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7 年二叔、三叔和小叔也参加了解放军，家里只剩下小姑一个孩子了。一天夜里，小姑偷偷跑到我母亲的房里（此时我母亲已经嫁过去了，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就是我的姐姐和哥哥），对我母亲说：“嫂子，我也要参加去（指参加革命），这几件衣服你给我保存着，等胜利了我就回来。千万别告诉俺爹俺娘”，说完就走了。第二天，奶奶问我母亲：“她小姑哪去了”？“去汤了”（洗澡的意思）。到了傍晚小姑还没有回来，奶奶似乎已经意识到小姑干什么去了，她什么也不问，用一只瓦盆和面，一个劲的倒水，两只手沾满了面，整个人都傻了。这时的家里除了爷爷奶奶，就剩下我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小姑这一走就是几十年，我的家人从此再没有见过她。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父亲终于找到了她。听父亲说她在福州军区工作，我还见过一张她寄来的照片，是和我未见面的姑夫的合影，他们身穿棉军服，两个人都是面带笑容，小姑长得很美，照片好像是五十年代初期的。遗憾的是，当时我们还小，父亲没有和我们详细说及此事。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我的父亲含冤去世，从此我们和小姑彻底失去了联系，至今没有找到。
我的爷爷奶奶是中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民，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普普通通、千千万万真心实意支持革命的工人、农民，我们的党才能取得今天的胜利。解放以后，我父亲还托人给我奶奶捎去一件皮袄，据说这是她老人家想往许久的。爷爷奶奶在解放后不久都相继去世了，按母亲的说法，两位老人是想儿女想死的。
父亲小时候家里很穷，他只念了两年半私塾。父亲知道能念书不容易，所以读书非常刻苦，学习成绩很好，一直都是前两名。父亲十岁时，他的祖父去世，办完丧事，家里已经无房无地并且还欠了400元的外债，家里实在没有能力再供我父亲上学了，从那时起父亲被迫弃学出去给人打工，帮助他的父亲养家糊口。他在地主家帮着烧火、刷锅、喂猪、看小孩，每月才挣两吊钱。在工厂当过童工、在鞋铺当过学徒、在饭馆当过伙计和厨师。1926年4月，十一岁的父亲就随亲戚到了安东市（即现在的丹东市），在一家鞋铺当了学徒，有一次磨刀不小心把手割了一个大口子，耽误了干活，结果被掌柜的毒打一顿，父亲当时没敢大哭，晚上在被窝里哭了一夜。心想我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手割成这个样子，若是在父母面前，心痛还来不及呢，哪能挨打！现在吃人家的饭，因为割了手，不能给他干活了，就遭他如此毒打，越想越难过。第二年父亲实在忍受不了学徒生活的苦难，回到了山东老家。1928年经人介绍在文登县里的一家鞋铺做学徒，这时的父亲已经基本掌握了做鞋技术，所以境遇比在安东时好了一些。有一年大年三十的下午，鞋铺老板把父亲和另一个徒弟叫到跟前说：“徒儿徒儿，你们就和我的儿子一样，今年的年关夜，你们给我家接财神”。于是两个徒弟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练习起来。一个在门外“砰砰”敲门，门里这个就问：“财神爷吗？”门外的答道：“是财神爷呀”。门里这个把门一开，就算把财神爷接回家了。就这么两句话，两个人练了半天。到了三十夜里，放过了鞭，我父亲就跑到门外“砰砰”的敲起了门，门里这位由于过分紧张，突然问了一句：“你是谁呀？”，我父亲也懵了，竟顺口说出:“是我呀”，这时门里这位可能意识到说错了，于是又问:“你是财神爷吗？”，父亲这时又冷又怕，说：“我不是财神爷，你快开门吧。”结果，财神爷没接到，父亲却丢了饭碗。当时听父亲用浓重的胶东口音给我们讲述这段经历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哈哈大笑，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当祖父母的年龄了，才体会到故事背后的辛酸和泪水。父亲做工时间最长的是在饭馆里当伙计，由于父亲聪明好学，不怕吃苦，很快就学会了切菜、面案等手艺，后来居然能上灶炒菜，成了厨子了。解放后，父亲的这个手艺我们全家一直受益，每到过年过节父亲总是亲自下厨房为我们做饭，父亲做饭的手艺相当于三级厨师。那个年代，物资短缺，父亲可以用仅有的不太高级的东西，给我们做出相当可口的饭菜。直到今天我们兄妹聚在一起的时候，还愿意津津乐道的谈论父亲当年做的饭菜。
