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河惨案”发生于1939年3月底，其原因应上溯至年初。是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将其重点由抗日转向了防共、限共、反共。2月5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反共顽固分子沈鸿烈在蒙阴县鲁山村召集了全省军政联席会议，抛出了他酝酿已久的“统一划分防区、统一行政事权、统一粮秣征收”的所谓“三统”方案，其阴谋不仅妄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经济上卡脖子，困死饿死八路军，而且妄图将山东八路军的防区划在日寇围困中的宁阳、泗水一带，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会上，共产党代表张经武、郭子化、林浩等人据理驳斥，拒绝了沈氏的无理要求，使其阴谋未能得逞。
沈鸿烈的“三统”阴谋在鲁村会议上遭到挫败之后，其恼羞成怒，疯狂地叫嚣“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透顶的口号。在其鼓惑下，山东各路国民党顽固派即纷纷出动，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大打出手，挑起了反共磨擦，尤以秦启荣部为烈。
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第五纵队（人称“荣别队”）司令、军统山东头目秦启荣反共由来已久。早在1938年春，即率其“荣别队”在莱芜一带尾击八路军山东第四支队北上部队，还指使其委派的国民党莱芜县县长谭远村等人，驱逐第四支队后方机关，无理扣押该支队经理部主任马馥塘。第四支队与之数度谈判，交涉未果，遂派兵袭击了莱芜县城，俘获谭远村及其保安大队长景肇苓等数百人。秦启荣又调集千余兵力围攻八路军，双方在莱芜鹿鸣山一带发生激战，互有伤亡。后来，秦氏又在莱芜组织所谓的“全县武装大游行”，大肆炫耀武力，疯狂叫嚣反共。
翌年3月底，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治主任鲍辉、特务团长潘建军率数十名干部南下，到山纵总部驻地----沂水县王庄一带受训，并有一个营（营长吕乙亭）护送。途经“荣别队”第五指挥部王尚志部防区太河镇。在秦启荣亲自策划下，王尚志暗布千余伏兵于险要地段，对未作任何抵抗的八路军恣意开火，吕乙亭等人当场中弹牺牲，鲍辉、潘建军以下二百余人被王部掳去。不久，鲍、潘二人又惨遭杀害。此即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且发生于国共合作抗战时期，令人惊讶，令人愤慨！
潘建军，原名世范，以字行，山东长山县和家庄人，早年投奔冯玉祥先生，曾任冯先生近卫团团副，与吴化文颇有交情。1925年，吴化文正在北京陆军大学读书，乃兄吴化宝送与吴化文青梅竹马的马玉贞到北京与吴化文成婚。是时，吴化文才是一名下级军官，且在大学读书，加之贫穷的西北军军官官俸甚少，是故，吴化文操办婚事，为囊中羞涩而大作其难。幸有时任冯先生近卫团连长的潘建军慷慨相赠，才体面地办完婚事。另外，吴化宝此行，还带来了年幼的三弟吴化纲在北京读书。因此，婚后的吴化文生活甚感拮据，又得潘建军时常接济，才得以度过难关。潘、吴遂结金兰之谊，且二人同岁，潘稍长数月，吴乃以兄长事之，二人感情甚笃。
“太河惨案”发生当晚，吴化文得知其义兄潘建军陷身王匪缧绁之中，即刻致电秦启荣，要求保释潘建军。吴还将其副师长于怀安召来，令其前去面见王尚志，解救潘氏。
于怀安对秦、王二匪制造惨案，义愤填膺，说：“秦启荣多行不义必自毙！”此言果成秦氏谶语。1943年8月，八路军鲁中区部队发起安丘战役，将藏匿于伪军厉文礼部的秦启荣击毙，严惩了这个勾结敌伪、大肆反共的恶魔！此是后语，暂且按下不表。
