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 月，八路军挺进皖东北、苏北 开辟敌后根据地。那时信泉任八路军五纵队新二旅政治委员。我在皖东北泗县魏营区任区工委委员兼杨塞乡妇女主任。凡是部队驻扎和路过我区的，都要开欢迎会。第二旅到达我区时，县区主要领导都去地委开会了，这次欢迎会是由我主持的。我致了欢迎词后，信泉代表旅领导讲话。我们两人的讲话均获得台下军民的一片热烈掌声。我俩就是这样相识的。
会后旅宣传队演出，我和信泉同志坐在台下观看。演出结束后，我到部队驻地看他们的住处安排的怎么样，又遇到了信泉，他让我坐一会儿，问我：“你这位女主任尊姓大名？今年多大了？上过什么学？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
我一一作了回答。
“嘿！十二岁就参加工作，现在才十六岁呀！管这么多工作，能力很强嘛。讲话不用稿，讲得那么流利，我真佩服你。”我说：
“老首长，你对我的表扬我很高兴，这都是锻炼出来的。不管干得怎么样，尽自己的能力为革命做贡献就是了。老首长，你讲的也好呀，给我们上了一堂政治课，我们很受教育。”其实他一见我便爱上了我，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当时，新二旅宣传队就住在我办公的院子里。我从小就爱好文艺活动，在学校参加工作队时就唱歌跳舞搞宣传。所以，有空的时候，我就和他们一起唱一起跳。这么一来，他们一定要扩大我参加宣传队。当时地方工作离不开，可我又想，当一名军人，既能搞演出宣传，还能参加打鬼子，对自己锻炼更大。所以我就写了申请参军的报告，经上级批准，我于1940年8月参军了。参军后就在宣传队任分队附。不久，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同志找我谈话，把信泉的情况向我详细作了介绍，他要做我和信泉的介绍人。当时我没有表态。后来和信泉接触的机会多
了，看到他经常下到基层关心战士生活、训练和学习，每天早上和机关人员一起出操跑步。他喜欢文体活动，晚饭后经常和战士们一块儿打篮球。他有空也常来宣传队，有时还吹口琴为我们伴奏。我原以为信泉只是一位光会打仗的大老粗，渐渐地发现他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多面手。经过这一段的接触，我对信泉有了好的印象，我想和他在一起肯定对我有帮助，可以学习他的好思想、好作风，所以我下决心同意。于是，我便去找李雪三主任表了态，同意他作介绍人。信泉真好，在我未表态之前，他见到我时自己从来不向我提，得知我同意后，这才在业余时间经常找我，互相进一步了解情况。从此，我们俩的婚姻就定下来了。
短暂的分手
1940年9月，信泉接到电报，让他到延安参加党的六中全会。第二天就要动身，他将此事告诉我。那天正逢下雨，他穿着雨衣，我打着伞，站在路边草地上。信泉说：“我只要通过封锁线不出问题，肯定能回来，你一定要等我。从我认识后，我的心就贴在你的心上了，我不会用语言表达。”我说“：你放心，不论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会等着你。几年来，也有不少同志追求我，但我对他们都是同志感情，你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付爱的人，我不仅一定要等你回来，就是你万一遇敌牺牲，我也为你守一辈子。”信泉听了非常高兴，他在我面前挥挥双手后退着走了一段，接着走几步一回头，我含着眼泪目送他远去。
婚后相亲相爱
1940年12月，为了加强新四军，新二旅编为新四军三师八旅，驻天赐场镇。信月泉于12月16日回来了，见了面真高兴。在12月22日那天，正好开旅、营以上干部大会，我俩就是在这天结婚的。我们俩将两块门板并在一起，铺上些稻草，上面铺一个白床单，供给部长刘炳华同志给我们做了一床蓝花被子，这就是我俩的新房。那天晚上来了很多人，很热闹。介绍人李雪三主任主持，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李主任讲了话，同志们一起吃喜糖，这就是我们的婚礼。1990年12月22日，我的12外子女、儿媳、女婿、孙子、孙女为我俩举行了50周年金婚纪念会，雪三政委夫妇也参加了。回忆我俩同甘苦、共患难的50年，真是感慨万千。
我离家出来工作后，每到黄昏就想家，常常哭。我和信泉结婚后，有了他的关心爱护，我就不那么想家了。我俩互敬互爱，和睦幸福。那时结了婚的干部，只有星期六才能团聚。我年轻的时候鼻子爱出血，每天早晨出操跑步回来，路上就流鼻血。信泉是农民出身，他知道有一种草能止血，每天早上出操回来，他就采些止血草，在路边等我，将草塞到我的鼻子里揉一揉。真有用，过了一段时间，我的鼻血就不流了。
战争年代生活很艰苦，在盐阜区时，每天吃的都是地瓜煮白菜。信泉也吃大锅饭，只不过是警卫员给他打回到他的屋里吃。我从来没有和他一起吃过饭，但有时别人送给他一两个罐头，他舍不得吃，总是留到星期六晚上，我去时一块吃。我平时住在老百姓家里，我在工作之余，帮助他们干活，教他们的孩子识字、唱歌，他们对我非常好，有时送我几个鸡蛋、几条小鱼，我就做好给信泉送去。那时没有钱买烟，我就在老百姓家弄点烟叶子卷好送给他。我俩相亲相爱，就是一块糖都要分着吃，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我感到很幸福。
我在宣传队工作时，当时东坎镇党委书记和我在皖东北一块工作过，让我帮助他在地区开展工作，组织商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我白天在地方工作，晚上参加演出，来回要走好几里路，有一次遭遇一个劫路的，幸亏老百姓及时赶到救了我。后来信泉知道了，晚上就派他的警卫员到东坎去接我，使我安全地度过4个月。
