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校都在紧张地做着转移的准备。我当时在校务部卫生处任副指导员。卫生处主任和指导员风尘仆仆从校部开会回来，马上喊我到办公室去。主任说，国民党军队离我们很近了，这次转移，时间紧迫，需尽快渡过黄河。但是对休养所的伤病员来说，每天行军100多里路是困难的。因此，学校领导决定休养所的重伤病员与后勤轴重从海上走。我和指导员研究决定由你负责休养所的海路转移，怎么样？我来不及 思索，毫不犹豫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主任又加重语气：“校领导再三交代不能丢掉一个人”我点了点头，可心里知道任务艰巨。天上时有国民党的飞机，海上有可能遇到国民 党的军舰，我们是小渔船，又是行走困难的伤病员，再加上我自己从来没有在海上乘过船，又不会游泳。但是，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困难再多，也定要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校部配给我们11条渔船，渔船大小不等，大的能坐10个人，小的只能挤五六个人。休养所70 多人中，除了伤病员工作人员外，还有两名临产的孕妇。每条船上都安排有伤病员和工作人员，伤员中又把身体不同部位受伤的同志安置在一起，以利互相照顾。我们很想多带点淡水和干粮，但是船小，除了人和最简单的背包，实在不能再允许我们多放置任何东西了。卫生处召开了动员会，传达了学校的部署，要求全体同志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尊重渔民，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团结互助，保护伤病员的安全。每条船我们都指定了负责人，配备了枪，并制定了万一船队走散的行动方案。
急匆匆地做好了海上转移的准备，我们从掖县吕村出发了。除少数担架外，大部分人员步行到虎头崖，早早地吃过晚饭，70 多人便有秩序地上了船。船老大看上去年纪都已四五十岁。我心里明白，为了保卫家乡，年轻的男人们都参军或支前去了。一片乌云遮住了天边的夕阳，天灰蒙蒙的，我们的11条小渔船起了锚，缓缓离开岸边，驶向一望无际的大海。小渔船在大海中更显得渺小了，我顿时领悟到“沧海一粟”的含义。我们的船队是沧海一粟，我们每个人只是沧海一滴水，但不管困难有多大，我们一定要胜利赶到目的地，汇合于学校和解放军这个大海之中，去夺取全国的胜利！
天越来越黑了，象一口黑锅扣在头顶上，原来依稀可见的小船，一条也看不清了。我不由得担心起来：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海上航行，船队不会走散吧？我朝着船老大问道：“会迷航吗？”船老大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说：“咋会迷呢？都在海上跑了几十年了。”深夜，忽然刮起大风，接着电闪雷鸣，下起倾盆大雨。小船在海涛中上下颠簸，我们很多同志被小船颠得晕头转向，再闻到船舱里的鱼腥味，忍不住呕吐起来。食物吐完了，苦胆汁吐出来了，还是不停地吐。有些卫生员、招护员，从小在海边长大，身体能顶住，这时就忙着照顾伤病员。黎伟同志、范绮同志等那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卫生员，她们不顾自己的颠簸，帮助伤病员漱口，提海水冲洗船舱。这些女卫生员都很能干，平时在休养所值班，夜晚扛着枪，提着灯笼，来回十几里，查视分散在各个村上的伤病员。药品少，夜里经常要炒鼓子，装在布袋里，为伤病员热敷，代替止痛药、消炎药。此时晕船的伤病员在她们护理下，症状也渐渐减轻。
直泻而下的大雨砸在小船的顶篷上，发出“哒哒哒”的声响，雨水沿着顶篷的缝隙落在同志们身上，大风卷着雨线刮进船舱，大家的衣服全被浇透了。湿辘辘的身体被海风一吹，直觉得透心凉。同志们只好解开被包，把被子披在身上。呕吐、淋雨，我都豁出去了。但是作为这支船队的负责人，晕船已使我身不由己，无法指挥了。我心里焦急万分。至今回想起来，还深深地感谢渔民老乡，靠他们才使我们平安地完成了海上航行。