翌日黎明，于怀安即率我等一行十人启程北去，前往王尚志司令部驻地峨庄。王部土匪居多，为防意外，我等随从人员皆腰插两支二十响驳壳枪，身背一支德制冲锋枪，腰间还挂满了日制“甜瓜”炸弹，并身着一件肥大的夹袍作掩护。
午时，我们来到峨庄村口，恰遇王部一位叫史绍武的大队长。史同于怀安熟识，在其引领下，我们顺利来到王尚志的司令部，于怀安向王尚志递交了吴化文的亲笔信，并说明来意。王佯装无可奈何地说：“可惜呀，于将军来迟了一步，昨天晚上潘建军逃跑，被哨兵打死。”还说：“这是一场误会。我们原先得到情报，有伙汉奸偷越太河，我们才打的伏击。不料却是八路，更未想到是吴师长的义兄。这个潘团长也太不会办事，讲明情况不就没事了嘛，跑什么呢？结果闹出了惨案！”这个无耻的东西，竟然将其故意制造的惨案，讲作因潘建军逃跑所致！
我们在史绍武引领下，前往太河镇寻找潘建军遗体。在该镇东门沙滩上，见一坟堆，着人扒开一看，仅有一些血迹斑斑的破碎衣片和零骨碎肉。后来听说，潘建军遇害，并非王所说是什么“逃跑被哨兵打死”，而是与鲍辉同志一起，被王匪押至此处杀害，又抛尸沙滩，被野狼、野狗吃掉！目睹此惨状，于怀安和我皆落下了眼泪。
听了王属下的介绍，我们得知，此惨案实乃秦、王精心炮制，绝非“一场误会”。其发生梗概如下：鲍辉、潘建军所率受训干部及其护送营自清河地区南来，事先曾派员与王尚志联络，言明系南下受训，途径太河，请求放行通过。王佯装欢迎，却暗作部署，并立即赶赴太河镇，与其参谋长聂英、政治部主任李资廉一起，召集驻守该镇的第七大队（大队长王俊华）、第十一大队（大队长祝兰庭）中队长以上会议，部署了伏击行动。3月30日上午，八路军行至太河镇以北地区，王所部尚未布置完毕，乃派人通知鲍辉主任，佯称：王司令在镇中布置欢迎，尚未就绪，请停止前进。八路军却听信其言，原地休息。近午时分，八路军进至太河镇，该镇寨门紧闭，围墙上布满了伪装成老百姓的伏兵。王部匪兵又传话：王司令不在镇中，请八路军绕道镇西通过！王所部先后两次传话，初称王在镇中布置欢迎，后又说其不在镇中，前后矛盾，且寨门紧闭，其意已显而易见，而鲍辉主任却仍按照敌人指定的路线指挥队伍前进，钻进了王预设的伏击圈，致使遭受重大损失。王匪破坏团结抗战固然可恨，然而位居高级干部之列的鲍辉主任何以如此丧失警惕呢？我听介绍后，哀痛之余，亦深深为之惋惜。
于怀安提出：“能否参观一下伏击现场，也好学习贵军经验？”遂得王部同意。在其第七大队长王俊华和一位中队副引领下，我们攀上该镇西面围墙，见石砌围墙高达丈余，上面筑有散兵壕、垛口和机枪掩体；围墙外是一条三五米宽的狭长通道，其右侧即是宽约千米的淄河，河西岸乃陡悄险峻的豹岩山。
参与了此次罪恶伏击的匪徒中队副指着脚下的位置，得意洋洋地说：“昨天，我就在这里。我们机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八路一枪不还，光咋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还唱歌。他娘的，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死一个少一个！”
此时，我心中的怒火再也无法按捺，遂乘其不备，假装一脚踩空，身体向右一倾，便把站在我右侧的那位匪徒中队副推下了围墙，将其摔成重伤！
于怀安惟恐我再惹事端，遂与王部匆匆告别，带着我们返回师部。途中，于严厉地批评我，说：“火气太盛，办事沉不住气！我哪里是学习他什么经验，是想借机察看地形和防御，有机会来打他，岂不比你摔伤他一人要强得多吗？！”我闻知懊悔不迭。
我们回到师部，向吴化文报告了惨案的经过和潘建军遇害及其遗体被毁的惨状。吴化文闻知，捶胸顿足，嚎啕大哭，遂令人设香案、立灵牌，沉痛悼念潘建军。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