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第一团就意味着从零开始，不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指战员的培训，均由苏军协助。所以自8月10日在荣记共舞台（旧称）召开成立大会后就和苏军结合在一起。苏军探照灯团是在上海遭受蒋机“二六”轰炸后应我国政府的邀请来参加保卫上海领空的，他们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践经验丰富，有这样的老师来帮教，我们感到很高兴，自然学得也很认真。
当时苏军穿着我军的军装，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驻守早探照灯阵地上。他们的部署是以排为点，每点配备两部雷达灯，两部跟踪灯，集中在一个阵地上。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和安全，在每个点上我军设了一个招待所，供应他们的食品和生活用品（每天用冷藏车送），并配有一个警卫排以防地面敌特的袭击。
编队时我被分配到六连，连部就在五角场四平路上的碧梧村（后扩建为空四军军部）一排与连部在一起，二排在江湾机场，三排情况特殊，分为两个点，一个在场中路上的肇山庄，代号603，一个在大场机场，代号604。初学时我到603，半个月后转移到604，住在机场大门旁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楼上住着苏军老大哥，楼下住着我们小弟弟，教学方法：主要是对口结对子，即一教一，干部跟干部，灯手跟灯手。理论学习则以排集中上课，当时最大的困难时语言障碍，虽然每点有个翻译，但均是俄训班短期突击出来的，一般生活用语尚可应付，遇到兵器理论上的专用名词，往往急得面红耳赤，怎么也说不清楚，有时教员急了，干脆把我们带到阵地上指着兵器讲课：如某些电路是怎样走的；抛物线反射镜当光源移动焦距是怎样反射的等等，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操作训练，则老师示范，我们跟着练。
休息时我们相互学语言，他们学中国话，我们学俄语，到后来一般的生活用语加上手势也能相互沟通。如苏军说“耶斯刹墨流铁”，我们也能听懂是“有飞机”，苏军说“石基斯”我们忙坐下，老大哥们空闲时喜欢谈论“聂荷欠格”（姑娘），拿出一张张苏联姑娘的照片互相传递着看，有时还要我们一起看。有一次一位教员在教案后面画了一个姑娘，被“格别大”（首长）检查到，问他们干什么？他答“格太汗道华列西”（中国同志）画的，当时我不作声，等首长走后，我说“同志！你说谎，很不好”。他说“谢谢你，在首长面前你没有叫我为难。”我们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随和也非常亲密，真像兄弟一样，我的对子米沙更像老大哥一样关心着我这个小弟弟，他们饭后吃水果，他总是留着和我分享，餐后有两只香蕉，则一到阵地上他一只我一只，两只苹果也是一人一个，若餐后只有一只则存起来，等满了两只再拿出来。
当时我们是真正的一边倒，一切按苏军的样子做，就是生活待遇办不到，因此老大哥经常为我们的伙食标准提建议，但我们心里明白：祖国刚解放不久，一穷二白，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所以对当时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进驻大场机场后，伙食标准就提高了，享受四菜一汤的地勤灶，这是老大哥为我们争取的结果。
从广肇山庄到机场，虽然只有二公里，却像从一个小山村来到了大城市，有全新的感觉，在山庄除苏军外，就是一个警卫排，白天晚上与坟墓为伴；机场却不同了，有汽车的喇叭声，有飞机发动的轰鸣声，有苏军的地勤人员和我军的学员和工作人员，真是换了天地。苏军文体生活亦很丰富，周末举行舞会，大礼堂内响起蓬嚓嚓；有时还放电影。星期日则组织足球比赛，球场周围站满了观众，首长们还专门设有木椅座位，军官们带着太太来看球，其中有一位娇小的夫人很受军官们的欢迎，每当她在场时，那场面就更热闹，军官们争着与她拥抱，好像把她当作布娃娃，你抢过来，他抢过去，那时我们对这样的洋作风很不习惯，感到不能理解。
与我们相依的探照灯兵老大哥们，因为夜间有任务，所以舞会与他们无缘，只有在大白天对着放大九点九倍的高空望远镜，平视观察那些过往的姑娘和翻看远在莫斯科女郎的照相。与苏军相处才知道他们的等级制度很严，下级遇到上级一定要举手敬礼，上级不还礼下级不准手放下，上级不走下级不能动步，不像我军上下级之间的那么亲切随和。记得有一次苏军探照灯团参谋长作了一个教学计划未经团长审批就往下发，结果被团长关了禁闭，这在我军是难以想象的。
苏军实行高薪制。士兵是尽义务的，所以与军官的待遇差距很大，米沙偷偷告诉我，他们的连干按当时的月薪为人民币贰仟元，排干伍佰元，而士兵却只有三十六元。不过与我们相比却也是天壤之别了，因为当时我们的津贴每人每月只有贰角伍分人民币呢！
在交通工具使用上，苏军连以上军官外出一律坐小轿车，排干外出开会则由美式斯蒂佩克牵引车专送，车上还要派两名背着冲锋枪的中国警卫战士护送，士兵个人则不准外出，因为他所需要的一切均由我军招待所供应。我也发现他们的官兵关系不像我军那么密切，但是他们对苏维埃祖国很热爱，有很高的自尊心。有时我们也和他们开玩笑，把苏制和美制的东西进行比较，譬如汽车：苏制吉斯——12的发动机外型不美，而方向盘又很重，操作部方便；没有美式斯蒂佩克方向盘灵活，他们却一定要说美车不好。有时评论工具，特别是扳手我们说苏式笨重，美式轻巧好使，他们就不服气，说苏式牢固耐用，还要竖起大拇指硬说“倭钦哈勒稍”（很好）！看来虽然有些固执，但亦可以看出他们的自尊心和自豪感。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多，关系越来越融洽，争辩也多了，但都能适可而止，因为彼此都明白：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兄弟，为着共产主义理想而共同奋斗。
近二个月的帮教，通过对我机进行反复演练照射，我们基本上掌握了单独操作的本领。因此我国政府决定在1950年国庆节后让苏军探照灯兵回国，由我们来保卫上海领空。命令下达后，米沙悄悄地和我交换了照片，并留下了他家在莫斯科的地址，以便今后联系。但在临别前一天，米沙来找我，说是上级进行保密检查，不准留下苏军在华的痕迹，把照片和地址都要回去了，真叫人遗憾！
离别时他们换上了西装，与我们一一握手，然后跳上大卡车向集结点驶去，我呆呆地望着朝夕相处的老大哥，消失早远去的马路上。
周楚相2006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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