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8日，中共琼崖区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从内部机要电台收到中共中央统战部一封电报。电报中说：“黎民中能否派一代表参加新政协，如有适当人选，望即开报姓名简历并准备经港赴平。速复。”①
冯白驹叫警卫员去通知几位区党委领导开会，研究中央的电文。几位同僚来到冯白驹的住家又是办公的茅屋，互相传阅电报，交换意见。大家认为，王国兴1943年7月领导白沙黎族人民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后来又支持和配合琼崖纵队开创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有功劳。他先后任白沙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白保乐人民解放团团长、白保乐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可以当新政协代表。于是，立即电复中央。
7月1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来电：“同意派王国兴为黎族代表，望即设法派适当同志当翻译，护送他安全到港来平。”②
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中共琼崖区党委宣传部长兼新华社琼崖分社社长李英敏，通知我去见他。李英敏见到我说：“有新任务。区党委决定派你去当王国兴秘书，去北平开会。”我说：“我没有去过北平，不认识路。”李英敏说：“区党委研究过，你是琼崖工农红军总司令冯平烈士的侄子，从泰国回来参加革命又懂普通话，适合当王国兴秘书。”我说：“我不懂黎话。”李英敏说：“王国兴会讲海南话。”又说，冯白驹交待：“王国兴是黎族的头面人物，你要好好照顾他。”
渡海闯关
8月初的一个早晨，朱家玖同志来带我去见王国兴。我收拾一套衣服，打好包袱，绑在身后，穿着胶鞋，轻装出发。
朱家玖是琼山县人，老红军。1929年在马来亚参加革命，曾任马来亚总工会常委。1939年回海南岛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在琼山、澄迈、白沙、临高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任中共临高县委书记。③朱家玖和王国兴是老战友，一起参加创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一见如故。朱家玖握着王国兴的手说：“恭喜你上京。区党委派我来带你过海。”
王国兴和我握手的时候，朱家玖对他说：“这是冯子平同志，区党委派他当你的秘书，一起上京。他是华侨，去年才从泰国回来参加革命，今年19岁。他现在是新华社记者，识字又懂话。这次不用担心出门不懂话了，他是你的翻译。”
朱家玖说：“你们要越过敌人封锁线，要保密，不能暴露身份。”他又转过来问我：“你有没有带护照？”我说：“有。”随即从衣袋里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是一本中华民国驻泰国大使馆盖章发给我回国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冯裕深，文昌县人。朱家玖看过护照后说：“你们路上的身份是父子，儿子回国带父亲出国定居。父亲54岁，儿子19岁，35岁生子说得过去。”朱家玖又问我：“你看，父亲叫什么名字好？”我说：“我的父亲名叫冯夙芳，夙是辈，芳是名。辈不能改，只能改名。是不是叫吉，吉利的吉。”朱家玖问王国兴：“你看怎样？”王国兴喜笑颜开，连声说：“好，好。出门就是要讲吉利嘛。”朱家玖笑道：“老王，你要记住：籍贯文昌，不是白沙；是汉人，不是黎人。”我们三个人都会心的笑了。
这时，女交通员进茅屋，催促我们出发，并说护卫武装也来了。我们一行5人，交通员走在前头带路，卫兵肩背轻机枪走在后面保卫，头顶烈日，穿行山区羊肠小道往西走。这里只有一条羊肠山道通往外界，易守难攻。国民党曾几次派兵进攻根据地，有进无出，均被消灭，后来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我们在解放区白天步行，但进入国民党统治的儋县只 能日宿夜行了。白天住在老百姓家，夜晚才赶路。女交通员对行走路线了如指掌，哪条安全，哪条危险，她都心中有数。有一晚，在儋县要从国民党的炮楼前面经过，时值深夜，炮楼上灯光明亮，哨兵在放哨。女交通员用手示意叫我们蹲下，她轻步走到前面，用一块石头往前面的路口丢过去，没有动静。她走回来带我们从炮楼前面安全通过。她过后对我说：“敌人经常埋伏路旁，我们游击队员经过就会落入圈套，不是开枪打死，就是被包围抓住。我们丢石头，敌人胆小，一定乱开枪，我们就绕道了，不上敌人的当。”
我们跟着女交通员日伏夜行了几天，来到儋县海边的泊潮村，住在一户老屋主家里。泊潮村是革命村庄，儋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最早在这里建立，村民捕鱼为生。临高县委派女船民黄金女划一只小艇前来接应。朱家玖、王国兴和我三人，在夜色中登上小艇，由黄金女划船从海边送到临高县新盈的头咀港，改乘一艘渔船偷渡琼州海峡。
