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华东军大由胶东移驻渤海地区的阳信县流坡坞镇。不久，我奉命到驻地土改工作团，当了一名团员，直到第二年9月，土改全部结束，我才重回文工团。整整一年的土改生活，在我的思想和心灵上留下了异常强烈的印象。4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那些动人心弦的生活情景时，我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那股生活的强烈冲击力量。
流坡坞，原是冀鲁边交通古道上的一个繁华小镇，日伪军曾久驻此地。日本投降后，被我军解放，社会情况相当复杂。1946年，这里曾经搞过一次土改，国民党发动内战后，草草收兵，半途而废，因而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农民群众对党、对土改政策存在着种种疑虑。
我们初到时，发现镇上的店铺败落，街景荒凉，群众生活贫苦，政治情绪消沉，对解放军态度冷淡。有的人家，我们去借水桶、门板，硬是不肯借。这和我们刚离开的胶东老区，
人民群众和子弟兵亲如家人的热烈情景，大有天壤之别。
土改工作团组成不久，中共华东局决定撤销了许多单位的土 改工作团队组织，只留下了华东局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团 和我们华东军大的这个团，作为华东局的两个“土改试点单位”，先行一步，“给上级以经验，给群众以榜样”。这样，我们学校土改工作团的责任加重了，工作好坏，影响也更重大了。
二
流坡坞有东、西、南、北四条街，四条街就是四个村。东街最长，户数最多，砖瓦房也多，地主、富农多住在这里。南街系回族同胞聚居之地，他们大多是农民兼小商贩。北街商店铺户不少，原是商业区。西街户数少也最穷，居民多是租种地主田地或打短工、做长工的贫雇中农。整条街上没有一户地主。四条街，加上附近的两个小村庄，合成一个乡。全乡约有五六百户人家，数千口人。我们这个团就分成六个组到这六个村去分头工作。我和邱行道、李运隆是一个组， 被派到西街，组的人员时有变动，我却始终在西街，后来当了工作组长，直到离开这里。
我们土改工作团，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重大问题由五人组成的“工委”研究决定。“工委”是全团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书记是卢华同志，副书记是李运隆同志。工作团全体成员20来个人，另外县、区还派来一些同志参加，最盛时整个团有40来人。
在土改工作团里，我和其他同志的情况不同，我直做文艺 工作，在校政文工团当导演，从没做过地方工作。这次是抱着深入体验群众火热斗争生活的愿望来的，热情虽高，思想准备却不够实际。因此在整整一年的土改工作锻炼中，我的思想斗争、感情变化是很大的。
流坡坞是土改“夹生地区”。我们进村时，又正是解放战争艰难的“爬山头”阶段。地、富、匪、特暗地进行造谣破坏，对群众威胁利诱。因此，群众对我们这帮身穿军装的人来搞土改疑虑不安，不敢或不愿接近。一进村，我就满怀热情地去接近老乡，但老乡却说听不懂我的话，或说要赶集去， 或说要去走亲戚，急急离我而去。在连遭碰壁之后，不几天，我的热情一下子就降到了零度。李运隆和邱行道同志一方面给我做思想工作，同时也不免摇头叹息：“这种夹生地区的工作是难搞啊！"
三
土地改革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变革运动，成败的关键在于社会观念的改革和更新。实行土地改革决不仅仅是分几亩地给农民的问题，它是千百万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挣脱千百年来禁锢着他们的封建统治观念和旧社会意识的枷锁，组织起来挺身战斗，彻底粉碎封建制度，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建立新社会制度的艰巨而又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农民需要首先战胜自我，把自己从旧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工作团的任务就是要全心全意地帮助和引导他们，走上这条自我解放的革命之路。我们只能耐心 帮助、引导，而不能代替他们更新观念，更不能包办他们的社会变革实践。
工作团研究了情况后，认为：打开工作局面的根本途径，只能是深入于群众之中，耐心进行宣传教育，揭露敌人的谣言，解除群众顾虑，取得他们的信任。怎样才能深入到群众谣去？这就要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用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解除群众的怀疑和不信任。
我们从助民劳动入手，诚心实意为群众解难。在初步接触之后，进行访贫问苦，选择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为对象，扎根串联交朋友，对他们进行阶级和土改政策的教育，耐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这样逐渐打开了局面。老邱首先搬进一家老雇农家里去“扎根”，不久，我也交了个贫农青年张广道做朋友，搬到他家去实行“三同”。
张广道家住西街最西头，一个小院几间土房，是有名的贫苦之家。其父早死、其母守寡，还有年迈体衰的老爷爷。有一个弟弟，头年结婚不久就参军走了。广道的弟媳妇是不要彩礼嫁过来的患有癫痛病的姑娘。她平日总是躲在屋里纺纱做针线活儿，极少出来。有一天，我挑水进院，她出房来泼脏水，不小心，“砰”的一声，瓦盆落地跌得粉碎，她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手脚抽搐，血流满面，人事不知了。我忙和广道抬她进房，我要去请医生，广道妈一把拽住我的衣袖，坚决不肯。只说：“她没事！过去这阵就好了。”后来我还是找学校的医生要了些药给她治伤。
广道人已30，还是光棍。每天埋头干活儿，沉默寡言，人送外号“傻老道”。其实我看他为人憨直公道、热心助人，对人对事也满有见解。
与贫雇农实行“三同”，是指“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在我是有生以来第一回。对我来说，“同吃、同劳动”还好办。我们长住农村，在农民家吃掺糠带菜的窝窝头、饼子，干些庄稼活儿，都还可以咬牙坚持。最难忍受的是“同住”。 我和广道同住一间小土房，一铺小炕，一领破席，两个被筒，抵足而眠。被子既破又脏，炕上炕下，虱子、跳蚤、臭虫摸爬滚打自不必说，广道经常有力的鼾声，总是震得我心烦意乱。他睡觉不分寒暑，总要脱得赤条条，再钻进被窝，这使我好久都看不惯。更不习惯的是，炕下，他每晚必放一个既 脏又破的瓦尿盆，其味总是熏得我头昏脑胀，恨不得一脚把它踢到千里之外。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为了对自我 思想改造的考验，为了体验我中华民族最底层贫苦农民的生活，经过不断的反复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坚持下来了。
由于土改工作团全体同志真心实意深入贫苦农民之中，把他们视如兄弟亲人，终于取得了群众的理解和信任。群众逐渐向我们打开了紧闭的心扉，向我们倾诉了他们受地主剥削 压迫的悲惨生活和愤怒的感情。于是，那些深藏在表层之下的，流坡坞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真实面貌以及隐埋很深的曲折复杂的土地占有的真实情况，一点点的，由少而多的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进行伟大的社会变革，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土地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发展，需要有一支以贫下中农为骨干的农民大军。流坡坞六个村子的“贫农小组”、“贫农团”，先后成立起来了。我记得我们西街最早组织起来的第一个“贫农小 组”，是在1947年10月中旬成立的，一共只有3个人。到 11月中旬，贫农小组发展到3个时，就成立了“贫农团”。这时西街“贫农团”的成员，已经有22个人了。贫农组织起来了，流坡坞的土改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