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一场雪仿佛把初春的合肥又带回了寒冬。但是，冰雪毕竟已抵挡不住大地微微的暖气，在悄悄地消融着。人们在刚刚经历过政治上的严寒之后，一面轻轻地舒了口气，一面对未来有了新的期盼。
我们的父亲和大家一样，对“四人帮”被粉碎，打心眼里高兴——党有救了，国家有救了，自己蒙受的近9年的冤案也该结束了。多么盼望在有生之年为党为国家多做些事啊！可这时的爸爸却躺在了安徽省人民医院的干部病房里。
还是在1个月前，由于咳嗽并伴有右侧胸痛和不规则的发烧，经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由六安地区医院转到了省城合肥，经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未分化型肺癌，已是晚期，并断言他的生命只有3个月了。这个诊断，让我们惊呆了，但却没有任何可以解决的办法，只能忍着悲痛，附和着医生的说法：“爸爸您放心，您得的是胸膜炎，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实际上，几乎与党同龄，身经百战、出生人死，洞察一切的爸爸心里是明白的，他忍着胸部的疼痛反而用话来宽慰大家的心。就这样，我们和爸爸在爱的情感中做着谎言的游戏。
终于有一天，医院决定为爸爸开始进行化疗，游戏做不下去了。爸爸严肃认真地对我们说，这病我自己很清楚，这种疼痛是不一样的，你们不必耽心，前些年是和“四人帮”斗争，现在是要和癌症作斗争，要坚决地斗争！
对爸爸的话，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因为在我们的眼里，爸爸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个无比坚强的人。
一次化疗下来，他浑身无力，双腿发软，而大小便却需要走出病房，穿过走廊，才能到厕所。他每次都坚持要自己去，而且一定要自己走着去。他总是双手紧抓床头、门框，用力扶着墙壁，迈着发软的双腿，一步又一步地移动，他努力不让人搀扶，坚持自己走。他说，必须坚持走路，如果连路都不能走，那就完了。
爸爸是一个十分乐观的人。治疗期间，每天要服很多种药。每当看到这些药时，我们都替他发愁，特别是熬的中药，不仅量大，而且奇苦。而爸爸却风趣地说，吃这么多药，可以节省粮食了。喝过中药后戏称：我这是天天吃苦，是“吃二遍苦”呀！
干部病房里有的干部精神状态欠佳，长吁短叹。爸爸就主动和他们谈心：你的病算什么？知道我得的什么病码？是肺癌！化疗也过来了，我这不还挺好嘛。得打起精神来，你硬起来了，病就软了，不要怕这想那的。
只要体力稍有恢复，爸爸就坚持到大阳台散步，和病友们摆龙门阵，谈笑风生。很多人都说，真看不出他是个癌症病人。
爸爸是个心里总想着别人，想着群众的人。在医院里，他积极配合医生、护士的治疗。打针时，他的血管有时不好找，护士着急，沉不住气，他却总是安慰她们不要着急。他对医生、护士非常尊重，即使非常疼痛的时候，也从不发脾气，都强忍着。有时疼得浑身汗水湿透衣服，也不吭一声。他说，疼痛难受是我一个人，如果大声喊叫，很多人都会感到难受，医生、护士也会难受，还是应该自己忍一忍。晚上，有时不舒服，凡是能够忍住的，他就不叫醒值班人员（当时规定，值班人员是可以睡觉的）。我们很担心这样会对他的身体有影响，可他却说：“我自己知道情况，没什么问题。就是叫她们起来，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况且他们人手少，病人多，白天也很辛苦，晚上就尽量不麻烦她们了。”
一事当前先考虑别人，关心群众，不搞特殊化，是爸爸的一贯作风。50年代在上海市工作期间，就曾经主动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一间来，作为公安干部俱乐部使用；并曾主动降低自己的工资级别，曾作为市级领导第一个将家搬进上海工人新村，与工人群众住在一起。
自1975年5月被中央三办“安置”到安徽省六安后，尽管身份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但爸爸的作风依然如旧。刚到六安时，他被安排住在地区招待所的北平房，条件较差。地方的同志打算在公园里为他建一栋房子。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坚决不同意。他说公园是人民群众休息娱乐的地方，我个人怎么能占一块地方？后来在地区粮食局的安排下，他才住进了粮食局职工宿舍大院。
1976年是个多灾多难之年，全国水灾、旱灾、地震接连不断。六安地区也是地震警报频繁，形势十分紧张。家家户户在院内、街道路旁搭建防震棚，一有风吹草动，就搞得人心惶惶。爸爸对这种情况却另有分析。他认为，地震就全国而言是有的，但并非到处都是。如果从政治上来观察，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江青一伙是唯恐天下不乱，以便乱中整人、乱中夺权。他极力主张做好干部群众的人心稳定工作，并借六安的历史、当地完好的古塔等古建筑来说明当地地震不大，做大家的思想工作。
下大雨的时候，县城街道不少路段被积水淹没，车辆和行人很不方便。为了这件事，爸爸专门找了一张地图，仔细地研究了一番。然后又让安棣陪着从城东边的运河到城西边的大沙河，走了个够。经过实地考察，提出应在哪里建石头、水泥河坝，哪里应当疏通河道，哪里应当引流入渠等。安棣说，这种事你考虑啥呀，与个人有什么关系？可爸爸说，这些都是跟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事，应该关心嘛！我们现已在六安安家落户了，算是六安的老百姓了，就有责任向政府部门提建议，怎么没关系呢？