风停雨止，太阳出来了。身上的衣服慢慢晒干了，被子也蒸发掉不少水分。到中午，8月的骄阳把大家身上的水分烤干了，同志们口干舌燥。仅有的一点淡水，工作人员规定不准喝，要留给伤病员。船老大也舍不得喝，要省下给伤病员。但是伤病员也让来让去，谁都不肯喝。伤病员都是各野战部队来的干部、战士，干部占多数，他们的政治觉悟高，战斗经验比较丰富。他们在休养所里，非常自觉，药品少，他们对伤痛能忍则忍，不愿意在工作人员面前哼哼。行军时，车少，很多伤病员拖着虚弱的身体，天走上几十里，毫无怨言。我为革命队伍里同志们的高度觉悟和阶级友爱精神所感动。我们队伍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不管他们原来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只要来到这个队伍里，就有了一个共同的信念——解放全中国。在这个信念之下，对敌人、对困难无所畏惧，对同志，对战友，却深情厚谊。和我一条船上的陆树璋医生，参军前在上海助产学校毕业，是在医院工作两年多的助产士。她技术高明，态度和蔼，不少女同志生孩子，都是她接生的。根据地条件差，但是经她接生的，没有一个难 产。女同志临产前，只要看到陆医生，心里就象吃了定心丸。这次海上转移有两位临产孕妇，所以卫生处让陆医生从海上走。陆医生矮矮胖胖，皮肤很白，经这次海面太阳的爆晒，皮肤起了很多水泡。她风趣地说：“我的皮肤长珍珠了。”
为了解决饮水和吃饭，我们的船在海岸有人烟的浅滩停了一次。由会游泳的饮事员、通信员、招护员上岸做饭。饭很简单，是稀玉米糊，既充饥，又可以解渴。通信员小刘是胶东人，他的游泳本领很高。他手托盛满玉米糊的铁桶，在海里游来游去，给各条船送饭，其他几个会水的卫生员、招护员也是来回游了好几次，累得气喘吁吁。
第三天，海面上风平浪静，忽然发现远处有一艘国民党军队的舰艇。船老大机警地掌着舵，各船有意拉开了距离，每条船都做好了战斗准备。伤员也警惕地观察着敌情。也许我们的渔船太小，不惹人注意，敌人舰艇径直往前开了，没有顾及我们。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在海上三天两夜的航行，我们没有睡过觉，只是坐在船上打了几个盹。终于在预定时间从羊角沟靠了岸。略事休息后，又转入小清河。沿着小清河继续前进，到达三岔，这才最后完成了这次海上的航程，全部人员上了岸。这里离利津的黄河渡口还有100里左右，伤病员行走困难，必须向老乡借大车。我和通信员小刘先上了岸。村里人很少，只有妇救会几个同志在家。她们很热情地东跑西借，从好几个村帮我们找来八辆大车。大车载着重伤病员和背包，其余人步行，快速 地向利津赶去。当时情况十分紧急，国民党进攻部队逐步逼进，陆地有国民党武装特务的骚扰，空中国民党飞机空袭亦甚猖厥。只有尽快渡过黄河，才能摆脱国民党重兵的追击。连续三天的海上航行，又加上急行军，同志们疲劳不堪。一些没有坐车的伤病员，咬着牙往前走。每到宿营时，休养所 医务班长芮九成、医生乔中、卫生处材料股长纽祖辉、医助李维健等同志，带领医护人员撑着疲惫的身体继续忙乎着为伤病员借门板、铺草、送饭，照料伤病员服药、换药。一个孕妇就要分娩了，陆医生火急火燎跑来找我一起向老乡借门板接生。当地群众有个风俗，门板让女人睡了生孩子不吉利。我们向老乡再三解释后，他们热爱人民军队的心战胜了几千年的旧俗，毅然把门板借给我们。陆医生顺顺当当地接下了一个新的生命。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我们按时到达利津，在校部指挥下，顺利地渡过了黄河。
过黄河后，又继续行军，我们这支小分队终于到达目的地——流坡坞。清点人数，没有丢掉一个人。当同志们听见“哇哇哇”的婴儿啼哭声时，都会心地笑了，我们这支小分队还多了一个小成员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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