战争年代同生死、共患难，年轻时没有年轻过
1942年春，信泉奉命赴延安开“七大”，和胡服（刘少奇）同志等同行，这次我也去了。到了山东通过封锁线时，必须化装成商人，因为信泉是光头，化了装也不像商人，没办法我们俩又归队了。同年5月，我俩一起去华中党校学习。年底，敌人开始大扫荡。为加强淮海区十旅的领导，把信泉调十旅工作。
当时军地一元化领导，金明同志是地委书记兼政治委员，信泉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地委书记。我任译电员，部队打到哪里，我也就跟到哪里。译电员保密重要，行军时我们都走在首长们的前面。我们都学了几句日语，在前线喊口号“：交枪不杀，优待俘虏。”
1942年10月，我怀第二个孩子快临产，当时刘震司令员爱人有个小孩，才个月，我们一起到吴围子打埋伏 两天后，信泉分析敌人肯定要占领这个地方，他带着几个骑兵，把我们连夜接回部队。果然，凌晨敌人便占领了吴围子。如果不是信泉分析判断正确，决心果断，那我们几个人的命就没有了。这是我永生难忘的。
信泉到淮海区后，抓了反扫荡斗争，取得了胜利。他根据部队实情，提出并亲自组织领导了创造“模范兵团”运动，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他还组织领导了整风运动，提高了干部素质，抓了主力部队地方化工作，扩大了主力部队，组建了地方武装。他对壮大和巩固淮海地区抗日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8月9日，日本投降，淮海主力部队决定进军东北，占领东北作为大后方，再往关内攻占。此时，从十旅抽调部分主力部队加上地方警卫团一部，组建独立旅。信泉任旅长兼政治委员，我在政治部任干事，一道北上。当时我们已经有了4个孩子，不能都带上，只好将一大一小留在苏北，带上皖湘和淮阳，靠老乡用两个筐子挑上走。我因刚生完老四才一个月，信泉照顾我将他的马给我骑。我骑了一段，觉得不好，就向老乡借了一头毛驴，走一站换一个。渡运河时，信泉身先士卒，带头下水涉过，照顾几个文工团的女同志和我坐小船过河。我们都佩服他决心果断，否则后面敌人赶来，我们就全部被消灭了。
我们旅出关后，打了泡子、阜新、彰武、通辽，一直打到苏联边界通南镇。那时，东北的土匪多，我们不仅要和国民党打仗，还要清剿土匪，战斗频繁，生活异常艰苦。信泉在前方打仗，我们在后方跟进，我们总是互相鼓励，互相报喜不报忧。我在通辽、开鲁之间的道德营子，被胡子（土匪）一个手榴弹打倒，眼部负伤，我怕信泉为我着急分心，没有告诉他。他在一次侦察地形时，站在火车头上面，被大风吹得中了风，头痛得在地上打滚，他也不让告诉我，怕我担心。但他身边的同志着急了，就往后方通辽发了电报，冯志湘副旅长见我急得直哭，想方设法
找到一辆压道车，在火车道上用手摇着走，就这样我赶到了郑家屯。信泉躺在床上，面色很难看，他看到我来了很惊奇，就问：“你怎么来了？”我骗他说来接伤员，顺便来看看他，他很高兴。上级决定让他回通辽休息几天，他坚决不干。我照顾他两天就回通辽了。我们俩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但是我们俩的心却时时刻刻系在一起。
1946年9月，信泉调任二纵队任副司令员，我调纵队后勤部任干事。当部队在东北站住脚，大后方巩固了，我们就一步步往关内进占。每解放一个地方，就休整几天，纵队首长就回后方了，但信泉要负责处理战后的各项工作，还要做好下一个战役的准备工作，所以不能回后方休息，每次都是我到前方驻地去看他。部队出动，我再回后方，就这样分分聚聚地生活了8年多。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多么高兴呀！我二纵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信泉任政治委员。
1950年1月信泉任军长兼政治委员，我任军部协理员。那时三十九军在河南漯河休整搞生产。此时我将留在苏北的两个孩子接回来了，我以为全国胜利了，战争结束了，我们从此可以不再分离了。没想到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部队奉命赴朝鲜作战。信泉到武汉接受任务回军作了动员，过三天就要北上。那时我刚生下四儿子3天，我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安平，盼望信泉前方平安归来。他临走时对我说：“你要好好休息，现在为了战争的需要，我又要走了，你要工作，还要照顾孩子，担子很重，你自己要珍重。”
我忍着心中的悲苦说：“你放心走吧，赴朝作战也是为了保家卫国，任务很重要，也很光荣，我在后方肯定会把工作做好，把孩子带好，不要为我担心。”这是我俩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4个月。
我产后18天就随军留守人员北上，进驻辽宁省辽阳县，在辽阳成立了军留守处，我仍任协理员。战时的后方工作不好做，前方牺牲一个人，后方哭成一大片，我们必须作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家属不拖后腿，支持鼓励丈夫英勇杀敌。对负伤回国的干部战士，也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从生活上照顾好他们，使他们感受到祖国人民的温暖。留守处的工作千头万绪，却又井井有条，大家的情绪都十分高涨。在工作之余，时时挂念着信泉，但我每次给他写信都是写让他高兴的事。他给我捎信回来，也总是告诉我他很好，叫我放心。
