扫荡，形势恶化。我同宣传干事黄达真、公安特派员黄维增驻黄家庵村坚持斗争。一天，黄同立从盆山顶割草回来，叫我和黄达真、黄维增上盆山接县长李贯一，公安局长郭沂春（编者注：郭宜春），科长祝百章。当走到村十字路时，迎面来了汉奸。因来不及躲藏，我和黄达真被捕。黄维增跑回村，把八路军插藏的13支大枪、13条子弹、30多枚手榴弹立即转移了。
我和黄达真被带到小丰城村。敌人对我们拳打脚踢，用枪托子捣，逼着我们承认是八军，交出枪支。我一口咬定:“我是黄家庵卖豆腐的，他(黄达真)是上学的，村长叫俺俩去盆山村给你们拿馒头吃”。汉奸不相信，把俺俩的衣服脱光，吊在梁上用火烧，用燃烧的香头触我们的肋骨和脸，痛得昏死十几次，但我们始终没承认。为了对付他们，我施了一计，我说:“想起来了，前几天，我上山拾柴禾，见到了很多八路军，今天去又见到了。”
特务队长田祥德、副队长王福忠听后大吃一惊，忙问“真的吗？”我说:“真的，谁敢骗你们。”特务队长立即带着汉奸，押着俺俩逃离小丰城，来到离葛庄二里路的河？村。一进村，伪村长赶紧摆上酒菜招待他们。这时，党时，党组织派黄春思、黄风立、黄佩珍充当保人，去朱乌村找到了我们的关系——汉奸队长李永明、特务队长刘梅里，一起来到了河？村，同田祥德协商保人。田祥德借机敲诈，要两千块钱。我们答应按期交钱，就把我俩放掉了。
1941年9月24日早饭后，因没凑齐钱，田祥德没捞到油水，便密报鬼子说我们两个是八路军，在黄家庵我们第二次被捕。日本小队长寒秋牵出一条狼狗，恶狠狠地说:“是卖豆腐的?是上学的？还是干八路的？它一嗅就知道。”说完两眼盯着找们的脸，我知道这是鬼子用的花招，我们面无惧色，镇定自若，鬼于没有发现破绽，便对特务们说:“叫他们开路开路的有!”便押着我们回据点。
途中，碰到了一伙扫荡的鬼子。一个大个子鬼子兵上来就给我两耳光，又扛起我来往地上摔。第一次只觉将天旋地转，浑身剧疼，第二次我就失去了知觉，也不知摔了多少次，也不知过多长时间，听到耳边有人说:“你醒醒，你醒醒!”我当时觉得浑身象散了架一样，疼痛难忍，动弹不得，强打着精神睁睁眼，觉得眼前发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心里想，这下可完了。我闭上眼睛待了一会，又睁开眼睛，模模糊糊地看见鬼子又在摔黄达真，黄达真在地上不动了。野兽般的鬼子扔给汉奸两盒烟便走了。汉奸把俺俩拖起来继续走，两条腿不听使唤，站也站不起来。汉奸把俺架起来游逛了几下，才慢慢恢复了知觉。
到了佃子村，趁汉汗在吃饭，我们商最下一步的对策。达真说:“看来扫荡的日伪军到处都是，要想活着出去是不好办，不能白死在这里。”我想了想便说：“有办法，就说上盆山顶东光崖拾柴禾，见八路军在藏枪，鬼子一定让我们带路，到了东光崖就和鬼子拼了。推下一个够本，推下两个赚一个，这样死了也值得。”主意已定，我们便轻松多了，感到心里很高兴。不一会，一个汉奸吃完饭回来，黄达真便对他说:“俺二哥(指我)见八路军藏枪来”。汉奸听后，一下子过来好几个。一个翻译官问:“你什么时间见的?”我假装和真事
一样说:“前天下午。”他又问：“是些什么枪？”，我说:“有些带疙瘩肉的枪，有些不认识”。一个汉奸插嘴说:“准是机枪。”翻译官又问:“哪个地方你想准了吗?”我说：“那里我很熟，洞里头有半间屋大，今夏天我去拾柴禾，还在里面歇凉睡觉呢。”汉奸们信以为真，立即向日本鬼子作了汇报，决定天明去起枪。汉奸给我们松了松绑，吃了点饭，便睡觉了。
在睡梦中，觉着有人推我，睁眼一有，达真用眼示意，只见看守的汉奸坐在一边睡着了。我和达真相互解开了绳子，悄悄瞒过哨兵，摸出了门口，跳过院南墙，摸出村，逃出了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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