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21岁的吴书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野蛮蹂躏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使他心中燃起了复仇的怒火。1937年农历腊月初九，灌云地区第一个民众抗日团体“腊九社”在张湾成立，吴书不顾父亲“学有所成、荣宗耀祖”的训诫，积极参与组织了这一名为结社实为抗日的群众组织。
1938年底，灌东地区成立了抗日基干队，吴书辞去小学校长职务，参加基干队并担任了班长。
1939年初，中共苏皖特委派人到东（海）灌（云）沭（阳）地区开辟工作，领导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吴书在组织抗日活动中，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因而，他勤奋地为党工作，为宣传发动群众而奔忙。1939年3月，吴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灌云抗战时期第一批党员。
1939年4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在汤沟成立。吴书参与领导的灌东游击队被编为三团二营，吴书任营教导员。在他的带领下，二营指战员在灌东地区神出鬼没，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生死搏斗，打得日本鬼子心惊胆颤，国民党顽固派坐卧不宁。11月，时任三团政治处宣传股长的吴书从西进途中被苏皖特委派回灌云，担任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12月年仅23岁的吴书担任起了中共灌云县委书记的重任。面对凶恶的日本侵略军、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吴书首先召集县委领导成员研究确定了“坚定信念、发展组织、建立武装、掌握抗日斗争主动权”的斗争策略。
1940年1月，吴书亲自主持开办了由县委和党员骨干参加的抗日训练班。学员们通过训练，不仅从党的六大党章里了解了党的性质、纲领和历史使命，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明确了抗战的正义性，党关于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光明前景；而且初步学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使偏居一隅的上马台成了闻名淮海的“小莫斯科”。
在党员的训练班开训的同时，吴书还亲自在上马台河南的薛场组织了有30多人参加的抗日兄弟团。是年夏天，这支抗日武装就迅速发展到100多人，上马台、双港、封港嘴、五里槐、北陈集、三垡、成圩、鱼涝、毕圩、倪场、何庄、三里沟、上淋河、蔡屋基、孙大埝、张店等地也相继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在吴书的领导下，这些抗日武装炸敌车、袭据点，打得日伪军晕头转向，很快扭转了灌东地区抗日斗争的局面，稳定了东灌沭地区的民心。使得“跟着共产党，抗日保家乡”、“跟着吴政委，扛枪打东洋”成为许多进步青年的理想和追求的目标。
1940年8月18日，吴书根据八路军五纵队首长的指示，在抗日兄弟团的基础上，集合各地武装，成立了灌云县抗日游击大队。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灌云抗日游击大队与活动在涟灌阜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由吴书兼任滨海大队政委。改编后的滨海大队下辖五个连，归灌云县委和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双重领导。在吴书的带领下，滨海大队的陈集平叛、大拐圩抗敌、宋庄除奸、西小盘伏击等战斗中英勇顽强，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
1941年3月，新四军三师决定从滨海大队抽出两个连归三师八旅指挥，其余的三个连由吴书率领，归回灌云。面对减员的部队，吴书在盘算着：抗日斗争进入残酷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已彻底暴露，如何强化抗日武装力量呢？回到灌云后，吴书立即召集县委会议，决定抽调县政府警卫连、一、五区区队、官田区队的武装力量充实到滨海大队，使滨海大队恢复了五个连的建制，保持和发展了原有的作战能力。是年6月，为了强化对滨海大队的领导，中共淮海区党委决定由吴书专职担任滨海大队政委。为了充实滨海大队的实力，吴书又向淮海军区申请，将新四军的一个主力连充实到滨海大队，使滨海大队成为有六个连3500多人、战斗力很强的地方抗日武装。
1943年7月，中共淮海地委决定，由淮海一支队二团政委吴书兼任灌云县委书记、灌云县总队政委。由此，吴书又一次挑起了县委书记的担子。12月20日，吴书亲自带领淮海一支队二团，急行军100多里，一举将称霸一方、横行灌东的杨圩伪军薛志信部歼灭，扭转了灌东局势。时至今天，吴政委打杨圩的民歌还在两灌老干部和陈集、张店一带人民群众中传唱着：
一更京儿里，月亮渐渐高，耳听得嘀嘀哒哒吹了集合号，吹过了集合号，没有五分钟，第二团的一二连，一齐都来到。
来了吴政委，开口说分晓，叫一声同志们个个要听到：今日天，接到了指挥部命令下，叫我们把杨圩据点来拿下。
二更京儿里，月亮上树梢，吴政委下命令，各人打背包；一二连带来了六挺轻机枪，随后连拖来了一门平射炮。
出了李埠庄，上路走的忙，没有了一点钟来到盐河旁；越过了盐河堆又到公路东，一转眼来到了官沟庄。
三更京儿里，月亮正当空，吴政委下命令休息十分钟；带连长指导员去把地形看，东南角打埋伏，西北角打冲锋。
看过了地形后，定下计牢笼，第一连打埋伏，二连打冲锋；吴政委下命令吹了冲锋号，（我）同志们雄赳赳一齐往上冲。