1951年5月，五次战役打完后，邓华司令员带领先期入朝的四个军的军长去北京向毛主席汇报，安排军长们带夫人和孩子同去。我和信泉带二女儿淮阳同赴北京。在北京，周总理接见了我们，同我们一一握手，亲切慰问了我们，还派人给我们每家送来200块钱。虽然我没有见到毛主席，但是信泉见到了，我握着信泉和毛主席握过的手，感到无比的幸福。各总部、军种、兵总部也都请我们吃了饭，还带我们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和天津的赛马场。总之，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个星期。
我们回到辽阳已是晚间。他关心后方的工作，让我召集留守处四个家属队正副指导员，到我们住的屋开了个会，给大家讲了话，鼓励我们做好后方家属工作。散会后已是九点多，我为他捉毛衣上的虱子，捉到十一点，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
1953年6月信泉奉命回国，任东北军区参谋长，我任东北军区幼儿园园长。从此，我们才过上和平生活，当时我29岁。回想战争年代，我俩结婚13年，在一起活活的时间加起来不到3年，正像诗人谢冰心所说的那样：我们年轻时就没有年轻过。我们将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感到很幸福，我们的青春是充实的，美好的。
无情摧残，患难与共
1957年9月，信泉年调往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58年5月以后，全国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的高潮。
9月，信泉随学员到天津、河南参观。走前，队里规定：只许看，不许说。但信泉同志是个直爽人，又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无论是打仗还是工作，都讲究认真，实事求是。所以，他看了，也说了。他把手插进麦田里试温度，并询问农民麦子怎么植的这么密。农民告诉他这是将周围十几亩麦田移到了一起，拉上电
灯照射。他听了直摇头，说：“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样拼凑起来的东西能推广吗？”在河南参观，所到之处大摆酒席，招待茅台酒，中华烟，他看不惯，他跑回村里看老百姓的大食堂吃什么，吃的是地瓜干子煮白菜，他感到非常痛心。参观大炼钢铁时，他看到农民把锅、门锁都砸了去炼，炼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铁，更不是钢。回学院后开座谈会，他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一步发表了意见，并建议以学院全体学员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一份报告，反映大家在参观中看到的问题。学院领导要求学员写参观体会， 他写了一篇《进一步关心群众生活是巩固提高人民公社、促进生产飞跃》的文章。
1959年8月学院传达了庐山会议决议，开展反右倾斗争。学院派信泉同志去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黄克诚同志，他和李雪三同志坐在最后一排，两人都没有发言。接着又让他参加对邓华同志的斗争会，他又一言未发。不久，他又被指名去参加沈阳军区背靠背揭批邓华同志的会议。他只是对邓华同志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缺点实事求是地谈了一些看法，未涉及所谓“反党”问题。当时三十九军干部对彭、黄、邓批不起来，军区领导让信泉去做工作，他拒绝了。从沈阳回来以后，他自己也就成了被批判斗争的对象。说他的言论和彭德怀万言书上的言论共鸣了，是右倾思想，让他写检查。他说：“我没有什么错，难道共产党员连提个意见和建议的权利都没有了吗？说我和彭德怀共鸣，我们又没有联系，各有各的看法嘛又说他包庇大贪污犯黄克诚，他说：“我只是说当时的后勤部长翁喜文，管理局长苏焕清，财经委员会主任宋乃德这三个人都在，可以查帐嘛他被批斗了两个多月，最后给他下了一个“犯有右倾性质的错误，念其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免予处分”的决定。在那些日子里，我坚信信泉是正确的，对给信泉同志的错误决定十分难过。他对我说：“惠如，你不要难过，你看着吧，我这个错误决定是不会带进棺材里去的，总有一天会证明我是正确的。”果然，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给他平了反。当时我对他说：“要不要把批斗你的那些简报、材料取回来烧掉？”他说“不用了，有个平反决定在档案里就行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立即去高院将那些简报和材料取了出来，写出大字报，对信泉进行批判。信泉同志被打倒了，戴上“彭黄死党”“、刘邓司令部里的人”“、三反分子”“、彭罗陆杨线上的人”“、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人物”等五顶大帽子，天天批斗，戴高帽子游街。信泉非常坚强，他站在台上被批斗，造反派叫他低头，他就是不低头；批斗时把他的领章、帽徽扒下来，回到家他就让我再缝上，我嫌天天缝太麻烦，劝他不要再缝了，他不干，坚持要缝上，他说：“他们没有权力扒我的领章、帽徽，又没有开除我的军籍。”每次批斗完，造反派就将高帽子收回，第二天再发。信泉却要带回家，造反派质问他想干什么，他说：“你们每天拿来拿去多麻烦，干脆我每次戴着来。”那时，我也受到株连，被撤职查办，停止党籍，停发薪金，半天劳动，半天批斗，扫马路，掏大粪。