1937年父亲母亲结婚了。时年父亲22周岁，母亲15周岁。1939年——1942年父亲在大连饭馆里当厨师，母亲随父亲也住在大连。1942年我姐姐出生在大连。当年山东家来人，捎来爷爷奶奶的口信，说是家乡来了八路军，离我们家五里地就是解放区，所到的地方实行减租减息，对穷人可好了。我父亲当时在大连生活也很艰难，于是在10月就带着我母亲和我姐姐回到了山东老家。转年春季，我父亲就被秘密派往解放区参加学习。当时的父亲对阶级成份一无所知，所以当别人让他填成份时，看到同去的两个人都填的“富农”，觉得自己是“贫农”有些丢人，于是就写了个“中农”，后来才知道，“贫农”是最光荣的。这次学习为父亲后来参加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使父亲初步了解了共产党和八路军。1944年7月，父亲便在部队同志的帮助下，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同年入了党。由于父亲人聪明，工作又有积极性，所以很快就得到了上级的欣赏。1945年7月到东海干校学习，同时被选为中队兼职指导员，学习结束后，日本人投降了，组织上决定往东北派干部，当时的人思想保守，不愿远离家乡，另外认为东北天寒地冻不敢去。我父亲思想比较进步，经组织动员，二话没说丢下了我母亲和两个孩子（我哥哥也于1945年7月出生）就走了，当时走的特别急，头一天动员，第二天就出发了，由新口上船到了庄河下船，然后乘汽车到了安东市。1945年11月由安东省委分配我父亲到了安东市总工会振兴区分会任会长。半年后，安东市成立工作队，由副市长张雪轩领导，父亲任中队长，带了20多个干部，到孤山县龙王庙区樽木山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经过两个多月，完成了该村的工作，又转到大朱山村。当时正是国民党大肆向辽东地区进攻的时候，在大朱山村刚刚把土地分完，还没来得及发土地照，敌人就占了龙王庙，当地土匪也相当猖獗，把我们的两个干部打死了。父亲便和其他同志一起往北撤，并与吕司令（吕其思）、张市长带领的部队会合，在凤城、岫岩等县打起了游击，主要敌人是国民党新六军的一个师。安东的国共两党拉锯战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父亲曾两次撤退至朝鲜，在朝鲜期间曾担任过药店经理。 1947年7月安东解放，父亲于年底回到安东。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需要特殊记载的事情。那是1946年的冬天，父亲带领一支游击队在安东地区打游击，一次战斗后部队要撤退到朝鲜，临行前上级要求把抓来的俘虏进行分类处理，并由市委提供了一个名单，凡是名单上有的就地枪决，其余的就地释放。当时的父亲文化水平不高，参加革命的时间不长，斗争经验有限，但凭着他的聪明和热情，父亲已经是游击队的大队长了，是主要负责人。面对上级下达的任务，游击队里的同志都感到为难，因为名单上的人谁也不认识，怎么执行呢？父亲出了个主意：抓来的人让他们一个一个的进来，自己报名字，凡是名单上有的，就关在另一间屋子里，名单上没有的，就地释放。大家都认为是好主意。于是一个一个的报名字，全部报完之后，发现应该枪决的少了一个，这个人叫李体春，是安东市国民党特务总站龙王庙分站的站长。于是赶紧去追放走的人，这时发现有一个人飞快的往山下跑，打了几抢，跑得更快，就这样让他跑掉了。当时军情紧急，部队马上要转移，不可能再去追赶，经请示上级同意后，把除李体春之外的所有名单上的人全部枪决，部队就撤离了安东，到了朝鲜的新义洲。事后，安东市委以：“工作严重失职”对此事做了结论。没想到这件事影响了父亲的一生，最后在文革中竟要了父亲的命，这是后话。
父亲进城以后，先后在安东市总工会、安东造纸厂、辽西省委、辽宁省委、辽宁省建设厅工作过。父亲在工作中是个好干部，曾被授予“模范工会主席”、“模范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在家是个好父亲、好丈夫。我那时小，只知道父亲经常出差。父亲每次出差回来，总是给我们带来好些礼物，我记忆最深的是，经常给我们买衣服。所以父亲出差回来的那一天总是我们家最欢乐的一天。父亲工作很忙，很少顾及我们的学习，但他从根本上鼓励我们好好学习。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以后，有一次遇到了日本鬼子的汽车，当时游击队里的战士，谁也不认识这是个什么东西。父亲说：“甭管这是什么，打它的眼睛准没错。眼睛瞎了，它就不能走了”。于是父亲带头打汽车的车灯，没想到车灯打灭了，汽车仍然跑个不停。父亲他们吓得撒腿就跑，这是什么怪物,眼睛瞎了还能跑？后来，学了文化知识，才懂得汽车是怎么回事。通过这件事，父亲深知没有文化的苦处。所以，父亲一生勤奋好学。他还告诫我说：“毛主席说过，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你们现在条件这么好，一定要刻苦学习，长大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父亲的故事和教诲牢牢的刻在我的脑子里，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学习成绩优秀。