一夜航行，黎明时分抵达雷州半岛海边。朱家玖站在船头，四处张望，发现10多个国民党兵荷步枪在海滩上巡逻。朱家玖走到船尾，叫大公（艄公）把船开到许多小渔船中间，把铁锚丢到浅海中停船，接着又安排我和国兴下船仓。过了一会，太阳从东方升起，海岸上也平静了。朱家玖便叫大公起锚，把船开到码头上岸。
朱家玖带我们走过一段沙滩，来到一个小渔村。一个穿唐装的中年人，看见我们便快步走过来和朱家玖握手，并说：“梁司令员已派人来接你们了。”他领我们走进一户渔家，这是琼崖纵队和粤桂边纵队的联络点。朱家玖对那位中年人说：“我把人交给你，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那位中年人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从北方来的散兵游勇到处跑，雷州半岛很紧张，来人我们会妥善安排，请放心。”
粤桂边纵队司令员梁广派两位带轻机关枪的警卫，护送我们去司令部。白天住在农民家里，夜间赶路。两个卫士，一前一后，王国兴和我在中间。夜间走路，平原还好，借助暗淡的星光看得见路，但过深山老林，漆黑一片，又不准照手电筒，只有靠得近，看前面的人头走路，人头高是上坡，人头低是下坡，幸好我们两人都是走夜路惯了，能适应环境，紧跟着卫士往前走。由于敌人连日扫荡，粤桂边纵队司令部已撤到广西边境的十万大山。我们走了几个晚上才来到司令部。
粤桂边纵队司令部临时驻扎在深山老林里，树高林不密，树干枝叶遮阳，阴凉不暗。树林里有许多茅屋，从司令员、干部到战士都住简陋的草屋。梁广司令员非常热情的接待王国兴，还特别召开了一个欢迎会，有上百人参加。梁司令员高度评价琼崖纵队，说冯白驹领导的军队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梁司令员请王国兴讲话后，叫我向指战员们介绍琼崖纵队斗争的历史。盛情难却，我只好讲一点感受。我说，我是琼崖纵队的新战士，对琼崖武装斗争的历史了解不多，只对琼崖妇女对革命的特殊贡献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只讲“红色娘子军”和刘秋菊的革命故事。当我讲到刘秋菊是位英勇机智的游击英雄，有一次国民党许多官兵追捕她，她逃到村边看见一个小女孩，忙抱在怀里，用手拧她一把，小孩子痛得大哭起来。这时，国民党兵赶来，刘秋菊对小孩说：“侬不用哭，兵是捉歹人的。”那个荷枪的兵问她：“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女的走过？”刘秋菊说：“有。”用手向前面的村庄一指：“走进那个村了。”那批官兵往前追，刘秋菊从后村逃脱了。一位女战士听了这个故事后，不由自主站起来说：“向刘秋菊学习！”
梁广司令员派两名带冲锋枪的武装人员护送我们，日伏夜行。雷州半岛地处丘陵，杂木丛生，野兔很多，夜间出来寻食，见人也不怕，有时也听到老虎的叫声。走了三夜，来到西营（今湛江）近郊的一户农家。这里是粤桂边纵队的联络站，护送人员把我们交给一位中年人。这位中年人对我们说：“你们出国的手续和去香港的船票都办好了。”又说：“近来比较紧张，夜夜查户口。到西营后，你们要分开住，到码头见面，一起下船。”
天亮后，村民挑着瓜菜上市。这位中年人，身穿长袍，手打雨伞，带着我们“父子”，走在农民队伍中进入西营。一位国民党青年军官等候街头接我，中年人和这位军官轻声讲了几句，便带我的“父亲”走了。我跟着这位衣冠整齐的军官走过几条街，进入一处兵营，门口站岗的哨兵还向他敬礼。军官带我走进一座两层的单门独院的小洋楼，楼上有两间住房和一个大的会客厅。他开一间房门对我说：“今晚你就住在这里，白天不要出去，我带饭你吃。”又说：“我住在隔壁。楼下没有人住，就是你和我两个人住一栋楼。”临走时又吩咐说：“晚上，我的朋友在客厅玩，你不要出来。锁好门，睡觉，好好休息。”这位互不相识的国民党军官走后，我打量一下房间，一张双人床，一对枕头、床单、蚊帐都是新的，房间有一个小卫生间，窗前的书桌上，有一壶开水和一个杯，还有苹果、沙梨和香蕉。从窗口望出去，眼前就是广州湾（今称湛江港），许多艘轮船停泊在海湾中。晚上，这位军官的朋友在客厅里打麻将，噼噼拍拍的麻将碰击声，叫“自摸”的欢笑声，响个不停，我睡在舒服的床上，边听边想：“睡在这里，不会有人来查户口的。”想着，想着，就睡着了。麻将打到下半夜什么时候收场，也不清楚了。
第二天早晨，我起来洗澡穿好衣服后，听到轻轻的敲门声。一开门，就听到笑容可掬的那位军官说：“吃早餐，准备上船。”茶几上，放着一壶牛奶咖啡、油条、面包和蛋糕。他双手捧一杯咖啡给我，说：“对不起，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我说：“非常感谢。”喝完早茶，年青军官带我走出兵营，街道旁挥手叫一部三轮车，两个人坐上去，直奔码头。那位穿长袍的中年人和我的“父亲”已经等候在码头了。在长堤上，一队国民党武装军警来回巡逻，对赴港上船的旅客，虎视眈眈。那位军官带着我和“父亲”，从军警面前走过，到海关检证过关。国民党海关人员，查看了我的泰国签证的护照，又看我父亲出国侨居的证件，没有发现疑点，便交还证件给我，挥手叫我们赶快过关，不要妨碍后人。那位军官微笑着挥手向我们告别。我们登上轮船，靠着船舷看陆地，那位中年人也在挥手道别。
