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生前常说的话：“活着就要为党工作，就要为国图强，为民造福，就要做一名社会的公仆。”爸爸也正是这样以他55年的斗争经历，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早在1916年，爸爸刚刚年满十二三岁就来到安源煤矿当学徒。在那里，他参加了刘少奇同志主办的职工夜校，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熏陶。在震惊中外的安源煤矿三次大罢工中，爸爸又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1922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人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北伐战争开始后，爸爸担任了湘潭县武装纠察队长。他每天走乡串户宣传马列主义，动员广大工农拿起枪杆进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爸爸于1929年7月被捕。在长沙陆军监狱关押期间，爸爸和狱中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与敌人展开了坚贞不屈的斗争。1930年红军攻下了长沙，爸爸才被解救出来，参加了红三军团。然而偏偏是爸爸这段光荣的狱中斗争经历，却成了后来江青一伙罗织罪名诬陷爸爸为“叛徒”的“罪证”。他们如此颠倒黑白、混淆功罪，怎不令人发指！
在长征中，爸爸始终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当长征到达川北毛尔盖，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熹妄图谋害毛主席。在这紧急关头，爸爸在彭老总的指挥下，率领一个手枪排寸步不离地守卫在毛主席身边，直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脱离险区安全到达红三军团司令部。“西安事变”期间，爸爸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他随同周恩来同志前往西安，负责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爸爸战斗在华北地区情报保卫工作的第一线。全国解放前，爸爸先后随军接管了张家口、石家庄和天津市。在担任天津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期间，仅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乱摊子整顿得秩序井然。
1951年以后，爸爸先后担任了华东公安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公安局长，公安部副部长等职务。1959年以后，又连续8年出任驻外大使。在这十几年中，爸爸的职务变了，生活环境变了，但他一切为人民着想的思想没有变，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品德没有变。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忘怀的印象。
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
爸爸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把党的工作、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记得刚刚解放的上海，社会秩序很乱，暗藏反革命分子气焰嚣张，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猖狂。为了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安全保证，爸爸一连几个月没有回过家。当时，妈妈正在北京学习，家里只有我们6个孩子，我们是多么需要爸爸能回来看看我们呀！事后听叔叔们讲，在那些日子里，爸爸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亲自调查敌情动态，指导工作，作出处理决定，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整顿了城市秩序。
爸爸常说：“我们只有经常和人民在一起，才能了解他们、帮助他们。”他一有时间就到工厂、里弄、郊区农村和群众促膝谈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上海解放初期，有些工厂对工人还实行“搜身制”，爸爸听到后十分气愤地说：“现在工人当家做主人了，怎么还搜身？”他亲自下厂调查，及时通报全市所有工厂一律取缔搜身作法，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
执法守法才能取信于民
爸爸一贯奉公守法，坚决反对封建特权，哪怕是自己的亲友犯了错误，爸爸也同样执法不阿。在上海期间，我们的一个堂哥一度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青年混在一起，自恃叔叔是公安局长，不把民警放在眼里。爸爸知道后把他找来，训斥了一顿，然后让他自己去派出所交代问题。同时，亲自给派出所打电话说：“我们是执法者，必须带头守法。如果执法违法，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正因为他是我的侄子，就越要从严处理。”在爸爸的坚持下，把他送进了管教所。事后，爸爸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不要以为我是市委书记，你们就可以高人一等。你们也是社会的普通一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时尽管我们还很小，但这几句话却始终记着。1958年，新民准备考大学，爸爸的秘书起草了一封要求组织照顾的信，爸爸知道后立即制止，并批评秘书说：“这样不好，考大学要凭本事，考上就上，考不上就去做工嘛！”5年后，新民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了。那时爸爸妈妈已经出国了，5个弟妹多么希望大哥能留在我们身边呀！弟妹们联名给爸爸去信，请求爸爸和有关方面讲一下，在分配上作些照顾。爸爸在回信中严肃地批评了我们，教育我们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要以大局为重。这样，新民按照国家的需要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北京，到沈阳航空研究所工作。
只有工作义务没有伸手权利
爸爸在多年生活中始终保持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常说：“我们只有为人民工作的义务，没有向人民伸手的权利。”对我们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的三次搬家。1952年，我们初到上海，市委安排我们到原来宋子文住过的公馆去住。爸爸一听就连连摇头说：“昨天才赶跑了宋子文，今天我们又住进去，老百姓该怎样看待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呢？”于是我们就和另一位干部挤在一幢房子里。那个干部很不安，要把整幢房子让给我们住，爸爸嗔怪地说：“你要搬走，我们也不住在这里。”不久，我们搬到了荣昌路60号，市委为了保障爸爸的安全，安排了警卫站岗，爸爸坚决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说：“我搞的是公安工作，有了门岗，人民有事就找不到我了。”院里的房子比较多，爸爸就把会议室腾出来作为公安干警活动的小俱乐部。后来，索性搬到康平路，把原来的住房改做幼儿园。1958年，市委提出领导干部和工人同住的号召，爸爸不等工人新村全部竣工，就全家搬进了东庙二村。随着住房的越搬越小，爸爸和人民的心却越贴越近了。
生活向低标准看齐，爸爸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建国初期，干部待遇还实行供给制，爸爸总是嘱咐管理员不要铺张浪费，每顿饭只能一荤、一素、一汤，不许多加菜。尽管如此，月底爸爸还要把账单拿来过目，看有没有不合理的花销。所以全家每月开销总比规定的数字要低。当中央作出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的决定下发后，爸爸主动要求，除扣掉规定中应扣除的部分外，再把他的五级工资按六级下发，直到调离上海工资始终没有变过。尽管爸爸时时处处都很注意克己奉公，但心中还觉得自己为人民尽的义务太少，而人民给自己的待遇过高了。
平易近人联系群众是爸爸的一贯作风。听叔叔们讲在国外工作期间，逢年过节，爸爸总要亲自下厨房操作，把厨师、司机、公务员都请来吃饭。爸爸说：“你们平时太辛苦了，过节你们应该休息了。”爸爸亲自动手带领使馆人员修建球场、组织假日活动，活跃职工生活，并在房后空地栽瓜种豆，和外国花匠一起修整草坪、果树，他们对爸爸说：“我们到过许多使馆，还从没见过你这样的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