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由于解放战争大反攻的胜利发展，华东军大奉命转移，进驻解放不久的潍坊地区。
土改工作团没有随校南去，留在了流坡坞，继续完成土改试点任务。
这时正是土地分配的高潮时期。乡村两级“农会”“贫协”“土地分配委员会”，日夜紧张工作。古老的流坡坞掀起了一场亘古未闻的“土地再分配，耕者有其田”的热潮。那些千秋百代俯首为牛，在古老 的土地洒尽汗水，呕尽心血，自已却没有一寸地权的泥腿子，这时居然眉飞色舞，指手划脚公开讨论：“我要村西那三亩地”,“家北那二亩半得还给我”。
分配土地的方法是：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对于贫下中农的要求，农会总要反复研究，多方协商，尽量满足他们的合 理要求。中农的土地是不动的，这样就团结了绝大多数农民。对富农只征收其剥削部分。地主则和农民一样分得一份土地。由于始终注意对骨干、积极分子和农民群众进行土改各项政策和“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教育，因此，流坡坞乡进行的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并没有引起社会动荡混乱，也没给农业生产造成消极的不良影响。
土地，对于贫苦的农民来说，这是他们的命根子。而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夜之间就获得了土地，这怎能不使他们喜得如醉如痴！他们终年愁苦的脸上一下子绽开了千百条欢乐的皱纹，洒满了幸福的泪水！
三榜定案之后，农会就要派人丈量土地、划好“四至”,定界打桩，这样就确定了地权。一天，我和农会的同志天没 亮就去量地，还没走到地头，昏暗中但见远远近近，散布着点点星火，闪闪地发着亮光。待走近细看，原来是分了地的贫农老汉们，早就连夜跑来，各自坐在自家的地头和田埂上，一袋袋抽着烟，耐心地、也是舒心地等待农会来量地。划好地界之后，就要打桩了。这时，这些老汉们又象变戏法样，一下子从后腰带上拔出一块预先制好、写好姓名的精致的木牌牌来，夺过工具，挥动双臂，把这标志着土地之权的木牌深深地打进属于自已的土地里去。
听着木牌被砸进地里的重重声响，看着老汉们如醉如痴的
幸福神态，我的心也不由得被他们感染醉了。
七
赶在麦熟之前，土地就分配完了。那年流坡坞的年景特好， 家家都收了一场好麦子。有不少农民是第一次站在自家的土 地上，给自已收麦子。我和广道在地里拔麦子，老爷爷颤颤微微地跟着大娘来送饭。还没到地头，这位70多岁的老人家就大笑大喊地叫我们俩来吃饭：“孩子！吃饭啦！快尝尝自家这新麦面！”有个当了一辈子长工的宋老汉，他是逃荒来的外来户，苦了多少年还是地无一垄的穷苦人家，这次全家分了好几亩好麦田。我从场边路过，他一把拉住我，弯腰 抓起一把麦粒，笑得裂开大嘴跟我说：“看！今年这麦多好，一个麦粒就是一个金娃娃！哈！老天爷有眼啊！"
这年在流坡坞，不分汉族、回族，穷苦的农民家家户户的囤里、柜里都有了麦子，人人吃上了白面馍，有的人家还割肉蒸包子捏饺子吃。“麦子上场，地主拉光”的悲惨景象，在这里再也见不到了。
麦收刚刚忙完，立刻进行分配“胜利果实”。从地主家没收的房屋、粮食、农具、大车、牲口和一些衣物，统统按照比例分给贫下中农。分配的比例是农会发动群众讨论制定的，贫雇农分六，下中农分二，中农分一。对上中农也要多 少分点“意思意思”。乡贫协主席孙福成说得好：“东西不多，是个心意，天下农民是一家嘛！”把地主阶级的剥削所得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虽然人人所得有限，但总算有了发展生 产的初步条件。
接着，经上级批准，流坡坞乡、村两级先后召开了村民大流坡坞，他在那里担任乡支部书记，数月后返回了学校）。
我们走的那天，早晨下了场雨，拖到近午才出发。全镇群众都出来送我们。他们不顾雨后泥泞，拉着我们的手，抢过我们的背包、挎包，一直送出镇外好远也不肯分手。我们背起背包出发时，男女老少又是一片唏嘘之声，依依惜别。我们工作团的同志也都落下了泪水。
告别了父老乡亲，渡过黄河，赶到潍坊，返回了学校。9月6日土改工作团宣布结束，9月7日我和陈蝶华、王季华回到了文工团。第二天，9月8日，我们就和文工团同志一起，背起背包、幕布和汽灯，随同学校的先行纵队一起，向着解放济南的战场出发了。
在我的一生中，生活的变化、遭遇的波折不能算少，但没有任何一次经历象一年土改生活那样，对我的思想和心灵给 予了如此强烈的冲击和如此深刻的影响。一年生活的磨砺，使我懂得了一个平凡而深刻的真理：为人民服务并不是刷在墙上的标语和挂在嘴上的口号，它是包含血肉内容的真实的 思想和实际的行动。只有实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感知人生的价值和触摸到生活的坐标。谁真心为人民服务，谁就会得到人生的光和热，享受生活的幸福和欢乐。不懂得人生的真正价值的人，是绝不会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