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在南湖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豆粉，这种豆粉是用黄豆加工而成的，意在补充蛋白质。父亲回家后冲了一碗正在喝着，我进屋了，父亲就给我喝了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喝，又香又甜。父亲看我甜嘴巴索的样子，就又拿出一包让我冲水喝了。没想到，这个东西是干豆粉做的，我吃过后又喝了不少水，到了晚上，我的肚子开始涨痛，竟然睡不了觉了。父亲母亲都醒了，决定让姐姐和哥哥带我到省委卫生所看看。我们家离省委卫生所大约有一里地多一点，半夜三更一个行人也没有，我因肚子疼，走得很慢。哥哥说：“我背你呀？”“肚子太疼怕压着”。姐姐说：“我抱着你呀？”“太沉了，你抱不动”。就这样慢慢地走了大半个钟头。到了省委卫生所没有人，我们就去找我同学的二姨，她在卫生所工作。一路上，凉风习习，吹得我肚子更疼了，直要拉肚子。结果同学的二姨没找到，把邻居给惊醒了。我便在人家的厕所拉上了，一堆稀屎拉出去，我的病也好了。临走时，姐姐对人家千恩万谢，到家已经是过半夜了。为了这件事，母亲把父亲好顿埋怨。
文革中，父亲单位一些疯狂分子，把父亲当年在安东的历史又翻腾出来了，没有任何根据的说，父亲和李体春认识，给父亲按上了特务的帽子，最后把父亲逼上了死路。父亲临终前，给我们留下了“相信群众相信党”七个字。直到我们党粉碎四人帮之后，父亲的问题才于1977年春天平反昭雪。在回龙岗革命公墓的灵堂前，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抱头痛苦，压在心头八年的大石头被搬倒了，父亲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我的母亲也是山东文登人。她于1922年农历2月初6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37年母亲嫁到了父亲家里，从此一直陪伴着父亲走完了坎坷的一生。母亲家里很穷，小时候经常吃不饱饭，使得母亲身体很瘦弱，一直到晚年她都没胖起来，致使母亲一生都羡慕肥胖者。由于经常吃不上东西，把母亲的胃给弄坏了，母亲到了中年以后，胃一直不好，先是胃下垂，后来又是浅表性胃炎。母亲常对我们讲：她的胃不好都是小时候饿的。有一次，母亲去村边挑水，实在太饿了，竟然昏倒在井边。有时候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喝冷水充饥。苦难的生活造就了母亲吃苦耐劳的品德。母亲长得眉清目秀、聪颖能干,使得她一到婆家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母亲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不仅衣服剪裁的合体，而且针脚密而匀，在方圆几十里内是有名的巧手。经人介绍，母亲到当地一个有名的王姓地主家去做活儿。母亲说，地主家的衣服做也做不完，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一大家子人，每个人一年四季的衣服都由母亲一个人来做。但母亲面对小山丘一样高的衣服一点也不烦，她知道，只有做不完的衣服，她才有饭吃。王家太太对母亲很好，她看母亲的衣服做的又快又好，所以，除了每月给2块大洋做工钱外，经常在母亲晚上回家时给带上一、两个大饼子。山东家的大饼子个头大，一个大饼子，再加上些青菜，就够一家人吃个半饱的了。想一想，在很少能吃到粮食的当时，经常能吃到大饼子，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呀。所以，母亲对王家太太印象很好，直到解放后，还时常和我们念道王家太太的好处。我们便批判她没有阶级觉悟，认为王家地主让母亲做那么多活儿，给点大饼子是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每到这时母亲就不再言语了，有时再说上一句：土改斗地主时，她和王家地主双双跳井死了。我们便要再说上一句死有余辜之类的话。母亲在山东家时，于1942年7月14日和1945年7月17日分别生下了姐姐和哥哥。特别是1945年生下哥哥后，父亲已经去了东北，母亲也不在地主家干活儿了，家境十分困难，母亲由于身体瘦弱，没有奶水，只得打糊糊粥、嚼芋头喂哥哥，所以哥哥自小身体就不好，直到现在也胖不起来，这一点倒是随了母亲了。一直到了1948年，东北解放了，父亲在安东工作稳定了，就派人去山东把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一起接到安东了。