1967年底，信泉被允许出来工作，但并不是平反解放出来的，而是国务院有关部门指令他出来抓军工生产。尽管如此，信泉同志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年之中大半年都在下边跑。虽然对炮兵的运动他说了不算数，但他就是这个脾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不正确的事情就要讲。那些“文革”中整他的人被打倒了，当时他们也被实行了“专政”。信泉说：“他们整我们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学习错误的东西，不能用他们整人的办法再去整他们。”只要有机会，他就提意见，为这些人讲话，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的家属。1971年，林彪倒台后，他为解放这些
干部操心尽力，做了大量工作。他对同志不记私仇、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申张正义的精神使这些同志深受感动，纷纷到家里来向信泉同志道歉致谢。
但是，几十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以及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习并未彻底铲除。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信泉是多么高兴啊，他让我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买了酒，做了菜，举家欢庆。可是没想到，一场沿用林彪、“四人帮”整人手段的清查运动又开始了，信泉又被无辜地打倒了。除了没有戴高帽子外，其他和“文革”中的做法完全一个样子。一样的上台被斗，只许造谣，不许申辩；一样地大喇叭日夜狂呼“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一样地贴满了假话连篇的大字报；一样的大帽子，五顶之外又加了一顶“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一样的株连了我，停止工作，接受审查，小会批斗；一样的满大院抓人、抄家、关押人。
这次，信泉生气了，他说：“‘文化革命 ”中，大家都摸不到底，“四人帮”在台上，他们跟着跑还能原谅，现在“四人帮”打倒了，还用‘四人帮’的手段整人，太不像话了。”他无限感慨地说：“讲假话、整人，这是最坏的作风，什么时候我们党能够实事求是，就有希望了。”在一次批斗会后，晚上写材料时，他突发心脏病，心肌梗塞前期，住进了医院。从此他患上了冠状动脉痉挛性心脏病。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月日经中央军年委批准同意的《关于吴信泉同志的平反结论》才给信泉同志彻底平了反。他这段枪林弹雨之后的年的坎坷，才画上了一个句号，我也于同年平反。
呕心沥血 鞠躬尽瘁
信泉同志参加革命年，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地工作，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几十年来他从来没有养过病、偷过闲，以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1953年至1957年，他在沈阳军区任参谋长，主持司令部工作兼管后勤部工作。当时沈阳军区机构最大，兵员最多，下辖个军级单位。他要抓机关的正规化建设，部队的正规化训练，组织战备施工、营房建设，安排伤残人员等，工作非常忙。
他在战争年代留下了头痛的病根，几乎每天都要服止痛片，有时止痛片还止不住痛，他就用凉水浸头，但他从来不去看病，也从未休息过一天。
1960年他调到炮兵工作，还兼过一段参谋长，先后分管作战、军务、院校和科研工作。他很少在办公室，而是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材料。和他一起出差的秘书、参谋常常对我说：“首长干起工作来拼命，他总是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从不游山逛水，和吴副司令员出差享不了福，特累。”他们告诉我“：首长爬山走路特别快，连我们都跟不上。”1965年，他到西安出差，患了重感冒，秘书劝他休息两天，他不干，结果病情加重，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第二天还去开会，向守志同志看到了，这才硬让他住进了四医大医院。病好后只休息了一个
月就又上班了。