还有一件小事，使我们久久不能忘记。有一次，妈妈在集市上买了一只很大的鹅，卖鹅的农民挑着鹅担子送到家来。一进门妈妈就对做饭的阿姨说：“有客人了，快泡茶。”阿姨忙端着茶水过来，问客人在哪儿？爸爸一边给农民递香烟，一边说：这位老乡就是呀！阿姨随口说：他算什么客呀，我当是什么人呢！爸爸马上纠正道：“他怎么还算客呢？老百姓是我们最好的客人啊！”
二
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年，经济百废待兴，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还尚未真正开始，“两个凡是”仍然压在大家的头上。经历了革命风雨几十年的爸爸也在那思。有时从他那眉宇间掠过的一丝担扰，能够感觉到遭受近9年冤屈迫害和莫须有罪名给予他的精神上的摧残。
这年开始，到爸爸这里外调的事情多起来了。要求写证明材料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清查“四人帮”骨干分子的；一是关于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同志的。
记得有一次，是外调上海市原副市长马天水的历史问题。来外调的同志讲，马天水已被定性为“四人帮”骨干分子，属敌我矛盾性质，现已被隔离审查，正在清算他的罪行，希望能够提供他历史上的问题，以利审查。面对已被定性的人，爸爸非常仔细地回忆了当年的情况，口述证明材料。安棣一边记录整理，一边间：“这么说，他那时没有那些问题，证明材料可能用处就不大了。”爸爸却严肃地说：“不管马天水现在如何，当时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这可不能随主观意愿去写，要尊重事实，这样才是真正帮助组织搞清问题。任何证明材料都要对党负责、对本人负责、对历史负责。”
爸爸还说他被关押在秦城期间，不少专案组去他那里调查，提出要让写证明一些人有历史问题的材料。对于这种情况，不管来人怎么凶，爸爸也决不写违背事实的材料，绝不为江青一伙迫害老干部提供证据，这就是在同“四人帮”作斗争。为此，爸爸在狱中吃了不少的苦头，就连吃饭、用水、大小便都受到了百般的刁难。
1972年几经周折，终于在秦城见到了分别5年的爸爸。当看到一位目光有些呆滞、走路一瘸一拐、身心憔悴的老人，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就是我们日思夜想、平时谈笑风生、性格爽朗的爸爸。后来才知道，在狱中爸爸受尽了法西斯式的折磨，他的一条腿，竟是由于只准面向门口一侧睡卧，以致长期压迫神经而瘸了的。
由于患多种疾病，在我们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中央三办才不得不于1975年初将爸爸送进复兴医院住院治疗（当时叫“保外就医”）。此后，我们每次经申请批准后，才能到医院探望爸爸。在这特别的时期，特别的地方，我们和爸爸才得以见到几面。在医院专门设置的见面室里，我们把各自的情况一一讲给爸爸听。7年前，爸爸被关押时，我们大都还是尚未走上社会的孩子。如今，有的已经结婚，有的还有了孩子，有的在农村插队，有的在边疆军垦农场工作，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爸爸看到我们在成长，在逐渐地成熟，虽然自己仍深陷图圈，却还是感到欣慰。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们不要有消极情绪，要靠自己去努力工作、学习和生活。对他自己的事情，他并不多谈。实际上在那种场合也不能谈、无法谈。他只是要我们相信：“爸爸是被冤枉的，问题一定会搞清，会得到解决。”但也暗示我们：“问题是十分复杂的，要有思想准备。”
当我们领会了他的意思后，利用一次见面机会，用事先准备好的纸笔，让爸爸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那时，邓小平同志已经出任党中央副主席，并主持中央工作。爸爸和小平同志从井冈山斗争时就认识，又经过长征、在延安时期共同工作，相互十分熟悉，就连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结婚一事，也是按照组织程序，经过中央保卫委员会（爸爸是三委员之一）同意后办的，爸爸还是他们的红娘呢。我们很快把信送到了小平尚黑的豪中。不久，小平同志的秘书传来信息，说邓副主席已经有了批示，让我们等待消息。
那时，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被监视、软禁甚至关进监狱的一大批老同志，但要想一下子彻底解决问题，难度很大，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四人帮”的势力还很强大。作为第一步，当务之急是先想办法把这批老同志从狱中解救出来，给他们自由。在邓小平同志的努力下，经毛主席同意，终于在1975年夏季，以“安置外地养起来”的办法，实现了这一目标。就这样，爸爸和其他70多位老同志一样，离开了完全没有自由的复兴医院，被安置在了安徽省六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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