那一天，母亲正在地里干活，就听见有人喊：老丛家的，东北来人接你了。一开始母亲根本不相信，因为父亲一走3年，一点音信都没有，不少人对母亲说：你男人在东北当大官了，不要你了。母亲默默的不知流了多少泪，一心一意只想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当母亲知道这是真的时候，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了。醒过神儿来后，东西都顾不得收拾，带上两个孩子就跟来的人走了。过后我问母亲：要是骗子咋办？母亲说，啥也没想。母亲1948年到了安东,我于1949年11月2日出生。我生下来,正好赶上供给制,吃穿用都很充足,所以我和哥哥正好相反,小时候很胖,怀里经常搂着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各种吃食,一天到晚嘴不闲着。那时不懂得口腔卫生，弄得一口龋齿，受害终身。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安东地区的形势非常紧张。1951年父亲调到辽西省委工作（当时的辽宁省分为辽东、辽西两个省，辽东省委的省会在安东，辽西省委的省会在锦州），我们家就搬到锦州去了。我们在锦州住了三年，对后来的事我就有些记忆了，我还记得那时的家属宿舍是一排排的红砖瓦房，开开房门就是厨房，左右两边是卧室。父亲带领我们在后院种了些蔬菜，现在我只记得有胡萝卜什么的。那时母亲不工作，所以我也没有上幼儿园，整天在家里疯玩儿。有一次和小朋友玩，不小心被一块玻璃碴打在了左下唇边上，至今仍留有疤痕。在锦州我们去菜市场买菜要过一条铁道，有时上面停着火车，我们就在底下钻过去，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后怕。
1954年夏天，我们家的最后一个孩子，也就是我妹妹出生了。同年辽东、辽西省委合并，成立辽宁省，省会设在沈阳，父亲调到辽宁省委工作，我们也于当年10月份来到沈阳。我还记得到沈阳那天下小雨，我们冒雨来到了沈阳的新家—省委宿舍。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有三栋苏式的三层楼的房子，每栋最少也有三个单元。我们家住在新三楼一单元一层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南北朝向，两水两气，地板地，当时我们都非常兴奋，感到象住进了天堂。在这个大院里，我们度过了愉快的童年和少年，一直住到文革后期，我姐姐的大女儿已经出生了。这期间，母亲曾经在省委印刷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由于身体不好，再加上妹妹小，经常闹病，拉肚子、烂脚丫，母亲便辞职不干了，直到母亲去世，她再也没有工作过。从1954年搬到沈阳，到1966年文革开始，这12年是母亲最忙碌、最辛苦，但也是最幸福、最愉快，最能体现她人生价值的时期。她每天早起晚睡，伺候父亲上班，我们上学。那时没有电视，每天晚上，她都一边听收音机里的评戏，一边给我们补袜子。那时的袜子不结实，我们天天在外边跑跑跳跳，几天袜子就坏了，所以我的印象中母亲几乎天天都要给我们补袜子。那是一个物资短缺的年代，母亲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吃饱吃好。她把玉米面做成发糕，放点糖精，吃起来又软又甜，比今天吃蛋糕还过瘾；她拿一个鸡蛋和虾酱和在一起蒸了，就着发糕、高粱米饭，比今天吃山珍海味还香。母亲烙的地瓜片又香又甜，至今想起来还流口水。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在外面玩的又饿又累，心想回家要是能吃上一口地瓜片就好了。到家一看，母亲真的给我烙的地瓜片，吃一口，从嘴烫到心，舒服极了。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粮食不够吃，母亲想尽了一切办法，让我们填饱肚子。她出去掳树叶、买豆渣、沉淀掏米水，每天变着法儿的给我们吃。那时，我们的肚子象无底洞似的，怎么吃也不饱。母亲又开始养鸡，我们共养了六只鸡，一人一只。鸡开始下蛋，我们的餐桌上，隔三岔五就可以见到荤腥了。50年代末，我们家买了一台上海产的无敌牌缝纫机，在当时那可是一个大件呀。有了这台缝纫机，母亲如鱼得水，花上几块钱，买几块布，经母亲的手一拾掇，一件件漂亮合体的衣服就出来了。那时我们在学校，生活水平不是最好的，但我们穿的衣服却是最好的。我记得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母亲买了一块蓝色带条纹花色的呢料，给我做了一件半大衣，这件大衣让我在学校风光了好一阵子。后来这件衣服经母亲几次改动，我妹妹、我姐姐的两个孩子、我的女儿都穿过。我直到上初中还穿母亲做的鞋呢，母亲还会做凉鞋，大绒的鞋面，和买的一模一样。这台缝纫机从60年代初到母亲2000年去世，陪伴了母亲整整40年。母亲用这台缝纫机给父亲，给我们四个孩子，又给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这一大家子人缝缝补补也是整整40年。
