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爸爸长期从事情报保卫和公安工作，其职业特点使他把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作为至高无尚的行为准则，所以有关工作上的事情（历史上所经历的事情），不仅我们子女不知道，就连我们的妈妈也不清楚。
几年来，对于爸爸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和遭受的苦难，我们始终有一个不解的困惑：江青为什么在“文革”开始不久就直接点爸爸的名，说爸爸是个坏人，还说有人整她好多年，她不怕云云。直到“四人帮”被打倒，爸爸患了癌症住到医院里，再次向党中央提出申诉时，我们才从他的申诉书中了解到他当时遭受江青等迫害的情况。这时他才给我们讲述了长期埋藏在他心底的一些往事。
爸爸说：“我和江青的认识与交往是从1937年底在延安时开始的。学时我是中央保卫委员会（即康生、许建国、曾希圣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兼中央组织部特科科长，负责中央保卫和审干工作。江青从上海来到延安后，经徐明清同志（王观澜同志的爱人）推荐，以及组织上的了解，认为江青在上海时就是一名地不党员，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又与文艺界人士较熟悉。因此，决定将她作为‘网员’（秘密情报工作者）特意安排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其任务是了解学烷中混入的日伪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由于她的‘网员’身份比较特殊，由我直接掌握，要求她定期向我汇报。”
“在此期间，江青十分活跃，总爱演戏，并经常参加各类文娱活动，例如演京戏《红绣鞋》、《打鱼杀家》等。她在鲁艺总爱出头露面，表现得很‘红’，但交给的‘网员’任务却完成得很不好，没有获得过有价值的情报。”
“她每周或每两周的周末来向我汇报一次。每次汇报时总谈不出什么情况，但时间却拖得很长。每次都是由于天色已晚，而鲁艺距离我们这里又比较远，她就此住下来，不回去了。由于第二天是星期天，她就到中央首长住地转悠，也不急于回鲁艺。为此，我曾严肃地批评她：作为一名‘网员’不能够太活跃，不能到处拉关系，要表现得一般，以灰色面貌出现，这样才能接近各种类型的人，才有可能从中了解到情况。你老出风头，那么活跃，又爱和中央首长接触、联系，谁还会和你接触、告诉你情况呢？"
“对于我的批评，她置若周闻，相反的是她来得更勤了，常在我家吃住。对于我每次的劝说，完全不理会。直到1938年I11月她与毛主席结婚后，停止了她的‘网员’工作。”
“1943年，党内整风审干期间，我从晋察冀回到延安，住在党校一部。有一天，江青来找我，送给我两条烟，提出让我作她的历史证明人。我说，关于你在我这儿工作的那一段，我可以负责证明，至于过去的历史，你就要再找有关的人证明了。她说，你全证明了得了。我一再表示，这不符合组织上的要求，我不能那样做。她表露出很不满意的样子。”
“在江青与毛主席结婚的问题上，由于我的责任所在，根据中央保卫委员会的原则，曾经明确表示了不同意的意见，也得到了朱总司令等许多领导同志的支持，但却成了江青对我怀恨在心的一件事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等职。在此期间，审理了很多案件，其中也有涉及文艺界的，特别是30年代的一些事情。江青非常关心这些情况，总向我打听情况。按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当然不能泄露给她。特别是在发生揭发江青的匿名信事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调查。调查过程中，涉及到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情况和材料。江青对此异常关心，千方百计想打听有关的消息，但却始终未能如愿，也因此耿耿于怀。”
“还有一件事情。江青让我在上海帮她找一个人，她说，此人是30年代时她在上海雇用的老妈子，让我找到后把此人送到中南海。通过查找，确有其人。但考虑到历史等各种原因，认为此人不宜送中南海。当我将此意见告诉江青时，她虽然表面上说不行就算了，但可以看出她是很不满意的。”
“还有就是与贺子珍同志有关的事情。毛主席一直对住在上海的贺子珍同志很关心，但又不便直接联系，总是通过我带去他送给的物品，转达他的关怀问候。这件事情也使得江青不快，并把账记在我的头上。”
最后爸爸还说：“在与江青交往的过程中，她让我办的事和她所希望的事，几乎都没有能如她所愿。但也有办成的。例如，在延安时，她说毛主席爱听京戏，请我弄些唱片，我倒是常常设法从敌占区搞到后送给她。如果说我过去做过的事情仅仅是让她不满意的话，那么后来涉及到对她历史问题的调查，就使她发展成为恐惧和仇恨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爸爸陪同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于1966年4月回到国内，随后即留下来参加“文化大革命”。随着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激烈升级，特别是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领导地位的日益显现，爸爸已经预感到了暴风雨即将来临。为了确保涉及党的秘密和一些同志的安全，他立即将已往的机密笔记本销毁掉。事后他感慨地说，原本是想留下那些笔记本在退休之后写些回忆录，把工作经验总结一下，把经历的事情写出来，让人们记住那些战斗在无形战线的英雄和先烈，缅怀他们不朽的功绩，教育后人。但为避免一场灾难，这些资料毁掉得太可惜了。
果然不出所料，很快就有“造反派”到我家来抄家了。接着爸爸就被“造反派”扣留在外交部，隔离审查，不久又神秘地“失踪”了。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江青授意干的。
四
经过两个疗程的化疗，爸爸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精神也好了许多。面对江青等人制造的冤案至今得不到平反，作为癌症病人，更感时间紧迫。他再次向党中央提出了申诉。
他在申诉书中写道：“几十年来我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和党中央周围做保卫工作。由于我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上海工作时期了解了一些江青的问题，所以江青（‘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利用审干的机会，对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采用逼供信的手段，给我扣上叛徒特务的大帽子，企图让我至死不能翻身。几年来由于江青的专权横行，所以我有话不能讲，有话讲不清。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很高兴的，感到党有希望了，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所以，我再次向中央要求嘴我的历史进行重新审查。”
“目前，我身患肺癌，已经扩散，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我迫切地要求能在我死之前，看到党对我历史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现在我虽然病重，但仍在坚决地与疾病斗争，与‘四人帮’斗争，生命不息，革命不止。”
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最后心声，是向党提出的最后请求。
在送出申诉书后的那夜，爸爸辗转反侧，吟出了发自心底的诗句：“昨夜沉思未成眠，革命生活忆当年；身患重病何时好，治疗诉书迎春天。”
这是他留下的惟一的、也是最后的七言绝句，作于1977年3月7日。
但是，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爸爸的申诉一直没有得到回音，直到爸爸离开我们的时候，安徽省委组织部转来了中央三办的审查结论。而这个“结论”竟然仍是1975年10月向爸爸宣布的那份审查结论的原文。就这样，爸爸不仅没有在生前见到公正的结论，就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去时，得到的仍然是强加在他头上的冤枉的、充满不实之词的“结论”。
对于爸爸的离去，我们十分悲痛，特别是他是在被冤枉的情况下离去的，更让我们悲痛难忍。
爸爸走了，但又好像没有走。他那亲切的笑容、爽朗的笑声、严肃的教诲，仍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回响在我们耳边；他那平易近人、时时关心干部群众生活、向群众贴近的作风，时时影响着我们；他那工作第一、党的利益第一，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利益得失，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亲属子女的品德，时时激励着我们；他那一切服从组织、一切顾全大局，只要党需要就义无反顾的精神，。时时教育着我们；他那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把党的纪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品格，铭记在我们的心里。爸爸走了，但又好像没有走。爸爸留给我们的很多很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我们永远怀念他。(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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