从西营开往香港的轮船，载重5000吨左右，客人不少。我们是二等船票，在船舱上面的房间，每人有一个铺位，我在上铺，“父亲”在下铺，一个房有6个铺位。轮船开出广州湾，沿广东沿海的航线，航行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抵达香港。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已派人到关口迎接我们，把我们安排在香港岛一家旅馆里。碰巧，我们在这里见到了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他代表琼崖纵队赴京参加全国首届政协会议。为了安全，马白山单独秘密渡海到达香港。在香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方方设宴招待 马白山、王国兴和准备赴京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8月30日，中共中央从内部机要电台电告冯白驹：“马白山、王国兴两同志已安抵港拟直接北来。”④
到香港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工作人员带我们“父子”上街购买衣物用品。给我选购了一套米黄色西装，一条红领带；王国兴买了一套优质黑色唐装，还买了一个小皮箱。工作人员说：“你们还要坐船北上，途经台湾海峡，需要乔装打扮，以防万一。”
3天之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派人送我们登上一艘外国的万吨大轮船。我第一次穿西装系领带，脚穿黑皮鞋，头发梳得光亮。王国兴穿一套新的唐装，宽大一点，他上下打量，两手扦在衣袋里，笑眯眯地说：“这种衣裤穿也舒服。”马白山也穿西装系领带，新皮鞋踩着轮船铁板咯咯响。他走过来和王国兴开玩笑：“你父子去番，不要忘记我呀！”华南分局还给我们送来两箱线装古籍书，并说：“这是专为应付国民党稽查队准备的。万一轮船在海上被截搜查时，这些古书将是你们东渡日本旅游的一个见证。”同我们乘这艘外国轮船的，还有华南地区及香港的赴京参加政协会议代表20多人。
轮船起锚鸣笛驶离维多利亚港，向北航行。这时，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已先后解放，沿海无战争。轮船在南海上乘风破浪前进，夜间通过台湾海峡，海峡风浪险恶，大轮船如扁舟被滚滚的海浪打得左倾右歪，船上传出一片晕船呕吐声。我问王国兴：“晕船否？”他说：“昏头昏脑，不大舒服。”我说：“睡稳不动，就不会吐。”轮船过海峡，进入东海、黄海，驶入胶州湾，黄昏的时候，在山东省青岛码头靠岸。当晚，青岛市长赖可可设宴欢迎南来出席新政协会议的代表，祝贺他们千方百计通过敌人封锁线，平安抵达解放区。
青岛市人民政府安排政协代表住在贵宾馆。从宾馆的阳台上，可以看到美丽的青岛市容和胶州湾。我和王国兴离开五指山根据地时，途中有“约法三章”：一是称“父子”。按文昌县传统叫法，我叫他“亚爸”，他叫我“妚深”（我原名裕深）。二是服从组织安排，跟着走。三是不随便开口，不和生人讲话。我们“父子”两人，参加市长宴会归来，站在阳台上观赏青岛市夜景，心情特别舒畅。我说：“亚爸，我们自由了，‘约法三章’是不是要修改一下？”王国兴一个多月来第一次脸露笑容，开怀哈哈大笑，拍我的肩头说：“不要再叫我亚爸了，叫我‘老王’就做得了。我也不叫你‘妚深’，只叫‘老冯’。按黎人习惯，这样称呼比‘父子’、‘同志’还亲切。”
政协会议
从香港来的政协代表参观了青岛市容和人民解放军海防炮兵阵地，乘火车到济南看看解放后的城市，边参观边休息，再坐火车抵达北平已是9月中旬了。
少数民族政协代表集中住在民族招待所。招待所是一座王府，大门进去是庭院，有好多栋平房用围墙连在一起，砖墙绿瓦红柱的古老建筑物，古色古香。为了迎接代表，建筑物已粉刷一新，花木剪枝修叶，庭院和住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和国兴同住一间房，房内安两张床，床上铺白布床单，放一个枕头和棉被，房内茶几上放热水瓶、两个茶杯和茶叶。房间的玻璃窗贴着白纸代替窗帘，从走廊走过也看不见屋里的动静。北京的秋天，天高气爽，阳光灿烂，住在这里非常舒服。这时，王国兴问我：“老冯，有烟否？”我想起了原来王国兴抽烟的，由于敌人封锁线，他暂时戒了，现在到达目的地。他想抽烟了。我出去找办事人员，要了一包香烟回来。王国兴说：“我不吃这种烟，吃水竹筒烟。”黎族人家，烟筒是由一根竹筒，约80公分长，竹筒中间安一个竹烟咀，竹筒里放水，烟咀塞进一小团烟丝。用香点烟，抽起来竹筒里的水咕哩咕哩响。我拿香烟交回办事员，并反映他抽烟的习惯。第二天，办事员到西单市场买回一个银制的手提烟筒交给王国兴，还买一大包烟丝。国兴拿着烟筒，点火抽烟，烟筒里的水咕哩咕哩响，他吸一口烟，喷出团团白烟，高兴得不得了。
住进招待所后，政协筹备会秘书处的女工作人员便送表来填写，以便办理代表证。我按表格的要求，提笔给国兴填表。王国兴，广东省海南岛白沙县人，1894年6月19日出生于红毛峒番响村。父亲名叫王政和，当过黎族峒长、大总管。国兴解释说，峒长是行政长官，管辖红毛、什运、毛贵、毛栈、番阳等峒。有事管事，无事在家种田。王国兴一谈起父亲就激动，伤心又气愤。他说：“1935年9月，父亲被国民党政府以‘抗丁抗税’罪名，捉去坐监。他们说，要交680个光洋才放人。我变卖全部家产，又和亲戚朋友借，好不容易把钱凑够，交给当局，还不放人。父亲被关了三年，病重快死了才叫家人领回来。从监房出来，回家半年就死了。”王国兴说。他年青的时候到汉区当过槟榔园工人，也当过挑夫。他给汉商挑火水或盐往返于番响和岭门之间，来回120华里，走三天路程，每次挑五六十斤重，自带饭食，一次只得3个光洋工钱。1941年6月，红毛乡1896户人家，每户1票，选举王国兴为国民党政府的乡长。王国兴解释说：“我不在家，缺席选举的。”