四更京儿里，月亮往西行，奋勇队爬墙头实在有多凶；先占了前过道后占前炮楼，后炮楼未拿下就用大炮轰。
五更京儿里，金鸡报天明，薛志信活动妄想去逃命；他得意忘形率队东南下，中了我埋伏计死在南圩沟。”
1945年3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组建独立旅。根据组织决定，吴书带领灌云警卫团的一个连编入独立旅新二团，吴书任该团政委。同年秋天，上升为主力部队的二团指战员，人人都为此而感到骄傲，但也有人对到东北作战怕苦怕难，不愿离开家乡故土。吴书则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深入到群众、干部、战士中间去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深情地对父老乡亲们说：“八年抗战，是你们用血和汗支持了我们，现在，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我要带你们的儿子、丈夫，到东北去打仗，请你们放心，有我吴书在，就有他们在！”这许诺，或许太重感情了，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也许是不现实的，但吴书的一番肺腑之言、一番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在群众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经过吴书的过细而深入的思想工作，广大干部、战士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新二团终于士气高昂地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部队进入辽西的朝阳山区。在白雪皑皑、寒风凛凛、零下30多度的严寒面前，吴书带领部队群策群力，自己制作防寒衣物，并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夺取物资装备自己，使全团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先后参加并取得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战斗的重大胜利，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7年，吴书被提拔为师政治部主任以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深入部队基层，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及时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战斗中，吴书则深入火线，活跃在战士中间，通过自己的模范言行，鼓舞士气，极大地提高和巩固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攻打天津的战斗中，吴书向全师提出“看谁最先冲进城，看谁俘虏敌人最多”的战斗口号，并广泛开展抓俘竞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师指战员杀敌立功的战斗士气。在吴书的鼓励下，师尖刀营一鼓作气，奋勇作战，首先攻入天津城。随后，全师指战员向纵深突进，和兄弟部队一起全歼守敌13万人，解放了天津。
1949年初，部队打到湖南西部的武岗县。吴书了解到武岗曾是湘西土匪的老巢，匪徒既顽固又狡猾。当年，我红二方面军曾打过武岗，因敌情复杂，未能攻克。在战前动员时，吴书就用所掌握的历史事实教育部队，鼓励全师树立打硬仗、打苦仗的思想，把问题考虑得周到一些、复杂一些，鼓励大家打下武岗，杀敌立功，为死难的红军烈士报仇。吴书的战前动员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果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起到了积极的效应，全师部队一鼓作气拿下了“固若金汤”的武岗城，没有辜负师党委及吴书主任的希望。就这样，吴书用他敏锐的政治目光，细腻的工作方式，教育与鼓舞着部队广大指战员，在镇南关下，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1950年10月19日黄昏。在迷蒙的充满寒意的秋雨中，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第117师政治部主任的吴书奉命随第一批入朝参战部队，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秘密开赴朝鲜前线。在朝鲜战场上，吴书相继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一、二、三次战役。吴书走到哪里就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哪里，就将党的温暖和师部领导机关的关怀送到哪里，所到之处，都深受指战员和朝鲜军民的欢迎和爱戴，被战士们誉为“战地金达莱”。
1951年1月25日，第四次战役打响了。我志愿军第117师担负战役穿插迂回的任务，配合正面的第40军、第42军、第66军反突击集团围歼敌人。2月10日黎明，吴书协同师部领导指挥部队抵近汉城以东约50公里的龙头前线，该处距敌前沿丰水院约10余公里。敌人为了破坏我兵力调动和后勤补给，在附近设置了一道道封锁线，并不分昼夜地对我前沿阵地狂轰滥炸。在前进途中，吴书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他的牺牲是我志愿军117师重大损失。
吴书烈士用鲜血浇灌的“金达莱”永远盛开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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