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学校领导能够切实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当时，我们政工队的学员共有100多人，大部分都是1940 年前后参加革命，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却具有一定的政治工作经验。但是，有一些经验是在抗日战争中积累的，它随着自卫战争开始，已经不能满足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战，以及战斗减员增多、新成份增多、俘虏成份增多等新情况对政治工作的要求。所以，这些同志入校后，都希望通过学习和总结，把自身的政治思想水平、工作水平提高一步，为夺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多贡献力量。
军大二大队在1947年9月，根据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政治工作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学习战时政治工作的计划，让大家从亲身经验和理论学习的结合上再提高一步。这样学 习，开始有一些同志思想不通，有的想偏重实践经验的总结， 有的想偏重理论的学习。但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很快把思想统一到服从战争的需要上，表示战争急需什么，我们就学好什么。学习方法是由教员先给我们介绍前方部队的 战斗态势和经验，然后再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把感性材料上升到理性上来认识。这样学习，不仅使我们学会了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研究和处理问题，而且提高了大家的政治工作灵敏度和政策水平。
二是建立徐州分校。1948年冬，淮海战役即将胜利结束，徐州之敌已向南溃逃。在这种情况下，我奉命到曲阜、徐州等地招生，组建华东军政大学徐州分校。当时报考的有3000多人。最后经过考试审查，被录取的有1000多人。他们都是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青年学生，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以学生身份报考的国民党青年军官、地方官员、三青团员和变节的共产党员。学员成份确实比较复杂。
根据这批学员的成份特点，分校党委决定对他们着重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社会发展史》 第二章是《生产方式》，第三章是《国家与革命》；第四章是《战争与军队》；第五章是《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第六章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通过这六个专题的教育， 使他们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认识到地主资本家和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及推翻三座大山的必要性，并自觉同蒋介石反 动集团划清界限，彻底决裂，重新做一个新的革命军人。
通过四个月的学习教育，绝大部分学员向党交心，说清了自已在旧社会的经历及政治面貌。但也有极少数人不适合留在军队工作，回家去了。
三是华东军大掌握政策比较稳。在这方面我可以回忆起来两件事。一件事是1948年春天，我在土改队学习。在查思想、查立场时，我把我家的经济变化情况向小组如实讲了我 于1940年参加革命以后，家里的经济收入主要是靠全家人 的劳动。按这种情况，评我家下中农或中农是正确的。可有 的同志认为，从我家经济变化的情况看，应定为破落地主。土改队结束后，我就背着破落地主的包袱到四大队工作。当时我思想很不愉快，认为我的成份评高了，不符合实际。到 1948年的夏天，学校派人通知我，说你家的成份重新审查后划为中农。
第二件事，是1949年3月，我在徐州分校二班（队）任指导员。当时，学校教育正处于控诉蒋介石及地主资本家的 罪恶阶段。在有的小组里，对历史复杂的同志进行追问和逼 问。当发现这种情况后，徐州分校领导张诚同志就向我们提出来。他说，同学交代自已的历史，一定要在他接受教育后自愿地讲出来，任何迫逼的形式，都会影响学员大胆暴露问题和认识问题。根据张诚同志的指示，我们及时纠正了这一倾向，使控诉运动一直健康地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这两件事，都使我由衷地感到，华东军政大学在掌握政策方面确实是十分稳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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