我问：“1943年7月，你领导黎民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情况如何？”国兴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统治、剥削、压迫黎人，无法生存下去，只好拿起火药枪、长矛、钩刀，和他们拼，死里求生。当年参加起义攻打白沙国民党县府，以及后来直接参加斗争的黎胞有3000多人，消灭敌人300多人，缴获机关枪1挺，步枪300多支，子弹一大批。起义失败后，我和200多黎胞在鹦哥岭上坚持斗争。后来，找到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开创五指山革命根据地，黎族人民才得到解放翻身。”王国兴说：“没有共产党，我也没有机会上京，也没有缘和你认父子。”
参加政协的少数民族代表陆续抵达北平，住进民族招待所。有一天上午，少数民族代表在招待所会议厅首次集会，听取刘格平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汇报。刘格平身穿人民解放军军装，回族，是少数民族代表团团长。刘格平说，为什么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呢？主要考虑出席新政协的代表，就成份来说，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有代表出席；就地区来说，从东北的黑龙江，到西北的新疆、到南方的琼崖以及台湾、各省区都有代表出席，还有少数民族和华侨。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人民大盛会，反映了新政协大会的特点和本质，所以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刘格平说，代表名单，经过反复协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确定的。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名额，共分为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达662人，代表中，包含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也包含了我国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少数民族代表28人，占代表总数的4.23%。刘格平还传达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49年6月15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筹委会上说：“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着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政协筹委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全体代表。北京饭店宴会大厅灯光辉煌，宴会席长方形的，一行一行的排列，代表们对面坐，面前有一个碟、一对刀叉和一条叠着的餐巾。我和国兴第一次参加用刀叉的宴会，如何用餐，正在发愁。有一个人站在后面静观我们的表情，便拉出椅子坐国兴身旁，用手打开餐巾，交国兴放在双膝上。我一看这人，吃了一惊，是周恩来，我是从照片上认识他，见面还是第一次。我忙对国兴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国兴又喜又怕，不好意思，笑着看周恩来，也不知讲什么好。周恩来看透我们的心情，先开口对我们说：“对面那位是章乃器，中国七君子之一。”又对章乃器说：“这位是王国兴，冯白驹派来参加政协的黎族代表。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今年打了许多胜仗，贡献不小。”周恩来亲切问我姓名后，又问我多少岁？我说：“十九岁”，周问：“什么时候参加革命？”我说：“去年从泰国回海南参加琼崖纵队。”周说：“华侨爱国。”又问：“做什么工作？”我说：“新华社琼崖分社记者。这次冯白驹司令员派我当王国兴秘书。”周笑着追问：“有对象没有？”我不好意思地说：“还没有。”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我赶紧起身，周恩来握着我的手，鼓励说：“前途无限。”便离开走到别的席位和代表们交谈了。
9月21日黄昏，我和王国兴坐一部黑色轿车，随着少数民族代表坐的轿车队驶出民族招待所，穿街过巷，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左转右拐，来到怀仁堂大门口下车。在门口签名报到处，碰见马白山。他身穿一套崭新的呢绒军装，戴一幅眼镜，威风凛凛。我们正在交谈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从轿车出来，走上台阶，到报名处签名。马白山对我说：“老冯，宋庆龄是文昌人。你去和她握手，问好，认老乡。”我看了一眼：宋庆龄提笔签名后，左腋夹着文件袋，满脸笑容，含笑的眼睛看着前面的代表。轻步走进会场。我对马白山说：“大人物，我不敢认乡亲。”王国兴说：“宋庆龄真美。”