1969年底，备战紧张，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此时信泉还在停职检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务院有关部门指令信泉出来主管军工生产，派往包头二机厂坐阵指挥。尽管他还没有平反，但他将个人问题丢置脑后，全力投入工作。当时工厂已停工，一门炮也生产不出来。他去后第一件事就是解放干部，同时从炮兵干校调去一批干部，组成领导班子。厂里让他住宾馆，他不住，就住在工厂的办公室里，与工人一个食堂吃饭。他天天深入第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动员工人上班。春节前，冒着大风雪去看望工人。他的行动感动了工人，激发了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全厂2300多人齐心协力，一年的产量超过过去十年的产量，受到周总理的表扬。他被任命为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成员，炮兵装备生产定型委员会主任。他深入军工厂、靶场、部队，以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安排各项工作。当时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对炮兵武器装备的研制与生产非常重视、关心，多次亲临现场视察，信泉同志都精心设计，严密组织，确保万无一失。那些年里信泉患了肩周炎、肌纤维质炎，胳膊痛的昼夜难眠，肌肉都萎缩了，天天吃止痛片，但他仍不休息，继续工作。信泉同志为炮兵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2年信泉同志被选为中纪委委员，他每日伏案工作不止，亲自拆阅每封来信，批复上意见，转送有关单位。对找上门来的同志，他耐心倾听陈述，确属被错整，需要平反的，他就打电话与有关单位联系；对不合理的要求，他耐心做解释工作。那些年里我家经常来“不速之客”和陌生人，我们从未将他们拒之门外。有的人身无分文，不好安排住招待所，信泉就让我将他们留在家里挤着住。他说：“这些人正处在困难时期，我是中纪委委员，不能不管，不能把他们推到马路上去。”为余佳东、张积慧等同志的问题他多次去找黄老面谈，最终使他们的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信泉同志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忘我的工作，把自己的一生无私的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严于律己 宽厚待人
信泉同志只知打仗，只知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朝鲜战场第三次战役后，他被任命为西海指第二副司令员兼三十九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因三十九军工作离不开，他没有到职。后来在评级时，到了职的副司令员定了兵团级，而他仍定为军级。
我说这样评级不公平，他说：“惠如，咱们讲这些干什么呢？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战争年代那么多人牺牲了，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和他们比，咱们要好多了。年去高院学习前，邓华同志找他谈话说：“老吴，你去学习，回来接我的班，我去总部工作。”结果1959年被错整，分配到炮兵工作，以后再也没有动过。可是他对这些事从来没有提过。有一次孩子谈军史战史时提到这件事，他很生气，将孩子教训一顿，让他们以后谁也不许讲这些事情。
信泉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志却十分宽厚，一副热心 肠。他一生中从没有整过人，对整过他的人也从不记私仇，而以善良之心对待那些整过他和犯过错误的人。炮兵一位首长在“文革”中整过信泉和我，后来他也遭受迫害，被关在农场劳动。他的爱人想去看他，又没有车，就找到我家，信泉同志二话没说，派自己的车送她去农场。信泉的一位老战友“，文革”中成了头面人物，后来他受到处罚，他的孩子们受到株连，生活极端困难，孩子们说“：吴伯伯俞阿姨心眼好”，就找到我们家，我们热情的接待了他们。信泉说“：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鼓励孩子们要好好的生活，要相信党，总会慢慢落实政策的。我们给了孩子钱和粮票。信泉去世后，这位老战友给我来电话，说他们全家哭了一夜，他说：“我对不起信泉，他是我最好最好的老战友，再没有第二个了。”信泉的一位老同学“，文革”中批示将我们的女儿抓了起来，关了近三年时间。后来他被处罚，他的小儿子一度无家可归，找到我们家来，我们没有嫌弃他，让他住在家里，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这位老同学的问题处理后，专程来到我们家，一见面就和信泉紧紧拥抱，流着泪说“：老吴啊，我整过你的的孩子，而在我困难的时候，你照顾了我的孩子。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也是来向你致谢的。”信泉说“：你不要那样说，照顾孩子是应该的，你也受苦了。”在“文革”中，信泉最反对以人划线的派性斗争，主张不管哪派，即使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都应根据德才分配工作。他在炮兵工作二十多年，无论哪派群众对他都很信服，由衷地尊敬他，爱戴他。
