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轻装上阵”，我没有重装。行装除穿着外，仅有一条棉被、一条床单。武装除枪弹外，还有一个文件文具箱（子弹箱改造），由我和通讯员薛红照同志携带，行军就地工作时当小桌用。
我个人珍贵物品仅有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送的“最可爱的人”搪瓷茶缸，另有一双草绿色帆布面牛皮底鞋，这就是我仅有的家当。我当时想上阵总会有牺牲，我是独子，家中只有母亲一人，我若在朝阵亡，就托热心人写给我母亲一封安慰信，而祖国的小学生是最理想的人。我想到在上海时，静安区余姚路小学与我所在的连队联欢时认识的学生，于是就把这两件物品附信寄去作为托付。
后来＂美西海岸豋陆计划＂不攻自破，仃战了。1954年部队回国到宁波驻防，后回上海。
我当年所托的这位小学生，升学在上海市第一女中读书，后升学到上海铁道学院就读。在多次节假日会面中，相互有了了解，增进了友谊和感情。1957年我俩在上海南空四四二六支队技术处结婚，褚庆柱同志为主婚人。，
我俩的婚姻是“轻装上阵”发生发展的故事，值得回忆和珍惜。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她去山东把我母亲接来，上海。66年我母亲病故，是她去山东料理丧事。她是我家的贤妻良母。有时，我俩逗乐说，先前我是解放军叔叔，后来成了志愿军大哥哥，她总是笑着 否认：“我没叫过。，”迄今，我俩相亲相爱五十六年，她76岁、我80岁。正是少年夫妻老来伴，欢欢乐乐度晚年。
撰稿人 金中成（原上海探照灯团抗美援朝三营营部）2013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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