文革期间父亲蒙受不白之冤，于1969年2月28日愤然离世，我们经受了人生第一次巨大的打击，觉得天要塌下来了。母亲却承受着比我们更大的打击和压力。父亲没有了，一家人的经济来源断了，今后怎么生活呀！那时姐姐已经出嫁了，可是哥哥大学还没有毕业，妹妹还小，我刚刚下乡在农村，生活的担子全压在母亲的身上。工宣队逼母亲回农村老家，说是不能在城里吃闲饭。一生胆小、懦弱的母亲，此时变得无比坚强。她义正严辞的对工宣队说：“我是世代贫农，你们没有理由撵我走”。生活和政治双重压力，没有压垮母亲，她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携儿带女走过了她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年。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我的姐姐。那时她已经工作成家了，她用她微薄的工资，和母亲一起维系着这个家庭。还有铁西的二叔、郑州的小叔、长春的二姨，都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于他们，我们家的每一个成员都不应该忘记。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们对母亲便格外敬重。当我们的条件一天天好起来时，我们便竭尽我们的全力去孝敬母亲。
父亲走了，母亲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是孤独的。那年她才47岁，现在看来，47岁，虽然说不上豆蔻年华，但也是风华正茂呀。母亲把她的后半生都无私的奉献给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而她自己，注定是要和孤独相伴一生了。特别是后来，我们的孩子也相继长大成人，她忙碌了大半生的生活突然安静了下来，孤独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她生活的主题。可那时我们对她缺乏理解，以为让她衣食无忧，也就尽了做儿女的责任了。我对母亲孤独的理解，是在她去世以后。我回想起，母亲晚年经常羡慕别人有老伴，我还曾经问过她，是否想找老伴。现在我明白了，这并不是母亲想找老伴，而是她对孤独的一种表白，是她渴望与人交流，得到别人理解的一种表白。我明白的太晚了，我追悔莫及，常常深深的责备自己，有时责备的心痛流泪。尤其是现在我住进了新房子，我经常幻想，如果母亲还活着，我把她接来住，再给她雇个保姆，白天保姆陪她散步，晚上我们回来和她聊天，那该多好呀。可惜，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人生有第二回，我会用我的全部业余时间来陪伴母亲，用我全部的爱来慰藉她孤独的心。
母亲在1999年秋天就跟我说她胃疼，我带她到医院做了钡餐透视，还是浅表性胃炎，母亲一向胃不好，我最担心她胃出毛病，胃没有大事，我也就放心了。就给她吃一些治疗胃炎的中西药物。后来11月份到医院确诊为肝癌。消息一经证实，犹如五雷轰顶，五脏俱焚，天塌了、地陷了，人生的第二次打击来得如此猛烈和突然。我趴在床上号啕大哭，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又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那种痛心疾首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在母亲治病期间，我是竭尽了全力，但医学的苍白，使我回天无力！母亲终因病重，于2000年6月2日撒手人寰，静静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生活了78年的世界，离开了想念她的亲人和朋友，她在父亲离开她31年之间，替父亲把孩子抚养成人，现在她任务完成了，孩子的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她追随父亲而去了。父亲母亲一生善良，我相信，他们一定在天堂。
我的父亲高大而英俊，一生短暂而充满传奇。我的母亲平凡而伟大，一生辛劳而默默无闻。在母亲去世三周年之际，特写此文存照，以示纪念。二OO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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