信泉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在他们身处逆境时，他竭尽全力给予帮助叶帅被发配到湖南时，他的女儿叶向珍一度失去工作，托人找到我们请求帮助。信泉同志对我说“：这件事一定要办。”我找到当时在北医支左的炮兵干部，将她改名江锋送进北医上大学。毕业后，信泉找了周世忠同志，将她收回部队当了一名军医。1977年，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大姐到家来找信泉，希望托人将儿子罗东进调出七机部。当时信泉和我都在挨整，但他丝毫没有推托，他说：“罗帅就这么一个儿子，老帅的儿子应该继承父业，这件事要办，就调到炮兵来。”信泉通过汪洋同志（汪在七机部支左）将东进调出，又与炮兵联系安排在科研处当参谋。那天，我去军需科领来军装，钉好领章，让他穿上，带他到科研处报到。
信泉同志热情好客，到北京来的老战友、老部下都要请到家里来吃顿饭。去外地出差，他再忙也要抽时间去看望老战友、老干部和烈属，去东北总要回老部队看看。炮兵大院里的干部、战士、职工、家属有了困难都愿意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从来不嫌麻烦，不推诿，能帮就帮。信泉常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眼睛向上，而要眼睛向下，密切联系群众，体谅群众疾苦，能办的事就要尽力办，不能推托。”信泉同志一生做了许多好事，他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逝世后，来了那么多人为他送行，真诚的泪水是对他一生崇高品德的深情怀念。
最后的战斗
1982年，信泉同志从中纪委退下来以后，便以极大的热情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撰写军史、战史的工作中去。他几乎每天都坐在写字台前，或审阅修改史稿，或一笔一划的写作。我多次劝他，由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他执意不肯，说：“这都是我自己的工作，又是自己亲历的事，应该自己写，自己动手做。”他还说：“写东西这个任务，不是上级给的，也不是党给的，是我自己给的，我作为革命战争幸存者之一，有责任把革命历史写清楚，留给后人，这样才能对得起牺牲的无数革命烈士。”正是对烈士们的深情怀念之情和寄希望于后代的老一辈的胸怀，激励着他给自己加码再加码。
写三十九军军史更是他日夜悬念的事，他在军史座谈会上说：“作为一军之长，军史如果写不好，我对不起培养这支老部队的我的老首长和在我身边倒下去的我的老战友及众多无名英雄。在战争年代，很多战士牺牲了，没有留下名字，使他们成了无名英雄。我们这些人有爱人、有家、有孩子。死去的人什么也没有……”讲到这里，他哽咽了，坐在身边的傅秉辉军长掏出手绢给他拭泪，在场的人无不感动。他将自己的材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军史办，多次与军史办同志交谈。军史初稿写出后，他不顾自己频繁发作的心绞痛，每天扒在桌上边看边修改，用多天时间全部多条修改意见。我敬佩他，又看完，提出20条修改意见。我敬佩他，又心疼他，快80岁的人了，心脏病又那么重，却像年轻人一样干，怎能受得了呢？硬说不行，有时我不得不半开玩笑地说“：起立！立正！齐步走！”把他叫起来，走几步，休息一会儿。超负荷的工作又一次摧残了他的身体，终于累得心脏病加重，住进了医院。
这些年来，他参加撰写了《苏北抗战斗争史》、《红25军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八路军丛书》、《抗美援朝战史》、《三十九军军史》、为《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撰写了《新四军第三师》等条目。除此之外，他还将1941年以来自己写的回忆文章、报告、战斗工作总结等，编辑成16开本18册，约180万字，名为《战斗、工作、生活》，发给个孩子每人一套。信泉参加革命66年，他战斗了66年，这十年来，他把最后的宝贵时光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撰写军史、战史工作，唯独没有留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写自己的传记。想到此，写到此，我黯然泪下。我决心和孩子们一起去完成这件事，以告慰信泉的在天之灵。
倾注心血的一本书
朝鲜战争是我们中国军队与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军队的较量，并取得伟大胜利的一次战争，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值得骄傲的光辉的一页。但是，由于彭德怀元帅被打倒，连亲历这场战争的人也不敢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老总平了反，信泉同志无比高兴，他对我说，一定要写出一本抗美援朝的回忆录，并为这本书起了一个名字：《三十九