在会场里，马白山带我们去见琼崖解放区来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黄大仿和李独清。王国兴紧握李独清的手说：“真想不到我们在北京见面。”1944年初冬，王国兴白沙起义失败后，找到琼崖纵队四支队长马白山，要求见冯白驹。马白山派支队政治处主任江田陪同王国兴去找澄迈民主县长李独清。李独清奉命带王国兴到澄迈县美厚乡绿现村（也称六芹山）黑藤水岭上，同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兼琼崖独立总队长冯白驹会面。这一天，冯白驹和王国兴按黎族人民的风俗习惯饮了鸡血酒结盟，共同抗击国民党反动派，开创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我们回到代表席位坐下后，王国兴对我说：“我第一次见到冯白驹后，临别时，他送我一条毛毯和一支派克金笔作纪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怀仁堂，装饰一新，灯火辉煌，主席台中央并排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头像，上面挂着人民政协的会徽，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出席会议的代表634人和来宾300人，坐满会场。会议推选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周恩来等89人组成的主席团在主席台就座。晚上7点，周恩来走到麦克风前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代表们热烈鼓掌，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奏乐毕，周恩来请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毛泽东走上讲台，用洪亮的声音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顿时，会场响起了暴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9月22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经过向大会报告。共同纲领分序言和总纲、政权机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共七章，总计60条、7000多字。在这次会上，成立了6个分组委员会，来最后完成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由出席政协的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中派人组成。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在建国初期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建国大纲。
在讨论“共同纲领”的时候，有过一场争论。就是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9月26日上午11时半，周恩来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主持午宴，“请教长者”。应邀赴宴的二三十位老者，都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长辈。周恩来在宴会之前说明意图后，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72岁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接着发言：“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83岁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通过翻译知道黄炎培和何香凝的发言内容后，激动的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 ‘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 CC派弄得天怨民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在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司徒美堂的发言，获得一片掌声，众人齐声叫好。马寅初、张澜、陈叔通、车向忱、陈嘉庚等接着发言，一致主张不用“简称中华民国”。陈嘉庚说：“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可能一时不习惯，但过些时候就会好了。”周恩来最后说：“我要把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当杨静仁向少数民族代表团传达这次宴会上各位长者的发言，并征求代表们对国号简称的意见时，我问王国兴的意见，他说：“国民党最坏，我不同意用‘中华民国’的简称。”