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天，济南解放了。华东军大立即从潍坊移驻济南，匆匆投入了济南的接管和警备工作。转过年来，就又忙于迎接从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先后解放过来的大批国民党军官，和从济南以及山东各地吸收来的知识青年学员的教学准备 工作。为此，军大稍作整顿，调整了机构，以原来学员大队 的基础，改编成一、二、三、四团。大约2月间，刚过完春节，就开始紧张的训练了。我们四团团部和二大队驻段店营房，大队驻红庙营房。整个学校和我们四团驻地都不太集中。但当时我们从农村环境转换成城市环境，已经觉得近便多了。加上部队开始住进正规的军营，有了很好的课堂操场，还有明亮的电灯照明，比农村条件大大改善，大都兴高采烈，非常满意。
那时，前线已推到长江之滨，济南早已属于后方，己经听不到炮声，只有不断传来的捷报和祝捷的锣鼓鞭炮声。然而敌人仍在挣扎，一面上演战犯求和的丑剧，妄图麻痹我们的 战斗意志，一面又经常向我发动空袭。我们驻地和济南市区，几次遭到敌机群的轰炸，我们的教学工作，远不是在和平气氛里进行的。记得有一次，我去辛庄营房为三大队学员上课，敌机突然凌空低飞扫射投弹，学员惊慌不安，我也被迫暂停讲课，心中为之惴惴。在场的三大队副大队长王国友同志和副政教李苏民同志镇定如常，指挥大家迅速疏散到墙边。王国友同志还亲自堵在教室门口，边观察敌机动向，边严禁任何人走动。大约一刻钟之后，敌机远去，又继续讲课。当时我们毫无防空能力，如果大家乱跑，那就只有暴露目标，其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王副大队长以身作则，果断指挥，在我们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兄弟团队和校部机关，大家也都是这么做的。因此敌机虽然猖狂，军大遭遇好几次空 袭，却从未发生伤亡。这些情况在客观上，无疑有利于我们的教育，它不仅撕下了敌人求和的假面具，还使学员切身地感受了我军优良的传统作风。
除去敌机袭扰外，还有社会政治动向的影响。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固然使广大人民高兴，也使少数不甘心失败的反动分子加紧捣乱。我们团的二大队都曾发生过军统特务私刻
公章、伪造证件、煽动和组织逃亡的案件。经过严密的侦察和细致的思想工作，军统特务很快被孤立、揭发检举出来。一些被煽动欺骗的人，也很快醒悟过来认清了是非。广大学员也从中得到了很好的现实教育。此外，故意破坏纪律、散布反动言论、打击积极分子等事件也常有发生。这类事大都在排里解决，最多经过队里做了工作就妥善处理了。再还有一些不坚定分子开小差，他们溜出去之后，遇上的是人民的 天罗地网，根本无路可走，或经过地方政府和群众的教育，或经过改变了政治态度的亲友的劝说，先后自动归队。当然也有个别被押送回来的，这些人的遭遇又成了我们教学中的生动例证。
四团上下彼此之间充溢着真诚的同志情谊，这首先要归功于四位团的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团政委杨爱华同志、副政委潘启琦同志、副团长汤澈同志和政治处主任马云涛同志，他们在工作中密切配合，相互尊重，是个很有威信的领导班子。杨政委是位朴实谦和的老同志，他在工作中老诚持重，善于团结班人，从不突出自己。潘副政委在教学的干部队伍中，是以擅长调查研究，思想水平和修养好著称的。他曾经 很具体的帮助我推敲修改讲课提纲，还曾经结合实际向我们介绍怎样搞好调查研究的方法和经验，使我们得益匪浅。汤 副团长，我和他直接的工作接触不多，但给我的印象是工作很有办法，对政治工作也很支持，尤其重视行政管理工作对教学的保障。马主任是我相处最久的老领导了，工作起来生龙活虎、朝气蓬勃，他善于围绕教学工作这一中心任务，把各个股的力量组织起来，有机地开展各项具体工作。他虽然忙，却还很重视干部的思想和生活，发现问题马上解决。由 于政治处各股之间工作能密切配合，我们团在全校团体操和排球比赛以及通讯工作评比中都获得优胜。四团的领导同志及机关大队的同志经过40多年的历史变迁，绝大多数都失掉了联系。只有少数在北京的同志，偶而还能见面，但大家也都已离休或者退居第二线了。当年的年轻人，现在已经两鬓斑白，提起当年四团的岁月人事，往往又使我们精神振奋，增添了青山不老的豪情。
四团的教学，除去集中的课堂教育，还通过日常行政管理和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加以贯彻课堂教育，采取以大队或者学员队为单位授课，之后再由学员队负责组织班、排讨论，消化落实。教育的中心要求是改造世界观，根据情况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形势教育，目的是认清形势前途，端正学习态度。其实也就是整个学习的动员教育。第二阶段是社会发展史和革命基本问题教育，目的是端正立场观点方法，初步确立革命人生观。最后是控诉坦白阶段，目的是将前两个阶段的教育成果，落实到控诉批判旧社会和国民党统治上来，并通过联系实际医治自身的政治创伤，坚定参加革命和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三个阶段环扣环，半年左右，一气呵成。课堂教育大队由王翠同志担任，我担任二大队全部课程和三大队部分课程，三大队由肖剑秋同志和李苏民同志担任此外还聘请校政宣传科副科长沈之瑜同志任课团和大队的各级政治领导干部也经常亲自授课。
教育过程中，在全校和一定范围内还配合开展各种活动。比如，文工团演出《不要杀他》，配各了形势教育；上演《血泪仇》，配合了人生观教育和控诉坦白运动。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和校政治部的《军大导报》，经常组织阅读和对有关消息文章的讨论。学员队的俱乐部、墙报、快报，都以自已的宣传形式配合教学。特别起作用的是由学校聘请霍 守义等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到各团作报告。他们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揭露蒋介石的罪恶，介绍自身解放前后的思想 变化过程，并向学员提出忠告。由于他们来自敌垒，又有比较高的地位，所作报告对学员启发很大。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正面教育中所讲的确实是真理，使学员更易接受了。
与教育同时实施的，还有清查工作。这个工作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就比较顺利。再加上通过控诉坦白运动，对学员政治面目的了解和甄别就基本上解决了。
从1949年5月起，华东军大随着渡江战役后的形势发展，分为三批陆续南下，四团是最后一批，单独走的。已是秋高气爽，四团的教学任务和清理任务都已最终完成，那时杨政委早已调离，潘副政委也已先期南下了。马主任和汤副团长带领我们全体干部战士和1200名左右的学员，由白马山车站登车启程南下。我们的专列经宁沪直奔杭州，中途虽在临平车站遭遇敌机袭击，但无伤亡，安全抵达了目的地。我们把1000名左右经过改造的解放军官输送到七兵团；20名左右青年学生分配到浙江省的公安战线工作。至此，四团的历史使命圆满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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