军在朝鲜》。从此，他便开始整理材料。但由于人力、物力等多方面原因，他未能如愿。1987年，他75岁，而且心脏方面原因，未能如愿。病已经很重，但是他下了最大决心，要写出这本书。他说：“写这本回忆录，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要向后人展示在这场现代化战争中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彭老总的英明指挥，三十九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长眠在朝鲜三千里江山的英雄浴血奋战、勇于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如果不写或是写不好，我作为一军之长，上对不起彭老总下对不起在我们身边倒下去的战友、烈士和无数无名英雄，对不起现在的全军指战员。朝鲜战争是我军有史以来所打的最艰苦、最残酷，也是最辉煌的一次战争。把它记载下来留给后人，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他将他写的万字的提纲又经充实、修改，确定下来，又和秘书一起把几百万字的历史资料整理一遍。他认真细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让秘书将地图铺在地上，他扒在地上校对地名，76岁高龄且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老人，如此拼命，如不是亲眼目睹是难以相信的。1988年1月、11月我和秘书陪着他两次冒寒去东北三十九军驻地，请来当时战场上的军、师、团的干部50多人，他亲自主持座谈会，像当年指挥打仗一样，手持教鞭，在地图上指点着，非常准确地回忆着当年每次战役的地点、时间、兵力部署和战斗结果，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他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惊人的记忆力而感动和叹服。他跑了三个师，录了17盘录音带，终于又累得病倒了，患急性心力衰竭，住进沈阳军区总医院。此后，他的心脏病进一步加重。但是，他不仅不停止工作，而紧迫感使他更加紧了步伐。1990他又写出了第二个提纲，1991年2月 找到了执笔人，将十几万字的提纲和几年百万字的材料交给他。由于此时兄弟部队的抗美援朝回忆录已出版，并用了书名，信泉同志把书名重新拟定，改为《朝鲜战场--1000天--39军抗美援朝记事》。在起草过程中，执笔人提出上百个问题条目，他又一个一个地写成短篇文章，又提供了万字材料。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念念不忘，全心记挂的还是这本书。1992年春节，在对我和孩子们讲话中在他的遗言中，他再三说：“我希望我能亲自过目，要实事求是嘛。”可以说，信泉同志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写这本书，这本书倾注了信泉同志的全部心血。
信泉同志去了，未能实现他的心愿---“亲自过目”。但是，有他留下的大量宝贵的材料，有他许多健在的老战友和老部下，我将继承他的遗志，将这本书写实、写好，实现他的心愿。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自从1977年信泉患上心脏病，15年来多次报病危，多次住院抢救。他每次住院我都陪住，医生护士们说我们是形影不离的老夫妻。不少人劝我白天来，晚上回家睡个好觉，但我都没有同意。信泉同志不仅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老首长，照顾他、护理他是我的责任。信泉同志同疾病作斗争的顽强毅力和对待生死的彻底唯物主义态度，深深地感动着我，我从内心佩服他、爱他。信泉同志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战争年代又经历了难以记述的艰苦磨难，他多次身负重伤。遗体火化后，从骨灰里还捡出两块弹片。这些，炼就了他刚强的性格。他很能吃苦忍痛，是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他的病很重，但从不诉苦，从不娇气，每次住院从未向医生提过任何要求，他常说：“一个病人要做到听医生的话，照医生的意见去办，做医生的好病人。”他犯心脏病时，总是自己先含药，缓解了就不让我叫医生。所以，医生都知道：“如果吴副司令员打灯了，肯定是病情严重了，不可掉以轻心。”有时夜里犯病，他心疼我，不愿叫我起来，自己偷偷含药。在病危的那些日子里，我心焦如焚，但他却非常安详、坦然，视死如归。他对我说：“我从一个放牛娃参加革命，今年已以是66年了，党关怀培养我，给了我一定的地位，我已经非常满意了。我经历过战争年代，运动中又多次挨整，能活到今天就不错了。惠如，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一旦我离开你，你不要太悲伤。我得心脏病15年，都靠你照顾，我住院你陪我，我服药都是你为我一粒一粒配好装在瓶子里，一天四次给我吃，你是我的好妻子，也是我的好医岁和生，我永远感激你。你16岁和我结婚，也没过上个好日子，战争年代我们同生死共患难，运动中你受我的株连，我生病你又要日夜照顾我，你对得起我，已经对我尽到责任了，而我却永远对不起你……”听着他说，我眼泪止不住地流。死亡对于人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考验，信泉同志经受住了考验。战争年代他不怕死，在病魔面前，他毫无惧色，正像他自己说的，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遗言