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待时，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9月23日、24日、25日，继续举行会议。3天大会发言，先后有李济深、刘伯承、茅盾、朱德、沈钧儒、陈嘉庚、郭沫若、贺龙、周信芳等61位代表上台讲话。发言内容丰富多彩，各有特色，简短有力，生动活泼，会场内不时发出欢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9月27日，政协会议最后一次大会发言。除安排王国兴、天宝等少数民族代表发言外，还有23位代表发言。开会前几天，我把大会安排发言的事告诉王国兴。他感到突然，连忙摆摆手说：“大家都讲了，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我说：“你代表黎族来开会，也要代表黎族讲话。大会请你讲话，你不讲，回去怎样交待。”王国兴想了一下，说：“也是。不过，讲什么好？”于是，我们互相交换意见，我写出初稿，念给他听，由他修改补充。当我念讲稿给他听时，他说：“做得。”但又说：“我不识字，又不识讲国语，怎样上台？”我说：“我和你一起上台，你先用黎语讲几句，我用普通话翻译，大家就听懂了。”王国兴说：“好主意。”王国兴安排在下午开会第一个发言。在会场一片掌声中，我随王国兴后面，走上怀仁堂大会讲台。王国兴用黎话讲了几句后，走向一旁。台下热烈鼓掌，欢迎来自海南岛五指山革命根据地黎族代表的发言。我站在麦克风前，用普通话朗读王国兴的讲稿：“少数民族向来被统治者认为做苦工、出钱、出粮、做奴隶是够‘资格’的，但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是没有份的”“今天不同了，共产党不但分给我们田地，同时也分给我们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利了。我们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我们的一切权利，才会有保障，我们的前途，才会光明灿烂。”当我们两人在一片掌声中走下庄严的讲台，回到坐位，都为完成了任务而会心的笑了。
政协闭幕后，全体代表坐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从参加纪念碑奠基典礼回到住地，王国兴还为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想不通。王国兴对我说：“老冯，你再和我向上级反映，我不当这个官做不做得。”我只好出门去找杨静仁来做工作，他住在同一个院里。杨静仁听我汇报，便和我一起来找王国兴。他一进门，便双手作揖：“恭喜，恭喜！祝贺你当选政协委员和民委委员。这是黎族的光荣，也是你的光荣。”王国兴说：“叫别人做好不好？”杨静仁握着国兴的手说：“中央相信你，你就当，怕什么。”又笑着说：“人家要钱都买不到这个官，让你当官你不干，真是不可思议。为人民服务嘛，好好干。”王国兴再也不说什么了。
开国大典
10月1日，北京30万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王国兴和我接到政协秘书处的通知，上天安门观礼，非常高兴。10月1日下午2时，我们和少数民族政协代表坐车来到天安门后面的空地上。“父子”俩手拉着手，沿着城楼西头的楼梯，一步一台阶的往上走，走完一百步石阶，到达城楼上。从天安门城楼上往前看，城楼下金水桥两边各搭起一座高台，一座是开国大典指挥台，一座是苏联代表观礼台。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缤纷，到处呈现一派盛大节日景象。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往后看，紫禁城一目了然。紫禁城屹立在北京城中心，西临太液池，北依景山，南对正阳门，在阳光照耀下，富丽堂皇，巍峨壮观。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长杨秀峰走到我们中间来，互相握手问好。他文质彬彬，戴一副眼镜，像个大学教授。他说，明成祖朱棣为从南京迁都到北平营造紫禁城，从全国各地征调了数十万工匠和上百万民工，搞了三年才完工。紫禁城周长3公里，城墙用25公斤的大砖砌成，高10米，南北长960米，呈长方形。城外开凿城河，宽50.2米，四周全用条石砌岸。紫禁城共有四个门，南门为午门，是宫城的正门；北为玄武门，清代改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整个紫禁城内有9995间。占地72万平方米，仅建筑面积达15万多平方米。杨秀峰说，天安门是明清两代皇帝“登基”和“册立”皇后等盛大庆典“颁诏”仪式的地方。皇帝发布重要文告，要由天安门上用彩凤形状的御物衔下，由各部官员在下承接。
