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大导报》成为大家喜爱的读物,靠的是全校办报。首先是领导重视。学校筹办时,校的领导同志就把办好校报做为筹备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一。《军大导报》报头这浑厚有力的四个大字,就是学校领导同志面请军区政治部主任、书法家舒同书写的。张云逸兼校长有一次来校,报社约请他为导报写一篇社论,他撰文严谨,字斟句酌,把文章送来报社后,还两次派通信员将稿子抽回,再推敲,反复修改。这种一丝 不苟的负责精神,使报社同志深受教育。主持校党委日常工作的余立金同志,对报纸非常关心,他工作繁忙,仍亲自过问报纸的出版条件,并向上级要来印刷设备,每期报纸送到手,马上详细阅读,发现差错他都指出,有时还来报社问寒问暖。政治部主任欧阳平同志经常强调要通过报纸指导工 作,他隔几天就要到报社来看看,学校领导有什么新的意图, 他及时给报社打招呼,提示各个时期的宣传报道中心。看到报上有比较满意的文章,就问是谁写的,对报社同志的一些 专访总是带着微笑给予鼓励。他把报社同志当作不固定的工 作组常向我们询问下面的思想动态。他反复给我们讲,报纸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要坚持以表扬为主,鼓舞群众的积极性。 记得有一次他以谈自己体会的口气,将毛主席教导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两条最根本的领导方法,给我们做解释和阐述,启示我们将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运用于报纸工作,给我们印象很深,直到 现在还记忆犹新。政治部副主任许彧青在抗日战争前从事 地下工作时,就是一位老报人,办报很有经验。在创模运动中,他和我们交谈,用司马迁写《史记》把典型人物写得绘声绘色的历史经验,启发我们认识搞好典型报道的重要性。当我们一度片面强调重点报道,忽视群众性、多样性时,他 又尖锐指出,报纸要办得有创造性,多样化,才有生气,不能把重点报道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弄得刻板单调,脱离群众。他还结合实际工作,亲自动手和指导写社论。他还强调社论犹如报社与读者讲话,切忌不着边际的泛论,要多用提问式、论辩式,以便把话讲到读者心里。宣传科长卢华同志在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是报社的兼社长,每当编报那一天,尽管白天紧张劳累,但夜晚照例来报社审稿,与报社同志一起熬夜。他逐篇仔细审阅四个版面的全部稿件,并按时保质完成该期的社论或专评写作。他文思敏捷,出手快,而且高度重视遣词用语的准确性。陶稼耘同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有一篇表扬一位行军途中打前战的干部的稿件,原先拟的标题是《一人受苦万人安》,卢华同志把“受”字改为“辛”字,成为《一人辛苦万人安》,一字之差,却提高了思想性。报上有的标题也是卢华同志拟加的。如导报第二期第二版 登裁了几篇稿件介绍学校几个组成部分——东江纵队、淮南随营学校并入军大的情况,卢华同志看稿后,加了四栏肩题:《从黄河到长江,从长江到珠江,我们胜利地汇合在一起》,集中反映了全校人员的共同心声,增强了宣传报道的声势,一时为全校传诵。
大家动手,群众办报,是办好《军大导报》的重要因素。每一期,各个学员队都建立了通讯组,大队成立中心组。报社还在各级干部和机关部门中聘请了特约通讯员。军教部门的祝榆生、张愕、郑绍成,政教部门的黄继群、蒲陆,大队中队的军政干部王韬、汤澈、孙育民、项明、贺鸿勋、古竹、杨力航、苏凝、李习、胡志平、周建之、李习之、高春华、高纪言、厉力第同志都是积极写稿的骨干。报社定期不定期地召开通讯员大会、小型座谈会,印发报道要点,编辑出版《通讯员之窗》、《导报通讯》,交流写作经验,沟通报道信息。如学校第一期曾召开全校通讯员大会,欧阳平主任和陈铁君副教育长都亲自到会讲话。《导报通讯》上曾刊登过写作讲话:《怎样写得更好懂些》,发表过通讯员的写稿体会:《写稿促使我深入调查研究》、《写稿与工作结合》、《一篇稿子一个中心》等。三大队三队有个学员孙忠孝常用快板形式写稿,报上刊登过他写的《射击花棍调》、《说进步》、《夏收快板》、《行军小调》等。《导报通讯》上曾以《介绍一个快板小作家》为题,介绍了他的写作经验。报社和通讯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坚持有稿必复,并经常和通讯员交谈商量。在《军大导报》的通讯员和特约通讯员中,不少同志都是不辞辛苦,认真负责的。有的为一篇稿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而奔走多次,有的为赶上截稿期连夜突击,有的步行几十里亲自送稿件到报社,回不去就睡在报社。校政治部为表彰这些同志,决定在通讯员中开展立功活动,定期评功给奖。曾在军大学习和工作过的周建之同志,平时非常注意做好报道 工作,从不放弃每一个可以报道的材料,同时热心组织稿件。 他不仅自己积极动手写,还经常帮助别人写,往往干到深夜,为此曾立二等功。后来他到部队地方均从事新闻工作,以后在上海担任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副社长。不久前他回顾在军大的经历时还情不自禁地说:“ 我对新闻工作建立感情,就是从当《军大导报》通讯员开始的,我永远忘不了这个起步!"(作者:吴烨 黎鲁 仲文 陶稼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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