1992年1月16日下午，信泉让我将二女儿淮阳叫到医院来，让女儿拿笔记下他的遗言。我一听心如刀绞，泪如雨下。我说：“不要写，你的病会好起来的，现在用不着写。”女儿也含泪劝他不要写。他挥了挥手说：“你们不要讲了，我自己的病我知道，我是唯物主义者，我要留下遗言。”他坚持要讲，我只好同意。他没有一点悲哀的神情，那么平静、安详。他慢慢地讲，女儿一条一条地记，我在旁边听。他叮嘱我，死后什么仪式都不要，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他家和我家的亲戚都不要来，只要我和孩子们以及秘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为他送行。我说：“东北的两个老秘书也要通知吧？他们已经来了好几次电话询问你的病情。”他说：“不要。如果他们来了，东北的人就都要来，不要惊动那么多的人，给人家添麻烦，也给组织上添麻烦。”信泉就是这样，永远体贴别人，为别人着想，一辈子不给组织上添麻烦。他说他要穿上军装，钉上中将军衔。他打了23年的仗，他对军队、军装有着特殊的感情。“文革”中，造反派扒下他的领章、帽徽，每扒一次，就让我给钉一次，他念念不忘他是个军人。他说，他要将遗体捐献301医院，对此，我有些不忍。他说：“有用的东西，用在别人身上，这不是件好事吗？也可以看看我的心脏，到底是怎么回事，让医生们去研究，将来也能更好地治疗得了我这种病的人。”我流着泪同意了。他说：“把我的骨灰在北京找个地方埋上，栽一棵松树，可以美化环境，孩子们也可以去看看。”我说：“要不要留下一部分，放在八宝山？”他坚决地说“：不要。”信泉过去就曾多次讲过，他死后不进八宝山。他一生淡薄名利，死后也不愿论官排位，高高在上。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还要回归大地的怀抱。他叮嘱孩子要照顾好我，叮嘱孩子们要教育好第三代，叮嘱孩子们要团结，他希望我们这个大家庭永远团结。他的句句话都显示出他的本色，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一位老将军的本色。
信泉去世后，我他的遗言办了，告别仪式是孩子们办的，从起草、印刷生平，接待来宾和安排食宿，购置花圈，布置会场，维持秩序，全部是我们的孩子和孩子们的朋友办的，没有花公家一分钱。
我的送别
我和信泉结婚52年，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宝贵的品格，所以我就越加敬重他爱他。我俩相亲相爱，心影相连。战争年代他在前方我在后方，但是我俩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战争结束6年之后，他就开始挨整，整整整了21年，我们互相安慰，互相鼓励，携手走出困境。晚年他得了心脏病，他住院，我在医院陪他，一张小小的行军床一住就是几个月，有时他劝我回家休息一下，但是我心里听到的是：“惠如，我不希望你走，我一时也离不开你……”他依恋我，我依恋他，我俩相依为命，渡过了52年漫长而美好的时光。
几十年来，政治上我向他学习，生活上他听我的安排，做什么吃什么，给什么穿什么。我照顾他，他心疼我，每次吃饭有营养的菜我都夹给他，但他又往我碗里夹，要我也吃。我们孩子多，没有积蓄，孩子们大了，工作了，都很孝顺，给我们买了蜂王浆等补品，我给他吃，他说：“你也要吃，你不吃我也不吃。”后来他的病越来越重，夜里还要加服一次药，我就上好闹钟，夜里起来给他吃。我每天在他午睡躺下和晚上睡下都用风油精给他按摩头部、颈部、脚心。最后一次住院他病重卧床了，他不能看电视，也不想听收音机，我就每天在午睡醒来和晚上睡前给他唱歌，唱京剧、黄梅戏。年轻时，每天晚饭后我到连队去教唱歌，他就在操场等我，他吹口琴我唱歌。他最喜欢听我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浏阳河》、《茉莉花》、《天涯歌女》，还有黄梅戏、京剧。我每天给他唱，让他高兴。我想，他高兴就不会犯病，对他的病有好处。我每 次给他唱完他都微笑着说“：再唱一个。”
后来他报病危，上了特护，不让我陪住了。我哭了，我找到院领导也不行，我要离开他了，我说：“信泉，你住院我一直陪着你，现在上特护，不让我在这陪你了。”他拉着我的手说：
“惠如，你对我尽到责任了，你每天24小时不离开我，给我喂水喂药，你该休息一下，等我好些你再来……”他虽然这么说，却拉着我的手不放，我知道他内心还是不想让我走。我流着泪离开了病房。为了能时时去看他，第二天我办了手续也住院了。
第三天我去看他，见他戴着面罩，我一下昏倒在地，孩子们把我抬到文娱室沙发上我才醒过来，从此不让我进去了，我真后悔为什么要昏倒，否则还能多看几眼。一天以后，信泉就永远地离开了我。
信泉安详地躺在床上，我流着泪给他洗最后一次脸，梳最后一次头，躺在他的身边为他唱了最后一支歌“天涯呀海角，是组织上把我俩相结合，小妹妹唱歌你把口琴吹，信泉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前方呀后方，打起仗来都是一样，小妹妹我在后方心在前方，信泉呀，患难之交恩爱深。”孩子们扶着我将信泉送到太平间。
泪水伴着我度过日日夜夜，我无法想象失去他我该怎样生活。但是想到他生前留下的遗言，我渐渐振作起来。抗美援朝回忆录还没有完成，传记还没有写，这是他移交给我的任务。我还要给他出一本纪念册，这一切工作都要我来做，我只有将深切的思念化作无穷的力量，认真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我每天发信、收信、编辑、校阅、写作，我在办公桌前整天整日的忙碌着，我找到了我生活的位置。我一定要努力完成这个重大任务，否则我对不起他。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念亲人的时候，泪水常常浸湿枕头。信泉：虽然时空隔离了我们，但是隔不断我俩的心。流走的是悠悠岁月，留下的是你我最真挚的爱。天路遥遥，仰望星空，我看见你微笑的面容，我轻轻地唱，唱出我心中的爱，唱出我心中的思念，让这爱永远永远伴随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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