1日下午2点，毛泽东在勤政殿主持召开新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副主席和各位委员宣布就职。2时50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分别乘车，离开勤政殿，出中南海东门，来到天安门后边的空地上。毛主席和副主席、委员踏着石台阶徒步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立即在城楼东侧的播音话筒前广播：“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毛泽东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男播音员接着播道：“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委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城楼上的政协委员和贵宾们热烈鼓掌，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双眼睛仰望天安门城楼，掌声雷动，响彻云霄。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毛泽东主席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城楼下200名军乐队奏起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声中，毛主席按一下升旗电钮，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旗杆上冉冉升起，迎风飘扬。这时，50尊礼炮齐放28响，阵阵炮声，震天动地。轰隆的炮声中，有一条狗夹着尾巴拼命从天安门前的大街上跑过。有一位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政协委员，指着奔跑的狗说：“这是蒋介石，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神魂颠倒，逃命台湾了。”
升国旗和放礼炮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说：“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已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公告说：“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毛泽东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司仪宣布阅兵式开始，军乐队奏《解放军进行曲》。聂荣臻代总长由东三座门乘敞篷车开到东华表，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由天安门出来过金水桥，在东华表两车相遇。聂代总长行了一个军礼，并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总司令检阅！”朱总司令回礼后，驱车出东三座门，沿着长安街、东单广场，直到东交民巷，由东而西检阅了陆、海、空三军部队。军乐队奏《军大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等解放军军乐曲。朱德总司令向全体指战员问好，说：“祝同志们健康！”指战员们齐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接着，朱总司令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朱总司令说：“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受检阅的三军和群众队伍，开始通过天安门主席台。人民海军的水兵身穿着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为主导，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天安门。接着，是多兵种的代表部队。步兵师通过主席台后，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相继开来。来自察哈尔草原的骑兵师1900余匹马，以五马并行的队列通过天安门。当战车师通过天安门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人们挥动帽子、手帕，向空军欢呼。受检阅的部队人数达1.64万人。王国兴站在天安门上，看到人民解放军的雄师，赞不绝口。他说：“真威武。怪不得国民党几百万兵被消灭。”又问我：“老冯，解放军打到哪里了？”我说：“湖南和平解放了。解放军打到广东了。海南岛不久也会解放。”
（作者冯子平系海南老干部，曾任海南省人大侨务委员会副主任）
注：
① 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② 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③ 朱家玖(1903—1984)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常委、崖县县委书记、海口市委副书记、海南农垦局副局长等职。1984年11月5日在海口病逝，终年81岁。
④原件藏于中央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