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从来没有娇纵过。尤其在爸爸出国以后，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机会更少了，对我们的教育也抓得越紧。爸爸规定我们每个孩子每个月的生活费不能超过15元，衣食要简朴，不能浪费。记得有一次全家在吃早饭，不满10岁的弟弟把一大截红薯头扔掉了，爸爸说：“你们不要因为今天有吃有喝就大手大脚。我们长征过草地时连皮带全吃光了，为了坚持斗争，我们把前面走过的同志粪便里没有消化的青稞粒都一粒一粒地拣出来，洗一洗再充饥，这块红薯都咽不下去了吗？你们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要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爸爸在国外工作8年，从没给我们买过什么贵重物品。一次，哥哥、姐姐提出让爸爸从国外给买手表，爸爸听过后，指着手上的上海表说：“你们不知道，在国处我为能戴一块国产的手表有多么自豪，我经常把它出示给外国朋友。你们也不要看不起我们自己国家的东西。再说当前国家外汇很紧张，要把外汇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懂得爸爸是对的，从此再没有提过从国外买东西了。
爸爸不但经常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就是他自己也经常用先烈的事迹鞭策自己。记得在爸爸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支美制小口径步枪，枪管已失去法兰的光亮，枪托的油漆也失去了本色。爸爸经常把它取下来擦拭，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爸爸一定又在回忆往事了。我们听爸爸讲过，枪的主人是爸爸身边的一个年轻通讯员，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当爸爸找到他时，枪还紧紧地抱在胸前。为了纪念他，这支枪就再也没有离开爸爸身边。这个故事我们已听爸爸说过多少遍，每讲到最后，他总要加一句：“活着的人如果不加倍工作，又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呢！”
被关进了关敌人的监狱
由于爸爸多年从事公安工作的特殊性，他掌握了江青和康生的罪恶历史。“文化大革命”给他们以可乘之机，他们以所谓“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黑调查”的罪名，把爸爸投进了监狱。记得那是1968年3月12日，爸爸在机关已被“群众专政”了一个多月，那天妈妈送去衣物时，发现爸爸不在了，只听说被一伙“身份不明”的人带去了。我们全家人四处打探，然而却像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讯。就这样，在期待和失望中我们度过了4个春秋。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在我们的多次要求下，1972年7月，终于见到爸爸。当时，我们简直不相信这形销骨立、面黄肌瘦的人就是我们的爸爸。他和我们记忆中那刚毅、爽朗，性格豪放的爸爸已判若两人。多少要说的话一下子全忘了，我们再也忍不住大滴大滴地落下泪来。爸爸却镇静如常，拍拍我们的肩膀，询问我们的情况，当听说我们弟妹四人全在农村插队时，他摸了摸弟弟的头说：“没有什么要不得！种田也是革命嘛！”当从爸爸嘴里知道这里就是秦城监狱时，我们越发糊涂了。爸爸干了一辈子的公安保卫工作，今天却被关进了关敌人的监狱！望着眼前那不足6平方米的牢房，我们实在不能想像爸爸这样一位转战南北、驰骋疆场的老战士，如今被囚禁在这个“火柴盒”里。在以后的几次探视中，我们了解到：爸爸为了将来能继续为党工作，每天坚持做几遍自己编的广播操，坚持在屋子当中不到2米的空间走上几百圈。从不间断身体锻炼，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党和人民总有一天会了解他的，真理和正义一定会战胜伪善和邪恶。
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1975年，爸爸被秘密转移到安徽六安地区，实行“流放管制”。起初叫他住在六安地区医院里，不准他讲自己的姓名和来历。但隐姓埋名并不能成为阻碍爸爸和群众联系的鸿沟，工人、农民、医生到处都有他的朋友。在地委招待所居住期间，他的房间里也经常有许多人，而当中大多数来客是四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他们之间无所不谈，从庄稼的长势到家庭中婆媳关系；从当时农村中的政策到社会上出现的怪现象，爸爸总是专心致志地听着。谈话的人们忘记了这个没有名姓的人，是带有些“危险性”的人物，都亲热地叫他“老红军”。爸爸的身上也确实有一股老红军的传统作风，他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他看到招待所的电灯经常白天亮着，就主动当起“灯官”；看到公用厕所的抽水马桶堵了，就自己动手去修；事无巨细，凡是看在眼里的就都要管起来。
在“流放管制”期间，爸爸花费时间最多的还是学习。他订阅了大量的报纸杂志，如饥似渴地学习。在我们清理爸爸的遗物中发现他读过的马列全集的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学习心得。我们明白爸爸这样关心时事、关心民情，这样孜孜不倦地学习，是为了党和人民需要他重新出来工作的一天，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但长期的监禁生活，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严重损害了爸爸的健康。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咳嗽，经常感到气憋胸闷，但是由于我们都不在身边，谁也没有发现这已经是肺癌的症状。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爸爸一连几夜没有入睡，他首先给党中央写出揭发江青罪证的材料。同时，他还觉得自己有充沛的精力，还可以为人民继续工作，也许很快就会得到这个权利了。在给妈妈的信中写道：“我被剥夺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已经9年了，如今总算看到希望……”而爸爸的病情却日益沉重起来，由于缺少起码的医疗条件，癌细胞开始在爸爸体内扩散，等到医院确诊时，已为时太晚了。爸爸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国家大局，他不让我们在他身边久留，催我们赶快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即使在1977年9月26日，爸爸的病危通知书发下以后，爸爸还不同意妈妈给我们拍电报，怕我们为此而耽误了工作。待我们赶到时，爸爸已奄奄一息了。没有等到把“四人帮”强加给他的罪名澄清，就含冤饮恨离开了人世。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相信我，历史将证明我是无罪的。”
两年后，历史为爸爸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如今，爸爸的音容笑貌我们再也看不到了，爸爸的谆谆教诲我们再也听不着了；但是爸爸一心为党一心为人民的革命精神，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崇高品德，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为完成先辈未竟的事业而奋斗。
(198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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